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一个群体该被贬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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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墨事功】

一

古希腊人奉行一种青铜质地的审美观，法国随笔家蒙田告诉我们：“同一个希腊字包含着美和善。圣灵往往把他认为美的人叫作好人。”美是善的载体，美之不存，善将焉附。这里的“美”，又与健康、强壮高度相关，“病西施”或“瘦诗人”必须掷出界外。

我在蒙田的书中还读到，希腊人对健美的追求是如此迷狂，他们关于财富的排列顺序竟然是“健康，美丽，财富”，就是说，大英雄赫拉克勒斯等于百万富翁，轮椅上的大科学家斯蒂芬·霍金近乎一文不名。希腊最伟大的学者亚理士多德坚信“当有些人已接近诸神雕像的俊美时，这些人同样可以享受人们的崇敬”，他甚至不避风险地认为，“（战场上）指挥的权利属于俊美之人。”

——不清楚蒙田的转述是否准确，毕竟亚理士多德也说过“应该让最会统治的人统治”。当追求艺术可能损毁形象时，希腊人会优先考虑形象，放弃艺术。温克尔曼在名著《希腊人的艺术》里提到一个例子：“躯体的任何缺陷都小心翼翼地予以防备，阿尔基维阿达斯在青年时期不愿意学习吹笛，因为怕使脸形扭曲，雅典人都以他为例。”

这份昂扬的审美观，其实隐藏着易被忽视的道德风险和人权困境。比如，病夫和残疾人在古希腊的处境就格外凶险，失去审美价值倒也罢了，更可怕的是，他们还会失去道德价值，进而使生存权岌岌可危。

古希腊神话中的大英雄帕修斯就是一个健美少年

“健康就是至善”的结果是，不管由于基因还是后天训练拥有一副健美身材的人，生活在那个世界都会受到特殊善待；不管由于先天还是后天因素在健康和容貌方面有所欠缺的人，生活在古希腊就十足倒霉。美国学者亨利·西格里斯特在《疾病的文化史》一书里写道：

在古典时代的希腊社会，病人的地位则完全不同。希腊世界是一个健康人和健全者的世界。在公元前5世纪及此后很长时期里的希腊人看来，健康就是至善。因此，疾病是一个大祸害。理想的人是和谐的存在，肉体和灵魂完美平衡，高贵而美丽。疾病把他排除出了完美这个层面，使之成为一个劣等的存在。病人、残疾人和弱者，只有在他们的健康状况能够改善的时候，才有可能指望来自社会的体谅。对待一个弱者，最实际的做法就是毁灭他，这种做法十分常见。

我们听说过斯巴达人是如何培养野蛮生存能力的：“斯巴达的宪法规定必须把发育不良的婴儿从山上抛下摔死、赞扬偷窃食物不被逮住的儿童、鼓励狡诈和密探。”“每十天斯巴达青年必须全身裸露地让监察员检查，监察员若发现有人发胖，就让他节制食物。甚至在毕达哥拉斯法典中，也有条文要求防止身体过胖。”“斯巴达的青年经常在狄安娜的祭坛前接受鞭笞，毫不畏缩。”

油画    《年轻的斯巴达人》

古代社会没有政治正确这条红线，这意味着残疾人无从得到基本人权。希腊方式的可怕之处在于，他们对残疾人的迫害，掩映在一种字面上既美丽又高贵的观念之下，后人对古希腊文化大加赞赏之时，通常不会想到那些可怜人的遭遇。

实际上，名义或说法的作用从来就是巨大的，不同的观念代表着不同的闸门，它会制造人权洪水还是约束人性恶的泛滥，仓猝间未必能够看清，需要我们在语言－观念层面预先防范。大量惨痛的事实告诉我们，观念一旦决堤，生灵随之涂炭。就此而言，与残疾人相关的政治正确禁忌，不应视为一种冠冕堂皇的政客语言。

