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假欧洲 -《巴黎宣言》所揭示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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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假欧洲:《巴黎宣言》所揭示的困境
文 | 南来雁
阿拉伯人有个关于骆驼与帐篷的寓言，大家都很熟悉。从骆驼的鼻子进到帐篷开始，到最后，好心的主人没有容身之地。这可能就是今天欧洲人最大的恐惧。
欧洲的焦虑
今年十月7日发表的《巴黎宣言》（请参考：thetrueeurope.eu，建议阅读英文版）虽然在欧美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它却在中国引起了不小的关注。澎湃新闻10月9日刊出的《欧洲保守派知识分子巴黎发表声明“一个我们能够信靠的欧洲”》，在国内引起热烈的讨论 。或许批判欧洲的自由、平等和正义的言论得到共鸣？或者，宣言所主张本土国家主义，反对“帝国”思维，正好符合中国的世界视野？
《巴黎宣言》的十位作者多是欧洲比较著名的保守派学者和智囊，许多人著作等身，也多半不在英语世界。其中，Philippe Beneton写的《默认的平等》（Equality by Default），Ryszard Legutko写的《民主中的恶魔：极权主义对自由社会的诱惑》等已经翻译成英文。
唯一的英国人Roger Scruton是传统保守主义的哲学家，出版超过50本书，最近一本是《如何成为一位保守主义者》。他就是亲睹1968年5月法国学生暴动后开始拥抱保守主义。
《巴黎宣言》开宗明义声明：“欧洲是我们的家园，我们属于欧洲。”作者们声言，“虚假的欧洲”正在取代“真实的欧洲”。其实，这个宣言是“蓬莱仙岛”（“真实的欧洲”）控诉“乌托邦”（“虚假的欧洲”）的精心杰作。
虽然《巴黎宣言》作者们言之凿凿，然而他们所描绘“真实的欧洲”在历史上从来就不存在，这两个“欧洲”都是稻草人。这个宣言绝对不仅是知识人的怀旧之作，它代表欧洲“原住民”的焦虑。它为欧洲如火如荼的，民粹“本土国家主义”（nativism，以下简称：本土主义）的政治运动提供了文化上的掩护。
《巴黎宣言》的内容
首先，他们所谓“虚假的欧洲”到底是什么：
1、忽视与否定基督教的根基：假欧洲是欧洲文明的膺品，迷信进步，歧视欧洲的历史和传统。在自由和容忍的口号下一厢情愿地以为穆斯林会被世俗化。
2、多元主义的乌托邦：假欧洲是个超民族国家的帝国，建构在拟似宗教的普世主义情绪上。它满怀偏见、迷信和无知，盲目地、强横地追逐一个“仿造的基督王国”。
3、虚假的自由：倡导的是片面的、放纵的自由，造成家庭解体、个人主义泛滥、道德沦丧。这个自由的膺品用集体性的规则控制欧洲，用“政治正确”管制人们的言论，所要求的同质性和政治化一是种暴政。
4、普世主义旗帜下的平等：利用基督教的博爱精神自我克制地接纳所有族群。如果穆斯林移民不必融入欧洲文化，欧洲就成为穆斯林的殖民地。
5、不靠谱的全球化信念：欧盟集中权力的运作方式违反成员国的主权原则。市场应当为各社会共同体的利益服务，经济挂帅的跨国公司和巨无霸企业损坏了社会的凝聚力，泯灭各民族国家的个性。
他们所谓“真实的欧洲”到底是什么？
1、基督教的“精神帝国”是凝聚欧洲的基石：真欧洲建立在悠久的历史、宗教、文化传统上。它重视德性、家庭、个人尊严，但并无全面的神圣律法控制世俗社会。
2、真欧洲由民族国家共同体所组成：欧洲不是帝国，民族国家间互重，有各自传统，不求划一。人民彼此信任，积极参与共同的政治和文化生活。各政体虽然不一定民主，但历史悠久，自我约束的法律体系和守法的公民，是稳固欧洲的力量。纵有反叛和失败，改革的愿望让欧洲不断寻求更大的正义。
3、不妄自菲薄去跟随虚假的普世主义，和多元价值：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传统刺激欧洲追寻卓越，要用尊重历史和传统的理念来改革教育，不要被文化精英和巨型企业那种一致性的压力所蛊惑。回归家园，尊重民粹，这才是真自由。
