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幼童惨案后，极端舆论也在制造悲剧

6月28日中午，在上海浦北路发生无差别砍杀路人事件，两个小男孩经抢救无效死亡。

据徐汇警方通报，犯罪嫌疑人被当场抓获，其自己交代行凶是“因生活无着产生报复社会念头”。

普通人对这种恶性事件的情绪，已经无须赘述。突如其来的悲剧，也让整个上海陷入了悲伤。

当天事发后，不断有上海市民自发前往浦北路，点燃蜡烛、送上鲜花为无辜逝去的孩子送行。市民们自发的吊唁行为令人感动又敬佩。

或许这是上海这座现代都市里，公民意识觉醒的又一次侧写：能对无辜陌生人的受害表达哀悼，自觉地体谅他人的痛苦并诉诸公共舆论，意味着“我”不再只与“我”有关。

当然，当这样突发的恶性事件发生时，任何有最基本正义感的普通人都很难不与之共情。也正是因此人们才陷入恐慌与焦虑，为受害者悲愤，也为自己可能面对的安全隐患而不安。

可以观察到的是，在各种激烈的声音中，有一种极端的、情绪强烈的声音渐渐地壮大起来，在这次事件中成为民意的主流：

“我不要了解任何关于凶手的背景，你也不要拿给我看。”

这样的声音，指向的是针对极端事件中犯罪分子进行的新闻报道，或基于一些事实进行的分析。经过舆论场长时间的混战，任何这样的尝试，都已经被一部分人情绪激烈地盖章：

谁只要去挖掘他背后的故事，就是同情凶手，洗白凶手，为他的罪行辩护……

曾经最好用的金句是天海佑希女王的“心弦一根不剩”论，最近又有了新的截图，看起来更好用：

然而，每每这样的悲剧发生后，舆论立下的规则就是对的吗？

旁观者们不是要以纯医学知识面对刑事案件的法医，更不是法庭上的法官。如果自作多情一点，也许可以算是舆论场中的陪审团——象征着法制精神与伦理道德在普通人中的渗透。

但我们不愿意见到的是，在类似悲剧的累积下，当普通人被愤怒和恐惧支配时，是过于非黑即白的思维开始占了上风——

只要看到关于杀人犯的报道中提到邻居对他有正面看法，看到挖掘罪犯过往人生中不全然是消极、恶毒的因素，看到网络大V对此人所衍生的社会问题发出感慨，不分青红皂白就要开骂：

“是不是洗白？为什么同情他？为什么帮他找借口？圣母！”

在这样的认知中，所有犯罪的人，就必须是一点都无法把握的天生杀人狂。这类人的确存在，可我们并没有理由去一刀切，扼杀所有恶性事件中主人公以及他所呈现的问题被研究、被探讨的价值。

“一谈到罪犯本人就一定是洗白”，本身就是巨大的偏见。犯下罪行的人一方面当然要受到法律的严惩，另一方面，他们所谓的“背景故事”也许藏着某些社会问题的警示，也许它可以成为犯罪土壤的研究对象。

这种反思是对无辜之人的负责，是对所有与凶手有相似处境但隐忍不发之人的负责，在有些人眼中它却统统成为“你在夸赞凶手”、“你在为凶手辩护”。

我们可以期待这种声音要负责、专业、有理、克制，它也的确应当如此，但一味捂住耳朵“我不听，你不许”，是最没有好处的。

因为那样久而久之，我们的社会反而失去的更多——大众失去了理解人性复杂、社会复杂的意愿和能力，可是社会会按照二元对立的思维运行下去吗？不会。

那么当一次次的事件后，原因只能归结为“他变态”、“报复社会”这简单而又没人真正理解的字眼，实际上在承受恐慌和危险的人是谁？不言而喻。

更让人不想看到的情况是，普通人对此束手无措又浑然不知问题的症结，只好开始互相仇恨彼此。

每次类似的事件，只要一出现那些敏感的元素，焦点就立刻自发地被转移。这一次的悲剧中，也不例外。

听说遇难学生的学校是什么情况后，充满仇富情绪的恶意出现了，全无对无辜死者和家属的尊重，比如这样的言论↓↓↓

人人自危的恐慌感中，上海本地人和外来人口的矛盾也被激发，互相排斥、互相攻击的恶毒言论随处可见。

甚至情绪的冲动带来了一窝蜂这样的言论：“恢复收容遣送制度刻不容缓！”

一场悲剧的代价如此之大——无辜的小生命逝去，家庭破碎，社会上不同的人群也因此被撕裂，甚至价值观开起了倒车。

这些激烈的言论都是以自己个人的处境为唯一出发点，明明人们都是手无寸铁的普通人，却将仇恨的炮火转移到彼此身上，不停攻讦、谩骂，甚至不惜开始为落后的、曾经付出过人命代价才得以更改的制度叫魂。

对生命的尊重，对人的迁徙权利的基本认知，统统在骂战中倒退回不配称之为文明的状态，谁能想到可悲的命案后还有着这样可悲的后续。

如果说每一次舆论风波都是在促进真正的公民意识形成，那么很不幸，网友和市民自发对受难者的致哀，只是一个太小的起步，它的阻碍还有太多太多。

或许那些失去理智的人，归根结底也都是可怜的：人们之所以将自己收缩在极小的空间里，极力地排除异己，做出自以为能自保的姿态，本质上还是源于对不确定性的恐惧。

这种不确定范围越扩大，越容易激发人们本能地抄起最简单熟练的价值观到处挥舞，试图灭敌于漆夜。

每个相信正义的普通人，真正的共同敌人是“恶”，人们却越来越不敢相信彼此缔结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能有效地从土壤入手遏制“恶”的繁衍。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拒绝复杂”的价值观才会大行其道。正是因为知道一切太过复杂，才情愿选择最简单粗暴的结局，“什么也不要说，直接把这人渣极刑处死就好”。

官方通报，民间致哀，就这样有条不紊地逐渐完结这次的悲剧，或者说，每一次。

但危险的是，舆论自觉地默许所有这些恶性事件都不要和更广阔的背景发生联系，不得发声、不得思考，那么真的需要挖掘社会问题根源的时候，又该如何？

我们现在面临的局面，已经足够令人沮丧。一次次地从恐惧到焦虑、再渐渐遗忘，因为每个恶性事件之间不被允许有更深层次的关联，永远以极端、突发、恶劣的面貌快速出现，又快速消失。

被捂住嘴的沉默，从来都不是纪念的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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