人类历史上针对弱势群体的迫害，从来不缺一个堂皇理由：烧死巫婆往往假借上帝的名义，欧洲鼠疫横行之时——古斯塔夫·勒庞写道——“人们需要找到一些替罪羊，任何长相丑陋或行为古怪的人都会受到怀疑。富人、残疾人和犹太人极容易受到攻击，迫害接踵而至。在弗莱堡和巴塞尔城，犹太人被成群赶入巨大的木制建筑中活活烧死。”希特勒对犹太人实施大屠杀，也有着令所谓“纯种雅利安人”大受慰藉的各种理由。

滥用不成熟的科学观点，也经常会对弱势群体构成致命一击，比如希特勒就从优生学里获得迫害异族的依据；上世纪30年代的美国，也受到过优生学的深重蛊惑，引发了若干人道主义灾难：“到1931年，全美有27个州颁布法令，强化执行优生绝育法，成千上万个心理和社会‘有毛病’者在接下来的30年内全都实施了绝育手术——仅在加利福尼亚一地，绝育者就有近万人。”

索尔仁尼琴写到苏联当局对卫国战争中的残废者实施大规模流放时，曾以一种苦涩的幽默，替迫害者想到了一条理由：“他们不该为了祖国的荣誉而在战争中使自己的样子变得那么难看。这也是为了使我们这个民族——在各种田径赛和球类比赛中都取得辉煌胜利的民族——显得更加健美嘛！”

这种处境下的残疾人，为了生存，只能向自身糟糕的生理宿命开战，努力假装正常人，他们干活往往“比健康人干得还猛”。类似场景也广泛出现在纳粹集中营里：为了推迟进入毒气室，有病的犹太人经常成为工地上不要命的挥揪者，直到一命呜呼。

西塞罗说过：“灵魂放置于什么样的身体对灵魂至关重要。”他针对的正是残疾人，包括“反常的丑陋和四肢的畸形”，指出他们“心灵迟钝”，缺少“使心灵敏锐”的“身体的多种作用”，不配拥有高尚的灵魂。

像西塞罗这样在古代世界拥有非凡智慧声誉的学者如此信口胡诌，肯定会加剧残疾人的苦难，哪怕他的本意只是笔墨技痒，说些疑似格言的句子来增加自己的受欢迎程度。毕竟，后代的迫害者总是喜欢引用西塞罗这种级别的人物，来替自己的行为张目。我们几乎可以肯定，西塞罗知道自己的话站不住脚，因为，他无比熟悉的荷马和苏格拉底——古希腊最具神性光辉的两个名字——恰恰不符合上述身体条件。

大诗人荷马生理上是盲人，身份上是奴隶（约翰逊博士说过，在很多语言里，“‘奴隶’和‘窃贼’常用同一个词来表达”，而“奴性”一词来自亚理士多德的发明）。至于大哲人苏格拉底，众所周知形貌不佳，他的丑陋甚至达到这种程度，按培根的说法，可以直接归类为“残疾人”。擅写滑稽文字的法国文豪拉伯雷，在《巨人传》里曾如此评价苏格拉底的相貌：

苏格拉底就是这样，从外表上看，若以貌度人，简直不如一片洋葱皮，奇丑无比，滑稽可笑，尖鼻子，牛眼睛，疯子般的面孔，平日生活简朴，衣衫粗俗，家境贫寒，还要受女人的气，在共和国没捞到一官半职……

据传大哲人苏格拉底形貌颇不佳

但他接下来的一段话，证明了一个事实：灵魂的高贵，正在于它从不挑剔“身体”：

但是，只要打开这只盒子，你就可以找到无法估价的灵丹妙药：超人的悟性，高尚的美德，顽强的勇气，无比的质朴，安贫乐道，一诺千金，而对芸芸众生废寝忘食、东奔西跑、劳劳碌碌、漂洋过海、甚至大动干戈苦苦追求的一切，则表现出难以置信的轻蔑。

