负重沈阳
沈阳的质感很厚实。这里没有吴侬软语，却有“大碴子味儿”十足的东北话；这里没有江南水乡的桨声灯影，却有机器轰鸣的车间厂房。
沈阳的历史很悠长。从清朝的“盛京”、“奉天”一路走到“共和国装备部”、“东方鲁尔”，整个中国工业文明历程中的每一步，都能在沈阳找到对应。
沈阳的脚步很缓慢。一如王兵那部长达9小时的纪录片《铁西区》所呈现的那样，镜头不疾不徐，平淡而略显落寞，沉重又带着些许苍凉。
街头、广场随处可见的钢铁城雕，星罗棋布的大小工厂，每日夜间在主干道穿梭行驶的重型卡车，这些流淌在城市血管内的物质，使得沈阳的肌体十分庞大，庞大到街头随便搭乘一辆出租车，司机都会不无自豪地告诉你，如果国家要设立第五个直辖市，那么一定是沈阳，佐证之一便是沈阳的区号——024。
如果每个地方都是中国的子女，广东就是头脑聪敏，富有创造性和胆量的小儿子；苏州则是灵秀温柔，备受宠爱的女儿，而沈阳，当仁不让是中国的长子——担负着最重的责任，也承受着最大的压力。
荣耀与痛苦，都是这座城市的记忆，而随着这记忆被封存在工人村生活馆的俄式红砖小楼里，被陈列在中国工业博物馆的展厅里，被湮灭在当年有“国企一条街”之称的北二路如今新兴的繁华商圈里，被铭记在十年间“东搬西建”焕发生机的铁西区里，沈阳就带着这荣耀与痛苦并存的记忆再次出发。
沈阳的步伐依然沉重，也因为它的负重，沈阳让人心生敬意。
铁西，一个庞大的寓言
1999年末，青年导演王兵单枪匹马，仅带着一台手持DV进入铁西区拍摄，在那里消耗了18个月的他，逐渐发现了一个世界，它庞大、深邃、没落。但与此同时，生机勃勃的创造力，每天都在废墟之上发生。
在这部长达9个小时的纪录片里，王兵用一双沉默的眼睛注视着这个即将消失的世界，冰天雪地的铁西区、巨大的工厂、蔓延的铁路、缓缓行驶的火车、路边上的残冰和枯树、哈着气的行人、低矮杂乱的艳粉街棚户区里追逐打闹的少年⋯⋯这些鲜活的影像，就是铁西区留给人们的记忆。
而事实上，铁西区的存在感，常常会超越沈阳，甚至整个辽宁。铁西区，是一个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话题。特别是对于装备制造业而言，“中国看东北，东北看辽宁，辽宁看沈阳，沈阳看铁西”，并不夸张。
1951年5月1日，在国际劳动节的庆典上，一枚金属国徽挂上了天安门城楼，许多人并不知道，这枚至今熠熠生辉，代表着我国当时最先进铸造水平的国徽，来自沈阳第一机床厂。作为全国建立最早、规模最大、门类齐全的重要工业基地，铁西区曾经创造过共和国工业史上数百项第一，这荣耀属于铁西，也属于沈阳。
11月初的东北，气温已降至零下，在一片深秋景象中，位于铁西区赞工街的工人村生活馆显得格外萧索。始建于1952年的“工人村”，是国家“一五”期间随着产业工人队伍不断壮大而建设的工人居住聚集区，据介绍，从1952年到1957年，沈阳市共建143栋苏式建筑，形成了总占地7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40万平方米的苏式风格建筑群。
当年在沈阳率先实现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工人村无人不晓，第一批住户多为国营大中型企业的厂级干部、劳动模范、高级知识分子、高级技术工人。其中，最为知名的当属时任沈阳第一机床厂总工程师兼第一副厂长的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叶选平。
王丽真，69岁，祖籍山东临沂，她在沈阳劳动公园附近一家小面馆里做些杂活儿为生，提起“工人村”，老人颇有些激动：“我姐夫是当年住在工人村宿舍的工人，那时候大家都羡慕姐姐嫁得好，但是后来厂子‘黄’了，姐夫也早早去世，后来连‘工人村’也拆迁了，70多岁的姐姐现在只能和儿女住在一起。”
吕宝义是原沈阳电缆厂的一名工人，1986年参加工作的他，因为工厂陷入“三角债”危机，原料进不来，产品出不去，陈旧的设备无法升级换代，银行贷款连工人工资都无法支付，企业陷入举步维艰的困境，1998年，吕宝义下岗失业，他先后做过业务员、印刷厂临时工、剧场舞美、保安等工作，生活拮据。
