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专访袁隆平：产量和质量不是对抗性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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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交水稻同时实现高产和优质，并非不可能。”3月22日，袁隆平领我们来到三亚市师部农场的水稻基地，指着中央位置的一篇超级稻试验田，自豪地说，“水稻在齐穗时非常整齐，这就是我们每公顷产粮16吨的超级稻，也是我国水稻的‘仪仗队’。你们说，是不是很工整？”说完拍了拍我们的肩膀，便自顾“哈哈”大笑着往田间走。
这样的“杂交水稻之父”，是耿直的，是亲切的，还有57年埋首科研孵出来的一丝腼腆，完全没有世界名人的架子。在稻田里，袁隆平习惯双手交叠于后背，挺直腰杆，遥望着稻田坦然而立。也许正是这份守望稻田的决心，支撑着他攻克一道又一道难关，创造一个又一个辉煌，在茫茫绿色王国里相继奏响了无与伦比的“三系杂交稻、两系杂交稻和超级杂交稻”交响曲。
期间，也有一些人对他追求高产的科研方向提出质疑，面对这些人对“高产低质”的恐慌，袁隆平敢于正面回应，并坚持自己的奋斗目标。“高产更高产和中国稻走向世界，是我永恒的梦想。”
袁隆平现场接受《农财宝典》记者专访
产量和质量不是对抗性的矛盾
在袁隆平看来，同时实现高产和优质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但产量和质量不是对抗性矛盾。
“有些人对杂交稻有片面的看法，认为杂交稻高产不优质，吃起来不香。”袁隆平坦言，上个世纪主要任务是解决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所以杂交稻把产量摆在优先地位，吃饱肚子再说。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人民不满足于吃饱，还要吃好。“我们也改变战略，既要高产又要优质。已经培育出的杂交水稻新品种大米‘超优千号’，品质可以与市场上一种80元一斤的日本米媲美。日本商人专门取样检测了，说有弹性有嚼头，口感很好。”
虽说要迎合市场上对优质大米的新需求，但袁隆平仍然坚持，不能以牺牲产量来求优质。他指出，有的优质米价格炒得很高，老百姓吃不起。从中国国情看，人多耕地少，把粮食安全牢牢抓在自己手中的唯一出路就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1961年，袁隆平仍是湖南安江农校的青年老师。正当三年困难时期，守着农业试验田的袁隆平照样吃不饱饭。“那个时候非常惨，我看见两个人倒在路旁边，两个人倒在桥底下……”饿肚子的滋味深深刻在袁隆平的记忆中。“世界人口不久将达到80亿，耕地却在不断减少，养活世界人口是非常严峻的挑战。最经济、有效的办法就是使用优良的高产品种。”
从1970年水稻雄性不育株“野败”的发现、命名并被利用，袁隆平带领全国各地的农业科技人员进行杂交水稻育种的试验，极大地加速了杂交水稻的研究进程。从超级稻第一、二、三、四期攻关亩产700公斤、800公斤、900公斤、1000公斤的实现到超级稻第五期攻关16吨/公顷的努力，袁隆平始终践行着大胆创新的科学家精神。三亚市南繁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柯用春评价道，50多年来，袁隆平院士潜心从事杂交水稻研究，带领科研团队顽强开拓，不断创新，为我国乃至世界粮食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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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世人的眼中，袁隆平的高产梦早已逐个实现。袁隆平的助理邓华凤直言，“袁老师一直坚持挑战自我、突破自我，每实现一个目标，就会马上为自己制定下一个目标。”
上世纪90年代，袁隆平提出四期高产目标。1996-2000年，实现亩产700公斤；2001-2005年，实现亩产800公斤，2006-2010年，实现亩产900公斤；2011-2015年，实现亩产1000公斤。在袁隆平及其团队的创新研究下，2000年，培育出“两优培九”实现一期目标；2004年，又突破了亩产800公斤；2011年，三期目标告破；2014年，四期目标达成。袁隆平跟我们数着每一期目标提前实现的时间节点，还不忘与日本作对比，“1981年，日本提出了每公顷12吨的高产目标，被我们抢先在2004年率先实现了。”
