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说日语，是日本人来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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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3日，清晨7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集会广场，五星红旗升起后又降下，悬在旗杆中间。

这天，是第四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也正逢南京大屠杀80周年。80年前，侵华日军攻陷南京，6周的血腥屠城，30万同胞遭杀害。

上午10点，8个花圈献至台上，和平鸽从台下飞起，近一万名民众身着深色衣服，献花、垂首，全城鸣笛默哀……

而在台下坐着的，不仅有垂垂老矣的大屠杀幸存者们，还有一个日本代表团。

“心像被挖出一样难受”

12月12日，清晨5点，天还没亮，今年70岁的松冈环就已收拾好行李，奔赴机场。

这是她第97次来到中国。

近三十年来，松冈环总是抽出工作间隙往返于中日之间。

一开始她语言不通、人生地不熟，给她做过20余年翻译的常嫦说，松冈环不仅承受着“日本国内右翼分子的攻击”，还面对着“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对日本人的戒心”。

今年7月，她来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以下简称“遇难同胞纪念馆”）时，她的身边坐着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艾义英老人。

艾义英出生于1928年，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那年，她只有9岁。她的父亲、两个叔叔、一个堂哥都被日军残忍杀害，刚刚生产后的母亲为了带着艾义英姐弟3人继续逃命，被迫丢弃了刚出生不久的女婴。

“对我来说，一生成长中，经常做噩梦，很长时间都睡不好，看到日本人就感到害怕。”艾义英说，她对日本人“又恨又怕”了80年。

但是这时松冈环就坐在艾义英的身边安慰着她，对艾义英而言，松冈环这个日本女人，既不可怕，也不可恨。

松冈环出生于1947年，幼时的她从未听到过关于日本侵略中国的史实，“从小到大，我们学到的关于战争的说法，都是说败给了盟军。”

如今的日本教科书中，对于南京大屠杀的说法仍然是个变数

而对于战争最初的记忆是，她的舅舅曾在战时来到中国，一张照片中，舅舅穿着军服，拿着刺刀，“耀武扬威”。

1982年，松冈环成为了大阪一家公立小学的历史教师，在当时的日本教科书上“南京事件”只有大约三行，提到南京大屠杀时，就只有轻描淡写地一句话：“南京城里死了很多人……”毕业于关西大学东洋史专业的松冈环查找不到够用的资料，她决定来中国，探索真相。

1988年8月，松冈环第一次登上了飞往南京的飞机，来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她接触到的第一个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是李秀英，1937年时，李秀英只有19岁，为了抵抗日军的强奸，她被刺了37刀，肚子里7个月大的身孕也因此流产。

“我觉得心像被挖出一样难受。”松冈环说。

而更让她难受的是，李秀英讲述完自己的经历，说完“这是可恨的军国主义”之后，又淡淡的补了一句，至今看到日本人还觉得不舒服。“虽然那个时候，我听不懂中文，不知道她说的‘心里不舒服’的意思，但是我看着她沉重的表情，立刻明白了她的心情。”

松冈环当时的心情很是复杂，“有谢罪、反省的感情”，当时，她下定决心，“必须告诉在家里等待着我的学生们，被潜藏在南京历史真相中的是怎样的痛。”

两年之后，她发起了名为“铭心会”的民间团体。每年，她都会组织日本市民到南京进行历史寻访，还通过召开证言会、和平集会等方式，向日本民众展示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

她追访了数百名日本侵华战争受害者和亲历者，数次活动中，她都蹲在地上，听着受害者和亲历者的叙述，握着手，点着头，情动之时还留着泪，将他们的证言出版成书、制作成纪录片，举行图片展。

如今，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越来越少，据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张建军介绍，现在在册的幸存者已经不足百人。

“80年啊，80年过去了，很多幸存者去世了。看到他们走了，我……”12月初，在加拿大时，松冈环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眼眶泛红。

今年12月13日的国家公祭仪式上，松冈环与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又一次相聚，她拉着夏老的手，问她身体好不好。

她一直希望有一天日本政府能够正视历史，像这些幸存者道歉，对受害者做出弥补，让下一代了解真相。但近几年，日本的言论空间正在被挤压，不同版本的教科书被修改，第一线的教师也不能自由选择授课内容。

“我一直很不甘心。”她用清晰的中文说，“很幸运可以见到幸存者，但还是没有办法答应他们说，日本政府会道歉。”

那时，“整个南京城都是地狱”

想见到侵华日军老兵，让他们说出真相，更是困难。

从1997年秋天开始，松冈环开始在日本走访参战老兵。

她和铭心会先是从日本地方人名事典中找到1937年应征入伍，并来到中国的相关人员；然后向300名相关人员发出信函，请求予以协助，并从各地图书馆中寻找老兵的战争记忆。此外，松冈环还在东京、名古屋、大阪、广岛等地开设了与追寻南京大屠杀史实相关的热线，供日本老兵找她聊聊。

