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让女性堕胎”，变成了他们肮脏的权力游戏

刚过去的周末里，半个朋友圈都炸了，纷纷转发起一条新闻：

当地时间6月24日，美国最高法院裁决推翻“罗诉韦德案”。

1973年的“罗诉韦德案”，象征着“堕胎合法化”在美国被证实承认，而它被推翻，意味着一座里程碑就此倒塌。

联邦法律不再保障堕胎权，并将堕胎的合法性问题交给了各州。

这一裁决激发了全美多地的大规模抗议。

虽说最高法院的裁决并不能控制美国各州的内部决策，州政府与法院依旧可以选择支持堕胎合法化。

但这一变动带来的影响，无法估量。

“罗案”被推翻在无数普通人的意料之外，他们无法想象法律怎会倒退，并喊响了“We Won't Go Back”的口号。

震惊于裁决之余，我重温了2018年的一部展现美国堕胎争议的纪录片《推翻罗诉韦德》。

今时今日重看它，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道理再度浮现在脑海中。

朴素的道德观让所有人都愿意相信：

正义诞生于民意、正义的呼声终将撼动不公的现实。

但此次裁决冷酷地揭开了另一个被忽略已久的事实：

正义实现与否，很可能只是一场权力游戏。

01

推翻“罗诉韦德案”后

它们岌岌可危

早在5月份，“罗案”可能被推翻的消息走漏后，就有十三个州先后准备拟定了相关草案，被大众认为是“扳机法案”。

也就是等“罗案”正式推翻、一声枪响后，就有可能马上通过州立法案、禁止或限制堕胎权。

古特马赫研究所预测，可能会有26个州先后立法、选择限制堕胎。

红色州已确认会全面禁止堕胎；黄色州有很大可能会马上通过法案禁止堕胎；蓝色州已知会保护女性堕胎权利；灰色州预计不会在本年内通过法案禁止堕胎。

推翻的判决书中一个核心观点是：

“罗诉韦德案”的裁决过程是有瑕疵的、质疑其粗放滥用司法权力（exercise of raw judicial power）（410 U. S., at 222）。

从法律角度来看，这一质疑没错。

“罗诉韦德案”，罗是70年代一位想要堕胎的年轻女子的化名，而韦德则是地方司法官的名字。

罗生活的得州禁止堕胎（除非是医疗上为了保全母亲性命），两位女律师希望帮她上诉、起诉德州司法官。

法律中的确没有规定“堕胎权的自由”，于是女律师们选择以侵犯隐私权来起诉。

这一案件打了三年，直到递交到最高法院。

当时的律师是26岁的萨拉，是彼时联邦法院上最年轻的女性辩护律师。

法官问她，你认为人的生命是从何时开始的？

萨拉的现场回复是：

我们没必要讨论这个精确的时刻，因为没有答案，不同文化与不同宗教都会得出不同的结果。

现在的问题是，谁能做出这个（堕胎的）决定，是妇女还是政府？

我认为不该是政府。

最终在1973年1月22日，最高法院中9位法官有7位支持了萨拉的意见。

严格来说，这一案件的判决的确是有瑕疵的。

因为法律并没有书面地承认女性堕胎的权利，而是以“侵犯隐私”的条例，维护了罗的堕胎选择。

如今已离世，曾被称赞为“一位不知疲倦、坚决捍卫正义的斗士”的金斯伯格大法官，生前也曾对此表达担忧。

因此，“罗案”判决出来后在美国内部掀起了巨大的争议，甚至被称为“第二次内战”。

不只是伦理层面、胎儿算不算生命之类的争执，也不乏司法、执行层面的质疑。

不少人很担忧，“罗案”判决的推翻，可能不只带来堕胎的限制。

因为历史上以隐私权为依据的判决还有很多，还有1965年确立的避孕权、1967年采纳的跨种族婚姻权利等等。

前美国检察官Joyce White Vance表示：“如果罗诉韦德案被推翻，那些‘一脉相承’的权利都可能面临危险。”