然而，他并不满足于此，而是提出了第五期目标，每公顷产粮16吨，即亩产1067公斤。谈及第五期目标，袁隆平笑得甚是开怀。他介绍，早在2015年，超级稻就在云南省个旧市的试验点实现了每公顷产粮16.01吨。2016年，在全国布了8个点，实现了云南省个旧市、河北省邯郸市2个试验点每公顷产粮16吨，另外6个点每公顷产粮17吨。“每公顷产粮17吨，将是我的下一期目标。”
如今，世界水稻种植每公顷均产仅3.9吨，而我国杂交水稻每公顷均产达7.5吨。目前，“两优培九”在全国推广面积达1000万亩，每亩均产550公斤；“Y两优1号”在全国推广面积达800万亩，每亩均产600公斤；“Y两优2号”在全国推广面积达200万亩，每亩均产650-700公斤。“我国水稻的产量在世界上遥遥领先。”袁隆平说得很是笃定，“我们的杂交水稻高产目标之所以能多次提前告破，是因为有创新团队为基础，有正确且详细地技术路线为指导，有南繁育种优势为支撑。”
“科学发展无止境，我们的水稻高产也没有止境。”87岁高龄的袁隆平仍在梦想着创造“禾下乘凉”的稻田世界。在他描述的这个梦想稻田中，超级杂交稻长得比高粱还高，稻穗比扫把还长，稻子比花生米还大，他拿着蒲扇，躺在水稻下乘凉。为了一步一步地接近着个梦想，他穷其一生寻找“大穗子”，专研如何让水稻增产，农民增收。
袁隆平还有一个杂交水稻覆盖全球的梦想。
早在研究之初，袁隆平就从文献上了解到，在西方发达国家的遗传学研究已经进到分子水平的同时，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理论也已在生产上获得明显效果。1923年美国科学家通过十年的杂交玉米试验，成功地将玉米产量大幅度提高了；后来在墨西哥又培育出了增产显著的小麦品种。世界上五大作物中，只有水稻在培育优质、高产的品种上停滞不前。
“杂交水稻具有根系发达、稻穗大、产量高的优势，在同等种植条件下，比一般品种高产20%以上。”说起杂交水稻的发展优势，袁隆平难掩兴奋，在表述中不时还掺合着几个英文单词。他仔细地算着一笔帐，世界上有一半以上的人以稻米为主食，现有一亿五千万公顷稻田，但是杂交水稻还不到10%。发展杂交水稻对保障世界粮食安全具有重要作用，若有一半种上杂交稻，可以多养活四亿到五亿人口。”
为实现这一世界级梦想，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袁隆平的带领下，从未停止国际化的探索。每年中心会举办培训班两次以上，接待来自世界各国的农业专家，由中心的专家进行培训，介绍中国杂交水稻的情况。据悉，杂交水稻不仅在中国表现良好，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表现同样很好，较当地的常规品种增产显著。相关数据显示，2015年，外国种植杂交水稻面积达600万公顷，其中种植面积最大的印度有200多万公顷，然后是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越南、菲律宾等，在这些发展中国家，杂交水稻可较当地品种增产30%至40%。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杂交水稻可较当地品种增产20%至25%。
袁隆平直言，杂交水稻覆盖全球不仅能提升全球水稻种植的产量，还能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并为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袁隆平是一生都活在稻田里的人，他的科研成果不仅仅是智力成就，更是一种科学严谨、大胆创新、自我否定、吃苦耐劳、胸怀宽广、追求极致的精神成就。“即便已经87岁高龄，袁老师也坚持着一贯严谨的科学家精神，不放过任何一处细节。”三亚市南繁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柯用春感慨道，近期，袁隆平作为首届中国（三亚）国际水稻论坛的发起人之一及论坛主席，全程把关论坛的筹办，不辞辛劳，一遍又一遍地仔细核对流程，追求极致。
1961年夏天，袁隆平发现一株天然杂交稻，获得灵感：既然自然界存在杂交稻，也就会有天然的雄性不育株，因为水稻之所以会天然杂交，关键就在雄性不育株。这种天然雄性不育水稻，就连中外文献资料中也未见报道。他知道的只有一点，即花药不开裂是许多作物的雄性不孕性性状之一，于是便根据这个特征来按图索骥。当时，他只是湖南省安江农业学校的一名普通教师，却在没有资源和研究平台支持的条件下，大胆创新，挑战世界性难题。
