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再突破
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发生的种种奇迹，首当其冲的是中国崛起了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三个经济实力最强的地区。在国家发改委去年年底印发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这三个地方是国家确定的优化开发区域。国家发改委对“优化开发”的解读是：经济比较发达、人口比较密集、开发强度较高、资源环境问题更加突出，从而应该优化进行工业化城镇化开发的城市化地区。
这三大地区的经济总量占全国经济总量的40%左右，而从“十一五”期间到“十二五”伊始，“优化开发区”省市均有两至三个重大发展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如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粤港澳合作框架协议》，山东的《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和浙江省的《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也许与30年前相比唯一不变的变化就是：区域竞争仍将相当激烈。
不过无论从开放的深度、广度，还是规划层面的整合度、长远度，这一轮从规划到实体的区域竞争，都是1984年确定的天津、大连、青岛、宁波、福州、广州等14个沿海开放城市的升级和深入，而它们也是目前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
纵观从北向南的经济活跃地区和国家战略，不难看出中国对整个沿海地区再次进行全面部署的新意。如果说上世纪80、90年代中国设立经济特区、明确沿海开放城市等，是以“点”的形式对沿海进行布局，初衷更多是“立足国内”，“激活”改革开放，那么新一轮沿海区域发展规划的战略设计，则是在寻求和确立中国在未来世界经济格局中的战略发展坐标。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北部湾、海峡西岸，以及江苏、辽宁沿海、山东、浙江，这标志着沿海地区新的起步，是中国走向世界的整体姿态；各个地区在国家第一次整体整合国土空间开发、定位区位功能时，则务必迅速归队，找准属于自己的位置。
舟山群岛，继上海浦东、天津滨海、重庆两江之后的第四个新区，将在多大程度上调动资源、资本，浙江能用它做多少事，再次给人以无数想像。
“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曾发生过一次严重的滞涨。由于大多数国家采取了扩张性的财务政策以及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流通货币量的增加。持有钞票的投资者没有把钱投资到制造业上，而是投资到当时发展迅猛的金融服务业，导致滞涨进一步深化。直到日本、德国等国家找到以制造业和科技创新为核心的新产业兴奋点，资金找到了更有利于制造业发展的新流向，情况最终得到好转。”
以上是记者在杭州采访时，收听到的一档黄金时间广播节目播放的内容。浙江正在用各种方式鼓励和发动本土资本和中小企业恢复信心、开始行动。浙江很明确，自己的民营资本和中小企业是未来发展的内生力量，东部沿海各省市的国家战略已经“无缝连接”，相同的政策蓝天下，浙江要创新地飞翔。
风物长宜放眼量
2011年4月1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及18个部委负责人，在国务院一号会议室听取了浙江沿海综合开发战略研究项目成果汇报。由于《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已于今年1月6日首个获批，3月1日批复的《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去规划》少了些许“首发”的瞩目。但一个月后国务院总理和18大部委对一个省份海洋经济的关注，又吸引了比首个海洋国家战略更多的眼球和话题。
“这是浙江省一直以来的务实态度，在举国体制的规定动作完成后，我们还有一系列成体系的自选动作。”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海洋经济工作办公室相关负责人如此总结。仔细研究浙江省的规划，在整体规划之内又包含两个“子规划”——“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和“大宗商品国际物流基地”。而更为利好的是，舟山群岛新区规划已被编入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并于6月30日正式获批。这些无疑是在向中央传达这样一个信息，浙江既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也知道该怎么做。
