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为什么能战胜新冠？

欢迎收看《司马平邦说》。2019年12月以来，在新型冠状病毒所引发的肺炎疫情中，全球累计感染人数接近900万，其中差不多有50万人因之失去生命，这种烈性流行病在人类历史有记载以来还从来没有过。我们中国是新冠瘟疫的第一个暴发国家，但也是第一个战胜新冠瘟疫的国家，经过大量的实践证明，祖国传统医学在新冠肺炎的治疗上可以说超乎天下、独步世界。

2020年2月18日，广东省举行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广州呼吸健康研究院教授杨子峰曾表示，连花清瘟胶囊、六神胶囊丸、热毒宁注射液、金振口服液、黄芩茎叶总黄酮等5个中成药显示有显著抑制新冠病毒的细胞病变效应。2020年3月25日，中、德、英、意等国医学专家举行中欧抗疫交流会，钟南山院士表示，284名病人使用连花清瘟进行治疗的康复率达到了91.5%。2020年4月12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连花清瘟胶囊、颗粒在原批准适应症的基础上，增加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轻型、普通型”的新适应症。

在微博上，有一个朋友叫@针艾中医1319 ，原名叫郭刚，是一位中医药专业人士。前几天我就新冠瘟疫向他请教，我就是想弄明白，在中医的理论体系里，这种病毒、瘟疫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们中国有全世界最多的人口，又是首先暴发，却可以遏制瘟疫？而反过来，你看那些医药产业、医药科技非常发达的西方国家，感染却越来越烈性，夺走了那么多宝贵的生命？

即中医科学究竟怎么看待新冠肺炎的呢？

通过中药协定处方的疗效，甚至针灸的疗效，以及西医影像诊断“毛玻璃”一样的肺部炎症投影，中医大致判断，新冠病毒是一种“湿温”病毒。注意，我们平常在显微镜下看到的那个大约直径只有50到80纳米的新型冠状病毒，这是在西医的视角，也是在西医的诊断方法下看到的，而在中医的视角和诊断方法下，它就是一种“湿温”病毒，就是一种“湿毒”。我觉得，我们当下对任何疾病的观察和体会都已经本能地出自于西医视角，所以，如果你不能用中医“湿毒”的视角认识新冠，其实也很难理解中医对这种瘟疫的治疗。

在中医理论中，凡是湿气上身，人体就会乏力、没劲、没食欲，浑身酸沉，而感染新冠病毒这种“湿毒”后，这种症状会更加明显，并且伴有发烧；过一些天后，个别免疫力强的人会自愈，或者成为无症状感染者，但更多人的症状会加重，除了乏力、发烧，还会出现咳嗽、喘憋的症状。从中医理论讲，这是人体湿毒、湿气加重的表现，此时这些人的肺里已经有了积液痰湿，堵塞和占据了呼吸通道。

对于由这种“湿毒”引起的新冠肺炎，中医认为要慎用“打点滴”，也就是往人体内打“水”消炎。但是可以请有经验的中医来四诊合参，或者使用有效的协定处方，没有上中药之前，可以用消炎药、打小针来控制病情。在中医理论来看，人体自身就有抗邪能力，是“活的”、有抗病、抗邪能力的机体，无论你再强大的医疗技术，如果不依靠人体免疫力，不依靠那股“阳气”，一味的只想用药去直接杀毒，都是错误的。一旦匆忙上吊瓶直接消炎，它会加重人体的水液和湿度，而任何“湿毒”都喜欢水湿，新冠病毒也一样，这是它存活和生存的条件。

不得不说，这是中西医在理论上的区别。中医治病，通过汗、吐、下、和、温、清、消、补这8种方法，叫“请邪外出”，以达到扶正祛邪的目的。注意，中医讲“祛邪”，而不是“杀邪”，甚至在人体免疫力足够的情况下，中医认为人体是可以与病菌和谐共处的；而对有害的病毒，中医则可以通过改变病毒的生存环境，达到治病目的。

而在这方面西医则更激进一些，主张有他无我，有我无他，一定要找到并杀死那个病毒。所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西医就开发出了各种各样的靶向药物。但不管怎么说，不但对新型冠状病毒我们还没开发出靶向药物，就是对17年前曾经大流行的非典型性病毒肺炎也仍然没有开发出靶向药物。

中医治疗新冠肺炎的大致思路是解表“发汗”，祛湿清热，再用一些下行的药，通过发汗、祛湿、利尿、大小便排泄，请邪外出，同时顾护胃气，增强患者食欲，猛吃增加营养，有化“源”生气血之力，把人体湿气排除。

当然，事情也不是一概而论的，并非所有肺炎中医都不建议用“点滴”。比如，如果不是湿毒引起的肺炎，患者肺里没有积液，相反都烧干了，那么“点滴”甚至是必须的，甚至要用到白虎汤、增液汤之类增加人体水分的药，因为这种类型的肺炎就是喜欢干燥、怕水。正像我们之前说的，中医要做的就是改造人体环境，让人体变成病毒不喜欢的环境，这样你请病毒留在身体里，它都不待。

从6月中旬以来，北京的新发地又突发新冠疫情，且是1月武汉疫情之后，在中国出现的最凶猛的。但是到今天，官方通报，北京新增的确诊数量已经降到7例，之前日新增确诊量最高曾达到过36例；这半个月以来，确诊数量从30多、20多一直降到现在的个位，现在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北京的疫情小暴发已经被控制住，甚至可以说，中国政府这次对北京疫情的控制其实是给全世界做了一个成功的示范，明明白白地告诉全世界：大家看好了，新冠瘟疫真没什么大不了的，按我们的方法干，它就很容易被控制。

当然，全世界的人是不是能读懂这些内容，就是它们自己的事了。

在这个过程里，北京的疫情防控中产生了一条最重要、最成功的经验，那就是检测为王。到6月23日，北京已经完成了230万人的核酸检测，找到了两百多个确诊病例，并把日新增确诊数量控制到个位数。其实，回头看北京的这次既有规模又非常精准的大检测，我觉得它也是非常符合中医理论的，那就是“治未病”。“上医治未病”最早源于《黄帝内经》：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治，为治理管理的意思，治未病，即采取相应措施，防止疾病的发生发展，未病先防和既病防变。

从武汉的疫情大暴发，到北京的疫情小暴发，中国政府对新冠瘟疫这种公共卫生灾难的防控和管治，所依据的其实主要就是“治未病”。西方国家是把更多的公共卫生成本放在疫情大暴发之后，哪里有瘟疫就去治哪里；而我们中国是把公共卫生的成本是放在疫情大暴发之前。正如中医药对人体中“湿毒”的态度，我把你生存的环境改变了，把你驱逐出去，中国政府是抢先把瘟疫可能感染的人群全部保护起来，使精准检测的速度远远超过瘟疫传染的速度。说来说去，这不就是“治未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