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飞刀手术”之殇 | “医生救了你的命，你却背后捅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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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救了你的命，你却从背后捅了他一刀。”师建国寻思，自己怎么也干不出这种事来。

初冬的上午，病房里还没供暖气，师建国的母亲患有脑梗，刚刚做了手术，正躺在床上闭目养神。他安顿好母亲，靠在病床边看了一会儿手机，又饶有兴致地和病房里的人热聊着最近医院发生的一件大事，“一个病人把医生举报了”。

那个病人和他母亲一样，患有脑梗，两个月前也住进了山西省洪洞县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只不过他病情比较严重，医生考虑手术难度及复杂情况，建议家属请北京专家来做“飞刀手术”，征求家属意见后，对方愿意支付一万元的手术费。

对“飞刀手术”，师建国并不陌生。“这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他说。在洪洞县城的医院，由于医生水平有限，往往很难操作高难度手术，这就需要请外面专家来开刀，俗称“飞刀”。但这种“飞刀手术”在国内明文禁止，是不合法的。医患双方彼此心照不宣，私下协商偷偷进行。

“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却见不得光。”师建国和病人家属讨论着。在他们看来，病人不用折腾去北京等床位，还能享受本地医疗保障服务，一万块钱手术费也不算贵，尤其对病人家属省心又省力。

谁也没想到，这位患者接受手术后，其家属居然偷拍了医生收取手术费”的视频，并发布到网上，掀起轩然大波。不久，洪洞县卫生局介入调查，搭线医生很快被停职，北京专家也被牵连接受调查。 

这段视频在网上引发持续关注，许多网友对病人家属行为表示鄙视和谴责。此刻病房里议论纷纷的家属们却深深担忧，“这下可真的把咱们老百姓害惨了”。他们私底下听医生说，有的病人脑出血，根本不能等，但转移去他院，在路上颠簸，很可能在路上就死了。这种病人迫切需要从上级医院请专家来“飞刀”救命。可眼下，“哪个医院还敢请？又有哪个专家还敢来？”

师建国很庆幸，母亲是轻微脑梗，发现及时，入院做了个取栓小手术。但今后若复发，他无法想象。对那些急需“飞刀手术”的患者来说，这个冬天很不好过。

01

“他举报就是犯罪”

三个月前，62岁的韩春明因急性脑梗住进了山西省洪洞县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他急需做支架置入手术救命。但对这种病，下级医院一般都是溶栓治疗，很难开展这种手术。该院神经外科主任王宝考虑到对这样高风险手术没有把握，帮患者联系了北京天坛医院的专家，邀请对方到洪洞县来做手术。

经双方协议，韩春明家属同意支付一万元作为北京医生的专家费，但医院并没有开收据。手术做完后，身穿手术服的医生从患者家属手中接过厚厚一沓钱。这一幕被患者家属偷偷拍下，然后将视频曝光。

截至目前，这条冠以《医生私收患者一万元红包》的视频在网上一直很火，最后以当事医院当事医生被处罚收场。

身穿手术服的医生收取患者家属交来的“手术费”。

洪洞县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王宝曾回应质疑称，那一万块钱确实给了北京专家作为报酬，事前也征得了患者家属同意。他承认不从医院财务中支取而在手术室向患者收取手术费”确实不太规范，但下面的基层医院都这样做。他还称，这次“飞刀手术”很成功，患者也在康复。

舆论很快又出现了反转，网友起初大骂医生无德，后来又力挺医生收红包。相比以往的举报者，这次接受“飞刀手术”的患者家属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10月26日，本刊记者赶往洪洞县寻访韩春明。住院登记显示，韩春明居住在洪洞县明姜镇宫官村，距离县城14公里。

宫官村只有一户姓韩，就是韩春明的亲属。据韩家人介绍，韩春明二十多年前就搬出村，去县城打工，现居住在县城二中附近。这些年，他和亲属一直没有联系，过年也没有回来过。

今年7月，韩春明大哥和四弟听说他病重，去医院探望过一次，当天便返回，后来也没见过面。

韩春明现有一儿一女，此次举报的家属正是其儿女。“这几年身体不好，没在外面做事了。最近又听说手术遭了罪，收费也有问题，他们一家都不满意。”韩春明的侄女说到这里，停顿一会儿又补了一句，“听说事情都解决了，不是吗？” 

