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丹东：来自鸭绿江对岸的阴云
2017年4月，鸭绿江断桥的尽头，老者守着这个望远镜摊已经两年了。（REUTERS图）
那个老人身着斑驳的迷彩服，鬓角花白、皮肤黝黑，左右两侧各支着一架双筒望远镜，身后挂着一块铁牌，上面写着“望远镜，每人每次5元，每人二分钟”。
他在这儿守摊已经两年了，他招揽生意的话术是：上这儿来旅游，得知道哪儿是朝鲜。他最爱向游客介绍的是：对面有俩女兵长得漂亮，“一米六七大个儿”；找朝鲜人可以往右边瞅，那儿有座公园，用望远镜能看到里面坐着不少老百姓……
这里是中国东北最大的边境城市丹东，花上五元钱，人们就能看到一江之隔的朝鲜新义州特区。很多朝鲜人过河来丹东打工，也有丹东人到对岸去寻找贸易机会。这种经贸和人的交流，自改革开放后就未曾中断。这座城市是朝鲜通往世界的大门，它也因此而得利。只是，当核阴影开始在中朝边境徘徊，世界决定对朝鲜关上大门时，丹东也陷入一种巨大的不确定性中。
今年4月，对岸不太平：朝鲜人又试射导弹了，还摆了三四百门大炮搞齐射，真真的一片火海；美国人的航空母舰来了，核动力潜艇也来了，联合军演就没停过。美朝双方互相放了不少狠话，朝核问题似乎到了最危急的时刻。
5月1日傍晚，太阳渐渐沉入丹东市的楼群。对岸，绿树掩映下的朝鲜新义州特区沐浴在余晖中。人们站在丹东，观望朝鲜。一位东北口音的游客用望远镜观察了朝鲜两分钟，扭头问看摊的老人：“你说能干起来不？”
“朝鲜人自己管自己”
2017年2月，丹东一家工厂内，朝鲜女工们集合在一起准备开一场运动会。（IC图）
不用到江岸，赵成海每天都能看到朝鲜人。
赵成海四十多岁，戴眼镜，穿着衬衫西裤，将近一米八的身高，长相斯文。到哪儿都有司机陪着，车的后备箱里会备上几瓶好酒。
他是丹东一家大型食品厂的高管，他管理的企业雇用了超过500名朝鲜籍工人，约是中国籍员工的1.4倍。
很多朝鲜人会到丹东来，或者打工，做服务员、工人，或者淘金，寻找商贸机会。虽然都是东亚面孔，但朝鲜人并不难区分，稍微注意一下胸前是否别着朝鲜国旗或领导人的徽章就知道了。在丹东人看来，但凡能够到国外的，在朝鲜多是出身于根红苗正的家庭，普遍接受过高等教育。
像赵成海这样，想雇用朝鲜人的企业，不仅要得到政府的认可，还要接受朝鲜领事馆的考察。包吃住、有休假、加班得给加班费、不得打骂工人，这些都是必备条件。
由于遭受的制裁日趋严厉，朝鲜赚取外汇的途径在不断减少，劳务输出则是相对稳定的创汇途径之一。根据国家旅游局对外国人来华目的的统计，2006年（朝鲜首次核试验）朝鲜来华务工人员有5.0764万，2012年（金正恩上台）人数达到7.96万，2015年（最新数据）务工人数增长至9.42万。这些从事服务、生产加工等工作的朝鲜人收入的大部分都属于国家。对朝鲜而言，这是每年高达数十亿元人民币的外汇收入。
虽然朝鲜工人都与企业签了合同，但其中一些人拿的还是“过江证”。严格来说，这并不是工作签证，只可以让朝鲜人短期停留在丹东。在辽宁省社科院东北亚研究所所长李绍德看来，他们算是“打擦边球过来的”。
虽然是企业的管理者，但赵成海不能直接指挥朝鲜工人。“朝鲜人自己管自己。”赵成海说，有些事情，双方都必须严格遵守，比如：工作上的沟通，必须经过翻译传达，朝鲜工人不许和他们的中国同事私下打交道；企业要提供独立的工作车间和宿舍专供朝鲜工人使用；除非请示得到批准，否则朝鲜工人禁止离开园区一步；企业还要和政府部门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警方会定期到工厂了解情况。
虽然在一个工厂工作，但国境线依然在心里存在着。如果生产中出现问题，赵成海能做的就是向朝方管理人员提要求。
即便是有这么多限制，丹东工厂也愿意雇用朝鲜工人。“人家比咱中国的员工素质高，纪律性特别强。你说怎么干他就怎么干，绝对不会给你打折扣。”赵成海说。而且，朝鲜工人工资低，成本优势明显。
另一位丹东商人廖光明经营着一家小型服装企业，规模小，成本意识更敏感。去年开始，他的企业通过代理公司与朝鲜的一些服装生产商社合作，做来料加工，生产出来的服装，一部分直接从朝鲜发出去，更多的则是做转口贸易，拉回丹东再销往海外。