我们如今已经无法追溯询问，当年的七位法官做出这份判决背后的考量分别是什么。

是法理思考更多，还是或许会被斥责不严谨的人性顾虑更多。

但可以确定的是，“罗案”之后有无数美国女性因此受益：

2018年的纪录片《推翻罗诉韦德案》及其他相关影视作品中都有提及，上世纪许多女性受限于禁止堕胎的法律，选择了用“土方法”堕胎。

疯狂捶打自己的肚子、服用不利于胎儿的药物，乃至往子宫中灌漂白水、把衣架塞进去搅动。

有的衣架铁丝，甚至永远地留在了身体深处。

这也是医学期刊《柳叶刀》在最新一期封面上表达、控诉的观点：

最高法院推翻“罗案”的判决，并不会终止堕胎，只会终止安全的堕胎。

大法官与支持者的双手上将沾满女性的鲜血。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在2016年的数据，全球每年有4200万起堕胎，其中一半发生在堕胎违法的国家。

对一部分医护群体来说，堕胎权合法化也是他们的胜利。

美国历史上不少医护因提供堕胎手术，被反堕胎人士骚扰、殴打辱骂乃至杀害。

部分极端反堕胎人士甚至冲到了医护孩子的学校里，对孩子喊“你的父母是杀人凶手”。

荷兰医生黎贝卡组建了“海浪上的女人”项目，前往堕胎非法的国家接走需要堕胎的女性，然后在公海上进行手术。

包括被强奸的女兵，被家暴无钱手术的女人……

但也因此，每一次黎贝卡的船靠岸，她都会受到当地的反堕胎人士的围攻辱骂。

02

堕胎的伦理问题

如今不过是道幌子

最开始，堕胎争议的确只是伦理问题。

有人认为堕胎无异于杀生，认为胎儿已经拥有了生命与灵魂。

纪录片《推翻罗诉韦德案》采访了一位讨厌反堕胎人士的老爷子，他给出的理由也仅限于这一层面、很简单：

他们想把自己的信仰强加到别人身上，我不喜欢。

尽管如今，反堕胎已经被视为共和党的一项观点标签。

特朗普在竞选时曾明确表态，如果他能任命两三个法官，那将能自然而然地推翻“罗案”的判决。

事实证明，他成功了。

此次支持推翻“罗案”的五位法官中，三位是特朗普任命。

但回溯到五六十年代，堕胎权还并不是政客们争夺的焦点。

那时还是纽约州长的共和党官员洛克菲勒明确支持堕胎的选择：

“为什么州政府要告诉女性应不应该流产？”

