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普利策奖的调查报道是怎么做的？这部电影就是一本教科书
作者／方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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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底在美国上映的《聚焦》（Spotlight）就像是一封写给过去的情书。虽然仅仅是14年之前的事情，但片中描写的那种调查报道的工作模式、那种铁肩担道义的记者职业精神、那种纸媒的荣光，在这个喧嚣的新媒体时代仿佛已经离我们很远了。
影片记录了《波士顿环球报》揭露大量天主教神父性侵幼童的故事。调查是由报社内部一个名为“聚焦”的特别报道小组完成的。凭借这则报道，《波士顿环球报》获得了2003年的普利策新闻奖。
这是一个很容易煽情的题材，但导演保持了极大的克制，抛弃了一切修饰，用最朴素的方式讲故事。没有刻意营造的戏剧性，只有事件本身的起伏。没有大场面，没有刺激镜头，没有闪回、倒叙，没有任何爱情元素（仅仅是略微提及了记者的感情和生活状况），只有一段语气激动的台词。
所以你或许会觉得这片子很温吞，甚至有点无聊。《波士顿环球报》在影片上映后发表了一篇评论，里面说：《聚焦》没有把记者塑造成英雄，而只是让他们在做自己该做的事情，这些事情繁琐、单调，但却至关重要。
这种高度现实主义的风格，让《聚焦》成为了一部最好不过的调查报道教科书。整部片子就是一个定选题、找资料、采访、突破、找资料、采访、突破、采访、突破、写作、发表的过程。其余一切无关紧要的细节都被抛弃了，所有镜头都围绕着一个主题：这则调查报道是如何出炉的。
从影片中，我们大致可以总结出以下要点，它们都是这则调查报道成功的重要因素。中美新闻环境当然存在巨大差异，但很多技术细节上是有共性、值得参考的。
不可否认，新闻史上的一些精彩调查报道是由单个记者完成的。但是，即便在这样的例子里，记者也不是孤胆英雄——他/她的背后还有编辑、主编提供指导、把握方向，以及接线生、实习生提供不起眼但重要的支持。
《波士顿环球报》的聚焦小组包括三名记者和一名编辑。编辑Robby在自我介绍的时候说，他更愿意称自己是团队的“coach”（教练、教官），这跟曾在《凤凰周刊》、现在领衔大象公会的黄章晋的绰号“魔鬼教官”产生了惊人巧合。这个称呼也从侧面反映了，无论中外，纸媒记者之间的“传帮带”都很类似于传统手艺人的技艺传承。
在教官之上，是副主编Ben。再往上，是对这组报道给予了极大支持的主编Marty——实际上这个选题是Marty提议做的。当然，聚焦小组享有自主选题权限，主编只能向他们建议选题，不能指派和命令。
当调查过半时，Marty作为主编，对这则报道的方向做出了明智的决断。当时，一些心急的记者，希望将手上的个案材料赶紧发出来。但Marty说：如果只是爆出一个个案，那么结果肯定是主教道个歉了事，不会有任何反响。我们要拿到更多的线索，做实更多的个案，并且反思、追问导致这种恶性事件泛滥的整个体系。
没错，这是一个体制问题，不是个案问题。曾有一段时间，国内很流行对一些媒体的嘲讽：怎么什么都是体制问题？的确，有不少具体、独立的问题是不牵涉整个体制的，但是对于绝大多数调查报道来说，最终指向的必然是体制。甚至可以说，停留在对个案的反思，是不够的，乃至不合格的。
在《波士顿环球报》内部，给这则报道提供支持的人还有很多。最重要的或许要算报社的资料室了。中国媒体人看了这部电影之后可能会惊叹于《波士顿环球报》的资料之完备：数十年前的过刊，以剪报的形式分门别类整理好。当记者需要某一话题的以往报道时，工作人员可以很快搜罗齐全。
过刊对于媒体来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媒体的历史越长，这笔财富就越重要。迄今已有165年报史的《纽约时报》对其过刊的保存、利用和电子化就非常重视。新闻实验室此前曾经有过介绍（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可以查看）。
在聚焦小组的这次调查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的是另一套资料：波士顿地区的神职人员任职、调动情况记录。没有这样一份宝贵的数据库，记者们很难将几十名涉案神父一一识别出来。
拿到这份容量是厚厚几大本书的数据库之后，记者们花了相当多的时间从里面整理出异常调动情况。这是一项非常单调、枯燥，又需要极大细致的工作。记者们深夜在家的时候在整理，等公交车的时候在整理，喝咖啡的时候在整理，经常是图书馆里最后一个离开的人。
和细致、全面地爬梳资料一样，记者们的采访也是细致、全面的。不管是受害者，还是可能了解情况的各方信源；不管是登门找人，还是电话采访；不管是面对情绪不稳定的受访者，还是三番五次吃闭门羹，记者们的工作始终如一，那就是：不停采访。
用办《读库》的老六的话说，好东西是聪明人下笨功夫做出来的。调查报道尤为如此。
