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树斌案：21年，从死刑到再审无罪，幕后的推手都有谁？
聂树斌父亲和姐姐得知聂树斌平反消息后痛哭
2016年12月2日上午10点，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案再审合议庭在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第一审判室开庭，公开宣判，宣告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聂树斌无罪。 从1995年4月27日聂树斌被枪决至今，21年间有无数人介入到了这件冤案中。
本文原载于《VIsta看天下》351期，记录了这场足以深远影响中国法制进程的案件，是如何一步步向真相靠拢的……
6月7日晚，聂树斌案代理律师李树亭和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抵达济南。山东省高院孟庭长特意叮嘱李树亭，要让聂母吃降压药，早点儿休息，还关切地问是否需要安排人帮忙安抚其情绪。
6月8日，山东省高院向聂树斌的母亲送达了再审决定书。之后，新华社发布报道，最高人民法院已于6日决定依法提审原审被告人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一案。
从济南回石家庄的路上，几年来，李树亭第一次见到张焕枝开怀大笑。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主任陈卫东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多年来，聂案一直是舆论关注的焦点。相比其他案件，该案影响力更大，审理起来更难，“聂案的事实更加扑朔迷离，到底是不是冤假错案（还不能说）。因为还出现了个王书金，已经经过了河北方面的审理，所以最高法亲自提审聂案是比较恰当的。”
“该来的，总会来”，原《南方周末》记者刘长第一时间发了朋友圈，回忆关注聂案五年来的点滴，并感叹“几代媒体的接力，几代法律人的接力，我们亲历其间者，虽觉得这一天来得太晚，但这一天真到来了，仍然感觉到欣慰”。
岂止媒体与法律人，一桩21年前的旧案能迎来再审，背后的推动者，甚至为此付出代价的体制内外的人士，所在多有。
两米多高的申诉材料
1995年，未满21岁的聂树斌被枪决了。此后十年，他的家人接受了公检法三方共同认定的事实：1994年夏秋之交，聂树斌在一片玉米地中奸杀了一名38岁的女子。这位康姓被害女工当时正骑车途经此地。
这一结论在开庭之初，就受到了康家人的质疑——他们的申诉甚至比聂家还早了整整十年。
据《南方周末》报道，1995年3月，聂树斌案在石家庄中院一审开庭，康家人作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出庭。庭上，康家人提出了五点质疑：1.现场衣物、场外衣物、自行车摆放位置以及现场痕迹等，均与罪犯作案时间、过路行人的干扰不能吻合；2.受害人康某生前曾习防身术，聂树斌正常状态下难以制服康某并予以杀害；3.康某的门牙脱落；4.遗体和衣物不在同一地点，怀疑案发现场非第一现场；5.怀疑是雇凶作案。
庭审中，康家人质问聂树斌，“是否受人指使作案？”但法官以“这些事不属于你问的事”，制止了康家人的发问，对康家的五点质疑也未予重视。
1995年3月15日，石家庄中院一审判处聂树斌死刑，赔偿受害人家属丧葬费等计2000元。聂树斌以量刑过重提出上诉，而受害人康家也以一审法院未能查清案件的诸多疑点、民事赔偿过低，上诉至河北省高院。
上世纪90年代，正值全国“严打”，且当时的死刑复核权在地方。“严打”之初的运动式执法下，“命案必破”的口号更成为悬在公安机关头顶上的利剑，有些地方实行破案率末尾淘汰制，每年破案率低的派出所所长可能会丢掉饭碗。常被拿来与聂案相提并论的呼格吉勒图案，亦是那个时期的产物。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关于此案的质疑声显得无比微弱。
一个月后，河北省高院不开庭审理此案，维持了一审法院的判决。1995年4月27日，聂树斌被执行枪决。康家主张的6万元民事赔偿等诉讼请求，亦被一并驳回。
