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喜欢招收什么样的学生？亲历亚裔状告哈佛案庭审
美国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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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裔状告哈佛歧视案于10月15日-11月12日在波士顿的联邦法庭进行了为期三周的庭审，判决结果要几个月后才能知晓。关心子女教育与升学的家长们，与其道听途说，先入为主地判定哈佛歧视亚裔或没有歧视，不如多了解庭审过程中曝光的大量与哈佛录取有关的信息，一定能摸索出很多爬藤真经。孩子进不进哈佛由不得家长，但哈佛的录取政策能折射出美国全社会衡量人才的标准，按这些标准培养孩子一定没错。
正文共：616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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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丹妮
(Photo courtesy of Will Hart | Flickr)
11月12日，是“学生公平入学组织“（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 SFFA）状告哈佛大学录取歧视亚裔案庭审的最后一天，再次吸引了很多人去波士顿的John Joseph Moakley联邦法庭旁听。自10月15日开庭以来，这桩诉讼引发了法庭内外激烈的争辩和媒体的高度关注，因为它关系到实施了半个世纪之久的“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的命运，关系到美国高等教育、政府和社会结构，是否对弱势群体进行照顾，而不单纯是谁家孩子更有资格上哈佛那么简单。
爬藤一向都是华人最热衷的话题，歧视更是触动了我们身为少数族裔最敏感的神经，所以我一直都关注着案件进展。刚好我也住麻省，近水楼台，打定主意要去法庭现场旁听一次，不为别的，只为了解真相，见证历史。本文分享我的旁听记录，力求真实全面，如有疏忽请谅解。
位于波士顿的John Joseph Moakley联邦法庭。（图片由作者提供）
周五早上交通很拥挤，待我赶到法院找到审判室，那里已经人满，经指点我来到另一间有两个大屏幕直播庭审的“分会场”。喘息未定地坐下来打量一下四周，房间里坐了大约六七十人，有80%是年轻人。休息时得知年轻人中有哈佛学生，也有Boston College法学院派来完成一项课题报告的法学专业学生，和本地其他学校的大学生研究生，还有媒体派来的记者。午休时在走廊里还真跟Edward Blum走了个对面，突然近距离看到他，心里感觉有些复杂，因为我没有把握他打这个官司是真的为华人的利益， 还是在利用华人达到他反平权法案的目的。
歧视案的证据通常离不开数据，双方在庭审前分别聘请了专家做数据分析，庭审辩论的焦点也集中在这里。还有今年6月曝光的一份2013年内部文件，和庭审中揭秘的很多哈佛录取细节和资料，都吸引了公众的关注。说句题外话, 关心子女教育与升学的家长们，与其道听途说，先入为主地判定哈佛歧视亚裔或没有歧视，不如多了解庭审过程，获取一些以前不可多得的信息和“秘诀”，特别是仔细品味八位学生证人的个人特质，一定能摸索出很多爬藤真经。官司最后结果如何要由法官甚至最高法院裁决，恐怕会历时很久。孩子能不能上哈佛由不得家长，但哈佛的录取政策能折射出美国全社会衡量人才的标准，按这些标准培养孩子准没错。
法官·律师·专家·证人
先给大家提供一份名单，看看本案的法官、双方律师团队和三周庭审期间出庭的专家和证人都有哪些人。
Allison D. Burroughs 曾被称为“无所畏惧”的法官。（图片来自Wiki)
法官：Judge Allison D. Burroughs （出生于波士顿，父亲毕业于哈佛，她当年申请哈佛被拒。本案审理不设陪审团，将由法官一人判决。）
