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4日下午，首尔地方警察厅决定，将于25日早上8点公开“N号房”事件中“博士房”运营者赵主彬（音译）的姓名、年龄、长相等个人信息。
这将是韩国制定《性暴力犯罪处罚等相关特例法》以来首次公开嫌疑人信息。
事实上，韩国SBS电视台已于23日晚率先公开了赵主彬的照片和身份信息。此外，两百万韩国民众还在青瓦台留言板发起“要求公开Telegram聊天室N号房所有会员身份信息”的请愿，涉及人数达26万。
南都记者梳理发现，韩国早在十年前就对定罪后的性犯罪者建立了信息披露机制，为什么此次民众呼吁提前公布嫌疑人长相和身份信息的声音依然如此高涨？媒体率先公布的做法是否会影响后续审判？
“N号房”事件是指2018年下半年至2020年3月在Telegram发生的大规模网络传播销售性犯罪照片、视频的事件。受害者至少有74人，全部为女性，包括16名未成年人，最小的年仅11岁。据了解，Telegram是一款跨平台的即时通信软件，聊天内容经过特殊加密，还可以定时销毁。不过，绝佳的安全性能也使Telegram成为了众多不法分子的温床。去年年初，韩国记者通过收发淫秽物品的网站“AVSnoop”潜入了“N号房”。在这些秘密聊天房间里，运营者将被威胁的女性（包括未成年人）作为性奴役的对象，在房间内共享非法拍摄的性视频和照片。其中“godgod”是“N号房”的创始人。他会先在社交平台上找到目标女性账号，冒充警方给她们发送“已经接到对你们帖子的举报，请在发送的链接中输入个人信息并接受调查”的信息，并威胁“不照做就联系父母”。拿到个人信息后，他会进一步要求对方发送能看到脸的照片，以及全身照、露出胸部和脱掉上衣的照片等，并以曝光对方信息为威胁，指示对方进行各种性剥削，使受害者最终沦为性“奴隶”。去年2月，“godgod”将N号房的全部权限移交给“watchman”，自此销声匿迹，至今仍未被抓获。由“godgod”制造和“watchman”运营的聊天房间共有八个，每个房间有3-4名“奴隶”。去年9月，昵称为“博士”的赵主彬从“N号房”观看者变身为运营者，开了“博士房”，专门售卖自己拍摄的性剥削视频。在他开设的房间中，有一个需要支付15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8500元）才能入场，所有交易都通过比特币完成。赵主彬称他一天可以找到两个“奴隶”，方式主要是以高额打工为诱饵引诱未成年人，比如做模特或网上约会兼职。最初他会要求受害者拍摄不太露骨的照片，并以签约为名义获取个人信息，此后尺度变大，如果拒绝就会遭到威胁。拍摄自己的“作品”时，赵主彬还会先拍摄一张在身体上用刀刻着“奴隶”、“博士”的照片，视频中受害者必须伸出小指，以证明是“博士出品”。此外，赵某还通过在区厅、街道事务所工作的社会服务要员窃取受害女性和“博士房”会员的个人信息，以此作为胁迫手段。记者曾在一个房间里亲眼看到超过3000条淫秽色情信息，大多都是强奸儿童的影像制品，甚至直播。观看者如果不上传自己所有的淫秽物品或参与性骚扰对话，就会被强制退出。“N号房”实行会员制，根据不同等级收取会费。据媒体报道，约有26万人曾加入“N号房”，赵主彬因此获利超过一亿韩元。2019年底，“watchman”被韩国警方逮捕，真实姓名为全某（38岁，公司职员）。3月24日，法院判处全某有期徒刑3年6个月。后又查明其通过“N号房”散布包括儿童、青少年视频在内的9000多件非法淫秽物品，他最近已被追加起诉。3月16日，赵主彬一伙14人落网。在媒体公布的抓铺现场照片里，赵主彬戴着口罩，大部分脸部被遮住。法院表示，有义务为非公众人物嫌疑人遮挡面部。随后，韩国民众通过“青瓦台国民请愿”版，要求公开赵主彬身份及照片。截至发稿，支持人数已经超过三百万。首尔地方警察厅对此回复称，将于24日召开“个人信息公开审议委员会”，决定是否公开赵主彬的个人信息。不过，还没等到警方公布，韩国SBS电视台就率先在23日晚的《8点新闻》节目中披露了赵主彬的照片和身份信息。据悉，赵主彬现年25岁，2018年大学毕业，结束兵役后开始从事志愿者活动，目前在民间志愿中心“爱心院”担任残疾人志愿组组长。24日下午，警方决定,于25日上午8点公开赵主彬的姓名、年龄、长相等个人信息。值得注意的是，这是韩国制定《性暴力犯罪处罚等相关特例法》以来首次公开嫌疑人信息。首尔地方警察厅表示，委员会充分研讨了信息公开可能会带来的影响，例如嫌疑人的人权、其家属和周围人的二次伤害等。鉴于此案受害者人数多达70余人，犯罪情节恶劣，嫌疑人已被批捕，警方也掌握了充分的证据，综合考虑国民知情权、防范类似犯罪重演、公共利益等各种因素后决定公开。南都记者注意到，还有人发起了“要求公开Telegram聊天室N号房所有会员身份信息”的请愿。