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杂志的十年见证
2009年，当胡舒立离开《财经》加盟《新世纪》，当了10多年总编辑的王波明，第一次写了篇评论，慨叹“是什么原因让这样一本在中国有着特殊地位的杂志面对如此严峻的挑战？”
近年来，媒体环境和竞争格局，持续震荡变化，王波明的反思，也许是更多杂志人的困惑。
2011年初，“一半是原创，一半是文摘”的《京华周刊》创刊上市，而在此前,“一本很硬朗的杂志”——《中国周刊》改版上市，而远在厦门的《商务周刊》，在他第11个年头走到了终点⋯⋯
处在这个传统市场里面，一本杂志要赢得成功的关键是什么？
答案可能有很多。何力关键时刻接手《财经》主编，短时期内又选择离开，朱学东放弃《南风窗》参与再造《中国周刊》，牛文文离开《中国企业家》创办《创业家》⋯⋯
不管怎么变化，一个传统的道理——创业难，守业更难，谁也突破不了，关键是如何守？所以，从传统市场来观瞻现时的杂志市场走势，是内容为王还是渠道为王？抑或是创新为王？
其实，探讨这样的问题，也许意义不大，一直很专注办杂志的《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朱伟，16年的磨砺没有旁骛，把《三联生活周刊》引向了成功，他认为，《三联》走的是“保守道路”，保守道路在大跃进的时代可能有他的优势。
时值今日，经过10年磨砺的《商周刊》，又开始坚定地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梳理10年的心路历程和新闻履历，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我们的执著坚守，一种想办好也能办好的“固执”，当然还有《商周刊》那渐趋明晰的性格和风格。
本期策划，我们推出这组报道——一本杂志的十年见证，力求把《商周刊》的成长，纳入当下杂志风云变幻波诡云谲的大市场中去，通过对自己的审视和检索，寻求下一个10年更加坚定的坚守和使命。
10年前那个春暖花开的5月，新世纪的第一年，一群人因志趣相投，走到一起，创办了《商周刊》这本杂志。这份跌跌撞撞地诞生、又战战兢兢地成长，终获众多读者好评和认可的杂志，不知不觉中，时间划过了10个春秋。
10年来，我们一次次、一年年，艰难而又执著地记录时代的声音和变革，新闻路上，我们在希望和梦想当中，学习、积累和调整，不断汲取力量，《商周刊》由当初新闻纸黑白印刷，成长为彩色全铜版纸流行版本刊物，找到了适合于自己的新闻风格和市场位置，一个值得冀望的明天，摆在我们面前。
【一】
新世纪的10年，惯用的形容词“不平凡”，也许不足以描述当下正在发生的变化——
这10年，经济快速发展，2010年经济总量达到39.8万亿元，跃居世界第二位，国家财政收入达到8.3万亿元，全年进出口总额29728亿美元，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仅次美国居世界第二；广东、江苏和山东继续稳居前三甲,广东、江苏GDP总量双双突破4万亿元，山东实现GDP39416.2亿元。
这10年，改革在多个领域推进，加入WTO，我们加快了开放的步履，在国际化的空间和视野中，我们逐渐融入世界，但由于市场经济的不完善，加上配套改革的不到位，让改革一度充满争议和质疑，尽管这样，“不折腾”的务实理念，改革并没有停下脚步；
这10年，我们经历了非典疫情，冰雪、洪水、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的挑战，多难兴邦，困难面前，国人愈发理性和坚强。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4万亿的果断力量，保持了经济发展的平稳态势。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和广州亚运，西方在重新认识中国。
这10年，政治和社会领域改革，一直滞后于经济改革，人们对物质的渴望，地方政府对GDP的追求，模糊了其实已经变化了的社会，以及人们的生活和价值观念。贫富分化加快，经济增长粗放，社会问题层生，企业和国民，都在试图重新审视自己。
无疑，我们身处一个繁荣和变革的时代，百年来的工业化强国梦想，依然是贯穿发展的最大命题，时值“十二五”开局，这一命题被赋予“转型”关键词，从此，中国开始换个姿势，继续自己的强国梦想。
这是这样的时代背景，一个极不平凡、极其特殊和多变的时代，《商周刊》生逢其时地具有了世界眼光和宏观高度。也正是这样的眼光和高度，我们选择了深度解读和叙述故事，开始了我们的新闻行走，以青岛、山东为原点，向北、向南、向西，10年的磨练，记录和描述了一个又一个企业、人物、城市以及案例，我们只想在这个变革的时代，能够切出经济社会的几个横切面，希冀通过这样的横切面，展现发展中的真实，抑或是趋势，哪怕是问题。
【二】
与这个变革的时代一起，我们一直在努力尝试办一本有高度有灵魂的杂志，必须学会深度思考，立意高端，这样才能看清中国，洞察世界。
10年来，我们一直都很恪守，即使在最为躁动的时候，“高度、深度，品质、品位”的办刊理念，让我们不失理性。于是，《商周刊》留下了许多至今读起来，仍然让人砰然心动的文字，通过这些文字，完全可以窥见其丰富而又艰难的新闻历程。
