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规模到底该多大？

从战略布局上考虑，中国应该有几个超级城市，以此带动整个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实现均衡发展，超级城市凭借其自身辐射力无形中成为整个区域最大的文明播种机与经济发展引擎。

不久前，《2017年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进沪就业申请本市户籍办法》正式发布。该办法被称为“史上最严毕业生落户新政”，也引起人们的思考：城市的规模到底应该多大？我们的城市达到了它应该达到的规模吗？

城市的规模与文明的扩散

一个城市的规模通常是其历史自然演化的结果，即通过市场的作用最终形成资源承载量的合理配置，从而使城市达到最佳规模。这个过程最初是自生自发的自然选择之结果，随着社会的进步，城市的规模也开始日益受到政策引导的强烈影响。人类社会之所以会发展出城市，是因为城市更适合人类生存。这一切皆源于城市自身所具有的优势，首先，城市能够形成各种资源的集聚效应；其次，城市的市场能够提供更多的机会；第三，城市能有效地降低信息的获取成本，有助于市场分工的细化与个体发展空间的拓展。对于很多人来说，城市是发展的孵化器、新观点的播种机，也是创新的推进者；对整个社会而言，城市更是文明的载体，文明随着城市扩散。纵观世界，城市化不高的国家是无法成为文明与发达国家的。那么，中国的城市达到了它应该达到的规模吗？不妨从世界主要国家或地区的首位城市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这一指标来对比一下。

G20就是我们常说的二十国集团，它代表了世界各类主要的经济体，考虑到欧盟本身已是一个国家联盟，故省略掉。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G20国家中，随着人口基数增大，主要城市人口占比就随之降低，如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有接近三分之一的人口（29.19%）生活在首都。美国的人口基数较大，因而，纽约（2.6%）是发达国家中人口占比最低的，即便如此，也远高于中国内地的四个主要城市。仅从统计意义上说，中国内地主要城市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严重偏低。如果从发展水平来看，G20中有很多国家的发展水平赶不上中国，那么为什么它们的城市规模却远远超过我们呢？即便从亚洲范围来看，我们的主要城市人口比例也远低于韩国的首尔（19.79%）、日本的东京（10.16%），甚至远低于印尼的雅加达（3.88%），仅同印度的新德里（1.68%）接近。

由于各个国家人口基数差异，以及地理空间的限制，城市的规模不能按照一个简单的比例一刀切，但是，在信息化时代，随着社会治理水平的稳步提升，治理半径随之扩大是必然趋势，支持城市规模扩大的各种条件已经具备，中国香港、新加坡与东京都是很好的例子。造成中国主要城市目前发展规模受限的原因有三：其一，采用计划经济模式控制的结果，并不能真实反映群体的心理偏好与需求；其二，我国城市的核心区域和边缘区域的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城市开发率不充分；其三，诸多政策壁垒严重制约了外来常住人口转为户籍常住人口的数量，使得我国主要城市的规模难以达到理想状态。中国城市人口的统计，是以户籍常住人口与外来常住人口为准的。如以上海为例，2014年年末，上海全市常住人口总数为2425.68万人，其中，外来常住人口996.42万人。这种制度安排还面临着一种道德风险，即那些外来常住人口在缴纳各种税费后，由于种种原因仍无法最终享受到相应回报。想想前些年各地推行的“社保缴费不连续就清零”的做法，实在有违道义和伦理原则。早在两千四百年前，柏拉图就指出：城邦的最大美德就是正义。“社保缴费不连续就清零”这种饮鸩止渴式做法带来的道德风险，直接侵蚀了我们城市的正义美德与社会认同。

人口结构与社会繁荣

城市规模达不到理想状态，导致的后果主要有三个：首先，各种资源要素无法实现最优配置，造成资源的效率损失；其次，无法形成规模经济效应，不能最大限度上降低公共服务的成本，使得城市集聚效应的优势丧失；第三，城市达到最佳规模是城市繁荣的基础和保证，城市人口的流失则是城市走向衰落的重要征兆。在技术与人才日益一体化的今天，扩大城市规模，就是让城市生长。仅就基础设施建设而言，城市规模保证了其运行处于经济状态，如京沪高铁就是国内目前所有在运行中的高铁线路中最赚钱的。

如何让城市达到合理规模？考虑到我国特殊的社会治理模式，完全放开城市规模，短期内会带来较大的社会震荡，不可取；如果仍然沿用以往的严格计划模式，则会阻碍城市规模的合理发展，鉴于此，笔者曾提出中型政府模式，这样既可以加速城市规模的合理发展，又不会带来太大的社会震荡与阻力。现在的问题是，国内一些城市人口流入的门槛一直在提高，“引进高端人才”的政策安排看起来很好，其实是不一定符合生态学原则的。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推算，在当下全国人均教育年限接近10年/人的背景下，一个大学毕业生平均16年的教育水准已经是不低的门槛。可喜的是，最近一些二线城市纷纷放开落户政策，这是非常明智的决策。客观地说，这轮人才争夺战的结果，将直接决定各区域未来在我国经济版图上的位置。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爱德华·格莱泽在《城市的胜利》一书中指出：真正决定一座城市成功的因素是人，而非建筑。

从战略布局上考虑，中国应该有几个超级城市，以此带动整个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实现均衡发展，超级城市凭借其自身辐射力无形中成为整个区域最大的文明播种机与经济发展引擎。

  李侠 缪秋民（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哲学系）

资料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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