发起人表示，只处罚管理者和供应者“根本没有作用……如果不对需求者进行处罚，这一切一定会再次发生”。该请愿已经得到逾两百万韩国民众支持。韩国总统文在寅也针对“N号房”事件表示，警方不应只调查运营者，有必要对“N号房”成员进行调查。他还提到，政府不仅要删除视频，还要向受害者提供一切法律、医疗、咨询等方面必要的援助。此前，韩国警方曾表示，“我们非常了解加入博士房的会员们不是单纯的旁观者,而是集体性暴力共犯的舆论”，并称将开始“调查N号房会员中是否有公职人员”，之后还将追加调查其他观看者。由于此次“N号房”事件中使用的Telegram平台是建立在海外的基础之上，韩国警方还请求了国际合作，将与美国联邦调查局合作调查。目前，“N号房”创始人“godgod”仍逍遥法外，警方称正在加紧追捕。
延伸
一问：应不应该公开嫌疑人的身份信息？
公开资料显示，韩国其实早在十年前就建立了性罪犯者的信息披露机制。
2010年，韩国修订《性暴力犯罪处罚等相关特例法》，可公开重犯身份。同年，韩国国会通过《化学阉割法案》后，韩国女性与家庭部公开首批10名20至50多岁对13岁以下儿童实施性犯罪者的信息和照片。后来又添加了针对成年人的性犯罪者。只需通过网站的成人验证，就可以看到性犯罪者的照片、姓名、年龄、身高、体重、住址等基本信息，但不能截图传播。信息公开时长根据判决严重程度有所不同——最少10年，监禁时间越久，信息公开时间越长。不过，彼时的法律仅限定在已经定罪的性犯罪者，没有任何条款规定可以公开嫌疑人的身份信息，直到《性暴力犯罪处罚等相关特例法》的实施。韩国《性暴力犯罪处罚等相关特例法》第25条规定，检察官和警察有充分证据相信性暴力犯罪嫌疑人实施了犯罪，并且只涉及保障公众的知情权、防止累犯和预防犯罪等公共利益。在必要时，可以公开嫌疑人的身份信息，例如长相，姓名和年龄。警方正是依据这一条，决定公开赵主彬的照片和身份信息。不过，每次大案要案的出现，都伴随着是否应该公开嫌疑人身份信息的争论，去年公布“素媛案”嫌疑人的照片是如此，此次的“N号房”事件亦是如此。“这个问题没有绝对的答案，是一个流变的过程”，北京师范大学网络法治国际中心执行主任、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秘书长吴沈括对南都记者表示，现在韩国民众对于赵主彬的愤慨程度极高，所以公开他的身份信息没有太大问题，但再过几十年，如果民众有了不一样的认识角度，可能就不会公开了。他指出，从理论上来说，对性犯罪者和对犯罪嫌疑人的披露是不一样的，如果响应民众呼吁，等于把社会防卫提前了。“突发事件实际上对民众的阶段性心理倾向会产生非常强烈的刺激”，他说。尽管《性暴力犯罪处罚等相关特例法》的相关规定中并不包括媒体，SBS电视台却早于警方，先一步公布了赵主彬的身份信息。对此，SBS在相关报道中表示，“这是针对青少年的残酷性犯罪，是一种会给受害者留下不可挽回的伤疤的严重犯罪。因此我们决定将嫌疑人的长相和姓名跟独家报道一起发布，以防止进一步伤害，并找出其他尚未发现的犯罪以协助调查。”2019年4月24日，“素媛案”嫌疑人赵斗淳的长相也是由韩国MBC电视台率先公开，节目组称“反复思考后认为国民安全大于罪犯肖像权”。在案件发生的2008年，韩国公开特定暴力犯罪嫌疑人面部的法规尚未出台。吴沈括指出，这要看韩国法律对媒体是否有相关限制性要求。“目前我没有看到有意见主张说韩国媒体做法不符合法律，倒推来看的话，应该没有明显直接的违法性”，他说，可以认为媒体从公共利益保护的角度“做出了自己的价值选择”。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孟洁则认为，警方公布信息时需要依据相应的法律，信息范围被严格限定在姓名、年龄和长相之内；而媒体在获取的信息有限且无法保证准确性的情况下，批露过多个人信息，也是对嫌疑人权利的侵犯，还容易殃及其他人。比如媒体就公开了赵主彬就读的学校。她提到，这可能会连累他的同学被“人肉”，影响他们的声誉，或者打扰到他们的正常生活。“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平衡。虽然媒体的初衷可能是提前保护民众的安全，但是同时也要考虑到嫌疑人的权利。““此外，媒体获取信息的渠道也难以保证，可能是记者‘人肉’出来的，也可能是通过警方的内部关系获知的”，孟洁指出，一旦来源出现问题，媒体公布的内容可能也未必完全准确，反而可能对嫌疑人的名誉造成损害。“这个尺度的把握应该不在媒体本身，对吧？”因此，她认为，案件的口径和发布点还是应该以警方为主。她表示，在审判还没进行之前，媒体提前公布嫌疑人信息可能会形成事前舆论，进而干扰审判，可能造成司法不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