今人好说“颜值”，古希腊人才是比拼“颜值”的祖师。遗憾的是，古希腊的内在光荣不在此。

二

读先秦荀子的文章《非相》，有两点惊讶：

一，早在两千年前，以面相观人的习气已如此盛行，人们热衷于谈论“容貌之患”，动辄凭一些形貌长短来论断他人的吉凶祸福，以至荀子不得不举出大量例证加以反驳，如尧舜文王周公和孔子，容貌上都有欠缺之处，倒是两大暴君桀和纣，“长巨姣美，天下之杰也，筋力越劲，百人之敌也”；

二，我们伟大的先人如此明白事理，对于相面术中的荒谬不通之处，做出了题无剩义的驳斥，令人由衷佩服。荀子强调：

故相形不如论心，论心不如择术。……术正而心顺之，则形相虽恶而心术善，无害为君子也；形相虽善而心术恶，无害为小人也。

我很好奇亚理士多德的“天庭”构造

作为对比，比荀子时代更早些的古希腊，相面术也极为盛行，但彼邦似乎缺少一位荀子。据说“希波克拉底、毕达哥拉斯及其他外貌学家均注重的不是表情而是长相”，见识似在荀子之下；亚理士多德还推出过“亚氏相法”，至少包含这些内容：“天庭（前额）巨大者愚笨呆滞，天庭偏小者用情不专，天庭宽阔者易于激动，天庭突出者心直口快。”我很好奇亚理士多德的“天庭”构造。

科学领域是一个逐步去魅、与时更新的世界，在“日心说”取代“地心说”之后，坚持“地心说”只会贻笑大方。人文领域就没有这么乐观和“进步”，即使前贤已把相关观点表达得精详完备，大量等而下之的蠢笨观点，仍可能在舆论上大占胜场。换言之，人文领域的“地心说”屡见不鲜，它们非但不见得在“日心说”面前败下阵来，还可能恶紫夺朱，用鼓噪代替思考，用蒙昧取代文明。诸如观相术、颅相学等可疑学问一度在近代欧洲世界风行，即为明证。

笔者对包括相面术在内的民间智慧虽乏敬意，但也无意冒犯，无意抹煞其中的趣味因素及可能的神秘潜质。如果有人坚持认为手相里包含着个体命运的全部信息——巴尔扎克就说过：“对某些富有洞察力的人来说，如果上帝在每一个人的相貌上都刻下了其命运的印记，所谓相貌，可作为人体的总的表现，那么，手代表着人的整个活动，也是人的整个表现的唯一方式，为何就不能集中地概括人的相貌呢？由此便产生了手相学。社会不是在模仿上帝吗？”——那就任他相信吧，反正，永远有人求他掐算命运。我们在乎的只是其中的歧视因素，即借助未经验证的伪科学，对社会上的某些个体或群体实施莫名打击。我们看到的是，这类学问的滥用，几乎每次都会针对弱势群体。

比如，作为相面术升级版的颅相学，最初是德国医生弗兰茨·加尔创立的，他曾这样介绍自己的发现：

以前，我在家里使用很多役童和仆从，他们经常彼此责难，说对方偷窃某某东西。其中一些人特别厌恶偷窃，宁可饿死也不接受他人偷来的面包或水果，而那些偷窃者却嘲笑这种行为，认为他们很傻。检查其头颅时，我惊讶地发现，大部分积习已久的小偷颅骨突起，从狡猾区几乎一直延伸至眼睑根部（也即耳朵上方和前面），而这个区域平坦者往往讨厌偷窃。

颅相学竟具有鉴定小偷的功能，假如警方借鉴他的成果，冤案将会井喷。加尔给人类的颅脑划分了27个功能区域，包括“好色区（脑勺下方）、仁慈区（前额上方正中间）、好斗区（耳后）、威严区（头顶前部）、愉快区（前额中间靠两边处）等”，虽然科学界从未严肃对待过加尔的创意，但文人和江湖气十足的学士往往偏爱这类扯淡，并将它运用到对他人的贬低嘲笑中。

