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的中国智慧和全球视野——与尤努斯对话精彩实录

这是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的对话;

 

也是传统普惠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的对话；

更是普惠金融领域思想家和实践家的对话。

 对话嘉宾：

贝多广 

中国普惠金融

研究院院长

穆罕默德·尤努斯 格莱珉银行创始人&2006 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段应碧    

中国扶贫基金会

会长

唐宁

宜信公司创始人兼CEO

张国祥  

瀚华金控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富民银行董事长

陈龙 

蚂蚁金服

首席战略官

演讲实录

贝多广：女士们、先生们，尊敬的尤努斯教授：今天春光明媚，我们内心充满了喜悦。非常高兴我们能够安排这么一个对话的环节，这个会议我们实际上跟尤努斯教授已经沟通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今天终于如愿。

尤努斯教授是现在致力于推动全球社会企业的发展。他同时是全球普惠金融的探索先驱，他探索普惠金融的发展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为此，他在2006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我们国内有很多尤努斯教授的粉丝，我也是他的粉丝之一，对他非常仰慕，所以今天我感到非常荣幸，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尤努斯教授。

今天我们还非常荣幸地请来了几位国内的重量级嘉宾，让我们对他们表示最热烈的欢迎。现在我们就进入对话的环节。刚才尤努斯教授特别讲到非常重要的两点：第一点，他讲到年轻人不要满足于当就业者，而是要努力成为创业者。我觉得这跟我们中国现在所提倡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不谋而合。而尤努斯教授实际上正在全球推广“社会企业”的理念。第二点，他特别提到他的小额信贷，从给一个妇女发放非常微型的信贷开始，然后慢慢地从一个村做到十个村、做到孟加拉全国，甚至现在做到了美国，并且在全球都做起来了。

今天我们想比较集中地和尤努斯教授探讨跟普惠金融有关的一些理念。我想在座的来宾以及社会上对于普惠金融感兴趣的人员都有一点困惑，就是普惠金融的概念在中国现在可以说是深入人心了，但是怎么去理解普惠金融，普惠金融到底是为谁服务？它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实际上好像有点见仁见智。

所以我经常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尤努斯教授大概从1976年开始做这件事，用27美金给村庄里的贫困妇女提供贷款。这27美金当时是微型贷款。我们国内很少提微型贷款。大家知道中国有8千多家小贷公司，现在我们说的最多的是小额信贷。这个小额信贷跟尤努斯教授说的微型信贷好像还不太一样。我发现我们中国没有27美元的贷款，甚至也没有270美元的贷款，我们的贷款可能至少2.7万美元，甚至更多，我们管它都叫小额信贷。那普惠金融包含这些东西吗？还是说我们要坚持尤努斯教授讲的微型贷款？大家实际上还是有一点点困惑。

尤努斯教授所服务的对象是最贫穷的人，在我们国家的理念里就是赤贫的人，这是尤努斯教授做得非常成功的一个领域。但是到了我们中国，大家都觉得好像这一块非常难做。普惠金融常常跟我们的扶贫联系起来，大家会说普惠金融难道就仅仅是覆盖这些人吗？往上走的还有很多人也没获得金融服务，我们也应该为他们服务。而这些真正赤贫者是不是就交给政府去管了？对于普惠金融比较基本的范畴、内涵，实际上在我们中国还不是很清晰，至少大家的看法都不太一样。所以，首先我就想从这个角度切入，先让尤努斯教授对这个问题做一个解答。普惠金融到底是为谁服务？普惠金融跟扶贫到底是什么关系？

穆罕默德·尤努斯：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是怎么开始、怎么做的。我们在体系当中有这样一个规则，就是我们从哪里着手。我们的规则是从一个村子开始，找到这个村里面最贫困的家庭，这是我们的起点。等我们到了他们家之后，我们就会看一下，如果他并没有像他所声称的那么穷的话，我们就会说，“你是贫困户，但是还有比你更贫穷、比你更惨的”。我们寻求的是这样的人。后来我们就跟着他或其他的人找到这样家徒四壁的穷人。找到这些人之后，我们就会去沟通微型贷款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一定要从最底层开始，否则的话，你真的识别不出来。