出租汽车司机张师傅和妻子二人是原沈阳冶炼厂的双职工，在上世纪90年代前后，该厂出现严重的亏损、资不抵债状况，2000年8月，该厂宣布破产。张师傅和妻子双双下岗，每人两万元买断工龄，开始自谋生路。实际上，原沈阳冶炼厂不仅是铁西区破产倒闭的第一批企业之一，还曾是我国最大的污染企业，占地36万平方米的这座体量庞大的工厂，在过去排放的二氧化硫占沈阳全市总量的42％，铅尘排放量占全市总量的98％，是沈阳市最大的污染源。
“我们想创造一个世界，但最终这个世界崩溃了。”导演王兵说过的这句话在《铁西区》摘得世界级纪录片大奖之后，被众多媒体引用。
事实也的确如此，“一五”、“二五”时期，新中国将六分之一的财力倾注到了这片占地40平方公里的工业热土上，北二路两侧，聚集了37家国有大型装备制造业企业，仅一个沈阳重型机器厂就为装备中国贡献了70个“第一”。
“以前，铁西有57条铁路专线，火车可以直接开进工厂车间，运送货物，铁西是沈阳最富有的区域，要是能在铁西的工厂做一名八级钳工，风光程度不比现在的明星差，姑娘找对象都爱找铁西的工人。”提起铁西区辉煌的历史，老铁西人滔滔不绝。
就是这样一个曾经为铁西人、沈阳人带来荣誉感的世界，在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阵痛中，却迅速地没落了，颓废了。
那些“黄”了的企业比比皆是：1986年8月3日，沈阳防爆器械厂宣告破产，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家正式宣告破产的国有企业；1996年11月，沈阳拖拉机厂召开了一次各路债主大会，每人发了一根香肠以示安慰之后，这个生产出中国第一台拖拉机的大型国有企业宣布破产；三一重工工人们曾编出顺口溜：“干活没手套，洗手没肥皂，开资没准号”，表达企业所处的窘境；北二马路从“国企一条街”变成了“亏损一条街”；领不到工资的工人们时常堵住建设大路，这条路也有了另外一个名字“建设银行”。
在沈阳铁西区委宣传部工作人员石巍的印象中，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的几年中，那些连最卑微的生活愿望都得不到满足的工人们堵路是时常发生的事情。据统计，2001年一年中，沈阳市主干道建设大路因工人上访引起的堵路次数为186起，平均两天一次。
一组数据能够更加直观地表达那段铁西人痛苦甚至有点悲壮的记忆：95%以上的企业亏损；90%以上的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30万产业工人中，13万人下岗；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高达90%，负债总额达260亿元⋯⋯
铁西区的巨大困境，是整个沈阳乃至整个东北的缩影，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僵化和多年来只“抽血”不“输血”的发展方式带来的企业冗员、债务包袱、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问题，“东北现象”成为弥漫在这片黑土地上空挥之不去的阴霾。
摆脱宿命的十年
从沈阳地铁铁西广场站乘坐一号线，半小时左右到达中央大街站，出站口便是沈阳鼓风机集团新的厂址，而相隔不远，便是沈阳机床集团。每天清晨，一号线从市区行驶到经济技术开发区，运送着数以十万计的产业工人到达他们的工厂。这座有着“东方鲁尔”之称的城市，就在这隆隆的巨响中，迈着他沉重的步伐，开始了新的一天。
如今，大批大型装备制造业企业聚集的开发区，道路宽阔，空气洁净，厂房齐整，与十年前老铁西区的脏、乱、差景象判若云泥。沈阳，曾经是“东北现象”的典型代表，而要摆脱这沉重宿命，必须解决两个问题：“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而答案就是四个字“东搬西建”。
2002年之前，铁西区土地面积40平方公里，不少企业厂房狭小、设备陈旧，甚至有的企业，直到它破产倒闭的那天，还在生产建厂时的产品，要改革，首先要把这些奄奄一息的企业盘活。