超级畅销书《乌合之众》的作者勒庞当年曾骑着毛驴，带着一副测径器，在尼泊尔各地测量当地精英的颅脑，八成即受到加尔和另一位法国心理学家比内的鼓舞，后者曾宣布“大脑尺寸与智力有关”。好在科学已经证明，人类的头颅尺寸与智力大小不存在任何关联。记得巴尔扎克小说里的人物曾根据加尔的理论，得出某人具有“犹大的反骨”的结论。

《乌合之众》

（法）古斯塔夫・勒庞   著

这是一种危险的荒唐，出现在小说里固然不失趣味（古典小说《三国演义》虚构了诸葛亮以蜀国大将魏延“脑后有反骨，久后必反”为由，在临终前设计谋害了这位功勋将领的情节，民众就欣然接受），以之指导社会，必将危机重重。假如有学者煞有介事地宣布某个种族“好色区”特别发达，“仁慈区”虚无缥缈，必将对该种族的身心构成可怕摧残。

在相貌品评领域，管见所及最富人道情怀的见解，出自德国格言家利希滕贝格，他曾写道：“如果你遇见一个长着一张丑陋的，令你不快的面孔的人，那么看在上帝的份上，在没有证实之前不要把他当作行为不端的人。”不过，他的声音是孤单的，太多的作家学者声称拥有从他人长相里看出道德含义的特异功能，叔本华宣称“仅仅从人的背部就可以分辨出傻瓜和聪明人”，英国作家乔治·吉辛夸口“能从一个人鼻子、下巴、嘴唇或眉毛的曲线，自信地推断出人物最难以捉摸的道德缺陷和精神气质”。

关于智商和智力的遗传性，也曾对弱势群体构成贬低。早期的智商测试，由于某些测试群体受教育程度偏低，因而极易得出该群体智力低下的结论。其实，任何群体处于受压迫境地时，缺少发育的智力都会显得寒碜，甚至公认聪明的犹太人，在上世纪初的美国受到打压时，测得的平均智商也很困窘，低于全美平均水平；两代美籍波兰人由于处境的改善，智商竟足足提高了24分。早期研究智力遗传性的学者，由于忽视了被试者的环境因素（那些显得智力优秀的群体，本身就生活在条件优越得多的家族环境里），同样会得出助长种族歧视的结论。凡此种种，皆属前政治正确时代的观念放肆。

三

对人类来说，相信某些东西，并不需要确凿证据，人们会依照一种心愿论证法，将合乎己意的推断，断定为可能或可信。比如，人类的自我成就欲，会诱使他们轻信任何肯定自身民族、贬低相邻民族的玩意。历史上，英国人与法国人永远在互相贬低，法国人与德国人始终在相互奚落。

有人制作过一张图表，用来解释东亚四国的民众关系，简单地说就是，其中任何一国的国民，都鄙夷另外三个邻国。虽然有点粗陋，遗憾的是又与经验较为吻合。只有理性力量极度强悍的少数人，才会避免掉入这类认知和情感陷阱。

电影《为奴十二年》里，黑人所罗门于1841年被人贩卖到南方为奴之前，原是一位生活在北方的自由人，从事着受人尊敬的职业：一名专业小提琴手。他与妻子的交流方式，与孩子互道晚安的方式，甚至出行坐马车的方式，都活脱脱像一位自由的白人；纽约州萨拉托加的白人还在路上与他互相脱帽致意。

《为奴十二年》电影剧照

这一点，即使在林肯总统于1865年宣布废除奴隶制后的南方，仍不可能出现：在那个地方，黑人虽然不再是奴隶，却喘息在种族隔离的歧视空气中。电影中的所罗门来到奴隶制的南方时，所有人都能看出，除了肤色，他与那些世代为奴的黑人缺乏共同点。他们根本不像是同一种人。