此后，康家开始了漫长的申诉之路。在其家中，康父写的各种申诉材料已从地面堆到了屋顶，足有2米多高。2005年初，王书金被抓获，聂案出现“一案两凶”，聂家得知儿子可能并非真凶后，也和康家一样，一次又一次申诉。
体制内的潜流
如果不是警察郑成月，“真凶”王书金恐怕早就改了口供。
1995年，邯郸市广平县南寺郎固村发生一桩凶案，公安人员从井里捞出一具失踪妇女的尸体。经排查，基本确定嫌疑人为王书金，随即，公安局发了通缉令。
这一等，就是十年。2005年1月18日，王书金在河南荥阳落网。
审讯中，王书金交代了四起强奸杀人案，其中三起在广平，另一起在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广平县公安局副局长郑成月等人让他在玉米地指认犯罪现场时，带路的孔寨村村干部挺惊讶，说凶手在十年前就枪毙了啊。郑成月一听，这下麻烦大了，赶紧联系当地警方。刚开始，对方只说协助查查，再后来，干脆不接电话了。
2005年3月，迫于舆论压力，河北省政法委出面协调，郑成月被叫去汇报。
汇报中，郑提到，王书金准确地指认了现场，更详细的是，他说奸杀过后，在那个女子身边发现一串钥匙，拿着走时，死者是头东脚西的。他走到小道上，想拿了钥匙怕被警察发现，又回去扔在了女的脚后大概一米远处。这个细节不是作案人员是说不清的。
时任河北省政法委书记刘金国追问，现场有没有这串钥匙。公安厅的人说有。刘金国又问：“聂树斌交代了吗？”
“没有。”
郑成月在会场，只听到沉重的呼吸声。
刘金国当即宣布成立两个专案组：由省公安厅刑侦局牵头，广平县公安局配合，对王书金案进行严格调查；由河北省高院牵头，石家庄中院配合，对聂树斌案进行复查。那场汇报后不久，刘金国调任公安部副部长。接着，河北省政法委2005年第37号会议纪要决定，对聂树斌案不起诉。
由于牵扯进聂案，49岁那年，郑成月被离岗了。临走前他去看守所看了王书金，告诉他别有压力，不管到哪儿都如实说话。
2013年7月10日， 在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 王书金在庭审笔录上按手印
“这些年在体制内有不少助力聂案的人，郑成月是比较典型的一个”，一位多次采访过聂案的记者透露，更多人在暗中推进着聂案的重审。
2014年，中国司法体系刮起了一场平反冤假错案的“东风”。坐了八年冤狱的念斌得以昭雪，内蒙古的呼格吉勒图案进入再审程序，各级法院对518名公诉案件被告人和260名自诉案件被告人依法宣告无罪，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刑事案件1317件。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少平表示，将积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推进庭审实质化，防止庭审“走过场”，坚持罪刑法定、疑罪从无。
这一年年底，张焕枝收到消息，聂案移交山东省高院异地复查。
2015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破天荒在全国人大面前表达歉意，对错案的发生表示“深感自责”“深刻反省”。而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分组讨论“两高”报告时，多次提到聂树斌案。
媒体人接力
“一案两凶”的吊诡事情最早被《河南商报》捅了出来。
2005年2月底，《河南商报》跑公安口的记者楚扬得到消息，告诉了代行总编辑职权的马云龙。学法律出身的马云龙当即拍板要做，并加派了机动部记者范友峰一起去河北采访。
3月15日，《一案两凶，谁是真凶》一文出现在《河南商报》上。在互联网并不发达的年代，马云龙担心报道迫于压力无法传播，在报纸排版时，让编辑把稿件同时发给全国一百多家有通联关系的媒体，同时附上八个字，“不收稿费，欢迎转载”。第二天，报道同时出现在全国多家媒体上，网易、新浪上的帖子一天之内就跟了七万多。
河北省政法委随即向媒体表态，说要立即成立由省委政法委牵头、省公检法司机关参与的联合调查组，一个月内公布结果。
其他媒体也紧随其后，开始了前赴后继的接力赛。