2001年，刚刚学会挪步的《商周刊》，没有过多地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更多的是沉下心来，尝试杂志新闻采写，迅速推出深度报道——中国彩电业透析，针对4000多万台年产量、2000多万台年的销量产业现实，给出了中国彩电发展的病症，这也是我们对《商周刊》办刊风格的最好阐释。我们主张让严肃简化，让枯燥生动，以自己独到独特的表达方式和叙事方法，多角度多侧面地透过新锐的笔触和语言，思考并解析事件背后的深层次问题。
我们关心产业，因为只有产业的良性发展，才能担当起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尽管当下产业本身，还存在着很多的不良因子，甚至是结构的不合理、布局的不科学、区域的不平衡，但我们依然希望能够通过媒体的关注，来推动产业发展的点滴进步。诚如我们在《寻找高增长行业》文章写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会有一个加速期，快速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经济结构全面而快速的转换。对产业的发展变化和趋势分析，我们始终没有偏离这样的视角。
我们关心企业，因为企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细胞，也是财富增长的主要载体。回望过去10年，我们报道了很多企业的重要新闻事件、故事和发展中的困惑、问题，这些只是新闻的表面责任，重要的是那些经过我们的深刻观察、分析，给出我们自己独立的思考，并将这样的思考，捧给企业、读者和职能管理部门，不仅还原了事件背后的真实，而且促成了一些变化和进步，这正是我们的价值。比如《青岛软件业的命门》、《零售业危机抉择》、《民企并购之困》、《海信：海外25年实录》，等等。
我们关心城市，城市的发展，城市化进程，并不是一个城市的问题，伴随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财富积累，千年历史的“农业中国”开始步入“城市中国”时代。“十二五”期间，城市化率将突破50%，城市化将迎来新一轮跳跃式发展时期。所以，我们透过城市化的表象，去感受民工潮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意义；透过城市的土地和园区，呈现城市经济的特点和趋势；分析解读城市发展政策、理念，挖掘城市的文化和性格。犹如《写给转型的青岛》这样评说，城市的前途和命运，取决于城市的核心竞争力，不在于这个城市现在有什么，关键是将来有什么。
我们对城市的关注，一直都是在比较的语境下进行的，力求更为客观公正，也希望能够为城市间的彼此发展，互为启发，我们相继推出了《品牌“双城记”》、《再读大连》、《济南转型》、《上海：接力转型》、《成都：一见误终身》、《新重庆印象》等。通过对这些城市的近距离观察和体悟，我们一直在试图读懂这时代的一种社会趋势，一种时代精神，一种人文力量，
从产业、企业到城市，从经济、政治到社会，我们的报道，今天读来，可能还有些许修正的地方，但放到那时那地那环境，无不浸润着我们的追求和理念。因此，我们在关注事件的同时，一直把对人的关注，作为《商周刊》最为灵性的部分，因为，我们对未来抱有美好的期望，相信这个世界会更好。《商周刊》的人物报道，也形成了独有的模式和体例，像对企业家张瑞敏、柳传志、周厚健等的访问，像对新闻人杨伟光、白岩松、吴晓波等的对话。这些文字，今天读来，依然穿透纸背。
【三】
或许在很大程度上，“高度、深度，品质、品位”，是一种非常乐观积极的主张。坦率地讲，一份财经媒体，经常会面对很多诱惑，坚守这样的理念，就意味着要学会抵抗或逃避诱惑。事实上，你在抵抗和逃避的同时，意味着必须做出选择，不可能左右兼得。当商业利益和资本力量被无限放大，这种抵抗和逃避是多么的难得。
10年来，我们很谨慎地对待媒体的话语权，肩扛属于自己的新闻使命，坚守自己的原则和底线，不人云亦云，也不哗众取宠，力求客观真实。因为我们深知，处在这个转型的大变革时代，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更多的事要做，对企业、产业、城市和人的关注，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关注，依然需要我们更多的文字，因为这是我们守望者的责任。
一个10年已经过去，又一个10年已经来临。在未来的行走中，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坚定我们的信仰，坚信文字的力量，为了这个时代赋予我们的新闻使命而百折不挠，百折不回。如是，用诗人汪国真的诗句作为勉励：“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
我们寄望下一个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