控方（SFFA) 律师：Adam K. Mortara，John M. Hughes，J. Scott McBride，Katherine L. I. Hacker，Patrick Strawbridge，J. Michael Connolly （六位律师都是白人，都曾经在Clarence Thomas旗下做事，Clarence Thomas是美国最高法院以最保守而著名的大法官。）
辩方（哈佛）律师：William F. Lee '72， Danielle Y. Conley，Felicia H. Ellsworth，Seth P. Waxman '73 ，B. Gershengorn ’93 (华裔律师带领的五人团队，有各个族裔的律师）
控方证人：
Richard D. Kahlenberg ’85（SFFA专家证人）
Peter S. Arcidiacono（SFFA聘请的专家证人，Duke大学经济学家，对哈佛的录取数据做了长篇分析报告）
辩方证人：
William R. Fitzsimmons '67， 任职多年的哈佛招生与财务资助主任
Christopher J. Looby，哈佛资深录取官
Erica J. Bever，哈佛大学招生与财务资助研究中心主任
Erin Driver-Linn，哈佛公众健康学院教育主任
Marlyn E. McGrath '70，哈佛录取办主任
Rakesh Khurana，哈佛院长
Michael D. Smith，前任哈佛文理学院院长
Mark F. Hansen，哈佛方证人，MIT高等教育融资联合会研究技术总监，曾任哈佛大学机构研究办公室专家
Roger Banks，哈佛证人，资深招生办高级副主任
Charlene Kim，哈佛大学助理财务资助办主任/高级录取官
Tia M. Ray '12，哈佛招生官兼本科生少数族裔招聘计划主任
Ruth J. Simmons, 哈佛博士毕业生，曾任布朗大学校长，是美国第一位任职长春藤校长的非裔，现为Prairie View A&M University校长
David E. Card, 伯克利大学教授，哈佛大学在开庭前聘请的录取数据分析专家
Drew G. Faust，哈佛大学前任校长
学生证人（包括毕业生）：Sally Chen '19，Margaret M. Chin '84，Sarah F. Cole '16，Thang Q. Diep '19，Catherine H. Ho '21，Cecilia A. J. Nuñez '20，Madison A. Trice '21，Itzel L. Vasquez-Rodriguez '17（八名学生证人一半为亚裔）
10月25日，SFFA的律师Hughes(左），Mortara(中）和Edward Blum(右）走出法庭。（图片为《哈佛深红报》截屏）
回到现场。庭审最后一天，双方律师分别发表终结陈述。正如法官Burroughs女士提醒的那样，“今天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听你们讲话”。
SFFA律师Hughes的陈述
对亚裔的歧视已深入哈佛的招生系统，亚裔整体是“模范少数民族”的刻板印象贯穿了哈佛大学的录取过程，在招生官眼中，亚裔只是一群学习好的单调人物，录取官给亚裔学生的个人评分跟其他族裔申请人比偏低，也低于面试官给出的分数。哈佛没有对不同种族学生的个人得分差异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按照SFFA聘请的专家证人杜克大学教授Arcidiacono的数据分析，如果按照成绩来考虑，亚裔的录取率应该在43%左右，而哈佛大学加入了额外考量因素——考虑特殊才能这个因素，亚裔的录取率下降到30%左右，再加入个人评分（personal rating)，亚裔的录取率下降到了23%，哈佛奉行的考虑种族因素的录取政策是为了系统性歧视亚裔，限制了亚裔学生录取名额，而对于如何考虑种族因素，哈佛没有明确和详细的指导原则和具体规定。
录取部主任Fitzsimmons和Khurana院长无视哈佛大学内部机构（Office of Institutional Research，OIR) 2013年的调查报告，其中内容涉及哈佛大学录取政策对亚裔申请人不利，而学校对此没有采取过任何行动。