当然，强调了“笨功夫”，也必须得强调“聪明人”。这并不意味着调查记者的智商需要超群，但它确实考验逻辑推断能力，从各种蛛丝马迹中找到线索，拼合起完整的图像，有些类似探案。
在拼合全貌的过程中，线人的角色非常重要。几乎没有哪一则重要的调查报道是没有线人的功劳的——事实上，很多经典报道就是从线人爆料开始的，比如水门事件。
在聚焦小组的这次调查中，很大一部分关键线人来自编辑记者积累的人脉资源——校友、合作伙伴、多年老友等。这也是年长编辑记者相比年轻人来说的重要优势所在。
积累这些人脉，一方面需要长期的投入和经营，另一方面也与《波士顿环球报》的地位分不开。实际上，如果不是在《波士顿环球报》工作，很多线人资源是无法积累的——别人根本不会太把你当回事。
所以，报社和记者之间是唇齿相依的关系。报社兴盛，记者开拓资源也就容易；报社衰落，记者也就更难打开局面。在影片中，聚焦小组的记者很多次自豪地对别人说：我在环球报工作！我是聚焦小组的记者！
他们说这话时的心气和神态，让我忍不住想起自己在南方周末的日子，想起那些自报家门之后对方立马另眼相看的经历。
那真是过去的好时光啊。
在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聚焦小组的记者是如何说服原本不愿接受采访的人开口的。这些细节的描绘，对于新入行的记者来说有非常直接的指导作用。
首先当然是脸皮厚，被人多次拒绝之后也依然可以面带微笑地重新来过。但在简单重复之外，也有很多技巧，例如：暗示自己已经得到大量信息，只缺对方这一环，这可以让那些原本觉得“说了也没用”的人开口；暗示已经采访了事件的另外一方，如果对方不接受采访的话会对自己不利；强调事件的社会意义，期待对方遵从良心行事；等等。
一个非常经典的说服细节是：当Robby回到自己的母校，希望知情的校领导能够分享一些信息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个为学校形象考虑、怕惹麻烦的校友的阻挠。这时，Robby问他：“你在校的时候参加过运动队吗？”
“参加过橄榄球队。怎么了？”
“我参加过田径队。前两天我见了另一个参加了曲棍球队的校友，他是受害者之一。他现在还不错了，有老婆孩子以及一份不错的工作。但他回忆起这事的时候，整个人都崩溃了。当时，侵犯他的神父就是曲棍球队教练。我想，我们只是运气好而已吧……你懂我的意思吗？”
这是一段非常经典的说服案例。将对方的个人经历代入，用假设的情况产生极强的震撼效果。尽管最后学校还是没接受采访，但可以明显看出来此人及校领导的表情出现了非常丰富的变化。
从调查一开始，《波士顿环球报》就在利用美国的法律体系为自己争取材料。它向麻省法院上诉，要求公开和案件有关的加密文件。最终，法院支持了环球报的诉求。
另一位律师也帮了大忙。他充分利用法律规则，迫使部分被教会密封的材料在诉讼过程中被公开。
这些细节当然无法直接适用于中国。但是在国内，调查记者和律师配合查询企业工商资料的情况并不少见。记者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案例也有一些。
这项调查开始的时候，主编Marty刚刚从迈阿密调到波士顿走马上任。对这份报纸和这座城市来说，他都是新人。但也正是因为他是新人，所以他能看出在波士顿住久了的人习以为常的问题。实际上《波士顿环球报》在两年前就接到过这一案件的线索，但当时被编辑忽略了。
对于调查记者来说，从自己熟悉的情境抽离出去，以旁观者的视角重新审视问题，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发现。
报社的投入非常重要。聚焦小组可以花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操作一个选题，这样的奢侈不是每家报社都能提供的。
当然，对于中国的记者来说，聚焦小组的这次调查几乎可以被视为没有遇到实质性的阻力。教会并没有派人来灭稿，报纸出街后没有人恶意收购，更没有对记者的打压和追捕。
最后，让我们看看片中的几位记者，现在都在干什么吧。看看他们有没有像中国的同行一样，纷纷辞职、跳槽，告别新闻业。
Sacha Pfeiffer，聚焦小组的唯一女性，2008年离开《波士顿环球报》，去了电台工作。2015年，她又回到了《波士顿环球报》，继续担任记者。
Michael Rezendes，由“绿巨人”扮演的记者，一直在聚焦小组做调查报道，近年来又爆出不少猛料。
Matt Carroll，在《波士顿环球报》工作到2014年，现在是MIT的公民媒体研究中心研究员。
Walter “Robby” Robinson，教官，从1972年开始就一直在《波士顿环球报》，现职Editor At Large（自由编辑，没有划定的领域，可以做任何感兴趣的话题）。2007年－2014年，他在波士顿的东北大学担任新闻学教授。
Ben Bradlee Jr.，副主编，在《波士顿环球报》工作了25年后退休，写了好几本书。
Marty Baron，2012年年底离开《波士顿环球报》，到《华盛顿邮报》担任执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