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影死了”这件事，戴锦华承认了

在一场名为《柔软和坚硬的银幕》的讲座中，深受年轻人喜爱的北大教授戴锦华表示：电影除了用“柔软的银幕”抚慰观众，更需要给人们一个观察“坚硬现实”的窗口

戴锦华教授出现在讲台上时，200人顿时安静了。

“到今年，我任教35年。我的一个缺点是，我很喜欢讲话。”这场讲座由“北京启皓”主办，他们计划每季邀请来自全球的学者演讲，哈佛大学最受欢迎的教授迈克尔·桑德尔曾在这里跟公众探讨政治话题，而北京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所教授戴锦华则是第一位演讲的中国学者。“我讲得很high的时候，经常不注意听众感受。请你们打断我，用任意的方式让我知道。甚至用脚投票，随时离开。”这是她的开场白。

“我们正置身在一个激变的时代。”戴锦华背后PPT出现了演讲大标题《柔软和坚硬的银幕》，今晚，她不只关心电影，还关心人类。

电影死了

第一张PPT打出电影《布达佩斯大饭店》剧照，这是一部几乎愉悦了所有人的电影。

戴锦华提出“柔软的银幕”概念。社会高速发展，观众只能渴望在银幕前寻求抚慰，在黑暗的世界里逃避两三个小时，“我们经常面对电影银幕撒娇说，你没愉悦我，你没满足我。”

美国导演韦斯·安德森擅长喂给观众“柔软的、带有一点点痛感的恰当的甜蜜”。《布达佩斯大饭店》用柔美精致的色彩和画面，让一家著名大饭店守门人开口讲故事，关于文艺复兴名画失窃、名门望族内斗，以及欧洲在20世纪经历的战火和变迁。惊心动魄的历史只是背景，观众看到的仍然是“喜剧、幽默、调侃、游戏，是有限度的恰到好处的犬儒”。

从任何角度看，这部电影都能找到优点夸一夸：电影人看到“专业的、炫技式的”电影技巧；搞美术的看到色彩和构图；普通观众也能对其中来自英国和不止来自英国的专业演员的演技惊叹一下。

柔软精致只是这部电影的表象，《布达佩斯大饭店》里使用了早已不再时兴的摄影技巧以及胶片电影银幕格式，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是一部数码电影。戴锦华说：“它用一种柔软愉悦的方式，悄悄暗示观众一个残酷的现实：胶片死了。”

她为此感到伤感，用一连串形容词表达她对胶片走向末路的哀怆：“以一种无声无形、没有血迹、没有哀叹、没有祭奠的方式发生，甚至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悲叹。”

人们只欣慰于科技的进步，而电影研究者却感到了危机。戴锦华在PPT上打出媒介理论家麦克卢汉的话：“媒介即信息。”她说：“在绝大多数欧洲语言中，我们称电影为‘film’，它真正的意思是胶片。”胶片死了，言说的信息被改变，游戏规则也将改变，所以电影仍将继续存在吗？

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戴锦华将这个问题抛给了美国电影工业的两位代表：史蒂芬·斯皮尔伯格和乔治·卢卡斯。她没有想到的是，斯皮尔伯格几乎毫不犹豫地回答：“电影死了。”卢卡斯表示赞同并补充，“但是3D将取而代之。”斯皮尔伯格不甘心，立刻说：“我不同意。”

戴锦华在讲座现场复述了这个故事，并且心有戚戚地说：“我的一生已经交给了这个艺术，现在你告诉我它死了，那么我往哪里去。”

她对死后的电影做过不少设想。比如，银幕用来干什么：“也许大数据将取代叙事，今后的电影也许不再讲述故事，是一种碎片式的形象集锦。”她还设想过VR目镜，她在PPT上放了一张照片：人们戴着VR目镜，面带旁人无法理解的奇异微笑。

这显然不是戴锦华喜欢的未来电影的样子，“经常在讲座里，有人举手告诉我：戴老师，我们公司在开发VR电影。我没好意思追问，什么是VR电影？”她觉得没法想象一群人各自戴着自己的目镜，坐在影院里，沉浸在各自的世界里，而面前的二维荧幕一片漆黑，“电影魅力的很大一部分来自影院空间。”

戴锦华说：“我百分之百肯定，电影死了。不要告诉我电影是无限可能的艺术，所有艺术存在的前提是限定自身。一旦限定被打破，意味着此种艺术的死亡。”

