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保兴：现代健康城市的三大新使命

第十三届城市发展与规划大会于7月26日-27日在苏州成功召开！在本次大会分论坛“健康城市专业委员会”成立仪式暨“健康城市”论坛上，国务院参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副部长、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理事长仇保兴发表主题演讲《现代健康城市的三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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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刘院士，各位来宾，今天非常高兴看到酝酿已久的中国城科会健康城市专业委员会的成立，这是我们期盼已久的事情。为什么人们对这个专业委员会给予很大的期望？

首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现代城市规划学和城市科学都来源于对城市健康的追求。

现代城市规划学有三大来源，第一就是对传染病的恐惧和卫生防疫的成就；第二是对环境保护的追求；第三是城市美化运动。但这一学科诞生的主要原因还是对传染病的恐惧和持久的治理实践活动。

众所周知，现代工业文明推动的城市化起源于英国，城市化很大程度促进了人类从分散居住状态转变为集中居住，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密度、频度呈几何级数的增加，这时候人类就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问题——传染病的流行。

回溯欧洲历史，起源于中世纪的黑死病几乎毁灭了三分之一的城市人口，然后紧接着的伤寒病则导致很多城市人口因为饮水不卫生而失去生命。当时英国的城市史曾经记录过，生活在18世纪农村的人口平均寿命比生活在城市的平均寿命几乎高出了一倍。

正因为如此，有一位杰出的城市学家霍华德在120年前写了一本《田园城市——通向明天的和平之路》的书，他在书中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城市再这样下去就不可能有和平、也没有人类的未来；所以他提出田园城市的新构想，也就是使城市与田园交织在一起，从而减少因人口密度过高引发的疾病流行，这是人类通向明天繁荣的和平之路。这本书成为了现代城市规划学的奠基之作，至今国内外大学的规划专业学生还必须读这本书。

正因为如此，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城市规划法《1909年住宅、城市规划诸法》，就是为了解决城市中市民的健康问题而诞生的。

从政府职能上看，城市规划最早是归谁管呢？是英国的卫生部主管了城市规划设计约50年，也就是1.0版的健康城市。所以，现代城市规划学起源和城市化初期进程中最大的障碍曾经是市民健康问题，这是100多年前的历史教训。这段城市史说明了市民健康对一个城市、对人类文明的发展确实是命运之战，人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也取得了阶段性成功。

但是在随后的100多年间城市化的高速发展中，人们似乎又忘记了市民健康对城市发展的重要性，所以一个世纪之后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健康城市，这就到了城市化的第二个阶段，也就是人类2.0版健康城市。

新版的健康城市对城市规划师们提出了三大新使命：

第一，新型的传染病正在考验着现代城市。

因为许多城市正在变得无比巨大，一个城市的人口规模超过了几千万人，此阶段任何对小规模城市、分散化居住不起作用的传染病毒、细菌突然就会变得非常危险；再加上现代恐怖主义，可能会使用现代技术人工合成的生命，将来可能比任何已知的传染性病菌和病毒更加危险。这不是幻想，而是非常危险且有可能迅速到来的现实挑战。用现代化技术合成人工生命体，五美金就可以做到；一旦这种新技术被恐怖分子或精神病患者广泛使用的情况下，大家可以想象得到，人口密集的现代大城市可能会在新传染病的袭击下会变得非常脆弱。

（1854年斯诺在伦敦霍乱爆发时研究个案用的地图

来源：https://www.mplus.com.tw/article/752?ref=1258）

2003年的SARS病爆发曾使我国很多城市运行都瘫痪了，并对国民经济和民众日常生活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这是一个血的教训。我国中科院杨焕明院士当年曾说过：“中国科学家在SARS前集体失败了。因为SARS怎么来的，怎么去的，我们科学家们并没搞清楚。”至今我们都很难搞清楚许多传染病是怎么来的，又是怎么消失的，第二次它可能什么时候来，我们没有找准规律，一切都是个谜。在2003年SARS病毒袭击我国的时候，当时我作为城市规划学家，就注意到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当时香港SARS爆发死亡了1000多人，广州也死亡了1000多人，但是唯独香港跟广州之间的深圳市，死亡人数只有100多。这三个城市的人口规模相差不大，但是死亡人数却相差一个几何级数。初步的研究结果发现香港城市建筑密度很高，居住组团中通风和日照都不足，再加上人口密度非常高，容积率一般在8以上；广州城市空间结构几乎是单一组团，人口密度也很高；只有当时的深圳市是九个组团构成的空间结构，组团之间是隔离的，居住组团中的人口密度相对比较低，通风和日照条件较好，所以SARS死亡人数呈几何级数降低。这就启示我们：城市的空间形态居然会决定一个城市在SARS来袭时不同的命运。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到：住区分隔、人口密度、通风日照、街道绿地，这些在100多年前1.0版健康城市的规划控制要素，在现代化城市中仍然还是如此重要。

