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思考修昔底德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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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93篇文章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一部不凡的历史著作，写于将近2500年前。这几年，作者修昔底德的名字忽然与“陷阱”连在一起，变得广受瞩目。其实，修昔底德所真正关心的到底是什么？他这本巨著主要希望传达什么信息？这就是本文所期望探讨的。

正文共：7152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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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临风

什么是修昔底德的陷阱？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这本名著记载着公元前五世纪雅典和斯巴达两大阵营间的战斗，作者是古希腊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大约460-395BC）。当时，雅典是新崛起的大国，斯巴达是现存大国。这是一场争夺希腊城邦霸权的长期战争，历时30年之久。

“修昔底德陷阱”就是指一个新兴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为了维护霸权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于是战争变得不可避免。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主任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T. Allison）是第一个提出“修昔底德陷阱”这个名词的人。他早先在《伦敦金融时报》、《纽约时报》和《大西洋月刊》上发表文章，阐述这个观点，用以讨论中美关系。 2017年5月，艾利森出版了《注定开战：美国和中国能否逃脱修昔底德陷阱？》（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促使讨论进一步深化。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写作

修昔底德这本《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创立了历史书的写作风格：他实事求是（拒绝用希腊神祗作借口），以客观的态度收集第一手资料，多方采集求证，依照年代作记录，再加上精辟的分析，写成此书。

该书的写作树立了西方历史著作的典范。在史学家的眼中，修昔底德的贡献远远超越了比他早20年的希罗多德的《历史》一书。

《维基》对这本书的评语是：“此书把当时希腊哲学家那种追求真理的精神和逻辑方法应用到历史研究中，为后世的历史编纂学树立了典范。”

对修昔底德，我们知道的不多。根据他的书，我们知道他出身于雅典一个富裕的家庭，以海军指挥官的身份参与过战争，曾感染过黑死病。后来因为被嫁祸而遭到流放，使他能够以超然的身份，游历各国，收集资料。

修昔底德（图片来源：大英百科全书）

生长于将近2500年前的修昔底德，他对人性的剖析竟然如此深刻，绝不逊于20世纪的作品：“他的眼睛能冷静地透视到人类最真实、最原始的内在。”（《维基》）读他的书，我们发现，2500年来人性并没有进步，而且惊奇地相似。历史上第一次研究战争对人性的影响，并提出警告的就是这本《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宣示武力，用战争解决争端，是很有诱惑力的。那种伸张国威的想法很让人振奋，甚至令人感觉崇高。主战的人总能找到充分的理由，证明自己师出有名。一般无知的小民，更是蠢蠢欲动。但是，到了战争真正开始以后，它不但不能让人继续崇高，相反地，它往往带出人性中最丑恶的一面，使人变成恶魔。我常常想，那些抗战时在南京屠杀奸淫的日寇，难道战前在日本都是凶神恶煞吗？我看未必。

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希腊两个城邦阵营间的战争，一边是以雅典为盟主的提洛同盟，一边是以斯巴达为盟主的伯罗奔尼撒联盟。主要战役发生于公元前431年到公元前404年，几乎所有希腊的城邦都受到波及。有人认为这是当时西方文明的“世界大战”，它所带来的灾害，在程度上或许并不亚于20世纪的两次大战。

斯巴达在名义上胜利了，然而两国几乎都沦为废墟，使得整个希腊暴露在波斯的威胁之下。

战争联盟地图（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战争的起因

战争起源于雅典和斯巴达两个城邦之间的霸权争夺，双方撕破了第一次战后所订的和约，引发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这两个城邦，一个是民主政体（雅典），一个是寡头统治（斯巴达）。然而，民主的雅典对外扩张，压制其它城邦争取自由。相对地，对内实行军国主义，压迫本国人的斯巴达，在国际上反而是自由的保护者。

战争的直接原因往往并非两强间的正面冲突，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反而更高。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导火线是斯巴达的保护国柯林斯（Corinth）与雅典的保护国科西拉（Corcyra，今Corfu）间的冲突。斯巴达由于对雅典伸张霸权的举动恐惧不安，感觉必须用武力保护柯林斯，大战就此开打。

对那些没有参与过战争的人来说，战争的念头让人磨拳擦掌、兴奋莫名。修昔底德这样刻画：“双方都雄心勃勃，竭尽全力从事这场战争，这是很可理解的。在一项事业刚刚开始的时候，热情总是最高的。那时，在伯罗奔尼撒和雅典两方面，都有许多青年人，从来没有经历过战争，因而满怀热情地参加战争。”（第二卷7节）

