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文旅·非遗丨根植在地生活，创新驱动发展，非遗如何拥抱新时代？
“细说文旅”是广东省旅游协会投融资专业委员会推出的原创专栏，主要针对非遗、文创、动漫、音乐等文旅融合细分领域开展产业和财经视角下的专题报道。
本期是该栏目的第三篇稿件，将从2020广东非遗创新发展峰会嘉宾的观点出发，探讨非遗活态传承与创新发展的内涵与路径。
每当提及非遗，“时间”总是最公正的丈量尺，“传统”更是绕不开的关键词。承载着岁月风华，非遗本应从历史中款款走来，却在现代生活里演变成了一个个令人叹息的濒危项目。抢救、呵护、传承、弘扬……关于非遗保护的呼声从来不少，但其背后隐含的基本规律和现实瓶颈，更加值得我们深刻反思与推敲。
如何辨证看待“非遗产业化”？非遗到底要走向高端还是走向平民？在非遗保护中，谁有主导权？今天我们谈“非遗”，到底是在谈论什么？
日前，2020广东非遗创新发展峰会在广州举行。峰会前夜，记者与部分参会嘉宾进行了一次“非标”的访谈，大家畅所欲言，观点犀利。峰会当天，来自全国各地的文旅、金融和非遗领域的专家学者、企业代表等济济一堂，在满满当当的主题演讲、圆桌对话、案例分享等环节中各抒己见，献策非遗创新发展。
在不断的感知、实践、思考和讨论中，我们试图分析非遗传承和发展所面临的困境，厘清非遗产业化的内涵，剖析非遗保护的本质，探索非遗创新发展的路径。
过时传承，过度创新
非遗发展面临的困境
“当下，非遗与现代生活仍缺乏持续有效的紧密联系，对新生代群体仍缺乏行之有效的吸引力，在代际传承过程中仍存在较多问题。”广州广播电视台党委副书记、广州广电传媒集团总经理陈晓丹在演讲开篇便直指非遗传承的痛点。在她看来，就非遗本身而言，其“文化遗产”属性表明它并非现代生活普遍适用且具有先进性的工艺和技艺；就传承人而言，非遗项目普遍不能为传承人（特别是新生代传承人）提供稳定的、有增长前景的收入，而且普遍通过血亲传承或师徒传承，准入门槛很高；就社会意识而言，人们对非遗传承缺乏正确认知，尚未形成有利于非遗传承的浓厚社会氛围和长效常态机制。
（图源：潮墟）
“新生代群体是城市的未来、国家的未来，假如非遗项目没能经过融合创新面向他们、吸引他们，非遗的可持续发展将无从谈起。”作为广州“岭南之窗”项目的重要内容、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体——“潮墟”的策划人，陈晓丹深谙非遗年轻化的重要性。以非遗与时尚潮流相融合为突破口，潮墟通过不断嫁接资源、联动各方，汇聚广受新生代群体欢迎的“时尚非遗”品牌，打造“非遗文创+”市集，自今年8月推出以来收效明显：策划组织了50多场次“非遗+”主题活动、200多小时直播节目，带动上百位非遗、艺术名家新秀参与活动，吸引市民游客50多万人次。
（图源：潮墟）
“世界是在不停往前走的，非遗作为小众的、历史的、遗留的东西，不可能一直保持生命力；特别是一些格外小众、难以适应现代年轻人需求的，其投入产出比太低了。”作为一名长期探索于文创IP领域的广告人，山水共和创始人叶飞同样认为，传统非遗的式微不可逆转，我们只能挑选一些比较适应现代年轻人需求和审美的，最终才可能被资本和市场接受。
叶飞在品牌年轻化和艺术跨界方面做过不少尝试。他以广州美术学院的90后独立艺术家陈粉丸为例，阐释了非遗与艺术的跨界玩法。陈粉丸将中国民间剪纸与当代艺术结合，创作《无限之花》展览，为卡地亚推广“方圆无界”理念、系列腕表特色以及打破常规的年轻态度。叶飞认为，非遗与奢侈品的跨界结合具有天然的基因优势：凝聚匠心、慢工出细活、节奏较沉稳、产量非常有限，用高雅、高端的方式来应用非遗，更能够体现非遗价值。
（图源：ORITOPIA山水共和）
现代与传统、年轻与老旧的冲突固然是非遗发展中备受关注的一场博弈，而除了“时空”因素之外，非遗活态传承与创新的“力度”问题同样不容忽视。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宋俊华在演讲中指出，非遗传承不等同于“原汁原味”的继承，非遗的活态传承和创新不等同于“想怎么改就怎么改”，更不能完全等同于物质产品创新和经济创新。“物质产品或经济功能只是非遗众多形态或功能的一种，但目前非遗保护最热衷于物质产品或经济创新，这对非遗而言是另一种形式的伤害。”宋俊华强调，这种错误理念不仅违背了非遗保护的规律，也违背了非遗发展的权利。因此，非遗活态传承与创新要适“度”。