浙江省传统上被认为是资源小省，多年来形成了“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风格。政府之“小”，也体现在空间上。浙江省政府院内一栋不高的老式小楼属于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办公室，竟然由省海洋经济工作办公室和省长三角合作办公室的四位处级干部“分享”，这两个负责两大战略的部门的办公用房在内地一些政府部门占半层楼也不为过。
浙江省发改委省海洋经济工作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说：“大规划落地之后，我们以一系列动作来推进落实战略和项目的推进实施，举办了多场与海洋经济相关的招商推介会，以及金融系统与实体经济的对接活动。”浙江省政府层面对海洋经济国家战略的具体推进，体现出了强烈的创新精神和市场意识，这也许是在宏观层面浙江最优势于其他省份的。
3月18日，浙江省委、省人民政府发布了《关于加快发展海洋经济的若干意见》，对国家战略做出具体推进，进一步明确将设立浙江舟山群岛新区、打造“三位一体”港航物流服务体系、发展海洋新兴产业作为其海洋经济发展的战略支点，统计口径制定出较为务实的具体目标：“十二五”期间浙江省海洋经济将完成7000亿元产值，大体相当于山东省“十一五”末期的水平。
3月25日，省委海洋经济专题工作会议召开。浙江省开始全面部署各市、县（市、区）的海洋经济发展任务，敦促相关地区编制自己的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实施方案。与此同时，浙江省开展了省部合作协议，由浙江省不同部门主动与国家部委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以便得到具体的政策支持。“目前已经与交通运输部、国家海洋局、国土资源部以及28家金融机构总部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这位负责人透露。
海洋经济国家战略一经推出，浙江就紧接着开始编制关于海洋新兴产业、重要海岛开发利用保护等专项规划。4月1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及各部门听取了《浙江沿海及海岛综合开发战略研究综合报告》，该报告由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钱正英院士任组长、徐匡迪院士等任顾问，两位泰斗级专家在中央决策层具备相当的号召力，可以说该报告在调研、撰写阶段，就为4月1日之举埋下伏笔，而4月1日的汇报会，又为6月30日舟山成为上海浦东、天津滨海、重庆两江等之后的第四个新区做好了铺垫。一个独具特色的群岛型新区，包含着海洋综合开发实验区和海洋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等多项先行先试内容，这将会多大程度上调动资源、资本，浙江能用它做多少事，再次给人以无数想像。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所长卓勇良说：“政府手中的政策工具很有限，无非土地、税收等，但使用起来有很大的副作用，向A倾斜，就是在‘欺负’B，除非有明确导向，并且向全社会公开的情况下才可以。”
从第二个海洋经济国家战略，到第四个国家新区、首个海洋经济新区，短短四个月，浙江在谋划一个整体战略时所呈现出的线条感和节奏美清晰可见。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最大的挑战来自主动寻求战略调整时的自主创新能力。也许对浙江和很多沿海省份而言，多大程度的创新，正决定着能为自己赢得多远的未来。
浙江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浙江人自己常说，能感受到政府为市民做的很多考虑。盛夏的杭州，每个红绿灯十字路口，都有为骑电动车等红灯的路人搭起来的凉棚，这些蓝色的凉棚在其他酷暑城市几乎没有出现过。浙江省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专家学者，对高层创新力和推动力的源泉意见一致——强烈的危机感。尽管从1994年以来，浙江省经济总量连续17年位居全国第四，仅次于广东、江苏和山东。但与国内其他城市省份相比，却面临着“追兵渐近、标兵渐远”的风险。
卓勇良说：“改革开放30多年，浙江的经济结构几乎没有发生改变，还是个大轻纺比重较高的局面，而这些产业的增长弹性很低。”在中国低端制造业优势式微的大背景下，浙江连续三年增长率全国倒数第五，这更加突出了浙江寻找高增长弹性产业的紧迫性。
从金融危机以来的紧缩银根、强势的国进民退和中央的18亿亩红线，成为紧紧架在浙江民营企业脖颈上的三把利剑。四万亿财政刺激计划大多集中在民营企业无法进入的领域，央企越发强势。紧缩银根又掐断了民营企业的资金血脉，民间资本流动频仍，却无法在制度层面找到合理渠道。种种内忧外患使浙江民营经济气血凝滞，这就是民营经济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浙江省从宏观到微观的困局，几乎没什么过渡，浙江经济就从“青春期”进入“磨难期”。
“国家宏观政策对李书福和马云这样的企业家不会产生太大影响，因为他们已经是完全的企业公民了。一些消极、悲观的情绪主要集中在中小企业主中间。”卓勇良说。为应对危机的宏观调控政策，使中小企业主感到多少有些迷茫，有些人逐渐偏向保守不倾向扩大规模，更有甚者，个别私营业主迷失方向沉迷豪赌，输光了企业的流动资金进而企业破产倒闭。