引发战争的另外一个因素，希腊剧作家阿里斯托芬认为是由于当时雅典政治上不稳定，雅典的领导人伯里克利想通过对外战争来消减内部政治矛盾所带来的不稳。当政者有稳固政权、扩张霸权的野心，加上高度追求荣誉的意念所导致积极求战的气氛，凭借着国民高涨的国家主义情绪，使得国家一步步走入泥潭。然而，战争带来的是灾难，甚至是毁灭，而不是繁荣和胜利。

修昔底德把这段历史忠实地记录下来，希望给后世的执政者作为借鉴。发动战争不是解决争端最好的手段，永远不是。

“讲理”的文化

古希腊人非常崇尚讲理，很多争端都靠着辩论和仲裁来解决，就连城邦与城邦间的争执也不例外。根据《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记载，任何战争，在宣战前双方都要派代表辩论，所以打仗都是先礼后兵，似乎相当文明。

例如，雅典与科林斯人为敌，科林斯人求救于伯罗奔尼撒联邦。当雅典的使者向拉科尼亚人（以斯巴达为代表，中文译成拉栖代梦人）辩解雅典人的立场时，他们用理和权作申诉。他们首先把雅典在波斯战争中所作的牺牲贡献，以及领导地位的那段历史搬出来。然后，他们为自己的霸权思想作辩解。雅典虽然是用文明的语调来为霸权找借口，但也由此可见讲理对希腊人的重要性。

在雅典内部，公共领域的辩论和演说尤其重要。那些主战的人，都必须先对大众作说服演说，有点像中国古时的“檄文”，只不过希腊人透过演说和辩论，用民主的方式作决定，所以更有群众基础。

伯里克利的“葬礼讲话”（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例如，战争刚开始时，在每年埋葬阵亡将士的典礼上，伯里克利被推举出来为葬礼致词。他利用这个机会，作激励士气的精神讲话，那是历史上一个著名的演讲。首先，他定位“雅典的本质”，以与敌人对照：

“我们的宪法成为其他城邦模仿的范例。我们的国体之所以被称作民主，是因为权力不是被少数人、而是被所有人民所掌握。当私人纠纷产生时，所有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在公共生活中，优先承担公职所考虑的是一个人的才能，而不是他的社会地位，他属于哪个阶级；任何人，只要他对城邦有所贡献，绝对不会因为贫穷而湮没无闻的。我们在政治生活中享有自由，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是如此，当我们的街坊邻居我行我素的时候，我们不致因此而生气，也不会相互猜疑，相互监视……我们在私人关系上是宽松自在的，但是作为公民，我们是遵守法律的。对当权者和法律的敬畏使我们如此。我们不但服从那些当权者，我们还遵守法律，尤其是遵守那些保护受伤害者的法律，不论这些法律是成文法，还是虽未写成文字但是违反了就算被公认为耻辱的法律。” （第二卷37节）

这个所谓“未写成文字”的法律，就是修昔底德心目中的“自然法则”，它是“普世价值”，存在于各人（和各国）的良心之中。人们如果不遵从，就是“公认的耻辱”。伯里克利可以用它来激励士气，因为他本身就是个清廉正直的模范，受到雅典人广泛的尊敬。

维护文化上的骄傲居然也可以被用来作为求战的护身符。“正义的原则”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然而当这种原则被利用成为求战的口实，那结果就十分荒谬了。这或许就是“国家主义（种族主义）”的盲点吧。

战争对人性的扭曲

在承平时期，人们的判断力和情绪是平衡的：人性中有公正、善良的一面，也有激情、非理性的一面。但这些都受到社会的制约，使得讲理成为可能。不过，一位有理性、有原则的人，在战争的扭曲下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不要说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就是内战也是一样。我们就拿修昔底德对科基拉“革命”的描述做例子吧。

科基拉是希腊西北方的一个小岛，因为战略地位重要，同时受到两个阵营的重视。科基拉内部分成两个派别，主张民主的平民和主张寡头政治的贵族。他们本来和平相处，可是为了“寻求真理”，双方分别引进外力，爆发内战。（第三卷）