3月24日，《南方周末》发表了《“聂树斌冤杀案”悬而未决防“勾兑”公众吁异地调查》一文。记者赵凌继《河南商报》之后迅速跟进，采访了几乎所有涉事人员，还原了诸多细节，编后语则呼吁最高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
这之后的11年，《南方周末》从未放弃过对聂案的关注。
“每年都在找各种角度想办法报道这个案子”，“85后”记者刘长在2012年入职《南方周末》，并从赵凌等前辈手中接过了聂案的“接力棒”，“虽然大家嘴上不说，但心里都觉得这个事情就是我们报纸的事情，有这个责任感，也都在等着（真相）这一天”。
越来越多的媒体人加入到关注聂案的队伍中。刘长记得，2013年王书金案二审开庭时，各路媒体云集邯郸。开庭前一天，邯郸下了一夜雨。第二天，记者们举着牌子在邯郸市中级法院门口要旁听证。最终，他们并未被允许进入庭审现场。
若干年后，媒体已经从当年报纸领军的时代，进入了微博、微信的时代。那些当年举着牌子在法院门口要旁听证的记者们，有人转型，有人创业，有人出国继续深造。但当最高法院提审聂树斌案的消息传来时，大家还是在社交网站上刷屏了，“正义不在当下，但我们必须要得到”，“来得迟了些，但终于等到了”。
死磕的律师们
媒体人接力的同时，律师们也纷纷加入到聂案中来。从张思之到李树亭、陈光武，接手过聂案的律师亦经历了几代人。
早在2005年《河南商报》第一篇稿子见报后，李树亭就接手了聂案。
“我有个天大的案子你敢不敢接”，2005年，聂母张焕枝在电话里问李树亭。不久，张焕枝和记者楚扬登门拜访。
成为聂案代理律师后，李树亭开始了马不停蹄的调查取证工作。
他走访了聂树斌的工友，找到带班师傅、车间主任，并多次走访受害人康家。在工人们的描述中，聂树斌老实，不爱说话。至于当天的出勤表，则被警方拿走，至今下落不明。在受害人康某的工友处，李树亭拿到一个细节：康某的尸体第一时间被工友们发现时，牙齿被打掉，赤裸下身，短背心被撩到脖子处，脸上有苍蝇，但没有人提到一件花上衣——这在之后被检察官认为是勒死康某的物证。
康父告诉李树亭，警方从他们家里拿走过花上衣和连衣裙，之后又不知从哪儿拿来件花上衣让康父辨认。而据他的分析，用绳子勒死人容易，但用衣服并不容易。且在王书金的供述中，也没有提到什么花上衣。
“聂树斌的案子，没有任何一个直接的人证，也就是没有任何一个人举报他强奸杀害了康某；也没有物证，没有精斑、体液、毛发等，受害人衣物上监测不出来，现场也没有聂树斌留下来的任何东西。强奸都不成立，又何以杀人？”李树亭用“漏洞如筛”四个字形容此案。
而聂树斌直到被枪决，他的家人都没有收到过一审和二审的判决书。没有判决书，也就无法进行申诉。2007年，李树亭找康家要判决书。第一次，他被骂出了门。几次造访后，康父终于被打动，把判决书给了他。李树亭一激动，一下子复印了20份。这一年底，案子转到河北省高院处理，但仍然没有进展。
由于难有新的进展，聂案的关注度一降再降，几近被遗忘。
到了2011年9月11日，山东几名律师再次就聂树斌案发起研讨会，请来多位专家学者及聂树斌的家人，希望让案子再回到公众视野。刘长和几名记者从北京赶往石家庄。主办方先在军区宾馆订了个会议室，因为已经预计到这个会议室可能用不了，又在对面宾馆开了另一间会议室备用。
2015年3月16日，全国“两会”结束后的第一天，李树亭和另一位代理律师陈光武先后接到电话：律师可以阅卷了。自从2005年王书金出现以来，这是中国法院系统首次向律师公布聂树斌案侦查、一审、二审的全部卷宗。此前，许多律师、学者乃至社会公众认为卷宗一旦披露，聂案便会毫无悬念地得到平反。
当晚，关于聂案阅卷的新闻铺天盖地。以至于第二天一早，律师们继续查阅、复制卷宗前被要求签署保密承诺，其中包括不能泄密，不能向媒体单方通报案件。
3月17日上午，张焕枝带着律师们赶到济南时，聂树斌案卷宗3本、王书金案卷宗8本、河北政法系统复查卷宗6本，已由法院准备妥当。对李树亭等人来说，王卷已属“可望而不可即”的申请范围，复查卷完全是意外收获。
如此完整的卷宗让为聂案奔走数年的律师们兴奋不已。4月30日，63岁的陈光武再也坐不住了。他把对山东高院的保密承诺抛诸脑后，一夜连发10篇博客，披露出卷宗中的多幅照片、多处文字记录。
在山东省高院，只要有聂家亲属、聂案律师出现，他们就会有一整套“隆重的仪式”。除法官外，会见过程中一定会有两名全程记录的书记员、两台全程跟拍的摄像机，以及山东省内媒体大众网的记者。
对这套充满仪式感的行为，山东高院的解释是，这是中国的重要案例，要保存历史，留下档案。