但在70年代末，一切发生了变化。

堕胎的讨论被搬到了台面上，争锋越来越激烈、站队现象也越来越多。

它不可避免地，从一个伦理、社会及医学话题，演变成了党派问题。

罗纳德·里根在60年代参选纽约州长时，还主张“亲选择派”，也就是支持女性选择堕胎的权利。

但80年代参选总统，他的团队判断更应该争取福音派与保守派的选票，里根开始反堕胎。

他成了第一位靠强硬反堕胎立场、争得了自身仕途的共和党总统。

老布什亦如此，选举总统时直言“我认为应给罗诉韦德案翻案”。

如果堕胎的争议仅停留于伦理层面，双方的争执或许还是有价值的。

因为那只是不同信仰的人群，关于生命的不同观点而已。

普通人为了堕胎争议吵架拌嘴，可以只是“你太残忍”“你不顾忌女性”这样的口头指责。

但身为政客提出反堕胎时，如果依旧只知道喊道德口号。

那它更像是一场权力者的表演。

如果真的想减少堕胎，有更多制度化的实际措施可尝试：

普及保护性的性行为、完善孕期及幼儿抚养的社会福利、降低产检门槛……

它们才是意外怀孕、被迫堕胎的根源所在，也是当事人的苦难来源。

一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研究数据显示：

家庭财务状况是决定是否终止意外怀孕的主要原因。

而堕胎被拒绝的女性，低于联邦贫困线的几率几乎是可合法堕胎女性的4倍，说明她们更容易因无法堕胎而跌入底层。

堕胎，在这个现象里只是一个残忍而无奈的结果。

堕胎的伦理争议，在现实面前只是一层悬浮而无效的幌子。

而反对堕胎，并不能实现“胎儿也是人”的平等愿景，反而会加剧另一种不平等现象的出现：

富人有精力与财富，坐飞机到其他允许堕胎的州或国家，去完成堕胎。

而穷人，要么选择屈服、在并不理想的环境下生养孩子，要么选择藏在隐秘的角落，用混乱、不安全的手段，悄悄堕胎。

拉达斯曾经有一趟航班，每周四都会有一架飞往加利福尼亚的航班，每一趟至少有10名女性是去堕胎的。

飞机上的10名女性是不幸的，她们无权在自己的家乡决定自己身体。

她们身后，还有千千万万无法登上飞机的女性。

03

是民意，

还是一场权力的游戏？

最高法院对“罗案”判决的推翻，最让人意外之处莫过于：

人们明明知道时代大风吹拂的方向，但却眼睁睁地看着旧时代的墙壁横空竖起，阻挡了前行的旅途。

美国民意调查公司盖洛普近年来的调查显示，超过60%的美国妇女认为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其中包括42%的共和党妇女。

超过一半的美国女性表示，比起呆在家里，她们更喜欢出去工作。

美国妇女政策研究所基于2020年的数据发现，如果美国所有的堕胎限制都被取消，那么15~44岁的女性个体的工资将会增加1610美元。

如果各州都没有堕胎限制，将会有50.5万名美国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她们每年将赚约30亿美元。

不论从情感上还是经济利益上，支持女性拥有堕胎权利似乎都是一件顺应时代大潮的事。

但结果摆在了人们眼前，“推翻罗诉韦德案”。

曾在2017年包揽七项艾美奖的《使女的故事》，曾虚构了一个女性沦为生育机器的末日世界。

地球爆发污染辐射后，大批女性失去了生育能力，只有一部分女性保留。

在某一天，国家突然下令要求所有公司立刻开除女性，不由分说地执行，并很快剥夺了女性办理银行卡的权利。

他们把所有还能生育的女性集中到一块，称为“使女”。使女不许有名字，她们只是达官贵人们的附属品，给一位生完孩子、再去生下一个。

反抗的女子将被施加极刑。

对刑罚的恐惧，对生存食粮的渴望，让很多人的意志逐渐开始屈服。

同时社会开始不断美化这一行为：

“你们是崇高的，你们这是为了延续人类的种族。”

就像对那些贫苦女性说的话，“反堕胎是崇高的，你是在拯救生命”。

美国反堕胎的游行中，就有人穿上《使女的故事》装扮，来表达对身体掌控权的争取。

《使女的故事》以冷酷的镜头展现尽了极端黑暗中女性的悲伤、痛苦与恐惧，我原以为使女们的苦难便是这剧最恐怖之处，直到这句台词出现：

“基列国才不在乎孩子，基列国只在乎权力”

那是觉醒的女主试图用孩子的生命来威胁他人、获取自由时，她原以为在这个最看重生育的国家，对方会就此退让。

结果却意识到，孩子不是核心，权力才是。

他们并不真正在乎谁在生育孩子、孩子在什么环境长大，在乎的是自己有没有决定并把控一切的权力。

最恐怖的事情，早在一开始就发生了。

从他们毫无顾忌地闯入办公室、强行要求开除女性员工开始，无情与野蛮的倾轧就不会停下。

在2018年的纪录片中，反堕胎人士还曾向制作组说：“我们目前最大的障碍就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拒绝推翻罗诉韦德案”。

如今，里程碑式的它倒下了。

法理上看，美国各州重新拥有了自主决定堕胎的权利，法律交还给各州民众自行决定。

但谁也无法打包票，最后人们得到的结果是民意，还是一场权力游戏的胜负。

就像这次风波看似是共和党、保守派的胜利，但也有州民主党早早地为此开启了民调，判断风波是否对自身有利、支持堕胎是否能成为中期选举拉选票的关键。

不只是对美国的民众，推翻罗诉韦德案的争议给世界范围内都泼了一盆冷水、也令人反省的是：

权力，从始至终都只关乎利益。

哪怕声量再高、阵仗再大、诉求再正义不过，也无法左右它的抉择。

人们误以为的成就与进步，可能只是手指缝里的一点做做样子的施舍与应和。

又或是如金斯伯格，暮年身患5种癌症却坚持在大法官岗位上留到最后，才换来的星星点点光辉。

借一部纪录片的名字，来书写最后一句感想——

“她在愤怒时最美。”

---

· 一 周 热 点 回 顾 ·

不要把未来拱手相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