证据——几张亚裔申请人提交的并由哈佛招生官审评过的大学申请材料的图片，可以看到上面标着“羞怯”、“安静”等字样。Hughes还开火批评了哈佛方面作为证据的，伯克利加大教授David E. Card对哈佛入学数据的分析报告。
SFFA律师的陈述大约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我的初步印象是，这位律师指责哈佛比较多，没有具体的证人和证据，主要基于一些数据统计。尽管他们是代表亚裔学生起诉的，奇怪的是整个庭审过程并没有任何一名亚裔学生出庭作证，也没有呈送完整的申请材料作为证据，只给法庭看了几张影印的申请材料图片。他在陈述过程中情绪比较激动，有时甚至把拳头砸到桌子上。他还指责，哈佛拿出来的统计数据，以及出来作证的老师和学生，都不诚实。
短暂的休庭之后，哈佛的律师William F. Lee走上前开始了他的终结陈述。Lee七十年代毕业于哈佛，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担任最知名的律师事务所领导人的亚裔，同时也是第一位当选哈佛集团研究员的亚裔。
庭审第一天，William Lee带领哈佛的律师团队走进法庭。（图片为《哈佛深红报》截屏）
哈佛律师Lee的陈述
哈佛从来没有说过他们仅凭GPA和SAT/ACT成绩录取，而是对申请人进行全面审核（holistic review)，成长经历，种族背景，个人特质，特殊才能，兴趣爱好，综合能力，专业选择都要考量。打造多元化的学生群体一直是哈佛努力的目标，多元化不是单纯的族裔多元化，同时也包括学生的兴趣、社交、专业选择和未来发展，以及他们个性中的哪些方面能为哈佛增色。哈佛既要给学生提供良好的学术环境，也鼓励学生们能够接触到不同背景和特点的同龄人，相互学习。
个人评分来自几个因素，学生自己的essay，高中老师推荐信，面试的评语等都能反映出申请人的个性，兴趣，追求等等。招生官在四个方面给申请人打分，个人评分只是其中一项。可以说他们手中握有生杀大权，如果存在系统性歧视亚裔，不可能在其他方面给亚裔打高分，而专门在个人评分这一项压低分数。
“羞怯”、“安静”这些个性并不是弱点，更不是哈佛拒绝申请人的理由。但哈佛不希望录取100%一样的学生，而是希望录取各种各样性格的学生。同样，想当医生，喜欢STEM专业，并没有什么错，哈佛还有人文等其他学科，录取要考虑学生的专业选择。哈佛的目标是为社会各个领域培养杰出人才和领袖人物，非常看重学生在实际生活中的能力。
援引最高法院判例，肯定了录取过程中考虑种族因素的合法性。种族背景是每个申请人特质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影响了他们体验世界的方式，在录取中不可能排除这个因素，种族因素只能为申请人加分，而不会减分。
庭审中八名哈佛学生满含深情的证词非常有力，他们以自身成长和求学的经历维护多元化录取政策。比如越南裔学生Thang Q. Diep和华裔女生Sally Chen，两人的成绩都不是最突出的，曾因族裔背景或语言障碍受过歧视，但他们在essay、面试和推荐信中都展示了开朗阳光，有激情有爱心的一面，所以他们的个人评分都很高。进入哈佛后他们不仅在学术上表现出色，还表现出很强的活动能力。Sally善良有爱心，针对社会上黑人面对的不公平，她凭着出色的领导力发起活动，组织联络各界人士为弱势群体发声，完全证实了当年他们很高的个人评分是准确的。而SFFA所代表的学生中没有一人在法庭上露面，没有人见过这些学生的面或者同他们交谈过。
哈佛的其他证人，几位行政领导和资深录取官，都是在教育界享有很高声誉，诚实公正，倍受尊敬的人物，他们为了能让哈佛录取到各种背景的最优秀的学生，为社会培养领袖型人才，为了实现多元化，为了教育事业，倾注了一生的心血。任职多年的哈佛招生与财务资助主任Fitzsimmons是庭审期间的主要证人，他本人就出身于低收入家庭，六十年代凭着自己的努力进入哈佛，并享受哈佛提供的财务资助完成学业。他的职业目标之一就是为更多有才能而家庭收入低的学生争取机会。录取官的信誉是他们自己创建的，哈佛学生的表现和哈佛多年的实践充分证明学校所实施的录取政策是正确的。