“他们杀死所有他们能够找着的敌人。那些被他们说服而上船的人，在上岸时也都被他们杀死了。……科基拉人不断地屠杀他们公民中那些他们认为是敌人的人。被他们杀害的人虽都被控以阴谋推翻民主制的罪名，但是事实上，有些人是因为私人仇怨而被杀死的，其他人是因为债务关系而被债务人杀害的，因而可以看到有各种各样的死法。……革命使人们采取各种极端残忍的措施。有父亲杀死儿子的……。”

“一个城邦接着一个城邦发生了革命，在革命发生最晚的地方，因为他们知道其他地方以前所发生的事情，又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更为出格的暴行，表现在夺取政权更加阴险狡诈，报复政敌更加残忍无忌。常用词句的含义不得不因此加以修改，而采用现在所赋予它们新的意义。过去被认为是不顾一切的鲁莽之举，现在被认为是一个忠诚的'同盟者所必备的勇气；谨慎地等待时机，被看做是懦弱的代名词；中庸之道被视为缺乏男子汉气概的表现；一个人如果能够从各方面观察问题，就表示他是一个在行动上拙劣无能的人。疯狂的暴虐变成了男子汉气概的标志；耍阴谋搞诡计变成了合法自卫的手段；夸夸其谈的人总是被信任，而反对他们的人总是受到猜疑。”

“虽然双方处心积虑所追求的都不是正义的目标，但是那些利用美妙的言辞来实现其罪恶的目的的人，却赢得很高的威望。”

一个原来讲理的民族，如今，黑与白之间的分野，已经毫无意义。部落思维（党派思维、本土国家主义）主宰着人们的是非观。这大约就是“另类真相”的2500年前的版本吧？

“的确，人们普遍地认为行凶作恶比单纯诚实更为聪明，他们以具有第一种品质而自豪，以具有第二种品质为耻辱。由于贪欲和野心所引起的对权力的追求是所有这些罪恶产生的原因；一旦党派斗争爆发的时候，激情所引发的暴行也就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打着为公众谋福利的幌子，事实上是为他们自己牟取私利。为了在斗争中赢得优势，他们不择手段，不惜采取最可怕的行动。”

部落思维走到极端，就退化成了自私自利。到了这个时刻，人只知道一己的利益和生存，其它全属无稽。

原来的动机或许是对公平正义的渴望，或是对钱、权不公感到不满，如今在战争中，所有文明的规矩都被破坏了，所有公平合理的观念都被扭曲了，私利、憎恨和报复成为最高的指导原则。所谓的“主义”和“理想”，不过是空洞的词藻。在斗争中，人的判断力和良知因着“激情”和“傲慢”而失控，爆发成嫉妒、仇恨、报复、反抗权威，以及失去理智的表现。

有鉴于此，修昔底德感叹地说了一句千古名言：“战争是个凶暴的导师”！战争让人们失去判断力与情绪之间的平衡，暴露出人性的邪恶。这或许是战争所带来最大的灾害，人再也不认识自己，失去了人的简单纯真。

在战争中，那些最不择手段的人，反而能够生存下来。有判断力，坚持做人的原则，反而成为生存的障碍。所以，没有人能够准确预知战争的结局，战争就是个盲目的冒险。而且战争时间越长，越能引发人性极端的暴力。

且不说两次世界大战对人类所带来的灾难，最近20年来，我们在“恐怖活动”和“反恐战争”中，耳闻目睹了各种不可思议的暴行，包括被战争波及者所遭遇的伤害。这一切，将近2500年前的人类已经经验过了。然而，人类社会还在不断重复这些教训。新一代的人，自己没有亲身经过战争（或革命）的洗礼，因此不断地蠢蠢欲动，甚或杀气腾腾，以为战争是解决争端，夺取霸权的唯一手段。

真正的陷阱

历史上从十五世纪至今的“修昔底德陷阱”。（图片来源：Harvard Belfer Center’s Thucydides Trap Case File）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八年，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问他的总理为什么英国政府对他的侄子威廉二世的德国变得如此不友好。他认为美国才是英国更大的挑战。总理指示外交部的德国首席观察员艾尔·克罗（Eyre Crowe）写了一份备忘录回复国王。克劳在1907年元旦那天发表了他的备忘录。这份文件是外交史上的瑰宝。

