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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家优先”的美国大学门口,亚裔和贫穷的白人成了新“弱势群体”

2017-09-22 张惠兰 袁烨 Vista看天下 Vista看天下

请允许我向贾里德·库什纳表达我深切的感激之情,他使我在2006年出版的书重新激起大家的兴趣。”2016年11月,商界大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记者丹尼尔·高登如此“感谢”自己这位哈佛校友。当时,外界盛传,身为特朗普女婿的库什纳将在白宫担任重要职位。


“当然,我怀疑他成为特朗普女婿和顾问只会让我的书更难卖。”丹尼尔又补充道。在《大学潜规则》(The Price of Admission)一书中,丹尼尔无情地揭露了这位新泽西地产商之子,如何在父亲向哈佛提出250万美元的捐赠承诺之后,被哈佛降低标准录取


在丹尼尔看来,这是哈佛以及美国众多顶尖大学“对豪捐者最有价值的回报”。而这,只是美国大学招生不平等的一个侧面而已。




“世家优先”




2004年5月24日下午,建造于1754年的哥伦比亚大学洛氏图书馆圆形大厅内,第88届普利策奖颁奖典礼正在进行。此前,到场的获奖人及其家属刚刚与嘉宾们共进了午餐——一小盘生菜和一片干面包。


“丹尼尔·高登。”哥大校长李·伯林克尔念出了普利策新闻奖得主的名字。


身着灰色笔挺西装,戴一副圆框眼镜,丹尼尔走上台去。伯林克尔校长热情称赞了丹尼尔在2003年为《华尔街日报》撰写的文章,内容披露了名校为校友及捐赠人子女大开方便之门的情况。丹尼尔凭借此系列报道获得了普利策专题报道奖。


哥伦比亚大学也是美国顶级名校。当丹尼尔手捧着获奖证书和装有1万美元支票的信封坐回台下时,校长又随口加了一句:“都是没有的事!”这显然是指丹尼尔文章对这些名校的批评,观众席里顿时传出尴尬的笑声。


事实上,在丹尼尔的报道引发轰动之前,美国大学普遍认为照顾校友和捐赠者的子女无可厚非。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移民大量涌入,美国公立教育发展迅猛。面对成绩优异的犹太人子女在新生中比例日益扩大,以及随之而来校友们的恐慌,达特茅斯学院、耶鲁、哈佛率先制定了新的录取标准——降低学业成绩比重,增加对性格、运动才能、地域分布这类权贵子弟享有优势的素质考核。丹尼尔认为,这种在“才能”外衣掩盖下的新标准,实际上是针对犹太人的歧视政策。它很快在全国范围内,乃至公立大学中推广开来。


作为非营利机构,接受捐赠一直是美国顶尖私立大学活下去的主要方式。据《美国新闻和世界报导》的数据显示,2013-2015年,校友捐赠率最高的10所院校清一色都是私立名校,平均校友捐款率达53%;最高的是普林斯顿大学,达63%。非校友的富豪也会为学校带来巨额资金。2015年美国高校捐赠基金总规模排名中,哈佛资金最雄厚,达364.4亿美元。


一些学校强调,他们对贫困生也有资助政策,但在丹尼尔看来,只有取消了对校友和捐赠者的优待,才会保证优秀寒门子弟的机会,不会被精英子女挤占。


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新近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支持了丹尼尔的观点。该报告试图探索父母收入与子女教育以及经济成就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美国最富的1%家庭的子女进入常春藤大学的概率是寒门子女的77倍。


在上述研究中担任助手的本杰明·高曼告诉本刊,低收入家庭的子女会更偏向于选择离家近的大学,频繁的转学也会使他们的才能很难被发现。更糟糕的是,这些孩子通常只能进到条件一般的公立高中,在信息获取上也处于劣势。


上世纪60年代中期,耶鲁大学招生办主任曾经力图改革,甚至拒绝了耶鲁最大捐赠人之子的入学申请。此举立马遭到了校友们的反攻。耶鲁不得不在上世纪70年代初又恢复了对校友子女们的偏爱。


丹尼尔把这种对世家子弟的青睐称作“世家优先”(legacy preference)。尽管这些顶尖大学不愿在公开场合过多谈及,但在丹尼尔看来,这已然成为它们的一项传统,一个潜规则。