应该说，电影是尊重历史的。学者告诉我们，美国至少存在着两种黑人。托马斯·索威尔在《美国种族简史》一书里，提醒读者留意另一种黑人的存在，即一群相对幸运、无论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都较少受到奴隶制毒害的黑人。

与南方种植园里长期充当奴隶的黑人不同，这批黑人或因契约奴的缘故而在契约到期后成为自由人，或因与奴隶主的血缘关系而早早获得自由，或者来自并未实施奴隶制的原英属殖民地西印度群岛，因而拥有一种与长期为奴者迥然不同的身心状态；他们统称为“自由的有色人”。相比白人，“自由的有色人”拥有的“自由”当然打了不少折扣，但与长期浸淫于奴隶制中的黑人比较，无论性格还是智力，他们都更像白人。

托马斯·索威尔归纳道：

美国奴隶制的特殊之处有三：一是奴隶和奴隶的主人分属肤色不同的种族；二是在美国这个自由社会里，必须有一套为奴隶制开脱的极端理论；三是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奴隶制使人们在道义上感到难堪。

一个宣称“人人生而平等”的国家，同时却实施一套远远落后于当下文明标准的奴隶制，的确会产生深重的道义困境。为了解除难堪，奴隶制的奉行者必须对黑人实施污名化策略，他们相信，只有把黑人说得极度不堪，好像他们沦为奴隶并非由于压迫，而是生性适宜为奴，他们狼狈的“良心”才能得到安顿。

我们知道，哪怕是一只鸡和一头牛，生活在饲养棚里还是大自然中，精神状态都会有明显差异。由于奴隶被蓄意剥夺了受教育和拥有私人财产的权利，南方奴隶主为了把奴隶训练为“干活的机器人”，还尤其注意“防止奴隶学会照料自己”，他们当然不可能变得勤劳并形成具有高度责任感的自主人格，也当然会“养成磨蹭和逃避工作的习惯”，因为，如果他们竟然勤劳节俭又能干，受益的只会是他们的压迫者。

可见，即使出于生存智慧，奴隶们也没必要显得聪明。因此，将奴隶因为长期压迫而展现的卑微或卑劣，视为他们理应接受压迫的铁证，只能视为一种流氓论证，而“自由的有色人”的存在，则构成一种有力旁证，足以让任何替奴隶制辩解的言论破产。

托马斯·索威尔告诉我们，两种黑人差异明显，“自由的有色人”几乎在所有方面都与奴隶的后代迥然不同，又在所有方面与白人无甚区别，是的，除了肤色。“美国的西印度群岛黑人在收入和职业方面，一直比美国黑人具有相当大的优势。

在1969年，纽约市西印度群岛黑人的收入比该市其他黑人的收入要高出28%，而在全美范围内则高出52%。”“1970年在纽约警察局任职最高的是清一色的西印度群岛人，在该市充当联邦法官的黑人也是如此，多年来曼哈顿区历届的行政首长都是西印度群岛黑人。”“不住在南方的黑人，其家庭之小和智商之高，一直超过生活在南方的黑人。”也许正因此，“这两部分黑人之间的通婚率，历来就特别低。”“自由的有色人”在身份上越是拒绝认同南方黑人，就越能证明黑人原本不失人性的高贵。

仿照利希滕贝格洋溢着政治正确光辉的格言，我们不妨说：如果你遇到一个行为卑劣的群体，那么看在上帝份上，在没有证实之前，千万不要把他们看成天性如此。虽然我们不必矫枉过正地否认民族差异性的存在，但只要能呼吸自由的空气，没有一个群体是注定卑劣的。所有的群体性卑劣都是表象和假象，它们都是刻意被贬低的结果，而守住政治正确，至少能使这份贬低有所收敛。

当然，政治正确并非有利无弊，它的局限性同样值得正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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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泽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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