本宣言有两个主旋律，一个是欧洲白人感受到穆斯林移民带来的“生存危机”，另一个是欧洲传统价值和其神圣性式微。后者加深了前者的严重性，使得欧洲失去抵抗的正当性。这两个主旋律在36条宣言中不断重复。
宣言背后的欧洲现实
在我的记忆里，布鲁斯·巴尔（Bruce Bawer）1994年出版的《当欧洲沉睡时，激进的伊斯兰教徒如何正在从内部毁灭西方》打响了欧洲恐穆情结的第一枪。
从欧洲大批雇用外来穆斯林工人开始，经过9.11和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兴起，到叙利亚内战和伊斯兰国引发的浩劫，导致大批穆斯林难民入境。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16公布的数字，法国穆斯林人口已高达7.5%，德国5.8%，英国4.8%……
因着文化、宗教上格格不入和居住环境的隔离，加上极端穆斯林制造暴恐事件，欧洲的穆斯林问题日趋严重。异质的伊斯兰文化让欧洲人感觉“欧洲身份”受到威胁。
本土主义就是滋长在这个环境里，他们指责穆斯林要用子宫征服欧洲。他们最常用的口号就是：“你们不可以替代我们（的欧洲身份）”。这跟美国今年夏天爆发的夏洛特维尔白人至上主义者示威所引用的口号相同，都是为了要维护白人的优势地位。
今年夏洛特维尔白人种族主义示威的标语：“你不可以替代我们，欧洲身份”
许多分析家认为，欧洲穆斯林的问题固然真实，但它被本土主义者过分放大。穆斯林问题需要政治上的解决方案，但是，如果用本土主义的思维来解决，它将面对违反西方价值和民主传统的危机。欧洲的本土主义绑架了传统的保守主义这个牌子，本质上与美国的“美国优先”都是戴上“保守主义”面具的白人种族主义和民粹主义。
这个本土主义的势力在欧洲发展很快，蔓延了整个欧洲。英国脱欧（主要人物：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以及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法国极右的国家阵线党（党魁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德国极右的“爱国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组织（PEGIDA）和相应的“另类德国”党（AfD，党魁亚历山大·高兰，Alexander Gauland），这些领军人物或许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玛丽娜·勒庞
AfD党魁亚历山大·高兰
其实，在欧洲政坛上，反对穆斯林最悠久的大约是荷兰自由党的基尔特•威尔德斯（Geert Wilders）。对于荷兰日渐增加的穆斯林，威尔德斯感到极度不满。他说自己并不憎恶穆斯林，但是他认为问题出在“半本古兰经”。
在他十年前对荷兰国会的演讲中，他说：“伊斯兰是放在欧洲的特洛伊木马。如果我们现在不去制止伊斯兰化，欧拉伯及荷拉伯只是早晚的事。一个世纪前，荷兰有大约50个穆斯林，到今天已经将近有100万穆斯林。……我们正走向欧洲及荷兰文明的终结。”
基尔特•威尔德斯在2016年共和党大会致辞
2016年，威尔德斯被邀请到推举川普做总统候选人的共和党大会里致辞。推动英国脱欧的法拉奇也参与了盛会。大会介绍威尔德斯是“西方文明的希望”！
这股“欧洲身份”的愤怒浪潮虽是针对移民政策，但也受到欧洲经济失调，缺乏工作机会的刺激。本土派反对欧盟，反对跨国公司，反对科技的突飞猛进。
那逐渐增多，失联的本土群众日益感觉被那批不露面的政治和文化精英们所压制。那批远在布鲁塞尔的“建制派”拿着“政治正确”和欧盟团结的大棒子，这批失联人感觉在公共领域里，在社会上失声。
《纽约时报》10月19号一篇评论《民主可以种下自我毁灭的种子》提到斯坦福的政治学教授Anna Grzymala-Busse的忧虑。对当下流行的本土主义，她说：“有个标准的专制民粹主义的模板，从匈牙利起家，被波兰和土耳其忠实地采用：打击法院、媒体、教会、大学。”这个模版也被美国借用了。