“这实际上是一种交易,而不是捐赠。”丹尼尔告诉本刊记者,“这并不全然是一个礼物,而是为了给儿子或女儿买一张入学门票。”




“平权法案”



2015年12月9日,美国亚裔教育联盟在最高法院前集会反对“平权法案”。(@视觉中国图)


60岁的丹尼尔,本人的经历正是美国顶尖大学招生政策变化的典型案例。他的父母都是犹太人,父亲两岁时跟随家人从罗马尼亚到美国境内母亲是纳粹德国的难民。他们都在美国上了大学,进入研究生院并拥有博士学位,两人去世前是马萨诸塞大学的终身教授。在某种程度上,当时美国社会实现向上流动更容易一点。因为当时有更多的蓝领工作,不需要太高教育水平,而且也能支付足够工资养活一个家庭。”丹尼尔告诉本刊。



1974年,17岁的他只为自己申请了两所大学——哈佛与康奈尔,均被录取。他把这归功于当时还不算激烈的竞争——当年,哈佛大学在美国高中生中的录取比是14.3%,而到今年,伴随着申请人数的增加,这一比例反而降到了5.2%。


上世纪70年代,美国轰轰烈烈的平权运动刚刚落下帷幕,“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正在发挥效力。该法案要求学校招生、公司招聘中保证少数族裔比例,各大学陆续降低了对以非裔、拉丁裔为代表的少数族裔的入学门槛。



但自1978年以来,不断有人起诉大学录取中的种族平权政策不公平、有悖于美国宪法的精神。2003年,两名白人学生申请密歇根大学法学院被拒,他们提起诉讼,认为其招生政策违宪。该校规定,招生名额的五分之一给那些少数族裔的学生。


案件最终上诉至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丹尼尔开始调查这种有人称为“白人平权法案”的情况。然后他意外发现,“这一偏向性政策有助于少数族裔学生,但还有其他偏向有助于白人富家子弟,比如优待校友子女等”


调查中,丹尼尔发现富人通过世家优先进入名校的几率明显高于普通人。比如,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参议院前多数党主席弗里斯特的儿子,也曾凭借显赫的家世从排名最后的申请者中被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优先录取。


而另一面,部分出于权利平等目的出台的法案,却常常演化成为世家子弟谋福祉的工具。美国高校历来有运动员特招的传统,但高校出于资金筹措的考虑,通常青睐权贵阶层才能从事的运动项目,比如马术、壁球、划船、射箭。1972年,美国通过了倡导性别平等的《教育修正案第九章》,之后高校的运动俱乐部开始有女子队,里头几乎清一色都是白人。


“这既违反了捐赠人法律,也违背了大学的非营利定位。”2006年12月的一天,丹尼尔站上了国会参议院财经委员会听证会的证人席,就“高校是否背离其免税非营利组织的定位而成为营利机构”的问题作证。


此前三个月,他的新书《大学潜规则》刚刚出版。在舆论压力下,哈佛大学宣布取消提前录取申请项目——这被视为富家子弟的护身符,因为许多大学都要求一旦被提前录取就必须注册,这意味着放弃申请其他大学。而寒门子女通常需要比较各大学能提供的资助金额,以减轻学费负担。


《大学潜规则》的出版并不容易,因为学生的教育背景信息是机密,无法仅凭提交一份公开数据请求,就能获知他的“高考”分数。丹尼尔必须问很多人关于这个学生如何上大学的情况,包括学生本人、家长还有辅导员。为了写作,丹尼尔辗转采访了数百人。“我试图做到的,是尽量让父母和学生明白,我不是在批评他们个人,我要说明的是一个更大的问题。”丹尼尔说。


密歇根大学平权法案最终以5比4通过裁决,允许大学为使学生成分“多元化”而在招生时适当考虑申请者的种族背景。让丹尼尔诧异的是,最高法院中一位底层出身的非裔大法官投了否决票。这位大法官的解释是,有些大法官之所以投肯定票,是因为担心一旦优待少数族裔的平权法案被废除,优待校友子女的传统也会被废除。




新“弱势群体”




丹尼尔现在供职于一家名为“ProPublica”的非营利新闻机构,教育公平一直是他关注的重点。


丹尼尔认为,10年来,美国在入学平等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多少进步。“我认为富家子弟今天得到的优待和十年前一样多。现在,只是更多人意识到这种优待的存在了,但是它的作用还是一样强大。”