坚硬的世界

“大家都知道，我不喜欢《小时代》。”现场有笑声。戴锦华的反感并不来自电影拍摄技巧的好坏，她补充一句，“如果因为电影艺术，我肯定不会提起它。”现场大笑。

她批评了五分钟“小时代”所代表的“小清新小确幸”文化。她厌恶这类文化受到的认可，“这实在是太轻佻和自以为是了。”她说，正相反，“一个大时代正以人类文明史中从未出现过的速度，向我们扑来”。和观众渴望的柔软银幕不同，这个大时代是坚硬的。

PPT上打出了今年获得奥斯卡大奖的黑人同性恋影片《月光男孩》。“我们欢呼这个胜利，人类的进步非常巨大——美国还通过了同性恋婚姻立法。”但在立法当天，与戴锦华一街之隔的格林尼治村，右翼极端白人青年枪击了同性恋者表示抗议；而法国同性恋婚姻立法后，右翼军人在巴黎圣母院门前吞枪自杀，“在柔软的银幕背后，坚硬的现实正在做‘绝望、暴力、疯狂的抵抗’。”

屏幕上又投影出另一部获得2013年戛纳金棕榈奖的同性恋电影《阿黛尔的生活》。一个迷人的初恋故事，用一场极端暴露和极端长度的女同性恋床戏表达。暂停一秒，戴锦华说：“如果你们看完这部电影只记得这两点，我只能说：对不起，你太渴望一个柔软的银幕世界了，而且有意剔除了所有坚硬。”

这部电影改编自少女漫画，最后却没有拍成棉花糖一样的卡通童话，导演在里面包裹进了硌牙的现实。戴锦华看来，这场初恋是由“吃不吃牡蛎”、“怎么吃牡蛎”堆积而成的阶级鸿沟摧毁的，“这是无论多么炽热的爱情和情欲都不能填充的。”

说到阶级鸿沟，戴锦华提到曾在知乎上看到一个提问：北京有穷人吗？如果有，为什么我没看见呢？“我久久陷入震惊。”她说。

一个月前，她读到一份财富报告，说2016年全球8个首富占据了人类财富的50%，“这份名单上，我只认得巴菲特和比尔·盖茨。”那些被熟知的世界和中国巨富都不在名单上，“这说明什么？他们正和我们分享剩下的50%财富。这是新技术、看似平等、每个人都能当5分钟明星的社会拒绝让我们看到的现实。”

因此，她觉得，电影除了用“柔软的银幕”抚慰观众，更需要给人们一个观察“坚硬现实”的窗口。2016年，戛纳大奖颁给了肯洛奇的《我是布莱克》，这个结果引发了争议，大家觉得这个关于失业木匠和单身母亲互相帮助的故事俗套极了。而戴锦华却“对戛纳评委充满敬意，他们把重要电影节导向一个特殊人群——弃民”。

布莱克是个生活在英国都市的工人，得了心脏病，要开健康证明申请国家救济，但是他不会用电脑预约。得不到救济，他只能去工作，而一旦工作又丧失了申请救济的资格。“这让我想起第二十二条军规的故事。这部影片展现了我们想象力外的现实：在今日英国，竟然有人从来没用过电脑。”

近年，戴锦华对“坚硬的现实”越发敏感。在这十年中，她去了不少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她在秘鲁见过用树枝搭的房子，在行走时，人们需要拿着砍刀一路砍掉亚马逊丛林的荆棘。在印度，她和村民一起吃手抓饭，看着菜汤在沾满尘土的手上流下来。两个月前，她去顺德探访了“自动化流水线”，当地官员自豪地告诉她，流水线是非常不人道的，他们用科技解放了工人。而戴锦华想的是，“这些工人被解放到哪里去了？他们的生存被抛出了视野。”

在现场，她问大家：“我们真的遭遇了最坚硬的现实了吗？并没有。最坚硬的部分仍然被剔除在银幕之外。”这时，一只手举起来，“该如何在银幕上讲关于中国的坚硬故事？”

戴锦华没有直接问答，她举了两个反例——《南京，南京》和《金陵十三钗》。两个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故事必须找一个日本人或是美国人做叙事主角，“结果就是：两部影片中的中国英雄，都在影片1/3的时候死了。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总是胆怯地想，他们想听什么故事、怎么讲他们才能听懂。”

“在这个时刻，我庆幸我够老了。我可以逃离必须选择的时刻。”讲座最后，戴锦华说。PPT又翻回第一页，上面写着演讲题目《柔软和坚硬的银幕》，她看着下面的年轻晚辈，“但是你们一定会承担。你们可以选择柔软的银幕，但是不能逃离坚硬的生存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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