“当时，有百分之七八十的人骂我们，斥责我们‘你们干什么’。”松冈环说。

让老兵说出他们的故事、追索真相的过程很是累人。

据松冈环回忆，调查初期，老兵们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情况很常见。曾有一段时间，面对挖掘史料的巨大阻力和压力，心情低落的松冈环甚至动过自杀的念头。

不过，最终，她还是追访到了约250名与此相关的日本老兵。那些曾经参加过“南京战役”的日本老兵提供给她的资料中，有130条颇有价值的信息，其中包括13条与大规模集体屠杀有关的事实。松冈环对这些资料进行整理，在加害者和被害者的证言中，找到了在空间上完全一致的十几个例证。

几位前侵华日军士兵面对镜头承认了一些在南京太平门惨案中的屠杀细节——用刺刀直接刺死无辜市民；逼迫中国人在埋着地雷的路上走，将这些人活活炸死；从城墙上往中国人身上倒汽油后，点火将他们活活烧死……

“作为日本侵华战争的侵略者，我曾参加过南京围攻，对日本军队的暴行感到惭愧。”在松冈环的陪伴下，当年95岁的前日本军人三谷翔面对镜头，揭露真相。

17岁的时候，三谷翔作为志愿兵加入日本海军，当时的他笃信“为天皇战死，是最光荣的事情”，甚至在军校念书的时候，他们都被分为红白两队，一队扮演中国人，一队扮演日本人，“那些扮演日本人的学生总是在大喊‘杀了所有中国人’。”

南京保卫战时，三谷翔随日军舰艇“海风”号侵入南京外围，当时他是信号兵。

据他回忆，12月12日，战争正酣，三谷翔在舰艇上看到四个竹筏，以为会藏有中国士兵，便一同胡乱射击，后来才发现，竹筏上面堆满的都是中国人的尸体。

回忆起那段经历的时候，三谷翔用布满皱纹的手掌拿起桌旁的黑白照片，紧紧捏着，手指微微地抖。

此后几天，三谷翔奉命上岸，看到岸边有成堆的中国人尸体，“尸体高度有两米，每堆有五六十具尸体。”三谷翔称，那不是军人，而是老人、女人，甚至小孩，当然也有壮年，有的手被绑在背后，有的全身赤裸，有的尸体甚至没有头。

谈到这儿的时候，他闭上了眼睛。“那里不是唯一的，整个南京城都是地狱。”他紧握照片，双手颤抖得更加厉害，那是一辈子都忘不了的寂静，连鸟叫声都听不到。

12月18日，返回军舰的第二天，三谷翔忽然听到一阵枪响，看到岸边有中国人被机关枪投射，“像是电影慢镜头一样，他们一个个倒了下去。”他说，“我在12月25日离开南京，离开前的每一天都是这样的，从早到晚。”

尽管目睹了南京大屠杀，但在接到禁言的命令后，他一直保持沉默，直到1997年松冈环开始收集证言——“我想活到100岁，而让我活着的唯一原因就是想说出真话。”三谷翔曾说，安倍政府对过去的历史视而不见，“真想和他打架。”

10年前，2007年12月13日，三谷翔来到了南京，参观遇难同胞纪念馆，出发之前，所有人都劝他不要“惹麻烦”，“但我父亲坚持想要道歉，他说那是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次机会。”三谷翔的女儿说。

那一次赴宁，他还曾在南京理工大学作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证言。

讲话前，三谷翔曾经担心中国学生的愤怒，但演讲结束后，很多学生都走上台前与三谷翔握手，一个男生说三谷翔道出的真相让他消除了对日本人的“偏见”。“和平的时代真好，能够这样相互理解。”当时，三谷翔颇为感慨。

而今年9月9日凌晨两点，98岁的三谷翔已在家中去世。

“如果我不谈论日军对其他人犯下的暴行，或向南京人民请求宽恕，我就不会安息。”三谷翔生前曾说。

“是疯子，是卖国贼，是叛徒”

“平静的生活中，和平的景象下，每年我们至少有一个时间，有一天，来回首往事、铭记历史，让这份痛感重新唤醒。”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张建军说。

自2015年10月起，来到纪念馆工作后，他几乎每天都会在馆里走一走。

每次看到馆藏中小朋友虎头鞋上散落的铜铃、女性用来束发的发簪、擦在脸上的半瓶雪花膏，张建军就会很有触动，“想到当时那么鲜活的生命，妇女、儿童、还有很多无辜的人，就在某个瞬间被日本军国主义者残害，确实感到很伤痛。”

