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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幼童惨案后,极端舆论也在制造悲剧

贾小凡 Vista看天下


6月28日中午,在上海浦北路发生无差别砍杀路人事件,两个小男孩经抢救无效死亡。


据徐汇警方通报,犯罪嫌疑人被当场抓获,其自己交代行凶是“因生活无着产生报复社会念头”。



普通人对这种恶性事件的情绪,已经无须赘述。突如其来的悲剧,也让整个上海陷入了悲伤。


当天事发后,不断有上海市民自发前往浦北路,点燃蜡烛、送上鲜花为无辜逝去的孩子送行。市民们自发的吊唁行为令人感动又敬佩。



或许这是上海这座现代都市里,公民意识觉醒的又一次侧写:能对无辜陌生人的受害表达哀悼,自觉地体谅他人的痛苦并诉诸公共舆论,意味着“我”不再只与“我”有关。


当然,当这样突发的恶性事件发生时,任何有最基本正义感的普通人都很难不与之共情。也正是因此人们才陷入恐慌与焦虑,为受害者悲愤,也为自己可能面对的安全隐患而不安。


可以观察到的是,在各种激烈的声音中,有一种极端的、情绪强烈的声音渐渐地壮大起来,在这次事件中成为民意的主流:


“我不要了解任何关于凶手的背景,你也不要拿给我看。”



这样的声音,指向的是针对极端事件中犯罪分子进行的新闻报道,或基于一些事实进行的分析。经过舆论场长时间的混战,任何这样的尝试,都已经被一部分人情绪激烈地盖章:


谁只要去挖掘他背后的故事,就是同情凶手,洗白凶手,为他的罪行辩护……


曾经最好用的金句是天海佑希女王的“心弦一根不剩”论,最近又有了新的截图,看起来更好用:



然而,每每这样的悲剧发生后,舆论立下的规则就是对的吗?


旁观者们不是要以纯医学知识面对刑事案件的法医,更不是法庭上的法官。如果自作多情一点,也许可以算是舆论场中的陪审团——象征着法制精神与伦理道德在普通人中的渗透。


但我们不愿意见到的是,在类似悲剧的累积下,当普通人被愤怒和恐惧支配时,是过于非黑即白的思维开始占了上风——


只要看到关于杀人犯的报道中提到邻居对他有正面看法,看到挖掘罪犯过往人生中不全然是消极、恶毒的因素,看到网络大V对此人所衍生的社会问题发出感慨,不分青红皂白就要开骂:


“是不是洗白?为什么同情他?为什么帮他找借口?圣母!”


在这样的认知中,所有犯罪的人,就必须是一点都无法把握的天生杀人狂。这类人的确存在,可我们并没有理由去一刀切,扼杀所有恶性事件中主人公以及他所呈现的问题被研究、被探讨的价值。


“一谈到罪犯本人就一定是洗白”,本身就是巨大的偏见。犯下罪行的人一方面当然要受到法律的严惩,另一方面,他们所谓的“背景故事”也许藏着某些社会问题的警示,也许它可以成为犯罪土壤的研究对象。


这种反思是对无辜之人的负责,是对所有与凶手有相似处境但隐忍不发之人的负责,在有些人眼中它却统统成为“你在夸赞凶手”、“你在为凶手辩护”



我们可以期待这种声音要负责、专业、有理、克制,它也的确应当如此,但一味捂住耳朵“我不听,你不许”,是最没有好处的。


因为那样久而久之,我们的社会反而失去的更多——大众失去了理解人性复杂、社会复杂的意愿和能力,可是社会会按照二元对立的思维运行下去吗?不会。


那么当一次次的事件后,原因只能归结为“他变态”、“报复社会”这简单而又没人真正理解的字眼,实际上在承受恐慌和危险的人是谁?不言而喻。


更让人不想看到的情况是,普通人对此束手无措又浑然不知问题的症结,只好开始互相仇恨彼此。


每次类似的事件,只要一出现那些敏感的元素,焦点就立刻自发地被转移。这一次的悲剧中,也不例外。


听说遇难学生的学校是什么情况后,充满仇富情绪的恶意出现了,全无对无辜死者和家属的尊重,比如这样的言论↓↓↓



人人自危的恐慌感中,上海本地人和外来人口的矛盾也被激发,互相排斥、互相攻击的恶毒言论随处可见。





甚至情绪的冲动带来了一窝蜂这样的言论:“恢复收容遣送制度刻不容缓!”





一场悲剧的代价如此之大——无辜的小生命逝去,家庭破碎,社会上不同的人群也因此被撕裂,甚至价值观开起了倒车。


这些激烈的言论都是以自己个人的处境为唯一出发点,明明人们都是手无寸铁的普通人,却将仇恨的炮火转移到彼此身上,不停攻讦、谩骂,甚至不惜开始为落后的、曾经付出过人命代价才得以更改的制度叫魂。


对生命的尊重,对人的迁徙权利的基本认知,统统在骂战中倒退回不配称之为文明的状态,谁能想到可悲的命案后还有着这样可悲的后续。


如果说每一次舆论风波都是在促进真正的公民意识形成,那么很不幸,网友和市民自发对受难者的致哀,只是一个太小的起步,它的阻碍还有太多太多。


或许那些失去理智的人,归根结底也都是可怜的:人们之所以将自己收缩在极小的空间里,极力地排除异己,做出自以为能自保的姿态,本质上还是源于对不确定性的恐惧


这种不确定范围越扩大,越容易激发人们本能地抄起最简单熟练的价值观到处挥舞,试图灭敌于漆夜。


每个相信正义的普通人,真正的共同敌人是“恶”,人们却越来越不敢相信彼此缔结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能有效地从土壤入手遏制“恶”的繁衍。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拒绝复杂”的价值观才会大行其道。正是因为知道一切太过复杂,才情愿选择最简单粗暴的结局,“什么也不要说,直接把这人渣极刑处死就好”。


官方通报,民间致哀,就这样有条不紊地逐渐完结这次的悲剧,或者说,每一次。


但危险的是,舆论自觉地默许所有这些恶性事件都不要和更广阔的背景发生联系,不得发声、不得思考,那么真的需要挖掘社会问题根源的时候,又该如何?


我们现在面临的局面,已经足够令人沮丧。一次次地从恐惧到焦虑、再渐渐遗忘,因为每个恶性事件之间不被允许有更深层次的关联,永远以极端、突发、恶劣的面貌快速出现,又快速消失。


被捂住嘴的沉默,从来都不是纪念的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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