既是物质生产，也是文化需求
辩证看待“非遗产业化”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非遗的关注度日益高涨，提倡“非遗产业化”的声音也日趋增多。而对于非遗产业化的主体、形式、方法和路径等具体内涵，目前业界仍旧存在不少争议、尚未形成普遍的清晰共识。
长期深耕非遗研究的宋俊华教授主张“生产性保护”的理念，即把非遗置于其所赖以产生的生产实践中去保护，通过人类的生产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他的理解中，非遗生产可以划分为“直接的物质生产”和“文化的生产”两种形式。前者主要包括一些手工技艺，在生产、销售、流通中产生经济效益，让非遗的传承得到可持续发展的资金和能力，这类非遗会随着物质产品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后者则来自于人们对娱乐、精神的需求，例如广东的醒狮承载着“老百姓除旧岁、希望日子越来越红火”的愿望，而且同时具备审美性和娱乐性，这类非遗就需要我们通过掌握文化的生产规律，让它回归到百姓的生活中去。
“非遗既然能被传承下来，就意味着百姓喜欢它，这是一种文化需求，也是一种自发能力。”宋俊华表示，无论是哪种形式的生产，都应该让非遗回到自身的生产中，这是一种更具生命力和延续性的保护和传承方式。
对此，作为长期关注并推动民艺复兴的记录者、传播者和实践者，自然造物创始人张书雁的看法则更加犀利而现实。“非遗产业化需要辩证地看待，需要遵循底层设计和顶层思想，冷静分析哪些可以产业化、出口又在哪里，要看市场需求，要有闭环式的考虑。”聚焦到自然造物本身的运作理念，其以自然、人文、手艺三大元素为核心，通过“再现、再造、再生”的有机系统，致力于让中国各地区的原生态农产品、传统文化和传统手艺得以传承和发扬。
（图源：自然造物）
其中，“再造”是一个从接收产品订单，到反馈给手艺人制作，再把作品运输到统一的组装车间进行包装，最后发货的闭环过程。在此过程中所需要的不仅仅是传承人单体，还需要大量的手艺人，以及在不同环节所配备的专业人员。“自然造物不会让一个手艺人去完成一个产品，而是通过组装手艺来诠释新的定义。”张书雁认为，非遗产品的“非标准化”是非遗传统工业的一大痛点，很多人只是在做包装设计，但忽略了供应链设计才是让非遗从乡村走出来的关键。
“要闭环地完成一个产品，才能解决产业化的问题。”张书雁表示，自然造物以提供精准、匹配、协同、发展的陪伴式成长为核心，给民间手艺人制定高标准、建立安全高效的供应链，进而形成非标里的统一；同时通过“再生”这一板块，探寻非遗出口的更多可能性——例如非遗展览空间和场景、传递家乡美好的礼物、特色餐饮店的装饰品等。
“在地化”是非遗底色
非遗保护要注重以人为本
在“非遗产业化”的道路上，保护与创新已然成为了不同利益主体间博弈的主旋律。从可持续保护的角度来看，兼具外在保护和自我发展的非遗一直“在路上”。
对于自然造物而言，在不同声音的环绕中需要做到的是“弄清楚自己想要什么，而不要活在别人的语言里。”在2013年到2018年，团队成员走遍200多个村落，寻访1000多位民间手艺人，拍摄300多部纪录片，关注非遗手艺的制作过程，记录在路上遇到的美好人事物，给世界传递快乐。在张书雁看来，民艺的核心是生活，传统的回归是必然。
“民艺是妻子给丈夫做的鞋垫，是妈妈给女儿做的嫁衣，这些手艺都从生活而来。”张书雁的言辞总是温暖却犀利：“当下许多人谈的‘文化’都是表面的行为，而不是‘刷牙洗脸’的行为。”当语言在断层、民俗在断层，当节日沦为“吃喝玩乐”，没有了“一起在家”的仪式感，我们无法推动骨子里的文化自信。因此，对传统手艺做系统化的梳理和基因的提取是必要的，“聚合是一种力量，让传统回归当下生活。传统是我们的根，创新是花，如果根断了，那我们就变成了采花大盗”，张书雁流露出了对文化传承的真切希冀。
自然造物&湘湖景区-大过中国年系列活动（图源：自然造物）
对此，广东文旅产融智库专家、四川非遗文创产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巩强的看法与张书雁的观点形成了巧妙的共振，巩强表示，所有的底层逻辑最后都回归到两个字：在地。“非遗”或“民艺”只是人为的分类，大家不应该受这个框架限制。无论产业化让非遗走多远，非遗始终体现的是在地的文化，是家乡的记忆。