铁西重生的路程，是从土地开始的。石巍向记者介绍：“就是利用级差地租，将那些濒临倒闭的企业搬迁到经济技术开发区，出让其原先的土地，用来做商业开发，获得的收益用来对企业进行技术改造，企业搬迁到开发区，同时也获得了一个更大的空间。”据石巍介绍，过去铁西区的商业、服务业所占比重几乎为零，偌大的铁西区，只有铁西百货一家商场，而现在，以万达广场、宜家、红星美凯龙、星摩尔等为代表的一批大型商业项目正在过去破败不堪的废墟上崛起。“对装备制造业进行技术升级改造，大力发展商贸、服务业，吸纳大量下岗失业人员，铁西区的改革，就是按照‘壮二活三’这个思路来进行的。”石巍说道。
其实，“东搬西建”也是一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事情，铁西区这个重度污染，出门都不能穿白衬衣的地方，要搞土地出让，会有人买吗？产业工人们“以厂为家”意识浓厚，即使工厂已经濒临破产，他们仍对“卖地”这一举措心存疑虑，已经退休的人关心搬迁后退休金能否按时发放，尚未退休的关心工厂和个人能否在搬迁后获得重生的转机。
69岁的全国劳模、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获得者杨建华，在沈阳鼓风机集团工作了几十年，自十几岁就开始在车间学徒，“学徒学徒，三年为奴”，回忆起当年的岁月，他百感交集：“在工厂纷纷倒闭的时候，沈鼓还在硬撑，当时厂领导立下的誓言就是，沈鼓要做最后一家破产的企业。”对于许多杨建华这样的工人来说，工厂已经成了他们生命的一部分，要说服他们接受搬迁改造，难度可想而知。
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历史选择,摆在了所有人的面前：2002年6月18日，沈阳市委、市政府作出铁西区与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合署办公的重大决策；2002年8月17日，铁西区第一户搬迁企业——低压开关厂开始了搬迁改造，拉开了“东搬西建”的序幕；2002年9月13日，位于铁西区的原沈阳市第一、第三毛纺厂的地块以每平方米1600元的价格挂牌出让给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这一个个的历史节点，标志着满身荣耀又满身伤痛的铁西区10年来浴火重生的路径。
沈阳机床集团也是首批搬迁到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大型装备制造企业之一，宣传部的杨新伟自2001年大学毕业就来到沈机集团工作，年轻的他满怀激情来到沈机的车间，却发现60%—70%的设备都停止了工作，工人们都是“闲半拉膀子干活”。
自2002年至今10年在沈机集团发生的巨大变化，杨新伟都是亲历者，也是受益者。带记者走进沈机集团总主厂区，他颇有些自豪地说：“现在这个主厂区占地74万平方米，比搬迁之前三个位于铁西、大东和于洪三个区的厂区面积总和还要大，有的设备本身就非常庞大，要是放在过去的厂房，设备根本无法安放。”
搬迁之前的沈机集团下属的沈阳第一机床厂、第二机床厂（中捷友谊厂）、辽宁精密仪器厂等企业均各自为政，“大而全，小而全”的问题普遍存在。而搬迁之后，沈机集团将各企业的普通产品、数控产品全部集中，按照车类、镗铣类、钻类等类别成立事业部来统一管理，真正实现了资源的整合。
2002年，在美国芝加哥国际机床制造技术展览会（IMTS）上，沈阳机床集团带着产品参展，却被主场馆拒之门外，这深深地刺痛了刚刚走马上任的沈机集团总经理关锡友的心，代表着中国机床业最高水平的企业，国际排名竟然落到了第36位。
从那时起，沈机集团技术改造，转型升级的步伐就从来没有停止过，2011年10月，沈阳机床集团成功开发了当代先进的智能化运动控制系统 ，打破了由德国西门子、日本FANUC等的技术垄断，为“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的转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2012年再赴芝加哥，沈阳机床不仅占据最显眼的展位，而且当场斩获500万美元订单。根据世界权威调查机构——美国加德纳公司发布的结果，2011年沈阳机床集团完成销售额180亿元，全球销售收入排名第一。