去年底,库什纳的岳父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丹尼尔又趁势推出了一篇评点“世家优先”现状的文章。“接受校友子女优待的家庭中,最受瞩目的就是特朗普一家”,丹尼尔写道,特朗普本人在全美商学首屈一指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取得了学士学位,他的两个孩子,伊万卡和小唐纳德同样毕业于该学院。


在这则报道里,丹尼尔还指出,当初宣布取消提前录取的三所高校——哈佛、普林斯顿和弗吉尼亚大学,几年后又在许多“优秀申请者”要求下,悄悄恢复了提前录取。这些顶尖大学继续对捐赠人提供便利,也是有原因的——在高校继续加大对学生投入的情况下,政府却在大幅缩减财政拨款。


当然,并非所有的顶尖学校都会这么做。丹尼尔发现加州理工学院、库珀高等科学艺术联盟学院、伯利亚学院——他们藐视“世家优先”却依旧能够得到充足的私人捐赠。丹尼尔说,这种情况也许只存在于“谨慎的工程和科学类大学”中,因为“如果你不擅长理工科,你就无法适应专业学习,所以录取也没必要”。


在“世家优先”和“平权法案”的共同作用下,亚裔和贫穷的白人成了精英大学招生中新晋的“弱势群体”。在过去的20年中,亚裔学生增加了近一倍,学生的素质也大幅度提高了,但耶鲁等大学的亚裔新生比率却基本保持不变。在大学录取中,他们比不了富有的白人学生,不是强势群体;却又不敌如非裔、拉美裔等其他少数群体,成为最受排挤的人群,不得不拥有更高的条件,才有可能进入自己心仪的大学。


美国教育部下设有一个专门处理法律歧视问题的公民权利办公室(Office of Civil Rights),本刊记者曾试图通过电话和邮件联系,但没有得到回应。丹尼尔告诉本刊,优待校友和捐赠人的子女,从表面上看,并不涉及种族歧视,虽然的确产生了种族方面的影响,因为获益的学生通常为白人,“因此,平权办公室对于优待世家子弟这个问题其实做不了什么”。




民间行动




早在2003年,丹尼尔发表在《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出台后,两名共和党参议员就公开表达了对“世家优先”政策的不满,其中一位还提出了要求废除高校教职员子女享受的税收减免的修正案,但最终遭到否决。


1995年,壁球明星格雷格·扎夫创办了一个名为“壁球阻击者”的非营利项目,不仅为波士顿城区的少数族裔学生提供壁球学习课程,还帮助他们申请大学。当丹尼尔问扎夫:为什么名校会关注那些壁球打得好的学生?扎夫直白回应,“壁球界是有钱人的天下,球友们大都腰缠万贯”。


在美国,还有不少民间组织也在做扶助寒门子弟上大学的工作。就在“壁球阻击者”诞生的上一年,两位教师成立了一个旨在为寒门子弟提供教育支持的民间机构KIPP(Knowledge Is Power Program)。“在美国,拥有大学学位和只拥有高中学位的人之间存在巨大的薪资鸿沟。”KIPP媒体事务主任史蒂夫·曼奇尼告诉本刊,和高中毕业生相比,大学毕业生有更强的赢利能力、更多的公共参与以及享有更多医疗保障。


除了为低收入家庭子女上大学提供帮助之外,KIPP还在2007年开展了大学扶助项目,与91所大学建立合作关系,帮助考进大学的低收入群体克服经济、学业和情感障碍,确保他们顺利毕业。


2016年,KIPP对校友进行调查后发现,极端贫困家庭的孩子在进入大学后仍然会面临食物上的不安感,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上学的同时还要工作以帮助家庭。“我们意识到仅仅只是帮助学生们进入大学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关注如何帮助他们顺利毕业。”曼奇尼说。


尽管KIPP校友的大学毕业率是美国低收入家庭子女毕业率的4倍,但要想进入美国顶尖大学依然困难。曼奇尼告诉本刊,KIPP的目标是为学生们找到最适合他们的大学,无论是州立大学、精英大学还是常青藤大学。毕竟,“一张大学文凭对来自边缘社区的学生比对更为富裕的学生在成人阶段的收入上作用更大”。


“我不清楚在社会大环境下来看,他们的工作具体有多少成效。”丹尼尔说,这些社会团体的工作值得肯定,但局面非常难改变,因为权势阶层没有太多去改变这种状况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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