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海大学教授顾淦臣：上善若水，期颐之境忆风华
4月18日，往日宁静如水的河海大学，平添了些许欢乐的气氛。众多水利名家齐聚一堂，回忆峥嵘岁月，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他们今天都为同一个人而来。随着河海大学党委书记唐洪武、河海大学校长徐辉带着敬意，将一只精致的生日蛋糕从后台推向宴厅中央，众人的目光纷纷聚集在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身上——今天是顾淦臣老人的百岁生日。
老人精神矍铄、面容慈祥，面对众人的祝贺，挂在脸上的微笑和蔼可亲，像平静湖面上荡起的一丝涟漪。老人在夫人的搀扶下向前来祝贺的众亲友致意，与亲人一起，在祝福声中吹灭蜡烛，许下健康长寿的愿望。
顾淦臣
1918年4月18日，顾淦臣出生于江苏省江阴县的一户普通农民家庭，家中有20多亩水田，一年两熟，农忙时请几个短工，勤俭生活，尚不匮乏。像当年许多小康之家一样，顾家也讲解耕读传家，十分重视教育。顾淦臣的祖父与父亲都曾请塾师来家教书五六年，这让顾淦臣早早就能够记账、看报，也为后来的学习打下了基础。
高中时期的顾淦臣
1937年11月，日军炮声渐进，顾淦臣所在的常州中学宣告解散。无奈回到家乡的顾淦臣，不甘心就此放弃自己的学业，对于未来的打算，他也有自己的考量。“当时最好的两个大学分别是清华大学与国立中央大学，我考虑了很久还是决定跟随中央大学的脚步，到后方继续求学。”顾淦臣说。
一个小铺盖卷、一个装有几件衣服和高中二年级成绩单的小皮箱，这已是顾淦臣的所有行李。顾淦臣与亲戚顾富均等13人，乘着一艘小船，便径直向西，往汉口开航。
据顾淦臣回忆，当时日本飞机轰炸频繁，白天不敢渡江。只能等到后半夜，趁黑渡江。“辗转了夏港、靖江、扬州、乌江等地，我们换了一艘大船，却被逃兵劫持，母亲悄悄缝在贴身衣物里的100元钞票也被抢了去，我们惊魂未定，也不敢再走水路，遂决定弃船走陆路去汉口。”
12月8日，历时32天，顾淦臣等人到达汉口时已身无分文。顾淦臣得知江苏省教育厅设立了流亡学生登记处，会安排学生继续学业。“我知道消息的第二天就赶过去了。当时江苏省教育厅与教育部合作成立了两个国立中学，国立一中在贵州铜仁；国立二中在四川合川。让我们这些流亡的学生自己选择。我选择了在四川合川的国立二中。”
不久流亡学生们便从宜昌向上游航行入川，途经三峡，水浅流急，藏于云雾中的两岸风景却美不胜收，岩壁上有题字：“夔门天下雄，舰机轻轻过”，笔力雄健，不知何人所题。仍未建大坝的壮丽三峡让顾淦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的他还很难想象，接下来的七十多年里，他的命运竟会与中国水利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
经过三个多月的流亡生活，居无床铺，食无定时，顾淦臣终于抵达国立二中，恢复正常生活。漂泊的航船，终于停泊到了平静的港湾。
国立中央大学学籍表
1937年8月下旬，从国立二中顺利毕业的顾淦臣，因成绩优异被选为保送至大学的八人之一。心怀“横流浩劫永断绝，拯救数兆黎”的顾淦臣，最终选择了自己最心仪的国立中央大学水利系。
1937年，国民政府为应对敌人对中国文教事业的破坏，实施了战时教育计划，其中，影响最深远的一条便是有计划地将全国77所高校迁至内地。这也使得沦陷区近90%的高级知识分子得以转移到大后方，也因此“保存了民族的知识力量”。
虽然西迁计划已定，但在那个兵拏祸结的年代，高校西迁之路显得异常悲壮。数据显示，抗战爆发前，中国高校绝大部分遭日军轰炸，其中25所院校因此被迫停办。北京大学的丰富藏书陷落敌手；清华大学没来得及运走的20余万册图书被洗劫一空；中山大学仓促西迁，仅理、工、农、研各院，两广地质所、广东通志馆未能迁移而损失的图书、仪器、标本、模型等就达604箱，图书杂志20多万册。
据1989年版的《南开大学校史》记载，当年南开初步统计财产损失300万元,为当时全国高等学校全部战争损失的1/10。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曾感慨道，“抗战开始以后,两个大学有两个鸡犬不留——南开大学鸡犬不留，是被日本人的飞机投弹全炸死了；而中央大学鸡犬不留，全部都搬到重庆了。”
国立中央大学
