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语文课本只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平生不修善果，只爱杀人放火。忽地顿开金绳，这里扯断玉锁。咦!钱塘江上潮信来，今日方知我是我。——鲁智深

上面这句话是鲁智深离开人间时留下的。今天秋天，鲁智深将再次离去，在语文课本中离去。

近日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透露，从今年秋季新学期开始，全国400多万中小学生将启用新修订的语文版一年级和七年级语文教材，共有40%的课文被替换，同时，古诗文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比重有所增加。其中课文《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因为“与现代和谐社会导向不符”，将会被替换为《智取生辰纲》。

自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来，人民教育出版社曾出版过7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语文课本，每一套课本都会有课文像《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一样离去，它们的离去将新中国语文教育分成了5个典型阶段。

第一阶段：1951年版时期，“国语”改为“语文”，以苏联为师，语文开始为政治服务

要谈语文课本，就要先谈一谈“语文”的起源。

中国的现代语文教育起源于清末，1903年，清政府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初等小学设“中国文字”科，高等小学和中学设“中国文学”科，将识字、写字、读书、作文、说话等科目合为一科，简称“国文”科。这标志着现代语文教育开始在中国出现。

1919年“五四”运动后，废除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新文化运动兴起，1920年北洋政府宣布文言文教科书一律废止，为实现“言文一致”，课文全部使用“语体文”（即白话文）。

这一时期的语文教材中，由叶圣陶编纂、丰子恺绘画的《开明国语课本》在众多民国国语教材中公认质量最好的。

《开明国语课本》重制版节选

这套教材最大的特点就是以儿童生活为中心，课文取材于儿童周围，并与社会、自然、艺术等作充分的联系，课文完全从儿童的眼睛看世界，不夹杂任何的成人思想，在潜移默化中让儿童感受身边事物所蕴含的文学魅力。

也充分体现了1929年民国政府颁布的《课程暂行标准》小学国语部分的教学目标：学习平易的语体文，以增长经验，养成透彻迅速扼要等阅读儿童图书的能力。欣赏相当的儿童文学，以扩充想像，启发思想，涵养感情，并增长阅读儿童图书的兴趣。以达到可以运用平易的口语和语体文，以传达思想，表现感情，而使别人了解的目的。

直到1949年之前，这个《课程暂行标准》一直被视为民国语文教育的基本原则，连续实行了20年之久。

1950年12月1日，以主编中小学教材为主要任务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1951年7月，人教社第一套语文教材出炉，其编辑大意指出：“说出来的是语言，写出来的是文章，文章依据语言，‘语’和‘文’是分不开的。语文教学应该包括听话、说话、阅读、写作四项。”自此教育部正式把“国语”改为“语文”，制定了《小学语文课程暂行标准(修正草案)》，“语文”这两个汉字正式组合在一起，成为一个专有名词。

新中国建国初期，受“以俄为师”思想的影响，教育界全面借鉴苏联的教育模式，语文课文被要求“必须有正确的思想性和政治性”，从而达到“用革命思想教育下一代”的目的，民国时期描写“春风花朵”的课文从此离开了语文课本。

1952年人教版小学语文第一册扉页

在1951年版的语文课本中涉及革命思想方面的内容非常突出，如：《八角楼上》、《学习白求恩》、《解放军和老百姓》、《冀中的地道斗争》、《三渡天险》等。

1951年版小学六年级课本目录，其中有大量的苏联作品

这时许多苏联的文学作品也被引入到中国语文课本中，其中不乏佳作，也有很多政治性浓厚、文学色彩相较弱的作品。

这标志着中国的语文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第二阶段：1956年版—1958年版时期，文学教育与政治教育之争加剧。

1953年，苏联教育专家普希金娜在北京女六中观摩后提出当时的中国语文不重视语言因素和文学因素，“政治说教”太多。

针对这一现象，在叶圣陶的倡导下，1956年，“语文”课被一分为二，语言部分和文学部分被分开教学。叶圣陶认为，“语言学和文学性质不同，语言学是一门科学，文学是一门艺术，性质不同，知识体系就不同，教学任务也有所不同。”