而这些文化和记忆的传承主体还是在于“人”。宋俊华教授曾在《文化遗产》期刊中谈到，“非遗保护是一种非遗‘内部人’与‘外部人’共同参与的保护实践。”一般而言，非遗传承人是非遗保护主体，而政府、学者、游客、外来企业，是管理者与参与者，承担不同的职责，“非遗是人人都可以参与的”。而往往非遗传承人自身较难均衡商业和文化，在外界强大的资金和技术力量下，企业和传承人之间容易产生矛盾。这时候就需要第三方的力量——通常是一些研究型学者去做中间的平衡和调节，起到一个沟通协调作用。
据统计，截至2019年底，我国已认定的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达到3068名，是一支很庞大的队伍。而针对其中可能出现的不作为现象，2020年3月正式施行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办法》已明确了5种可以取消传承人资格的情况。对此巩强表示，“退出机制”有利于去除糟粕、优化队伍，让真正付诸于实践的非遗传承人得到更好的帮助。
拥抱新技术，探索新文创
非遗创新发展的路径
而当我们大刀阔斧地掀起非遗传承与发展的热潮，数字化时代也风驰电掣般地到来了。日新月异的技术无可避免地影响着非遗保护的方式。身处在千变万化的信息时代里，传统非遗应当如何自处？在变与不变的彷徨中，非遗如何借助新兴力量开辟新的发展道路？
在宋俊华教授的理解中，文化和技术的结合一般有三种模式：第一种强调技术，即“文化为技术站台”，尤其是当一些新技术出现，它需要在这个社会中获得一种合法地位时，要让大家认识它，那就用文化来做陪衬；第二种是“技术为文化服务”，此时文化恢复主体地位，技术是一个后台支持者，例如通过技术手段来提高非遗的传播力度；第三种是技术与文化融合，形成一种新的文化产品，例如传统的粤剧演出与数字化的舞台效果相结合产生了一种新的表演形式。三种模式不一定是递进发生，有时是交叉进行。
粤剧舞台效果（图源：广东粤剧院）
“正如现代机器设备运用于传统技艺、现代照明运用于传统化戏曲一样，数字化技术运用于非遗保护也是非遗发展一种选择。”宋俊华表示，在被数字化包围的时代背景下，非遗必然要和时代相适应、要和数字化技术作结合；但数字化技术只是一个工具，是一种外界手段，它只有真正内化成非遗自身的存在和发展方式，才能真正发挥确保非遗生命力的作用。
关于非遗与数字化结合的探讨，是从技术角度探索非遗保护和发展的基本趋势，而从内容的角度来看，以IP构建为核心的“非遗新文创”则蕴含着充满想象的巨大能量。
作为长期致力于非遗文化创新的研究者和实践者，巩强同时也是四川省文旅创意产业联盟IP文创专委会主任，曾在2019广东文化和旅游产业投融资对接系列活动“资本助力非遗产发展论坛”中作为演讲嘉宾，提出非遗产业化的三条路径：一是传承更新、匠人匠心；二是活态流变、见人见物见生活；三是符号转化、价值创新。在今年的演讲中，他以非遗IP打造的实践案例，向我们阐释了非遗新文创的价值链。
在巩强的定义中，非遗新文创的本质是以IP构建为核心的文化生产方式，一种由新技术和新解决方案糅合而成的数字商业范式，一种美好生活方式和生活场景的文创重构能力。通过非遗价值创新和符号转化，能够更有效地激活传统文化资源的新商业价值。于是，台湾霹雳布袋戏通过影游联动吸粉无数，成都宽窄巷子通过绽放国潮引发火爆关注，故宫文创的巨大收益也佐证了市场对文创产品的广泛接受度，IP化的商业价值之巨大已无需证明。
当然，并非所有的非遗IP都需要进行商业化开发。巩强表示，要通过IP文化资源评价体系和IP商业化开发评估模型来确定非遗IP的发展阶段和开发层次，最终在新零售、新文创的场景下应用非遗元素，实现非遗IP的文化新生态。
围绕本次峰会，从热情洋溢的探讨到针砭时弊的思考，对于非遗，我们总是有叹息、亦有憧憬。
“‘资本+科技+非遗产业的融合发展’是当代社会发展的一个大环境，我们不能回避它。”宋俊华教授在峰会上谈到，科技、金融是当代最强势的话语，而非遗保护需要千家万户的关注。我们通过论坛来进行讨论、辨析甚至是争吵，然后达成一些共识，是为了给非遗融合提供一个正确的方向，把各方力量用好，不要让它走向极端。
同时他也对本次论坛提出建议：传承人是非遗保护的主体，一定要把他们邀请来。期待大会能聚集政府管理机构、科技企业、金融企业、传承人和学术界等进行多元对话，共同助力非遗创新发展。
END
策划丨苗沐心 唐有元
采写丨吴丹 何蕊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