就普惠金融而言，我们实际上避免的就是金融的排斥性，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因为现在我们的金融体系只是针对那些有特权的阶层。所以，如果你要往下走的话，你要把最底层的人包括进来，而不是排除出去。

贝多广：您说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理念，就是你已经搞普惠金融了，已经要覆盖所有的人了，但如果你还要把最穷的人扔给政府，这就跟普惠金融的大理念相矛盾。所以普惠金融的大理念应该是覆盖所有的人群，这一点现在明确了。但是不是对于一个机构来说，那我就专门服务穷人，还是说我可以做不同层次的，比如讲中低收入等好几个层次。也就是说，普惠金融是集中在某一个领域做最低层次的，还是可以覆盖所有层次？在商业模式上您是怎么看的？

穆罕默德·尤努斯：如果你觉得整个社会的每一个阶层需要不同的金融体系的话你也可以这么来做，你也不要说“这就是普惠金融，我们只是关注贫困人”。就普惠金融而言，如果我知道怎么样覆盖最贫困群体的话，我在其他的系统就会水到渠成了，就不需要担心如何服务其他的阶层了。传统的银行体系就像是超级油轮，能远距离、大承载量运输，传统银行体系的借贷能力非常强、还可以远距离借贷。但是就微型金融来讲，我们并不需要传统银行那样的超级油轮，我们需要那种在金融浅滩都能够行走自如的小船只，这样才能覆盖最贫困的人群。所以，我们需要不同的机构设置，并在设计这个机制的时候考虑到灵活性。

贝多广：对这个问题，请问唐宁总裁怎么看？

唐宁：今天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有这样一个机会。1997年的时候我暑假去实习，到了孟加拉，去到尤努斯教授在达卡的办公室，向他请教了很多问题。有一天很晚的时候，我到了格莱珉乡下的一个网点，当时很累了就睡觉了。转天早晨，我问当地的那个行长，“客户怎么没来找我们呢”？他回答我说，“我们这里没有客户”。我问 “你没有客户怎么做生意”？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而是给我一辆自行车。我们就骑着自行车到村里面去找客户。这当时给了我这样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刚才尤努斯教授讲的，普惠金融在做法上可以跟传统金融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我们说，在中国，做普惠金融要弯下腰来、趴在地上、把手弄脏，做普惠金融得有这样一个理念。这是第一点。

在中国，未被传统金融所覆盖的人群中，机会其实非常多。这些人中既有很贫困的人群，也有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目前在经营企业的小微企业人群，还有兼职创业的工薪阶层等，他们的金融需求都是非常迫切的。而普惠金融机构业者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多层次、多视角、多维度的，这是第二点。

还有一个认识，在中国进行普惠金融创新实践来讲，模式的创新和技术的创新也非常重要。刚才贝老师讲，格莱珉模式在中国到底发展得怎么样。其实我可以给大家汇报，其实咱们中国在过去的十几年、二十年已经有很多微型的、格莱珉式的机构，他们是NGO组织，像妇女发展协会、妇联等等，有的是当地扶贫的一些机构，都是按照格莱珉的这样一种逻辑，把很小额的资金，几百元、几千元借给当地的贫困妇女，他们也是走到妇女的家里去，有的一开始也都是用这种五户联保的小组贷款模式，后来也有单一信用的模式。更重要的一点是他们也教妇女如何做更好的自己、如何做更好的生意，也就是现在我们说的能力建设方面的支持。这样的机构一度有上百家，现在也有几十家，而且有一些也是做得很不错的，比如段会长和刘冬文总经理他们的中和农信。所以我觉得其实格莱珉的理念和这种小额信贷、微贷、助农扶贫、能力建设的模式，在中国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当然也还有更大的成长空间。在模式创新和技术创新上，我觉得是大有可为的。