1964年6月，水稻开始进入抽穗扬花的时节，袁隆平开始寻找天然的水稻雄性不育株的工作，具体讲就是到稻田里仔细寻觅。在他的自述中，头顶着似火骄阳，行走在茫茫的稻海之中，每天都是乘兴而去，败兴而归，可他又总是乐观地期待着明天。“我把注意力都集中到正在开花和刚开过花的稻穗花药上，也就忘记了热和累。”
7月5日，是他寻找天然雄性不育株的第14天，在拿放大镜观察了14万多稻穗后，袁隆平从“洞庭早籼”品种中发现了第一株雄性不育株，这意味着，攻克杂交稻育种难题跨出了关键的第一步。
经过1964、1965两年的研究，袁隆平逐穗检查，找到一批能遗传的自然雄性不育材料，得出结论：水稻与其它作物的雄性不孕现象是大同小异的，主要表现在花药不开裂、花粉败育或不能形成花粉等方面，并将水稻雄性不育划分为无花粉型、花粉败育型和花粉退化型三种不同类型。这在历史上属首次揭示水稻雄性不育的病态之谜。他正式提出了通过培育水稻“三系”（即雄性不育系、雄性不育保持系、雄性不育恢复系，简称为“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以“三系”配套的方法来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设想与思路。当时还是安江农校普通教师的他将初步研究结果写成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投稿到当时国内最权威的学术杂志《科学通报》，并于1966年2月发表。
其实，早在1926年，美国人琼斯就已经发现了水稻的雄性不育现象，并提出水稻具有杂种优势。1966年，日本琉球大学的新城常友甚至研究出了台中65不育系，并实现了三系配套，但由于三系亲缘关系太近，没有优势，难高产，又是高杆，易倒伏。美国和日本的杂交水稻停留在了理论研究上，袁隆平的论文提出了雄性不育株的重要性，并进一步设想了将杂交水稻研究成功后推广应用到生产中的方法。
1974年，袁隆平培育出“南优2号”，并分别在湖南、广西试种，次年，喜讯频传，平均亩产超过500公斤。全国陆续选配出了“南优”、“矮优”、“威优”、“汕优”等系列籼型杂交水稻组合，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个在生产上成功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国家。
然而，在袁隆平推出“南优2号”的同时，湖北省沔阳县农业技术员石明松发现了三株典型的雄性不育突变株，夏天雄性不育、花粉败育，秋天却恢复正常。他于1981年发表论文，指出这种育性可转换的水稻在不育期可用作母本杂交制种，在可育期通过自交繁殖不育系种子，一系两用。
这一研究成果和袁隆平之前做出的结论有出入，廖伏明在文章中不敢明确提出，袁隆平看后亲自加上一段“……原有的方法存在不足，治标不治本”。
“你能感觉到科学大家的风度，在三系发展最盛的时候他也讲到过三系的缺点，他能够看到不足。”廖伏明在接受采访时说，这也可能是袁隆平在科研上不断取得进步的原因之一，他不满足于现状，秉持科学严谨的精神，不断提高。
“杂交水稻的成功，为袁隆平头上戴满了各色光环，本来他可以在家吃老本了，但他偏不。”邓华凤回忆道，三系研究成功以后，有专家提出了比三系法更先进的两系法，袁隆平也加入了两系研究的阵营，并大胆地进行自我否定，敢于接纳其他专家提出的创新观点。
两系研究初期，大家都以为两系能成功，并大面积制种。不料，1989年7月底，两系法制种基地遭遇罕见的22-23℃低温，大家发现两系法是温度控制的，遂开始否定两系。袁隆平经过仔细分析和资料查阅，提出了“选育实用型温敏不育系”新思路，把育性转换起点温度降到23.5℃，并指导团队开展研究。“正是袁老师不固步自封，敢于自我否定，并以宽广的胸怀接纳大家意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新思路，才使杂交水稻的研究一次次取得重大突破。”邓华凤说。
袁隆平及其团队的水稻育种成果，还得益于他平易近人的性格特点。“大家什么观点都敢提，团队内交流无障碍，袁老师也鼓励我们与他争论。”邓华凤表示，对于他们这些团队成员来说，袁隆平既是老师，又是朋友，他也会在学术研讨会上与团队成员争得面红耳赤。
每公顷产16 吨的超级稻长势整齐，被袁隆平称为我国水稻的‘仪仗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