廖光明发现，每次把布料、服装辅料发到朝鲜，对方总会要求追加。运过去的原材料已经预估了会有百分之二到三的损耗，按说是够用的，但是“你要跟他犟到底，他就不给你做了”。他认为，多损耗的材料应该是被拿去充实了对方的“小金库”。“损失不多，但挺烦人的。”
即便如此，成本仍然比在丹东雇用当地人低。不过，并非每次都可以如此操作。工厂订单大多来自欧美国家，有时候客户会明确提出，不能把订单发到朝鲜，所以企业在丹东维持一间工厂就成了必要。廖光明在丹东的工厂有100多名朝鲜籍工人。
近来，廖光明还想再雇用150名朝鲜工人，跟朝鲜方面已经提了有一阵子了，但对方始终以工人体检为由不放人。他估计，事情可能悬了，“那边说不定在考虑要不要进一步合作”。
现在国内人力成本高涨，虽然还有客户愿意把订单发过来，但价格上总是要跟东南亚国家比较，如果失去了朝鲜的价格优势，廖光明觉得，这买卖就真干不下去了。
高速公路空荡荡
鸭绿江畔是丹东最热闹的地方，摩天大楼成排连片地沿江耸立。人们一度希望这里能成为北方的香港，但封闭的朝鲜把这个可能性堵住了。
赵成海去年到朝鲜做过两次市场调研，希望在朝鲜市场有所作为。考察期间，朝方招待他去马术俱乐部骑马。他发现，国内有钱人玩的东西，朝鲜一样有人玩得起。
“他们有人玩直升飞机。”赵成海说，这些人正是他的目标客户群。他注意到，朝鲜的超市里80%以上的产品都是中国的。一款国产食用油，在中国每桶卖60多元，到了朝鲜，折算下来得要将近90元人民币，“卖得贵，美元标价”。
作为一个口岸城市，丹东从朝鲜得到的更多是商贸机会。这种贸易往来，至少从1882年就开始了。当时清政府开通丹东港与朝鲜的通商贸易，之后除了少数时间外，两岸往来一直非常密切。尤其是朝鲜陷入封闭状态后，丹东更是成为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出入口。
除了货物流通，丹东人也不断把游客从中国运到朝鲜去。作为中国首个游客办理一次手续即可实现赴朝边境游和深度游的边境口岸，对朝旅游也一直是丹东的重点行业。丹东当地一直在开发旅游资源，坐火车来到丹东的旅客，走出火车站，首先就能看到很多招揽旅游生意的牌子，上面大都印着身背步枪回头望的朝鲜女兵。
2014年4月，朝鲜新义州特区公园内，一名身材高挑的女兵正在等待她的同伴。（REUTERS图）
据官方统计，自2016年7月开通丹东赴朝鲜新义州登岸游到今年1月份，游客数量已达2万人次。而丹东赴朝旅游开通以来，也累计接待游客超过58万人次，占全国赴朝游客的85%以上，每年有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游客经丹东口岸赴朝。
不过，交易总是会受到政治影响。辽东学院副教授张东哲在《对朝口岸发展新模式研究：以丹东为例》一文中就曾提到，2003年-2007年间，丹东与朝鲜贸易总额虽有上升，但速度缓慢。2009年受朝鲜第二次核试验和货币改革失败影响，中朝贸易出现下降趋势。
在搞了多年边贸生意的人眼中，如今的丹东口岸远不如当年繁忙，曾经开往朝鲜的货车不仅需要排队，甚至还有可能因为排不上而白跑一趟。但现在，货车在口岸通关时只需要稍作等候，就能很快通过中朝友谊桥。
2017年朝鲜半岛局势紧张后，赴朝游也随即变得冷淡。很多人只是在岸边，花上五元钱，通过望远镜看上对岸两分钟。
很多当地人觉得，丹东经济上不去，朝鲜要负责任。如果朝鲜能够开放的话，丹东的经济可能会更好一点。
“改革开放前，东北是中国非常重要的重工业基地，但现在辽宁省的GDP倒数，吉林和黑龙江（情况）也不好。”延边大学朝鲜半岛研究院国际政治研究所所长金强一也认为，这很大程度上在于东北已经陷入半封闭状态，“我现在的感觉是，延边的高速公路最安全，为什么？周围都没车，也没有物流。但如果朝鲜改革开放了，跟中国建立一个经济纽带体系，我估计这一带的高速公路统统得翻修了，得加宽。”
“20年前这预案就都有了”
4月21日上午，于树涛正在为第二天将要举行的“2017中国·丹东鸭绿江徒步大会”做着准备工作。最后一家赞助商提供的奖品刚放到他面前，徒步大会延期的通知就来了。于树涛告诉本刊记者，暂停的原因“从文件上来看，就是现在朝鲜的局势”。