贝多广：接下来请国祥总谈一谈您的看法！

张国祥：普惠金融经过多年的探索，也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大家对它的包容性没有什么争议。但是这个弱势群体是相对而言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国家的发展状况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普惠金融在实践上应该有多种模式。格莱珉银行的探索应该说是比较成功的一个模式。在中国，现在普惠金融有小额贷款、融资担保、保理租赁、互联网金融等各种业态。这些业态的发展都遇到了一个瓶颈，就是可持续。也就是除了包容性，普惠金融还有没有其他的方面？比如综合性、互惠性、持续性？这值得我们思考。

另外，我们认为解决吃饭问题之后，普惠金融还应该解决教育问题、医疗问题、生活环境问题等等。基于此，我们提出了生态金融这样的一个概念，想从生态的角度来延伸普惠金融的服务方式。我们对于生态金融的解决方案就是搭建三大平台：股权平台、债权平台和交易平台，现在基本上搭建完成了。也就是说，普惠金融只有进入到产业链、生态链，才能真正改善人的生存环境。另外，普惠金融和其他金融如何融合，值得我们在座去思考。我们有一些做法，比如说我们小额贷款和保险公司合作。通过我们的交易平台，把我们这些债权再卖出去，来增加资金的流动性，扩大服务能力等等。这就是我们目前在思考的如何转型升级、如何结合中国的实际来做出不同的模式。

贝多广：谢谢，接下来请陈龙教授谈一谈这方面的看法。蚂蚁金服涉及的面很广，既包含穷人，也包含富人，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陈龙：刚才好几位嘉宾提到普惠金融应该是可持续的，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到今天为止还只是一个梦想。看一下数字大家可能就都知道了，比如说现在全世界还有至少20亿以上的成人是没有得到基本的金融服务。成人里面大概有10%以上的人有信用卡，真正的有信贷需求的人大概只有20%的人能够从中得到服务。这是一个成本和效益的问题，不解决的话，不可能大幅度的去扩张，这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现在数字时代给普惠金融带来了什么？仅以中国为例，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我们有很多的金融服务和产品，无论是支付、理财、融资，包括很多的保险、信用，它们覆盖的人群都是以亿计。所以数字技术，实际上给我们的普惠金融带来了无限的可能性。去年G20推出了的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一共包含八条原则。其中第一条原则的核心是说，数字普惠金融是普惠金融的优先选择，这是一个国家战略。为什么呢？因为技术大大降低了成本，为普惠金融的普及带来了可能性，技术是推广普惠金融的核心。

最近中央刚刚出台了一个20多页的“一号文件”，关于如何推动农村的供给侧改革。如果用技术的力量，配合农村的现代化和城镇化，大力推广是普惠金融，用数字技术让几乎所有的人都能够得到金融服务。

贝多广：谢谢陈龙教授。陈龙教授觉得普惠金融大的目标现在还是一个梦想，这个是逐步去实现的。但是技术可以加快去实现这个梦想。接下来，我想请段会长发言。段会长长期在农村进行政策研究，包括农村扶贫的实践，他很有经验。关于尤努斯教授的一些理念，您怎么看？

段应碧：以前研究农村问题时，我基本上对小额信贷不感兴趣，没想到最近这十多年，我成了一个小额信贷积极的推动者，而且成了尤努斯教授的崇拜者。我担任中央财办副主任时，负责中央“一号文件”的起草。我的努力方向就是一条，要求国有商业与国有银行向农村倾斜，多放一些贷款，至于这些贷款收不收得回来，我从来不关心。到了中国扶贫基金会之后，我发现这个思路有点问题，那么多的贷款，包括扶贫贷款给了谁了？因为，真正贫困的农民怎么还找我。

我了解得更多的是小额贷款，我就是搞小额贷款的，我们基金会也支持这个事情。小额贷款关键不是看贷款数额，而是看服务的对象是谁，你是不是服务了那个最低端的那些客户。你为这些低端的客户服务，你就是小额贷款，哪怕贷10万、8万也是，贷3千、5千也是，我就这么看。