2012年12月12日，在CCTV第十三届“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选颁奖盛典上，沈阳机床集团董事长关锡友荣膺“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称号。从2002年上任，到2012年带领企业登顶世界机床业巅峰，关锡友个人的经历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振、铁西区的重生路径恰好走过了相同的路径，正如杨新伟所理解的那样，“没有国家的政策，沈机集团不可能在短短几年时间从名不见经传的位置一跃成为全球经营规模第一的企业。”
一盘很大的棋
2012年4月12日，沈阳占地40平方公里的宝马新城规划出台，在未来5-8年内，华晨宝马企业可达到年产宝马整车40万辆，生产宝马发动机80万台，加上一批宝马零部件配套企业，这个宝马基地的生产规模将超越美国、德国，并将为沈阳的汽车产业发展注入强大的动力。
宝马为什么要落户沈阳？在石巍看来，这源于沈阳工业基础好，产业工人多。他说：“宝马来到沈阳招工，工人排队去报名，在沈阳找个八级钳工是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如果到别的城市，就很可能面临‘用工荒’的问题。”
半个世纪以前，40平方公里的铁西区是沈阳最大的财富和骄傲，如今，这个与老铁西面积相等的宝马新城，已经产生了强大的拉动力：2012年5月1日，世界500强法国延锋彼欧投资建设的汽车外饰工厂开工建设；9月1日，全球著名汽车配件制造企业西班牙海斯坦普北方生产基地一期厂房将竣工。在可以想见的未来，这个宝马新城在产值上实现“再造一个新铁西”不是梦想。
工业转型升级，沈阳在下一盘很大的棋，而除了对装备制造业的改造、升级，沈阳还着力打造大东区汽车产业聚集区和浑南高新产业聚集区，以期促进工业整体水平全面提升。
“调整改造不是就企业抓企业、就工业抓工业，而是资源的整合、产品结构的优化、产业布局的调整和城市功能的再造。”装备制造业曾带给沈阳无比的荣光，也曾带给沈阳沉痛的教训，也正因如此，沈阳的改革之路，不是简简单单地就某一企业某一行业进行技术改造，而是从整个城市着眼，从这个意义上说，沈阳所做的事情，与广东正在做的“腾笼换鸟”有异曲同工之妙。
“一批重点骨干企业和高成长企业加快向产业链高端挺进。机床、沈鼓、北重、三一等大型装备企业运用云制造平台以及物联网等技术，加快向服务型制造发展。”以沈阳机床在国内开创的4S模式为例，那些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从不考虑市场因素的企业，已经开始迈出了制造商向工业服务商转变的第一步。
而经过区域布局的整理和集中，沈阳的工业结构也更加完备，形成了新型产业体系框架。沈阳发改委工业处处长王宁介绍，目前沈阳确立了以机械装备、汽车及零部件、化工医药、钢铁、有色金属、农产品深加工、航空、电子信息等8个优势产业为代表的新型产业体系，其中，机械装备、汽车及零部件、农产品深加工和电子信息等4大产业总量规模均超过了千亿元。
后记
“2011年，沈阳全市完成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2961亿元，同比增长16%，在副省级城市的排位，已由2005年的第10位提升到2010年的第4位。”
这座深陷“东北现象”泥沼的“下岗之城”已经获得了重生，而重生后的沈阳，在经济数字的增长之外，工业文化的痕迹也愈发鲜明：原沈阳铸造厂巨大的厂房，被修建成了博物馆；2012年，沈阳中国工业博物馆开馆，场馆门前七块来自沈阳铸造厂的铸铁上，镌刻着中国工业发展的历程；“一五”时期的工人村生活区，现在只保留下七座红砖小楼，里面原样陈设着那些充满历史感和生活气息的生活用品，生动、鲜明，仿佛能触摸到它们60年前的温度。而在那曾经喧嚣过、沉寂过的土地上，流光溢彩、繁华锦绣，新的城市和新的生活，正在生长。
这就是沈阳，当之无愧的共和国工业文明之子，让我们认识他，了解他，感知并理解他，然后，向他致敬！
（本文首发于《商周刊》2012年第2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