也是从张建军调任馆长那时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将“南京大屠杀档案”列入《世界记忆名录》，南京大屠杀的大众化传播，构建人类共同记忆就变成了张建军的工作之一。

其中很重要的一块便是对外传播，他们每年都将史实展带到国外，也把史实资料一一外译。每一年，纪念馆也会接待不少外国友人，尤其是来此的日本人。

笠原十九司是日本历史学界著名的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专家，收集了日本国内“否定派”否认侵华战争和南京大屠杀历史的书籍，作为他的“研究靶子”。

“在日本史学界，很少有人会否认南京大屠杀。否认南京大屠杀的，都不是历史学家。”此前在国内的演讲一次中，笠原十九司说。

上世纪80年代初，笠原十九司是参加“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的资深学者，多次到南京实地调查采访，听取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

曾经，笠原十九司一直坚持维护历史真相的行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成为日本媒体争相报道的焦点人物，但如今，“几乎已经没有日本媒体来采访我了，他们都在刻意回避。”他说，如今日本的一些高官都是侵华战争的军人后代，“他们想极力掩盖祖先的罪行，因为这将对他们自己的地位和面子有负面影响。”

这两年他再次来到南京，张建军负责接待，“我们围绕历史，有很多共识的地方，成了好朋友。”张建军说。

笠原十九司回国那天，张建军起了个大早，去酒店送行。当他的车离开五十米后，又突然倒了回来，笠原十九司下车，和张建军来了一个拥抱。

“要知道，这在日本人而言是一个很少见的动作。我很感动，我们都是为这段共同的历史而努力着。”张建军说。

除了回避，松冈环在这些年则经历过不少“恐吓”。

“他们在我工作的学校附近，挨家挨户发放传单，说我是疯子，是卖国贼，是叛徒。”她说。

松冈环追寻真相的举动无疑直接扎向了日本右翼势力的。她在日本参加会议、放映资料影片时，常有右翼人士在外大按汽车喇叭制造噪音。有人说，南京大屠杀并不存在；有人称她是“中国的特务”；还有人会尾随她到地铁站。

松冈环说，自己等地铁时会很小心，绝不站在靠近站台边缘的地方；家门要锁两道锁，也从不轻易开门接待访客。

而最让她难过的是，她丈夫的一位朋友常常给予她支持，却遭人推到车前而伤重过世。所以，她“的确也会怕，但是不会停”。

“不敢面对和直视他们”

张建军一直珍藏着一个书签，那是一个空信封，没有署名、没有内容。

信封的主人是退休的荷兰莱顿大学日籍教授村冈崇光。他曾赴南京大学演讲，大学按例给了他3000块的酬劳，但是钱在他的口袋里却“像是一个火团一样”。

“我不能拿南京人的钱。我不能接受从被我的同胞伤害过的地方得到的回馈，哪怕是一块钱都不行。”村冈把钱转交给了张建军，托他把钱捐给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援助会。张建军转交后，把空信封留来下来，“想一直记得这个表达出忏悔的老人家。”

张建军还记得，村冈崇光是他两年来陪同参观的游客中看得最仔细的一个人，40分钟可以观赏完的展厅，他看了两个小时，包括日军作战的序列表都一个字一个字的看下来。当张建军问他为何如此仔细时，他说，“我很庆幸我父亲的名字没有列在其中。

对于村冈崇光而言，南京有特别的意义——他的父亲是曾任日本航空参谋陆军中佐的村冈良江，在1938年上半年奉命移驻南京。

那次是村冈第二次来参观纪念馆，年近80岁的老人，看到和自己年龄相仿或者稍长一些的中国参观者时，却“不敢面对和直视他们”。

来到纪念馆的日本人还有很多，他们的出现常常“悄无声息”，几乎达成了一种共识——不说日语。

纪念馆的导引者也明白，带日本友好人士参观纪念馆并不是一个轻松的活——难题不是语言，而是周围参观者的目光。如果发现有国人长时间停驻、观察，甚至有人说“日本人就应该来好好看看”的时候，导引往往会上前告诉他们，这些日本人是“正视历史”的。

日本神户·南京心连心会团长宫内阳子也是“正视历史”的一员，她已经来过南京20多次，向幸存者、墓碑低头、鞠躬、道歉。

而如今的她头顶已经长出白发。

和她一样，如今，来到南京、参观纪念馆的日本人大多都已年岁不小，“一般的日本青年还是经常认为自己是战争受害者。”宫内阳子说，因为有长崎和广岛的核爆，但是那些年轻人没有认识到日本首先是加害方。

“这是日本青年教育缺失的一个重要环节。”宫内阳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