政府对这些小额贷款应该怎么管理？我们国家的金融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整顿金融秩序以来，在金融管理上普遍是偏向于谨慎的，总是在防范风险的前提下搞服务，首先就是要考虑风险，然后再考虑服务。你首先想到防范风险了，怎么服务？现在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首先要让他发展，然后才防范风险。

贝多广：段会长想说的就是，不在于金额大小，不是说27美金、270美金还是2.7万美金，关键是你为谁服务，你为底层人服务就是普惠金融，哪怕你放了270万美金也没关系，他大概是这个意思。

刚才尤努斯教授在演讲中说的，他们发放的小贷利率比高利贷低得多。但就我所知道的情况，格莱珉银行在孟加拉这些小额信贷利率，大概也在10%或者百分之十几。在中国，跟银行的基准利率比，我们的基准利率现在大概是4%左右，我们收百分之十几，段会长领导的中和农信大概也有18%到19%，也有人抱怨这样的利率高了。前两天我做社会调研，P2P正经也是做非常小额的，他说这个市场贷款的利率大概是36%。听起来很吓人，但是可能真是这么一种情况。那这个问题就来了，难道普惠金融体系中的贷款价格越低越好吗？怎么样来看待这个利率的问题？我想请教一下尤努斯教授。

穆罕默德·尤努斯：非常感谢，我一个个来回答你的这些问题。我刚才也介绍了金融氧气的概念。金融服务，尤其是面向贫困人群的金融服务，就好像氧气一样。如果我们每个人群都能做的话也没有问题，但有的时候你的氧气有限，也有可能是因为机制的局限性，你只能从一个人群着手，那你是先从面临呼吸困难的这一部分人入手，还是已经有债务的这一部分人？或者从已经过得比较舒服的人群入手？所以要看你自己的局限性。我们格莱珉银行是从底层入手，因为呼吸是最基本的。这是如何识别优先人群的问题。

另外，金融机构是不是要多元化来解决教育和医疗等方面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实践，但不是在金融机构里做，我们创建了单个的机构和组织，这就涉及到社会企业的概念：社会企业的运营及管理模式同一般企业一样，要按照市场化方式运作。社会企业创建的出发点，不是为了股东盈利，而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社会企业可以盈利，但是盈利是要用来做更多的事，而不是用来给创始人（股东）分红。我们针对不同的领域，比如环境领域创建了社会企业，针对卫生领域我们创建了社会企业，我们对保险领域也创建了社会企业，他们都是自给自足的、自负盈亏的，但是他们并不是为了自己赚钱的，这就是我们整个的逻辑。

我一再强调，有很多项目打着微型金融之名，最后都变成了高利贷。甚至连高利贷都号称是微型信贷或是小额信贷公司了。怎么去区分呢？一种界定方式看是否分红。我们认为，小额信贷机构是一种社会企业。比如，格莱珉银行，它实际上是借款人拥有的。不管赚多少利润，实际上都是在贫困人群手中。从格莱珉银行的利率来讲，也是没有剥削的，因为是贫困人群拥有的银行，他们赚钱之后，钱最后用到他们自己身上了，这是毫无疑问的。

至于多高的利率合适？就数据而言，当贷款利率等于资金成本加小于10%的时候，它处于微型信贷的“绿色区域”，是真正的微型信贷，这是我们所鼓励和倡导的。当利率等于资金成本加10%到15%时，它处于微型信贷的“黄色区域”，这是我们能够接受的范围。但是我们希望，这样的机构能够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并进一步降低利率。当利率等于资金成本加15%以上时，便进入了微型信贷的“红色区域”，便不是我们认可的微型信贷，而是高利贷了。

另外，还要考虑成本的问题。如果利率只是5%的话，考虑到你的运营成本，你是无法自负盈亏的。所以，你要找到这种方式来界定一下，你到底有多少成本是合理的，这同时也是更好地界定你自己。但是就这个微型贷款而言，它实际上是一个社会企业，真的不是为富人来赚钱的，这一点一定要清楚。