克罗的分析逻辑与修昔底德的洞察力相呼应。他的核心问题如下：英国和德国之间日益增长的敌意是更多地源于德国的能力，还是德国的行为？

克罗的回答是明确的：能力是关键。随着德国经济超过英国，德国不仅会发展成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军队，它很快也会“建立起她能负担得起的强大海军”。换句话说，“一旦德国取得海军霸权......这本身，不论德国人的意图是什么，将对英国的生存构成客观威胁。”

阅读该备忘录三年后，爱德华七世去世了。参加葬礼的与会者包括爱德华的继任者乔治五世和德国的威廉皇帝，以及美国的西奥多·罗斯福。罗斯福问威廉是否会考虑暂停德英海军军备竞赛。威廉回答说，德国致力于拥有强大海军的这个立场不会改变。但是他补充说：德国和英国之间的战争简直不可想象，因为“我在英国长大，很大程度上我觉得自己一部分是英国人。德国以外我更关心的是英格兰而不是其他任何国家。” 他强调：“我崇拜英国！”

当时英国官方公开的语调是：“一个强大德国的正常活动对世界有益。” 英国的许多决策者也真诚地相信，应该为德国加入“智识和道德领导权”竞争而感到高兴，并且英国应该勇于“加入这场竞争”，而不是害怕德国的崛起。

然而，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爆发！英德陷入了生死的对决。英国参战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德国攻打英国，乃是因为如果德国成功地成为欧洲霸主，英国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和国家生存将会受到侵犯。英国为着维护霸权而陷入恐惧和困扰之中。无论德国是否有意识地想要取代英国，英国都别无选择。

从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我们看出战争并不能解决问题，第一次大战正好验证了这点。

我认为修昔底德关心的不仅仅是“战争陷阱”，他更关心的是战争所带来的毁灭。战争不仅使得有形的文明成为废墟，更给人们带来心灵上的摧残和创伤，造成人性的扭曲。真正的陷阱是战争对人类精神和社会资本（公民道德、凝聚力）的危害。

有形的废墟容易修复，难于修复的是精神上的废墟。虽然修昔底德描述的是2500年前人性在战争中严重的扭曲，我想对于经历过六、七十年代斗争的中国人来说应该并不陌生。请问，这些年来我们的人性修复了吗？我们的人文价值恢复了吗？每天读报让我发现，人性的创口还经常在流脓发臭。

修昔底德真正期望的或许不仅是和平所带来的红利，他更期望能够避免因为战争所带来的对人性的摧残。人类历史中一个最大的陷阱就是，为了党同伐异和一己之私利而摧残人性中的善良，把异己看成是次人类，而非邻居。

战争（斗争）毫不留情，它是个凶暴的导师! 如果对照人类历史上战争所带来的灾难，这句话更为发人深省。

反思

“马歇尔计划”（图片来源：YouTube视频截屏）

艾利森2018年9月在TED演讲中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马歇尔计划”。四年之久，杜鲁门总统让美国人每年拿出GDP的1.5%来重建欧洲，特别是战争中的敌人，德国和意大利。这个计划带来了欧洲战后的繁荣，也促成了联合国、世界银行、人权宣言。那是个伟大的措施，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

执行“马歇尔计划”或许含有其它动机，不过重要的是，它释放善意，而不是惩治对手。这无论是在个人或是在国家的层面，都是达到双赢的途径。

今天，我们面临又一个伟大的时刻。问题是，有没有新一代伟大领导的出现，能使我们避免再度坠入陷阱？

参考文献：

徐松岩等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广西师大出版社。

C.D.C. Reeve, “Thucydides on Human Nature,” Political Theory, Vol. 27, No. 4 (Aug., 1999), pp. 435-446.

Graham Allison, “The Thucydides Trap: Are the U.S. and China Headed for War?”, 大西洋月刊，2015年9月24日。

陈季冰：《走出“修昔底德陷阱”》，金融时报中文版，2018年12月14日。

Graham Allison, “Is War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unavoidable,” TED talk, 2018年9月https://www.ted.com/talks/graham_allison_is_war_between_china_and_the_us_inevitable

✎作者简介

临风，本名熊璩，出生于重庆，台湾长大。曾任台湾大学数学系副教授 ; 克雷超级电脑公司（Cray Research, Inc.）研究部总工程师; 惠普公司中央实验室部门主管，大学关系部亚太区主任等。2011年退休，全力读书、研究、写作。在中国大陆出版有《绘画大师的心灵世界》（2012年江西人民出版社）。

撰文：临风

编辑：雯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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