个别企业的极端表现或许有管中窥豹的嫌疑，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观测到的情况可能更能说明问题。随着成本要素的高涨和2004年以来投资政策的调整，浙江省大量制造业资本外逃成为短期薄利的游资，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进一步冲击下，民营企业加剧了资本外迁和房地产投机、金融信贷等行为，制造业投资快速下滑。而与此同时，江苏、上海和广东的制造业企业则适时加快了产业结构调整和人力资本投资。统计数据显示，从2006年到去年，浙江省的民间投资年均增长为15.8%，而江苏和山东则高于浙江10个百分点左右。2009年浙江百强民营企业中，则有七成涉足房地产企业。这不仅导致浙江的产业层次低于江苏、上海，也导致浙江经济增速开始慢于江苏等省份。
浙江的大企业都很健康，但它们的投资都在浙江以外。有人做过粗略的统计，大约浙江企业每投资10元钱，就有6元是在外省；中小企业是浙江的坚实基础，它们却有渐渐失去激情与梦想的危险。浙江省海洋经济工作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说：“把流向外地和金融、地产的资本吸引回本土制造业，是全省正在努力的事情。”
这就是浙江的棋局，旗帜是“海洋经济”，这将是浙江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手段是重化工和制造业，让浙江“重起来”；各路将士是散落于市场各处的智慧与资本，他们要像30年前投身开放大潮时一样二次创业。走到今天的浙江，亟需一面统一思想的旗帜和产业、资本的兴奋剂，才能再次找到领跑中国经济的动力。
在浙江省制造业基础最好的城市宁波，多年来市场经济的高效运转早已渗透到宁波人生活点滴，一个快餐店迎来送往一整天，傍晚时分依然像早晨刚开门时一样干干净净。在国家战略的大旗之下，这里依然是“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务实氛围。仔细梳理《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原文，浙江的目标产业包括海洋运输、临港化工、生物、能源等6大产业，和由多个沿海城市构成的滨海城市带。目前，除了有宁波港为支撑的海洋运输和靠近上海金山化工区的嘉兴市以外，其他产业基本没有清晰的轮廓。但宁波市高新区内的两家企业又让人看到了蕴藏于民间的张力：宁波春和集团2011年截至5月底的工业总产值为59亿元，利润总额4.8亿元；宁波东方集团是中国海缆的第一品牌，两家民营企业在金融危机中都是逆势增长。
春和集团掌门人梁小雷2003年控股浙江造船厂，开始进入制造领域，被称为“浙江船王”。仅在造船领域，还有民营钢铁大王张志祥，早年从事地产生意、后创建舟山金海湾船业的黄善年，均是几年前就纷纷进入造船领域，“民营船王”的头衔或许不会专属一人。民营资本投资造船已经形成的这股资本浪潮，为海洋经济其他产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提供了一个初级范本。从造船这个不大的领域不难看出，流向各处的民间资本转向制造业并非完全不可能，与蕴含于民间的巨额民营资本一样，这些积蓄的力量需要通道。
三月以来，浙江举办了数场招商推介会，浙江举办的推介会，有位美国客商场场参加，说今后与浙江有关的招商推介，只要有“海洋”二字，他必会到场，这令浙江省刚刚开始的海洋经济筹划备感鼓舞。产业层次整体提升，资本大规模流动，一个新区的马太效应，经济结构的根本转变⋯⋯浙江这盘刚刚开始的棋局，既要赢得中央支持，又务必赢得省内共识。然而它最大的使命是——希望。
面朝大海，重新出发
与浙江今天的难题相比，当年烧鞋子、反倾销等等难题都是小儿科，但这个难题却难以被概括和解决，更不是一两件纠结的事情解决好就可以度过。浙江这块命系改革开放的土地，需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制度层面下做出区域经济在更广阔空间地理上的再次生发。
卓勇良认为，如果参照库兹涅茨效应，区域发展的倒U曲线正在到来，浙江作为先富地区，产业升级的难题，增速放慢，与其他地区差距缩小的一天正在临近，今天的浙江只是在宏观政策和种种内外压力下，提前进入瓶颈期。真正让他感到危机的，是经济和社会的无创新、无转型。“前30年我们靠拿来主义，用别人的技术保持高速增长，当低成本难以为继资源环境压力越发凸显的时候，拿来主义不灵了。”
纵观周围崛起的新兴经济体，都是科学、技术创新力极强的，但中国的种种现实，又在阻碍着创新的发生。也许正因为如此，浙江在争取空间和国家政策时做出的原创性的努力，才会发挥巨大的杠杆效应。但浙江也清楚，精心策划的战略多么完美，都不如现实市场中的企业和个人作出的选择更能推动这个地方。浙江做出了一个面朝大海重新出发的参照系，引导着大批企业重新找到信心和希望。浙江不但要一扫2007年以来的低沉与迷茫，更要重拾1978年式的大面积开放和创新。
春江水暖鸭先知，浙江的磨难，也许就是整个中国几年之后将要遇到的。面朝大海重新出发，浙江又替中国去感受海水的温度了。
（本文首发于《商周刊》2011年第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