对韩春明家人来说，这次举报的社会反响可能有点出乎意料。“全县的病人都恨透了他。” 洪洞县人民医院一些患者家属甚至认为，“他举报就是犯罪”。现在整个举报事件闹得满城风风雨雨，不少患者家属担心“飞刀手术”被政府部门一令禁止，使得各方受损。他们大多表态支持医生，这在以往的举报事件中很少见。

02

几乎每天都请人

ICU病房内，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专家医生通过远程移动查房会诊终端连线。（@视觉中国 图）

离洪洞县城中心2公里的省道旁，洪洞县人民医院坐落在这里，这栋2013年落成的新院主体大楼现代又气派，大门正对着门诊、住院部和120急救中心。这是洪洞县最大、科室设置最全的医院，也是二级甲等医院。

神经外科位于住院部九楼，是临汾市县级医院临床重点专科。王宝主任是科室里惟一拥有高级职称的医生，也是县城里有名的人物，同行提到他大多夸赞有加。一位医生说，“要是没有他，神经外科可能就瘫痪了。”

走廊上的“神经外科简介”中，罗列了医院一系列优势：现代化的病区，生活设施完善，配置齐全、先进的层流手术室，以及一长串已开展的手术名称，如颅脑外伤手术、脑积水手术、高血压脑出血的微创手术、颅骨修补术等。

但这里也有做不了的手术。比如韩春明这类患者的支架置入手术，很多基层医院难以完成，只能请专家前来。

“飞刀就是个普遍行为，在洪洞很常见。”洪洞县中医院付医生从业多年，他说，不仅是人民医院，洪洞县中医院以及外科医院等，这些年一直邀请外地专家来做手术。“一些高难度的手术，特别是脑外、骨外这些科室‘飞刀’多。”

这也是很多基层医院的现实，虽然能够购置先进医疗器械，建设宽敞的大楼，明亮的病房，但一直缺少经验丰富的医生和专家。付医生说，“县级医院有的科室起步迟、发展时间短，水平也不够高。”通常患者病情复杂一些，手术风险大一点，基本都是外地医生来做。

医院同时也会向患者说明情况，给出选项。“一个是去北京或者其他大医院做，二是不愿意去的，那在这儿我们给他请专家，他把专家费出了。”付医生说，“如果病人不愿意找专家，我们就建议他转院，不会给他再请专家，整个过程都是经过沟通、协商、同意的。”

也有不在乎费用的病人主动要求“找专家”。付医生说，一般本院能做的手术，会向患者建议不用请，但若对方坚持，“他愿意出这个钱，那就帮他请”。

不仅在洪洞，全国各地“飞刀手术”正普遍流行，山西整个省级、市级、县级医院都存在这一现象。各地区间上下级医院有诸如“对口互援”、“医联体”、医疗联盟等帮扶体系，常来洪洞县“飞刀”的，除了来自省内临汾市、太原市三甲医院的医生以外，北京、西安的专家居多。

“一个月多的时候是十来次，少的时候也有两三次。”洪洞县外科医院曹医生说，该院作为私营医院“飞刀手术”很常见，而县人民医院更多，几乎每天都请人，一个月下来全县可能有好几百例“飞刀手术”。

事实上，“飞刀”在全国范围内都是常事，这是医疗资源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而基层医院与上级医院之间客观存在一定差距导致。

根据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2017年发布的《中国医疗分享发展报告》，国内大量优质资源依然集中在少数大城市的少数三甲医院，基层医院诊疗水平难以满足人们对优质医疗资源的需求。

 “现在全国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洪洞县中医院付医生介绍说，“你在北京看病住院也不一定能住下，可能要等好几个月；有的大病、急病，比如肿瘤之类，你也等不了那么长时间。那肯定是在本地医院既方便、报销比例也高，也能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病人还能享受到省级或者国家级三甲医院的治疗技术。”他称，目前整个下级基层医院都愿意干这个事儿。