贝多广：尤努斯教授讲得非常清楚了，希望今天在场的媒体朋友可以报道一下。他讲得非常清晰，就是你的资金成本加上大概10%以内的话，这是一个完美的帮助穷人的普惠金融。当然略微超过一点，15%还可以接受，再高的话不太好了。原则上就是说，你要商业可持续，把业务再进一步做大，但是赚的钱也是反馈给社会。这个理念在我们国内的学界和媒体、甚至高层的决策者都不是很清楚，今天这位普惠金融的教父级人物把这个问题进行了澄清，希望媒体可以有所报道。对于这个问题，唐宁总裁您是怎么看待的？

唐宁：我觉得普惠金融，或者小贷、微贷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资金成本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一直在讨论的重要话题。我认为在中国来讲，有几个看问题的维度。我印象之中，几年前我们有一位也是非常重要的在普惠金融、微贷领域实践的汤敏老师，还有吴敬琏教授等，几位合作伙伴在山西做了这样的实践。他们挨家挨户地问农户，说你们获得的这几百元、几千元或者更大一些数额的借款，解决了你们什么样的问题？你们获得了什么样的收益？给你们带来了什么样的机会？调研发现，这种情况下的边际收益是非常高的，都在100%、200%甚至更高。这是很有启发的发现。在其他国家也有一些相似的研究成果。所以我想，边际收益是第一个维度。

第二个维度，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普惠金融机构中小额信贷的模型。有所谓的资金成本，有所谓的风险相关的成本，还有运营相关的成本。作为一个机构，你势必要和多种资金来源合作，不可能只和最便宜的合作，这是在资金成本层面。从风险方面来讲，不同的人群又呈现不同的风险特点。在中国进行风险防控也是很难的事情。所以说，在发展初期的行业，风险成本、运营成本相对都比较高。另外再延伸一下，教育及能力建设，其实，格莱珉所做的很大一部分是在教这些借款人做更好的自己，有更好的生产生活方面能力的提升。现在，我知道在中国的一些最佳实践也在做这方面，这些我觉得都是非常有价值的。随着行业的不断发展，我觉得未来还是非常可以期待的。

贝多广：谢谢唐总。接下来看看国祥总对这个问题有什么高见？

张国祥：我们有两点看法。第一点利率问题是一个价格问题，定价问题是比较难的一个事情。尤努斯教授讲的逻辑和原则我是比较赞同的，你要考虑资金成本，也要考虑运营成本。运营成本低，可能定价就低一些。我认为还有一个要素就是通胀的问题。这就是价格差异化和利率不同的原因。

第二点是一个好的模式如何放大？你要真正放大还得靠资本。但是现在我很难发现资本进入普惠金融领域，进来的多数都是资金。资本不进来，它的价值能否充分释放呢？如果没有释放，它是否是一个好的模式呢？我希望更多的资本进来，放大它的价值。我希望更多的资本不是为了完全逐利，大量资本进入这个行业，这个行业才能发展。

贝多广：谢谢国祥董事长。讲到资本，大家都知道马克思最著名的话，“资本的每个毛孔都流着肮脏的血”。意思是社会的资本是要盈利。今天尤努斯教授不是说不要盈利，而是我们不要去分红，要做社会企业，这可能是价值观的差异。一方面我们全球的普惠金融需要全球的资本来关注，另一方面，我们又要从社会的角度来考察普惠金融真正意义上的发展，也就是尤努斯教授讲的那些理念。陈龙教授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陈龙：当我们谈金融的时候，第一个问题是金融给社会带来什么价值；第二个问题是它有什么风险；第三个问题是我如何取舍。这个三段论是一个逻辑必然要经历的步骤。但是我们现在看很多人的讲话，有时候觉得金融解决一切问题，他不看风险，或者只看风险不讲好处，这都存在逻辑上的重大缺陷。