第二，我国城市人口急剧的老化。

绝大多数老人愿意生活在城市，因为就医方便，这个阶段慢性病就会成为一个城市甚至一个国家主要的社会负担。美国现在的一个长期致命性问题就是慢性病引发的政府过度负债：美国由慢性病引发的社会医疗的开支世界第一，而且年增长都呈两位数，去年总量已超过一万亿美金，比教育和国防等开支加起来还多，这是一个长期的、不断增长的债务炸弹。那么我国怎么办？我国人口是美国的五倍左右，如果我国也像美国这样走粗放式的医疗保障之路，那将来形成的“债务炸弹”可能会是美国的五倍，作为没有全球铸币税的中国就会吃不消，所以必须要用建设健康城市来减轻这种老龄化和慢性病带来的债务炸弹危机。我们应该用一种基于微循环的、中国古代中医疗法的、低成本的社区医疗体系，用最低的成本、最自然的医疗方式和最少的自然资源的消耗，来应对爆炸性的慢性病的挑战和保障市民的健康。要记得在现代全球的城市中每年有4000万人死于各种慢性病，是死亡率第一的疾病。如果一个健康的城市能够缓解这些慢性病的影响，那么对经济的健康发展、对社会的公平改善、民众幸福指数的提高以及老龄化社会的应对都是首要命题。

（来源：https://www.flicker.com/photos/saulalbert）

第三，人类社会心理疾病的涌现。

国学大师南怀瑾曾提醒人们：18世纪之前人类主要的疾病是肺结核这样的传染病，法国名著《茶花女》主角就是典型的肺结核患者。当时肺结核病的流行使得很多人英年早逝；越是社交活动多的精英，越是在肺结核病面前纷纷倒下。进入工业文明时代后，也就是到了20世纪后叶，癌症和心血管疾病成为了城市居民新的主要疾病。南怀瑾认为：癌症在21世纪初叶可能会被科学技术克服，虽然这是一个国学家的推演，但因为新的免疫疗法等新技术的发明，现在看来这一前景是完全可期的。但是紧接着人类文明带来的第三波疾病就是心理疾病。南怀瑾说至少他还看不到人类怎么去解决这一新挑战。因为现代化的通讯网络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虚拟世界，涌现出许多前所未有的诱惑，使人类潜意识中不健康的因素被激发出来，并会成百倍的放大。人类在现实生活中高密度聚集且缺乏健康的交往，会导致心理疾病的大爆发，将会带来很多社会问题。这些也是我们健康城市要应对的。如果一个城市不能应对这些问题，那就可能会成为衰败的陷阱。

现代化意味着充满风险和危机，而我们面临的这些新风险和新危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不是外来的，而是基于人类自身心理的变化“内生”出来的。这种内在的心理疾病大爆炸对现代城市将是毁灭性的。现在少数发达国家中城市已经出现了这种危机的萌芽。

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三大历史使命？

必须使现代城市规划学的起源——城市健康问题，重新回归到城市规划学的议程中，应该成为现代城市研究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紧迫性课题。

这样一来，2.0版的现代健康城市学就诞生了，研究健康城市的团队也会不断的扩大、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将再次携起手来、共同应对三大历史使命。这也是党中央提出的健康城市发展目标。

我们必须以健康的城市来组成的健康社会。

如果城市作为一个国家最基础最本质的社会细胞是健康的，那么这个国家的国民体系和经济体系才有可能是健康的。在座的各位，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家肩负着历史使命，健康城市的研究成果工作将维系着中华文明崛起的基础性工作。诸位的研究成果将有可能决定民族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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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CSUS智慧城市领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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