“一是上级医院的医生下来做手术，对病人来说省了钱了，惠之于民；第二，我们请他们下来做手术，咱们也和人家学习，提高咱们自己的技术。病人花钱也少了，大夫也能学习、提高。”付医生说，“这实际是个双赢。”

03

机场围堵”“飞刀”医生

“放了一个支架，撑歪了又放了一个支架，手术难度确实很大。”洪洞县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一名医生回忆道，韩春明接受的这个手术难度高，“山西省人民医院都做不了，只有北京天坛医院那十几个医生能做。” 

韩春明的病情也无法长途旅行，请专家“飞刀”成了最佳方案。据这名医生介绍，王宝主任请的是天坛医院副主任医师宋立刚。“说实话，都是靠医生私交，不然人家也犯不着为这一万块钱这么跑。那是学生求老师，老师才来。” 

据天坛医院官网介绍，宋立刚“擅长颅外脑血管支架成形术”。洪洞县人民医院和天坛医院是合作培养关系，王宝曾在天坛医院学习，他的老师就是宋立刚。

请来专家“飞刀”，多数时候靠的是医生间的私交。“一方面也是照顾人情，并非都是因为钱。”洪洞县中医院付医生说，“下级医院的医生去进修学习，通常会结交他们的老师，有这层关系，学生请老师下来帮忙，一般都不好意思推辞。”

据洪洞县人民医院网站介绍，医院近五年“先后派出300余人次前往各大医院进修、学习，同时邀请各大医院专家、教授到医院轮流坐诊、讲课、查房、手术以及开展学术活动”。该院神经外科的医生一般在天坛医院和西安第三医院进修。

“医生利用周末或者自己的休息时间，飞往外地，或者驾车行驶数小时到其他城市或者县城做手术。”知名整形外科医生郭树忠偶尔也“飞刀”。他在《有多少外科医生会“飞刀”》一文中称，通常是大医院的医生到小医院，大城市的医生到小城市，知名医院的医生到普通医院做手术。

“不信你到机场查一查，周末乘飞机的医生要远多于平时。”郭树忠说，曾经还有某著名大医院的院长派人到机场“围堵”周末外出“飞刀”的医生。

对来自大城市、大医院的医生来说，收到“飞刀”邀请，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行业内对自己水平和名气的认可。国内首家医生集团的创始人张强在血管外科专业深得美誉，他还是主治医师的时候，就有许多医院邀请他去做“飞刀”手?术。

“哪个医生擅长什么，医院都建有自己的专家资源库。”洪洞县外科医院曹医生说，“我们给专家打电话，他过来你付劳务费就行了。”

开一次“飞刀”，患者需要额外支付一笔费用，通常以“专家费”名义直接将钱交给院方，院方转交给专家，或者由家属直接交到主刀医生手中。

洪洞县当地医生介绍，“飞刀”的价格依据医生名气、所在医院水平等因素不等，省内，如临汾市医院的医生1500元，太原过来的为3000到5000元左右，来自北京、西安三甲医院的医生费用则在5000到1万元不等。“有时候，他们开一次‘飞刀’的收入比一个月的工资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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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致命的风险

除非特殊会诊病例或者教学示教手术，整形外科医生郭树忠自称不会利用业余时间去开“飞刀”。

“中国外科医生的飞刀是有很多缺陷的。”他撰文写道，医生匆匆忙忙飞往一个城市，只能和患者短暂见面与交谈，有时候连见面的时间都没有，很难充分了解患者的病情。同时在一个陌生环境里由一批陌生人协助主刀医生做手术，手术潜在的风险很大。“医生对环境不熟悉，对麻醉医生不熟悉，对护士不熟悉，对助手也不熟悉，这些配合手术的人对他的手术习惯也不熟悉。”

郭树忠还指出，“飞刀”医生手术后即飞离城市，把患者交给一批自己不熟悉的人照看，如果术后出现并发症等问题很可能无法及时进行处理，最终有可能影响手术效果，甚至会有手术失败风险。