另外资金成本的问题，本质上是一个成本效率的问题。从格莱珉银行开始，小贷很多的利率应该是20%到30%之间，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利率，其实一直是这个样子。从金融的角度来说，它的成本在什么地方？第一个是触达用户、获得用户的成本；第二个是风险甄别的成本；第三个是运营的成本；第四个是资金的成本。如果你不能在成本和效率上有所突破的话，你不可能把成本和利率降下来，降下来你就不可持续了。

但是数字技术带来了突破的可能。在过去的6年中，我们大概为小微企业提供了9千多亿小贷，这个数量是很大的。另外我们有一个“310”感受，即3分钟申请、1秒钟到账、0人工干预，因为很多是技术支持的，通过数字技术去甄别风险、触达用户、降低成本，跟传统的方式相比，其实已经下降了十几个点。

得益于数字技术的力量，现在是做社会企业的黄金时代，金融的精神将会被改写。我们以前做金融都在讲我怎么去赚钱，利润增长点在哪里？但是不管哪个行业，你最好不要先考虑自己赚钱的问题，你最好先考虑我为这个社会解决了什么问题。以前是因为没有技术所以没有办法，但在这个时代，我觉得可以倒过来，就是我先解决社会问题，自然就会赚钱了，最后在商业上也是可持续的。所以说，这个时代就是企业社会责任跟商业模式结合起来的一个黄金时代，就是因为有了技术。

贝多广：陈龙教授归纳出技术是关键。段会长对于利率问题、资金的定价问题您还有什么归纳吗？

段应碧：我觉得应该从多方面来考虑，贫困农民来贷款，如果是他自己愿意贷款，他一定是算了账的。我借的这个钱，你的利率是多少，我是否还得了？我还了你的钱，我还能不能赚钱？如果不能赚钱的话，他绝对不会贷款。但也有不同的情况，比如，政府贴息贷款，不要白不要，那个他可能会另外算账。所以我觉得利率问题不应该成为过分关心的问题，这是第一个观点。

任何一个金融机构，无论是属于哪种类型，大的小的贷款公司，都要可持续发展。就是你的成本要能够覆盖，你的财务要能够平衡，多多少少还要有一点积累，那样来确定你的利率。我们看待利率高低，应该看是成本高还是赚的利润高，要看这个。如果他的成本并不高，但是赚的利润很高，那不是不可以，虽然不算社会企业，尽管你是服务了社会。如果说他虽然利率高，但是没有什么利润，或者有了利润但是他并没有拿走分红，我觉得这个就是社会企业，是应该鼓励的。

国家怎么办？你不应该去限制贷款人或贷款机构，那是贷款机构和贷款客户之间谈的事。对于贫困农户，国家要是不能提供低息贷款，那就给农户一点贴息。现在推给金融机构我不大赞成。

贝多广：段会长核心的观点就是，普惠金融对于利率问题不要太多关注，都说融资难、融资贵，还是要先解决融资难的问题。刚才陈龙教授讲，技术将在降低成本上如何发挥作用。这也是我们最近经常讲的数字化的普惠金融，这可能是未来全球的普惠金融发展的一个趋势。不知道尤努斯教授对技术问题怎么看？不管叫互联网金融也好，FinTech也好，P2P也好，对这类带有技术含量的普惠金融您是怎么看待的？它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吗？它会替代我们传统的格莱珉银行吗？

穆罕默德·尤努斯：技术当然是非常棒的，它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机会，帮助我们实现更多的梦想。技术也是跟创造力相关的。从制度、体制、设计、技术和政策的角度，把各个方面的措施结合起来，尽可能地利用各种手段去给被排斥在金融体系之外的人们提供服务，这是一个非常紧急的事情。