1956年版高中语文第三册目录

并且教育部在1956年提出，汉语教学要“提高学生阅读、理解和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和运用语言的能力，养成他们阅读文学作品的兴趣和习惯，就能扩大他们对社会生活的认识。”《卖炭翁》、《石壕吏》、《捕蛇者说》等古文和现代名家散文小说开始进入语文课本，文学教育逐渐回归。

而1956年版教材寿命只有短短两年，到了1958年，由于“大跃进”的影响，语言和文学课程的分科被中止了，语文课本再次改版，大量的歌颂宣传类文章开始取代名家作品，语文课本变为了宣传手册。

与此同时作文浮夸风也进了校园，有地方提出要放文学创作的卫星。紧接着某市教育部门便宣布：“有几个学校学生创作指标达到了几万篇，如市立师范，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有学生就完成了4000多篇创作。”

第三阶段：1966年版时期，政治课和语文课合并，语文课消失

到了1966年，人民教育出版社不再承担编写中小学语文教材的职能，语文课开始和政治、历史合并在一起，取名“政文课”，语文不再作为一个单独的科目存在。

第四阶段：1978年版—1990年版时期，语文课作为“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工具回归

1978年3月16日，教育家吕淑湘发文批评中小学语文教学“少、慢、差、费”的问题，认为学生用“10年的时间，2700多课时”来学本国语文，却又是大多数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

而就在这一年，中国的中小学生们开始拿到了和过去十多年完全不一样的新书。1978年版小学语文第一册，在三篇政治内涵课文之后，开始出现了多篇插图优美，富有童趣的课文，这些课文在潜移默化中传达了科学和知识的重要性，其中就具代表性的可以算是《乌鸦喝水》。

在随后的1980年，国家对中小学的语文教学大纲进行了修订，第一次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根据语文课的特点进行，必须在读写训练过程中进行”的要求。

这之后的中小学语文教材中，政治宣教的内容则大幅度减少，强调科学知识重要性的科技类说明文和古今中外名家名篇开始增多，特别是中国古诗文数量大增。有专家举例说，1982年初中《语文》第五册教材中，古文占1/3。曾在1956年版中昙花一现的《卖炭翁》、《石壕吏》、《捕蛇者说》等文章再次回归了语文课本。

“读写训练”的重要性贯穿了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语文教学，基础文化教育工具的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1990年，国家再次对语文教学大纲进行了修订，第一次提出了语文教育要“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要求，语文课本普及科学文化工具性作用成为了它这个阶段最重要的属性。

第五阶段：2000年版时期，语文开始回归人性。

九十年代末，部分专家开始对语文教学进行新一轮的反思。1997年，《北京文学》刊登文章，认为现行的中小学语文教育是“学生的桎梏、语文的扭曲、文学的悲哀”。这些声音，为新一轮的语文课内容变革拉开了序幕。

在新世纪的语文课本中，“爱情”这一曾经讳莫如深的字眼也不再那么敏感。“我爱你，杰克”这样对白堂堂正正的出现在了人教版初三语文课本《泰坦尼克号》中。

“语文不只是教学生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对人文精神、爱以及美好事物的追求。”这样的观点开始深入人心。

在新课文不断被吸纳进课本中时，一些老课文也在被淘汰掉，比如，在一些地方被挤出语文课本的朱自清的《背影》被删掉，《荷塘月色》被台湾作家颜元叔的《荷塘风起》取而代之，都曾引起广泛的关注和强烈的争论。

特别是在在2007年，北京市修订高中语文课本时，鲁迅的《阿Q正传》没有出现在课本中,而金庸的《雪山飞狐》则被编列在教学参考书单里。更被网友们热炒为“用金庸取代鲁迅”，一时间争议不断。这让许多人开始关注语文课本的改革是不是在过分迎合时代对流行文化需要。

通过上面的历史回顾不难看出，新中国的语文课本多数处在一个尴尬的状态：要符合时代特性，为时代服务，文学教育和人文教育并不是语文课的第一选择。简而言之就是“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

今年秋天，中国的语文课本将再次大幅改版，不知这次改版是否会开创中国语文教育的第六个阶段。我希望它在这次改版中能像被删掉的鲁智深一样悟出“今日方知我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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