今年7月中旬，据《上观新闻》报道称，几年前，某三甲医院的眼科医生在长三角某地开“飞刀”时，就因为当地医院在手术过程中消毒措施不到位，酿成大祸。这名医生主刀的10台手术，患者悉数出现感染，部分患者最终不得不摘除眼球。甚至还有患者因术后管理不善，被术后并发症夺去生命。

“风险是永远存在的。”洪洞县中医院付医生说，“飞刀”面对的本就是一些重症和复杂手术，这些病患在三甲医院治疗也同样存在风险。不可否认的是，基层医院面临的风险更大。“手术做完专家就走了，后续治疗都要靠本地的医生，而我们整个硬件条件、医生水平、救治能力远不如大医院。”

浙江鑫目律师事务所医事法律师章李此前也是一名医师，他也认为，“飞刀”风险主要集中在“手术期管理”，这是由于县级医院可能跟三级以上医院确实在技术力量方面存在一些不匹配所致。

“手术之前，医生都会通过相关病历资料、影像资料，对患者病情做全方位的了解，他不会毫无准备直接上手术台。尤其是外科医生，他没那么大的胆子。”章李说。

让他印象深刻的一起案例中，一位专家到基层医院做了一个腰椎间盘融合手术，但手术后，患者出现并发症，硬膜外血肿。当基层医院诊断出这一并发症后，没有意识到要马上进行手术、清除血肿，最终导致患者下肢瘫痪。“如果说这种情况在三级医院，并发症一旦出来马上发现、通过手术清除，患者也可能也不会瘫痪。”

另一方面，“飞刀手术”也确实存在操作失当的可能。章李接触的另一起案例中，由于“飞刀”医生不够了解患者病情，刚到手术室便直接为患者做胸腔手术，不小心把对方血管剪断，导致患者因为失血性休克死亡。

这两起事故负责赔偿的都是基层医院。“医生在外会诊导致医疗纠纷，由邀请的会诊单位来负责赔偿，这有明确法律规定。”章李说，由于并发症与患者自身体质相关，而失血过多死亡是由于医疗过失导致，两起责任划分不同，前者医院承担次要责任，后者医院承担主要责任。

一旦医疗纠纷发生，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主体是会诊医疗机构和拟邀请医疗机构，这意味着“飞刀”医生所在医院也需承担责任。

05

“它见光就死”

不少受访医生表示有能力也有意愿利用业余时间到其他医院做手术，但很多医院并不知情，多是私下行为，“飞刀”做多了，也会有人打小报告，容易因为患者投诉让院领导知道，惹来麻烦。

在业界人士看来，患者对“飞刀手术”普遍支持，但这种方式并不合法，“它见光就死”。一旦患者举报，无论是发出邀请的医院还是医生、或是前来会诊的医生都得接受处罚。

洪洞举报事件前，齐齐哈尔医学院附属三院骨科医生请专家收受5000元会诊费，徐州沛县中医院骨科医生请专家实施椎间孔镜手术收取1.1万元的会诊费，相继被患者以“索要红包”举报。

“医生以个人名义会诊，且会诊费跳过医院直接给医生，程序上存在瑕疵，法律层面确实有些讲不通。” 医事法律师章李说，患者举报也正是因为会诊酬劳拿得不合规，医院做法也不合规。

外科医生合法“飞刀”也并非不可能。章李指出，2005年卫生部出台《医师外出会诊管理暂行规定》明确医生外出会诊，医院和医院之间的会诊要有书面申请，医生应该经过所在医院同意并登记备案后，才能出诊；未经所在医疗机构批准，医生不得擅自外出会诊。

2015年，卫计委又推出《关于推进和规范医师多点执业的若干意见》，规定医师多点执业实行注册管理，此后各地出台医生多点执业细则。国家近年也在调整政策，为医生“飞刀”铺路。

丁香园调查结果显示，55%的受访医生认为“所在医院医生走穴现象普遍”，近三成医生表明“本人曾‘飞刀’走穴”，84％的受访医生希望“走穴行医合法化”。

然而，根据《医师外出会诊管理暂行规定》明确的会诊费支付方式：“邀请医疗机构支付诊疗费应统一支付给医疗机构，并应向医疗机构支付。机构自行协商产生的收入应计入单位财务部门的统一核算中。”至于会诊费标准，《规定》提到，差旅费按照实际发生额结算，“不得收受或者索要患者及其家属的钱物”，但并未明确会诊医师的报酬。会诊费由各地卫生局制定，略有差异，总体相近。