关于资本和资源的问题，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格莱珉银行创建初期我们就坚持，每一个借款人都应该有一个储蓄账户。你说我太穷了，我根本没有钱储蓄，这不是一个借口。哪怕就是说你储存的只是一美分、甚至零点几美分都可以，这是格莱珉银行的一个文化，也是一个内在的要求。由于每一个借款人都有一个储蓄的账户，你会看到会有越来越多的储蓄，而且储蓄额每年在增长。去年格莱珉银行借出了15亿美元，而总体的储蓄余额，也就是说借款人的储蓄余额已经达到了20亿美元，所以整个格局发生了大的变化。借钱的人都把钱存到你的银行里面了，他们实际上是贷方，而不是借方。我觉得这是一个体制设计的问题，解决方案就在这个模式上。

贝多广：谢谢。现在请各位用最简单的语言发表一下对中国普惠金融，包括对数字普惠金融的看法。

段应碧：我是看好这个发展前景。因为中国是要发展的，而且确实也要走全民创业、大众创业这个路子。这个离不开普惠金融，我坚信这一点。

唐宁：我认为中国普惠金融事业刚刚开始，未来非常光明。普惠金融未来前进的过程中会遵循一个三步走的过程：第一小贷、微贷，主要解决的是信用建立、资金获取的问题；第二是综合金融，因为普惠金融的受众除了缺钱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金融需求，包括我们看到的存款、保险、理财等各种各样的需求都是普惠金融重要的组成部分；第三同样重要的就是能力建设，这个是普惠金融跟传统金融很不同的地方。你如果帮助中石油、中石化做金融你没有必要教他怎么做石油生意，但帮助这些小微群体做金融，能力建设是非常重要的。

张国祥：中国是全球最有潜力发展普惠金融的，也一定会诞生众多优秀的推动普惠金融发展的机构，同时也会诞生N多个不同的模式。但是我认为，应该遵循以下三点：第一：金融的核心是信用，没有信用，要推动普惠金融发展很困难；第二：国家逻辑和社会价值是第一位的，商业逻辑和商业价值是第二位的，一定要做好平衡，顺序不能颠倒；第三：技术、资本、人才、机制都是做好金融的核心要素，但我更看好机制是第一位的。

陈龙：得益于技术的发展，这是一个发展普惠金融的黄金时代。另外，无论是所谓的传统金融，还是因为技术崛起的新金融，它们其实是可以一起去做的。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应该大力推动农村普惠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化机制，市场加技术可以解决非常多的问题。

贝多广：最后我们请尤努斯教授对我们中国的普惠金融发展提出一些忠告和建议，因为今天大家来，就是想听听他对中国的事有一些什么好的忠告。

穆罕默德·尤努斯：在开始的时候我提到了，就业者要努力争当创业者。我们每个人都有创业的精神。但实际情况是，创业精神经常被埋没了，我们都忘了我们体内实际上有创业的血液。金融体系可以帮助我们挖掘这样的一个潜力。普惠金融不仅能帮助人们脱贫，而且还能帮助他们释放体内一直存在的创造力和创业精神。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就可以打造不同的经济体系。这些人能够脱贫又能够释放他们的创业能力的话，将来没准会成为未来商业的领袖。所以说，金融服务对于人类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金融可以帮助人们不断的创新创业，这是我们应该关注的，谢谢。

贝多广：谢谢尤努斯教授。我概括一下我们这个对话，大家看看对不对。我觉得这是一次非常高层次的对话，是一次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的对话，也是一次传统普惠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的对话，更重要的是，这是一次普惠金融领域的思想家和实践家的对话。因为我们在座的尤努斯虽然是教授，但是他也有很多实践，其他的嘉宾既有思想又有实践，所以是思想家和实践家之间的对话。我觉得我们今天大饱耳福，精神上也为之振奋。希望这个会议能够在我们国家推进普惠金融的进程中留下一个痕迹。

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的宗旨之一，就是要创建国内外普惠金融领域的研究者、实践者以及监管者交流的平台，让大家交流、切磋。我们今后还要经常举办类似的活动，也希望尤努斯教授能够经常到中国来，也到人民大学来跟大家一起见面。对话会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信息来源 | 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