国立中央大学，是中华民国时期中国最高学府，执中国高等教育之牛耳。位于南京的中大在敌人地毯式的轰炸下未能幸免，学校标志性的大礼堂等建筑物均遭破坏。但在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前后3个月的紧密安排下，中央大学有条不紊地铸就了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壮丽史诗——举校西迁重庆。中央大学的图书、仪器设备、学籍档案，以及航空教学用的3架飞机、医学解剖用的24具尸体等教学物资被一一打包装箱，近两千箱东西，被浩浩荡荡运到下关码头，一路向西直抵重庆。
校长罗家伦认为抗日战争不仅仅是武力的抗战，更是教育的抗战，是全民、全面的抗战。他曾撰写《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一文激励学校师生：“我们抗战，是武力对武力，教育对教育，大学对大学；中央大学所对着的，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1937年11月初，中央大学在重庆沙坪坝复课，此时距校长罗家伦最后离开南京，仅过去了一个月。中央大学也因此保留了中华民族复兴的火种，延续了中国高等教育的精神命脉。1948年，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世界大学排名中，国立中央大学一举超越了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位列亚洲之巅。
中央大学所在的沙坪坝松林坡，是紧邻重庆大学占地不足200亩的嘉陵江畔山坡地。中央大学也以山顶的图书馆为中心，在重庆开启了新的篇章。依山而下，中央大学在中间梯级道路上的两旁分别建起了低矮的教室、简陋的学生宿舍20余座，鳞次栉比，错落有致。沿嘉陵江向北回溯，离松林坡约20里的地方，有一条蜿蜒的小溪向西流入嘉陵江，三面环山，松柏高大且茂密，这里也被称作柏溪，中央大学另一个校区——柏溪校区就坐落于此，绿树掩映下的柏溪，是顾淦臣对中央大学最初的记忆。
经过西迁之后，当时国立西南联大与国立中央大学成了抗战时期最著名的两所大学。但在师资方面，中央大学无人能出其右。1941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实行“部聘教授”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每个学科推举一名最杰出的、声望较高、任教10年以上的教授，并由教育部直聘。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共同成立的西南联大共拥有部聘教授10名，而中央大学则有12名教授获此殊荣，占全国的26%。
当时的中央大学共有7院38系，其中航天系、水利系虽然刚刚兴办，但依旧大师云集。据顾淦臣回忆：“从美国威斯康辛州大学毕业归来的原素欣教授担任水利系首任系主任，获美国密执安大学博士学位的黄文熙教授给我们上水力学、流体力学等等，荷兰德尔夫特科技大学毕业的严恺教授给我们上河工学、灌溉工学……从1936年创办水利系开始，原老师聘请的教授，都是鼎鼎有名的名师，后来像黄文熙教授、严恺教授都成了两院院士。”在一众名师的指导下，原本就成绩优异的顾淦臣更上一层楼，成了中央大学新生中能够选读所有课程的六人之一。
国立中央大学在重庆的校舍
顾淦臣在柏溪的宿舍是96人的大统仓，拥挤却秩序井然。经过连天的轰炸，顾淦臣等学生已有些精神紧张，即使是睡觉时，也依旧绷着一根弦。某个炎热的夏夜，顾淦臣被杂乱的脚步声惊醒，以为敌机趁夜来袭，他急忙将蚊帐卷在身上，一跃从上铺落地，慌乱中顾不得其他，便往宿舍大门外奔去，同学们已经在门外的操场仰望许久，寻找敌机的踪影。
是夜，皓月当空，碧天澄澈。清亮的月辉像一束舞台的追光，洒向竹林、池塘，也投洒在学生们的身上，仿佛为他们蒙上一层梦幻的光泽。在经历了一天毒辣骄阳的炙烤后，如水般清凉的夏夜沁人心脾，操场上的学生们环顾四周，互相询问着情况。浩渺的天空仅有繁星闪烁，并无敌机身影，层峦的远山一片寂静，偶有几处微弱的灯光，与天上皎洁的星月相映。嘈杂过后，顾淦臣等人谁都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旋即不再说话，便各自呆呆地仰望着无垠的夜空，心中思绪却已飞向远方。深邃神秘的黑夜，是抗战时期中国尚未可知的未来，而在逆境中成长的他们，就像是那颗璀璨的启明星，终将驱逐黑暗，带来黎明。