以洪洞县为例，市内报酬为200-300元，省内500元，省外1000元，在医生们看来，过低的报酬标准使得多点执业变得不可能。

洪洞县中医院付医生算了一笔账，除去开车的油费，300元报酬顶多赚个百来块钱，还要担风险。“别说专家，让我去也不干。”

官方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多点执业的医师为11万余名，仅占全国执业医师总人数（339万）的3.2%。

目前，公立医院的医生仍很大程度受困于体制内。“国外多点执业很成熟，因为医院和医生处于一个平行、平等的地位，甚至医生占主导，双方是一种合作关系。” 章李曾在三甲医院、基层医院工作，他感觉，公立医院的医生受到的束缚相对多一些。

“我们医院对申请多点执业基本是阻拦的，比如薪酬减半。”深圳市某三甲医院一位医生说，院方现在只允许退休后的医生办理多点执业，内部规定禁止在职医生办理，对业余时间“飞刀”却坐视不管。

丁香园联合麦肯锡调查显示，39%的受访医生有过多点执业的经历，尚未参与的医生中有50%的原因是现有医疗机构不支持。一些专家也并不想申请多点执业，他们担心得罪院方领导，失去晋升的机会。相比之下，他们更青睐“飞刀走穴”，这样不必改变聘用方式和关系，行医时间和地点更加宽松，收入也更丰厚。

06

“给多少钱人家都不愿意来了”

10月28日晚，王群搭上从洪洞开往北京的列车，再过几天，他患有脑梗的母亲将在北京天坛医院接受手术。

“北京最难等的是床位，有时一等就是数周，甚至几个月。”王群说，他们等的时间不算长，两三周就排上了手术日期。

王群母亲的病情不算严重，还能坐火车前往。“如果情况特别紧急，那也只能‘飞刀’救命。”王群心里并不排斥“飞刀手术”，他母亲其实也可以在县人民医院治疗，“但做儿女的总希望父母得到更好的治疗，少遭罪。”他说，这些年做家具生意，家庭经济条件也能承担去北京看病的费用。

最近，王群听说朋友的母亲脑出血请了西安的专家来“飞刀”，但术后恢复不太好，又把医生请来做了第二次手术。他还是不太放心，“就目前县城医院的水平，术后管理跟不上，手术成功也白搭。”王群说，如果能去更好的医院，自然是首眩

但现在，“別说洪洞，整个临汾地区都请不到专家。”洪洞县中医院付医生说，“你想做‘飞刀手术’还做不上。”举报事件后，洪洞县一些医院各科室都受到影响，“我们请人都说不来”。

10月底，记者探访洪洞县人民医院得知，王宝目前已经复职，他仍是神经外科主任。医院领导表示，“事情经过就像网上说的那样，现在已经处理好，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不便再提。”

韩春明在接受第一次手术后，医生考虑患者承受能力向家属建议，“下一期手术可以做，过一段时间再安排。”韩家人不认可，他们称“已在医院花了好几万，没有钱再继续治疗，只好出院”。

出院后，韩情况并未完全好转，还是会觉得头懵，“家属要求再做一次手术，不然就曝光”。神经外科一名医生透露，自偷拍的视频曝光后，洪洞县卫生局介入，医院也答应可以再做一次手术，并且免费。但问题是，北京专家因举报被调查，谁也不敢来“飞刀走穴”。“医生也没办法，既然自己都保护不了，怎么来救你？”

洪洞县外科医院曹医生也说，“县里面正在严抓这个事，不许基层医院让外地医生上门，而现在给多少钱人家都不愿意来了。”

一些患者只能自己想方设法去大城市的大医院里挂号求诊。而这里大部分的病人根本看不起病，“一万元都是个大开支，有的患者来看病，一千块钱都掏不出。”曹医生说，他们只能放弃。（文中患者家属师建国、王群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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