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2014年，世界上大的11家公司农药研发总支出为26.25亿美元，相当于这些公司农药销售总额的5.4%。在2010~2014年间，发现、开发和登记1个农药有效成分的平均研发成本增加了3000万美元，增长了11.7%，达2.86亿美元。而在2005~2008年间，农药研发的平均成本才为2.56亿美元，比2000年增长了39%。目前，德国拜耳每年用于研发上的投入超过10亿欧元，全球范围内共有大约4800位科学家参与新产品的研发工作，公司计划在未来的2~3年内上市至少7种新的农药产品，包括4种除草剂、1种杀虫剂、一种琥珀酸脱氧酶抑制剂（SDHI 类杀菌剂）和一种杀线虫剂。2015年，巴斯夫投入5.14亿欧元用于作物保护部门的研发工作。由此可见我国与发达国家在农药研发投入上的差距，国外农药企业的产品在我国销售量以每年20%的速度递增，他们的新产品不断问世，不断给农药行业这“寂静的春天”注入新的活力。据先正达透露，其研发的15个新的有效成分未来将为公司带来63.00亿美元的年峰值销售。巴斯夫公司预计2015~2025年间上市的新产品将会达到30亿欧元销售峰值。陶氏益农除了2015~2022年上市5个新产品外，还有6个杀菌剂、4个杀虫剂和2个除草剂处于预开发阶段，至2020年，其新产品的销售额能取得16.00亿美元的增长。
我们国家目前农药管理为分段管理，工信部门负责农药生产和研发，农业部门负责登记和使用，这样的结果没有建立起有组织、多部门合作攻关创制新化合物和新产品的良性机制。农药研发与农业生产需要脱节。我们每年大量的农药相同产品同质重复试验、登记，有一个农药品种颁发了1260个登记证，一个大的农药企业每年用于登记试验资金投入在1000万元左右，三分之二是登记相同产品。如果我们把这些资金用于研发新化合物、新产品，中国的农药创制不会落后。
农药是最安全的药品，就是与人药相比，农药安全性要求更高，农药的毒性、环境、残留试验是更加严格的。这也说明农药发明创新的艰难。但是，我们创制新化合物、新产品薄弱，这是中国农药行业之痛。国外企业的新产品不断涌入我国，价格高、利润大。我国农药企业生产低价原药出口，把污染留在国内，国外企业用这些原药生产出制剂再高价卖出。这样，我国的农药看不见新化合物、新产品的未来，命运没有掌握在自己手里。中国人的“米袋子”要装自己产的粮食，中国生产的农产品也应该使用自己创制的安全放心、高效、环境友好的农药。如果农药的生产、销售大量被外国公司控制，一旦遇到战争或大的自然灾害，隐患就会显露，可能危及农产品生产安全。
我国是生产、使用、出口农药的大国，农药生产企业不要满足眼前生产别人专利过期产品所获得的微利，吃残羹剩饭，还需要眼看远方，需要创制。我们的政府，应该理顺农药管理体制，从农药生产、登记、经营、使用全生命周期全程一体化监管，责任权利任务明确；尽快出台《农药管理条例》，依法管理，严厉处罚；重视农药新产品研发，应该把农药企业组织起来，动员科研、教育单位与农药企业联合，想办法集中加大科研资金投入，把不必要的相同产品登记试验资金利用起来，挑起农药新化合物研发的重任，满足农业生产对农药的需求，研发出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低毒、高效、环境友好型的新化合物、新产品，这才是农药行业的期盼和真正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