和之前在河北高院屡屡碰壁相比，李树亭对山东高院的工作很满意，“基本上他们有的东西都给我们看了”。
学界呼声
2009年11月，赵凌在《南方周末》上刊登了一篇报道，《“聂树斌案”翻案渺茫》，其中语调悲观地写道：“真相可能永远死去。”但在这篇报道中，法学教授贺卫方依然在急切呼吁：“现在这个案件对整个体制是一个考验，让国民对这个国家有信心，不再是草菅人命的做法，不再恐惧蒙受冤屈而得不到很好的解决，我相信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希望有关部门能抓住这个机遇。”
自“真凶”王书金出现后，聂案成为贺卫方倾注心血最多的案子。
2007年，他在《南方周末》上发表评论文章，呼吁公开透明再审聂树斌案。两年后，在新疆石河子大学支教的贺卫方在博客上称自己“身在石河子，心忧石家庄”。2011年，贺卫方参加了石家庄举行的聂树斌研讨会，60多名与会律师和学者，通过了致最高法院和河北省高院的呼吁书，要求重审聂案。
贺卫方与聂树斌妈妈在石家庄聂树斌案研讨会上
与此同时，以聂案为主题的研讨会、法律沙龙在法律人中持续进行着，一些新的计划也因此衍生出来。2014年5月23日，律师张青松和学者吴宏耀共同发起“蒙冤者援助计划”。在它之前，还有律师李金星发起的“拯救无辜者洗冤行动”，学者徐昕发起的“无辜者计划”，和律师杨金柱发起的“冤弱法律援助中心”。这些名称不一的项目有着共同的主旨：从层出不穷的疑似冤案中选出最为重大的案件，免费为那些“重罪案件中的贫弱者”提供法律援助。
聂树斌案在几个计划中同时出现。在学界和律师们看来，这不仅缘于聂案自身的标本意义，更像是一起呵护着一盆炭火，不灭，不尽，就能熬过寒冬。
2016年6月8日，聂案终于迎来转折。山东省高院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在全面复查的基础上，经合议庭评议、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原审判决缺少能够锁定聂树斌作案的客观证据，在被告人作案时间、作案工具、被害人死因等方面存在重大疑问，不能排除他人作案的可能性，原审认定聂树斌犯故意杀人罪、强奸妇女罪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因此已建议最高法依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聂树斌案。
“我知道法律会给我儿子一个清白”
6月8日上午，山东省高院。
张焕枝从书记员手中接过再审决定书，静默了几秒，强忍着没哭出声。
从王书金出现后，她的生活已经简化为“申冤”。
聂树斌的母亲哭倒在聂的坟前
马云龙第一次见到张焕枝时，她只是“一个精神上被摧垮的农村妇女”。聂树斌被执行死刑后的十年里，尽管不相信儿子是凶手，但她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彼时在下聂庄，因为出了“强奸犯”、“杀人犯”，聂树斌的父母饱受歧视。张焕枝一度拒绝对外人透露儿子“不在了”的原因，蜂拥而至的记者们让她更是不安和警惕。
2005年以后，她开始以每月至少一次的频率去河北高院。从下聂庄到河北高院，大约有15公里远。张焕枝要上访，必须先从村里骑电动车3公里多，到了石家庄市动物园，再寄存电动车，坐旅游5路公交车，15站之后，再换乘一站公交车，最后再步行数百米，到达河北高院。
负责案子的法官王琪态度挺好，说您大老远来了不容易，高院没有把聂树斌的案子放下不管，回去等着吧。张焕枝就这么等着、上访、再等、再上访，久而久之，这似乎成了她做母亲的仪式。
十几年下来，马云龙发现，张焕枝成了一个“社会活动能力很强、能讲很多法律条文的人”。她会学着记者、律师们的思维方式和说话语气，会引用中央领导“依法治国”的讲话。她害怕自己说错话，说出没质量的话。
“这个结果跟我想的一样！”从济南回石家庄的车上，张焕枝又接到媒体的电话，她高声说，“我知道法律会还给我儿子一个清白！”
资料来源：新华社、《法制日报》、《中国新闻周刊》、《南方周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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