丹东有“中国最大最美的边境城市”之称，年平均气温9℃，气候温暖湿润，水质优良。每年4月是最适宜徒步的季节，徒步赛道全线都设在中朝界河鸭绿江大道。
从2006年开始，徒步大会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了九届。今年的招商、报批、准备物料等一系列工作，从2月份就开始推进了，突然间叫停，令于树涛十分纠结。在他的印象里，这是11年来，徒步大会第一次出现长时间的暂停。过去，“朝鲜阅兵式上出现弹道导弹”对他来说只是一条普通的新闻，现在于树涛意识到，这其实是“不稳定因素”，它真实地影响到了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于树涛的同事张大同提到了另一个影响当地人生活的例子——新鸭绿江大桥。这座往返四车道的公路桥，在2014年就已建成，目的是接替1943年竣工、直到现在仍在使用中的“中朝友谊桥”。因为历史原因，“中朝友谊桥”只能通行20吨以下的货车，单向行驶的设计导致两岸车辆需要轮流过桥。明显能提高中朝间货运效率的新桥始终无法开通，“就是朝鲜那边对中国有成见，如果没有了，那这事儿（通车）可能就好办了。”
不过在此之前，还得先解决核问题。这是东北亚地区的一个火药桶，辽宁省社科院东北亚研究所所长李绍德分析，朝鲜的纵深很小，军事行动有核泄漏的风险，而一旦出现核泄漏，丹东人引以为傲的空气和水都会暴露在巨大的危险之中。
辽宁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专家付桂芬也曾在论文中提出，朝核问题是丹东市供水安全的重大威胁：如果发生突发事件，将直接造成鸭绿江水污染。
美国核科学家西格弗里德·赫克曾于2010年参观过宁边核基地，当时那里有2000台巴基斯坦p2型离心机正在工作，然而核基地的技术还很落后，安全性极低。
“访问朝鲜后我陷入了巨大的困惑之中：我们是眼看着他们发生严重核事故，造成大面积核污染和大量人员死亡袖手旁观呢，还是施以援手，在技术上帮助他们避免核事故发生？”赫克问道，“选择前者，作为科学家良心难安；选择后者，实际上是帮助他们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后果更为严重。现在似乎是哪种选择都不对。”
关于朝核问题对中国的种种潜在影响，李绍德认为，政府肯定会对各种情况进行准备，“不是现在做预案，20年前这预案就都有了……没有预案，到时候不抓瞎了吗？”
公开信息显示，中国政府和学界一直在研究朝鲜核泄漏可能带来的危害。去年9月9日，朝鲜进行了第五次核试验，当天下午，中国环保部就在网站公布了东北边境及周边地区35个辐射环境自动检测站对空气的测量数据。根据环保部公开的信息可以发现，35个监测站里，仅丹东一地就有4个站。
2010年，防化指挥工程学院的学者发表论文介绍其建立的“核事故危害预测预警数值模拟系统”，模拟区域就是朝鲜宁边及丹东地区。
多年来，一江之隔的朝鲜已经进行过五次核试验，发射了数种类型的导弹；远处的海面上，不同国家参与的军演也在轮番上演。当地民众通过新闻获知朝鲜的近况，但多数时候，这不过是路边吃小烧烤时的几句谈资或者牢骚。
于树涛在17岁读大专的时候曾经学过朝鲜语，“就为了将来有一天朝鲜能开放”。20年过去了，他早已放弃学习这门语言，朝鲜也没有真正开放过。
5月18日，于树涛给本刊记者发来信息，徒步大会又要举办了，但具体日期“还要再等通知”。
赵成海也长了个心眼。现在，他只跟朝鲜商社做与自己企业里朝鲜工人工资金额相当的生意。他认为食品厂里这几百号朝鲜工人的工资就是做生意的保证金，万一有变数，收不到货款，他就打算扣下工人工资，“我们公开谈。我们不欺负人，你们也别欺负我们。”（应受访者要求，赵成海、廖光明、张大同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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