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毕业，先陪睡”——高校为何沦为性侵重灾区？

2018-01-04 李思磐口述 Vista看天下 Vista看天下

口述 | 李思磐

整理 | 曹默涵

2014年夏天，两名厦门大学女研究生通过微博，投诉该校考古专业唯一的博士生导师、学科带头人吴春明涉嫌“诱奸”女学生，校方很快宣布对吴停职调查。

当时，一位投诉者以“兽”来指称博导的性骚扰行为，另一位则在发布的声讨中使用“诱奸”一词，而公众与媒体则往往以“潜规则”指称。这意味着，学术领域的性骚扰行为，还停留在“无以名之”的状态。

2018年第一天，北航毕业的博士罗茜茜，实名举报该校教授陈小武持续性骚扰门下女学生，并引得多名校友纷纷站出来指认，称自己也曾遭遇过陈的“毒手”。可以看出，三年多过去，受害者的认知已经发生了变化。

可惜这还只是少数情况。相对于职场性骚扰、性侵害案例进入法律诉讼程序，或通过媒体广泛传播，学术性骚扰的具体案例则处于较为隐秘的状态，鲜为大众知晓。

罗茜茜微博实名举报陈小武。（网络图）

“我觉得他捏死我很容易”

“学术性骚扰是在性欲和性的认同方面滥用权力，导致妨碍和损害学生充分享有教育的福祉、氛围和机会。”1980年，在向美国教育部妇女教育项目咨询委员会提交的一份报告中，美国学者弗兰克·蒂尔（Frank J. Till）这样定义高校和学术机构的学术性骚扰。

国外研究数据表明，一半女性在大学期间会受到男性讲师或者教授的性骚扰，大学第四年以后，这一风险会增加；而研究生比本科生更常遭遇性骚扰，这主要是因为研究生阶段，学生与教授的互动更为密切，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权力关系发生了变化。

在蒂尔看来，对学生的平等受教育权伤害最深的，正是教职员工对学生的性骚扰。而我（李思磐，下同）的研究和访谈也基于这部分情况展开。

在学术性骚扰行为中，被骚扰者的拒绝能否成功，往往取决于骚扰者能够利用的资源以及双方权力关系的落差。而在高校学术性骚扰这里，骚扰者占据了资源和权力的高位。

从诸多案例中我们可以发现，学术性骚扰者主要利用的是三个方面的资源，而这些资源来自组织赋予的身份地位：学校各级行政领导掌握的行政裁决权；老师指导、训练、评价学生的机会和权力；老师参与各类委员会、学术社团和学术出版机构，对推荐、甄选、录取录用、科研项目和论文评审程序施加影响的权力。

除组织正式赋予的权威之外，学术性骚扰者还可能有着“基于个人影响力的权力”，这较多地发生在学生崇拜的“学术明星”、“男神”身上。比如厦门大学案的骚扰者吴春明，既拥有组织化的权力，也拥有“学术男神”的影响力。

厦大性侵女学生的博导吴春明。（网络图）

相对被骚扰者，学术性骚扰者拥有极为不对称的权力，一方面，被骚扰者很难以决绝态度反抗，骚扰者却不会考虑对方意愿而自觉停止，即便在出现抵抗的情况下，也不会完全放弃。我的访谈对象之一、本科生何红的遭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大学二年级时，何红为了策划校园活动，主动联系了一位传说中“思想开明，对学生好”的校领导。对方热情地鼓励她与自己联系，并留了联系方式，在之后的邮件往来中约她周末出去游玩。游玩当天，该校领导找借口把她载到自己家，要求她认他做“干爹”，并且施以拥抱亲吻。

此后，何红尽量回避与其直接接触并换了电话号码，但还是被他在众目睽睽之下问到新号码。她一再拒绝了他可能施加影响的交流和保研机会，但被他长期、断断续续地纠缠直到毕业；虽然后者不再有私下与何红见面的机会，但仍然会积极干预她的生活，譬如，怂恿其参与国际交流项目，并且在何红没有要求的情况下“打招呼”。

“他希望我在经济上、学业上持续有求于他，把我跟他进一步绑定。”何红说。

正是因为权力结构的相似，学术性骚扰往往不是孤立的“情感”事件，而呈现出模式化的特点，如同设定好的程序，在多人身上重复出现。例如这次在北航事件中，几名举报者的遭遇极为相似，并且除非其他人说出来，被骚扰者通常是通过感同身受的细节和气氛，发觉骚扰者也在针对其他人。

而因为学生与教师之间有着年龄和社会经验的较大差距，学术性骚扰者拥有的无论是指导评鉴的权力，或是经济支持和咨询建议，还是人脉甚至信息通道，对于学生来说都很重要，这通常会让她们放大骚扰者的权威和影响，担心自己的处境或与对方的关系，因此往往表现出脆弱无力。

尽管何红尽量避免与那位校领导独处，但她仍然很难完全拒绝与他在公开场合的接触，因为“我觉得他捏死我很容易”。

2017年的美国，无数遭遇过性骚扰的女性站出来，说出“我也是”。（网络图）

“我可没有强迫你，是你自己愿意的”

在进行骚扰时，学术性骚扰者最念兹在兹的，是被骚扰者的“同意”。

厦门大学案件中，发生关系时，学术性骚扰者会特别强调这一点：“每次事后他都要强调说：我可没有强迫你啊，是你自己愿意的啊。”

在何红的个案中也是如此。该校领导突如其来地对她进行拥抱和亲近，还不忘记寻求她的“同意”：“他对着我……（当事人要求隐匿严重的骚扰细节）。我进门的时候没认门（地形不熟不知道怎么离开），所以只好忍着，等脱身。当时很害怕他直接把我扒了。他还一直问我开心吗开心吗。我为了脱身，就说开心，但我那语气像开心吗？”

何红表示，这完全不是她可以控制的，这完全不是平等的交往：“当时我才进大学不久，碰上这事儿完全傻掉了。”

中国《刑法》规定，“违背意志”即是强奸，学术性骚扰者断然不会轻易踩踏法律红线。因此，他们不会采用明目张胆的胁迫，而是策略地使用权力，影响和操控学生的“同意”——即让对方不能拒绝。

首先，挑选受害者。所有个案都表明，学术性骚扰发生很少是“即兴”。骚扰者对于时间、地点和场合的安排，一般都有所计划；而通常他们对骚扰对象都有所选择。如厦门大学案中的当事人表示，骚扰者不会找那些家在学校所在地，或者在当地有亲戚朋友的学生；而何红第一次被该校领导骚扰前，他也曾询问她的家庭背景。学术性骚扰者往往更愿意选择来自外地、家庭背景普通，独立无援、缺乏资源与之抗衡的当事人。同时，他们也会挑选有强烈求知兴趣和成就动机的被害人。案例中有两位来自单亲家庭随母亲长大的女生，都是男教授强迫其接受“父爱”——他们故意挑选这一类受害者，而不是如传言所说，这一类女生“自然”会喜欢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