Lee的陈述在午休前结束。不得不说，聆听庭审最让我感叹的是这位哈佛毕业生的风度和思辨能力。整个过程中他的言辞都非常清楚到位，专业精准，语气也非常镇定，态度平稳尊敬。午饭时遇到几个来旁听的华人女士，大家说起Lee的风度和口才，都赞不绝口。
哈佛律师Seth P. Waxmant和Lee的陈述
杜克教授Arcidiacono的分析报告选用的数据不全面，有意避免了校友子弟录取、申请人家庭背景和未来职业选择、面试官评价等数据，导致“倾斜”的结果，只挑对己方有利（cherry picking)的片面的数据，起了误导作用。Arcidiacono从没有面谈过任何哈佛学生。
哈佛2013年的内部报告调查了家庭收入低孩子是否受到足够照顾，并非为检查录取程序是不是歧视亚裔而作。 所以报告用在这件诉讼案上既不准确也不完整，缺乏一些录取关键因素，比如essay和艺术才能等无法用数字衡量的指标。
SFFA 没有拿出足够证据证明哈佛系统性歧视亚裔申请人，亚裔的录取率是所有少数民族里最高的 (亚裔在美国人口中占5.5%，在哈佛学生中占 23%)。仅凭所谓的“亚裔申请人的录取率偏低”就得出“歧视”的结论，完全没有考虑亚裔是所有族裔中申请哈佛比例最高的，总申请人数几乎接近白人，大大高于其他少数族裔。SFFA也未能提供任何哈佛的公文、备忘录或邮件来证明哈佛内部人员对如何限制或处理亚裔申请人进行过讨论。
哈佛的专家证人Card教授的分析搜集了历时六年的完整的数据，包含了考试成绩、课外活动，个人评分，特殊才能等变量。在几个群体中，亚裔录取率最高，比如加州的亚裔女生录取率, 亚裔运动员，校友子弟和教学人员子弟等；在低收入背景的申请人中，亚裔录取率也是最高的。在这几个群体中，亚裔学生的个人评分不仅不低，反而比其他族裔高，这些都与SFFA的指控相反。哈佛律师认为Card的数据分析结果，与哈佛的录取政策中各方面的考虑非常吻合。
哈佛录取团队由三十多名录取官组成，最后的录取结果投票决定。录取人员每年都要接受培训，录取政策一直在修改和完善。哈佛有多元化的教职工和多元化的招生官。多元化是哈佛的承诺，哈佛虽然探讨过种族中立的录取替代方案，但目前的录取政策是最佳选择。
双方的律师及证人的总结到下午两点半左右结束，Burroughs法官在宣布休庭时强调说，她深知此案的重要性，一定会认真研究衡量双方提供的所有数据分析和证词，然后再做裁决。
究竟是谁扮演了种族歧视这匹狼？
在开庭第一天，SFFA律师Adam K. Mortara曾宣称，“种族偏见这匹狼就在哈佛门口，在法庭门口”，哈佛律师Lee毫不客气地予以还击——种族歧视这匹狼确实又回到了法庭门口，而这匹狼正是SFFA, 是那些企图大力“减少大学校园里非裔和西裔学生人数的人。” SFFA对哈佛的指控是移动目标（moving target），最初明确地要取消AA，取消录取中对种族背景等因素的考虑，迫于舆论压力，后来转为反歧视亚裔，但却没有一个亚裔学生出庭作证，SFFA也拿不出被歧视学生的具体文件。
本案将在几个月之内由Burroughs法官裁决，可以预见的是，不论结果如何，输掉的一方都不会善罢甘休，案件很可能最终上诉至最高法院。Affirmative Action这个民权运动的产物将面临怎样的命运，必将牵动全社会，特别是少数族裔的担忧。
法庭辩论结束了，我随着熙熙攘攘的人群走出法院的大楼，看到不少亚裔的面孔。寒冷的秋风扑面而来，心中也感到了微微冷意，在这个政局变迁的时代，美国华人将充当什么样的角色？联邦法官以及最高法院将会如何裁决？ 哈佛以及美国藤校的录取政策将会怎样改变？这次支持Edward Blum控告哈佛的，是一些和我同样背景，从大陆留学来美的第一代华人，Affirmative Action和多元化的政策帮助我们这些初来时身无分文的大陆留学生完成了学业，找到了工作，在美国安家立业，过上了富足的生活。如今的我们，是不是应该转过身来反对这个曾经帮助过我们的政策？如果高等教育及美国社会真的取消了Affirmative Action和多元化的政策，等待弱势群体以及华人后代的将会是什么样的命运？期待法官最终做出公正的裁决。
撰文：丹妮
编辑：Jing
本文由作者授权原创首发于《美国华人》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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