1942年，顾淦臣顺利从中央大学毕业，期间中央大学屡遭轰炸。据他回忆，自己所在的中央大学水利系30级进校学生共有36人，但因为各种原因，到1942年毕业时仅余19人。“毕业后同学们被分配至各个水利单位，但因为一直没有具体工作，便与一众同学投奔已经辞去中央大学职务的原素欣教授，远赴西北参加第一座现代土石坝工程——酒泉市鸳鸯池水库工程的勘测、设计、施工。”顾淦臣说。
雪山脚下，大漠深处，顾淦臣踏遍了祖国千山万水，也一次又一次地攀登着中国水利工程事业的高峰。新中国成立后，顾淦臣曾先后任水利部大伙房水库工程局设计科长、水利部沈阳勘测设计院水工结构室主任、水电部东北勘测设计院第一副总工程师代总工程师、水电部第五工程局总工程师、水利部治淮委员会副总工程师等职。从鸳鸯池水库工程、大伙房水库工程，到毛家村水电站工程、碧口水电站工程、桓仁水电站工程，再到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等，顾淦臣在治水安澜史册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顾淦臣在工作中
在70多年的工程实践过程中，顾淦臣率领团队在土工膜防渗领域积极探索，其研究成果也不断刷新着记录，走在全国乃至世界的前列。20世纪60年代，顾淦臣在主持桓仁水电站工程续建时，创造性地将复合土工膜用于混凝土大头坝坝面防渗处理，开创了土工合成材料在我国大坝工程中应用的先河。经过长期深入研究，顾淦臣提出了薄膜理论计算公式等土工膜防渗大坝工程应用理论，应用于石砭硲沥青混凝土面板堆石坝漏水处理中，取得显著成效。
已年过花甲的顾淦臣投身水利事业的热情虽不减当年，但也渐渐有些力不从心了。已算是老一辈水利人的顾淦臣不得不从水利建设的第一线逐渐隐退，转而登上三尺讲台，在教育舞台上开启新的“长征”。1980年10月，因在东北设计院写下诸多优秀论文与著作，时年62岁的顾淦臣被邀请到华东水利学院（今河海大学）执教。
顾淦臣在河海大学
初入河海，顾淦臣便迅速转变心态，潜心钻研学术，一心培养水利人才。那个年代，地震的破坏力和防御措施还是一门新的学科，鉴于美国和印度已经在大学开设地震工程课，顾淦臣在全国首开先河，为研究生新开设了《土石坝地震工程》《土工合成材料》《堆石的工程性质》等多门课程。
2001年，在河海大学研究生院的教室里，仍能寻着84岁高龄的顾淦臣向学生讲授《高等水工结构》课程的身影，这也是顾淦臣教学生涯中的最后一门课。学生岑威钧回忆：“每次上课都是3节连上，安排在晚上。有一次课上，顾老师在黑板上推导基于薄膜理论的土工膜受力平衡微分方程，给出了不同边界条件下土工膜应变与水压力的关系，对各种原理图的绘制和众多复杂公式的推导都是全程脱稿的，使得当时在座的同学大为震惊。”
四十余载学术耕耘，顾淦臣继承了中央大学老一辈水利名家的名师风范，先后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出版了《土坝设计》《土石坝地震工程》等专著十余部，著书立学。四十载薪火传承，在顾淦臣的悉心教导下，河海大学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水利领域的高级专门人才，桃李满门。在他的学生中，有的成为了奉献在国家水利建设一线的技术人才，有的已经走上了省市级水利部门的重要领导岗位，有的成为高等院校的学术带头人和专家教授。身教胜言传，已经功成名就的顾淦臣，却不囿于讲台那狭小空间，心系国家基础水利设施建设的他以身作则，一有机会便带着学生顶着烈日暴雨来回于工地之间，用脚丈量祖国的大好河山。
顾淦臣与夫人原玉琴
往事如云，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顾淦臣不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其“认真做事、踏实做人”的朴实人生态度也启迪着一代代的河海人。上善若水，期颐之境忆风华，历经了百年沧桑的顾淦臣见证了中国水利事业的风华年代，也亲历了特殊岁月的浮浮沉沉。他是中央大学梦想“庶可有望兴吾邦”的顾同学，是开拓土工膜防渗大坝工程技术的顾总工程师，更是受万千河海学子爱戴的顾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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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江苏原创」
文/华贤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