本土主义高调批评法院，以及后面的法理；他们不信任正式媒体，认为媒体制造假新闻；反对同情难民的教会，认为他们助纣为虐；排斥大学，认为那是传播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毒素”的温床。他们认为这些权威代表“虚假的欧洲”。他们要用民主的手段夺权，然后用非民主的方式统治。波兰、匈牙利、土耳其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Anna Grzymala-Busse更警告说，我们不能保证右翼民粹主义“不会转变为法西斯和纳粹的形式”。
《纽约时报杂志》10月12号有篇专栏《白人种族主义者在毁灭西方》。其中有一段话十分令人动容：
“白人民族主义在许多方面是极端伊斯兰的镜像。两者都迷恋纯粹主义形式的怀旧：一个怀念中世纪的伊斯兰国家; 另一个怀念没有被移民血缘污染的白色国家。”
这就是《巴黎宣言》背后本土主义泛滥的背景。宣言的目的就是要建立欧洲本土主义的正当性。
宣言的思路
《巴黎宣言》借用“乌托邦”表明，问题出在欧洲从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化思想。他们认为，在普世主义和个人主义下产生的理念（人本的自由、平等、正义、容忍）代替了欧洲传统的价值（公平、同情、怜悯、宽恕、和平、仁爱），这是关键。
这两者的词汇看似相同，实则不然。“乌托邦”带来了《查理周刊》，带来了男女平权，带来了福利社会，但却失去了传统神圣性的支柱。这样的欧洲缺乏处理穆斯林问题的上层道德建筑，受到现代化影响的法律也缺乏管束穆斯林的法理。我感觉，宣言的作者把这个看作问题的核心。
回顾问题下面的暗流
2014年有部电影《上帝没死》（God is not dead）在基督徒间十分受到欢迎。电影描述一位基督徒大学生的故事，他面对哲学教授要学生们签署“上帝已死”的宣言。因着这部电影的成功，现在第三集已经快推出了。
宾州前参议员里克·桑托勒姆（天主教徒）在2012年批评奥巴马鼓励人人上大学的言论，认为这是种“势利眼”（snob）。他声称大学是传播自由主义的温床。
今年十月初，小唐纳德·川普在阿拉巴马州一所大学演讲。他嘲笑大学的文化，认为教授教导学生：“仇恨宗教”、“仇恨国家”、“圣经是本仇恨的书”。
这类信息说明本土主义者的共同心态：大学对基督教不友善，大学教育造成年轻人失去信仰。《巴黎宣言》要改造教育。
今天大学里讲述的是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所开创的“正义论”，传布的是平头式的“平等主义”（egalitarianism），例如“平权”。大学里传播着杜威、卢梭、休谟、洛克等人对民主、教育和个人自由的理念。 这些思想不但影响知识分子，它更影响着欧洲的公众论坛和欧洲的法理。
该宣言意味着，这些都是人本的现代主义的产物，它们与基督教背道而驰，虽然这些理念与欧洲知识界的精神面貌，以及欧洲的法律和政治理念息息相关。
一个显然的问题就是，宣言这样的看法是否真正符合基督教所传递的价值？是否真是“欧洲家园”的本貌？
历史证明，单单建立在人本的自由主义和自然主义的世界观，对人类文明的前途是个威胁。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恐怖统治，本身就证明了这个道理。但是，完全否认 欧洲的法理和民主政治的思想是否就是基督教的理念？
让我拿罗尔斯的“正义论”做个简单的范例，因为他的理论所建立的政治哲学深深影响了西方法律上的“正义观”（虽然还在不断被修正中）。他的理论也是本土派批评世俗“自由主义”所最常引用的范例。例如，上面所提Philippe Beneton那本《默认的平等》，就在批评罗尔斯。
罗尔斯“正义”的理念建立在“公平”（fairness）的原则上，有些人认为，因为它没有建立在上帝的主权上面，所以不符合基督教的传统，法律应当建立在犹太法（十诫）的基础上。
我怀疑，在一个多族群的文化现实下，用“上帝的主权”来定义法律上公平、平等、正义的原则，这是否符合“程序正义”？是否能让人信服？是否必要？它真能满足人类良知中对公平、平等和正义的诉求吗？或者，这不过又是 “部落心态”（种族主义）的化妆，一种权力的应用？
凯勒牧师2010年出版了《慷慨的正义：上帝的恩典如何让我们行义》（Generous Justice: How God's Grace Makes Us Just）。在这本书里，凯勒藉着新旧约说明，“正义”与“怜悯”是分不开的，上帝眼中的正义就是照顾弱势群体。
凯勒2017年8月在“福音联盟”（TGC）上进一步撰文，指出：高举“血缘”和“国家”的优越性，忽略公平、正义、怜悯，这种做法本质上是种偶像崇拜。
我怀疑，用神学立场来批评罗尔斯的政治哲学是种范畴上的混淆。同样地，十诫的原则虽然影响了西方的法理，但是要把十诫作为法理唯一的根基，那也是个范畴上的混淆。奥古斯丁说：一切的真理都是上帝的真理。难道判断是非、对错的良知不是来自上帝吗，不论我们称它为“自然法则”，或是“普遍恩典”？
反思
我认为，宣言所提倡的基督教传统价值是个“虚假的基督教”，它是基督教的膺品，并没有捕捉到基督教的真义。基督教的真意来自耶稣基督的登山宝训那种天国的观念。让我们看看耶稣在传道开始的时候怎么解释自己的使命：
“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 （新约《路加福音》4章16-20节）
基督教影响力逐渐式微，这是今天欧洲困境的根源。一个文化中如果失去了神圣性的东西，失去了绝对的真理，那么一切的追寻都变成神圣的了，因为没有了不能摇动的权威。个人主义挂帅，多元价值观被神圣化，这是必然的现象。宣言的作者认识到这点。
然而，这个现象是个文化问题，不是政治范畴所能解决的。更确切地说，这是个信仰的问题。上帝的主权和神圣性不再能凝聚欧洲的精神面貌。没有了这个中心，一切的理念，包括正义、平等、自由就都成为新的神祗，它们被绝对化了。
然而，解决之道并不是把神权倾注在法理之中，而是帮助欧洲人回归“心灵的家园” —— 基督教的信仰。回归信仰也不仅是遵守一套教条，或是归属一个部落或社群，那是耶稣所批评法利赛人的做法。耶稣批评他们：“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回归信仰就是跟随耶稣，学习耶稣的待人处世，而不是挑起、深化，或是利用族群间的矛盾。
就如美国第二任总统亚当斯所说：美国的宪法只适合于有宗教情操的人群，在其他族群中不适用。问题不在法院，不在法理，也不在大学，也不在媒体，问题在教会。欧洲需要更多跟随耶稣的榜样去行的人，需要有宗教情操的人。这个责任在文化界，但更在基督教会本身。为什么耶稣在今天失去了吸引力？因为人看不到耶稣的样式。
什么是耶稣吸引人的地方？什么是基督教的真义？
凯勒牧师的《慷慨的正义》给了我们一点启发，帮助我们反思。他在纽约的教会不但关心教会增长，关心植堂，他们也关心底层人民的就业，关心社会公义，关心弱势族群的权益，关心他们受教育的机会。对他们来说，如何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服务，追求共同的福祉，这是与福音信息相关的，并非身外之事。
根据“普遍恩典”的原则，多元社会还是可以找到道德和价值上的交集。难道有族认为“良善”、“怜悯”、“爱人”、“舍己”、“使人和平”这些是负面的名词？
在同婚合法化以后，以其仅仅诉诸法律解决争端，凯勒牧师联合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基督徒（包括律师），期望推动与同婚人士对话，找到良性的交集，减少敌我对抗。可惜，这个举动在基督教界没有得到很多共鸣，大家还是宁愿固守疆界（这样比较安全）。这与川普总统所要建的“美丽的”高墙有何不同？
在公共领域，今天的问题往往就是走不出保护自我利益的“部落心态”（例如，白人中心的思维），只有在诚恳寻求交集的过程中爱心的能力才能显明。这或许是教会最需要努力的。
基督教不是用来撕裂族群的！它与“血缘”、“疆界”和“政治利益”无关。
《巴黎宣言》的作者所期望的并非基督教会所信奉的上帝，而是个部落神。基督教会应当关怀的是如何愈合伤口，增进不同族群间的谅解，促成良性互动，在黑暗中给人希望。这让我想到曾经在烽火漫天，暴恐处处的伊拉克作“巴格达牧师”的英国人，安德鲁·怀特（Andrew White）牧师的故事，他成了那批战火中伊拉克孤儿的阿爸。
2014年5月3号，安德鲁·怀特牧师在寇尔森基督教世界观中心颁布的“威伯福斯大奖”的颁奖典礼上致词
当上帝的国降临的时候，人们会怎样生活？那时，狮子要与绵羊同卧，那里再也没有部落式思维。不过，在那天来到之前，欧洲的未来需要基督教会的觉醒和更新，并且意识到自己的使命。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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