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学人 | 潘绥铭：一个性社会学家的自我修养
潘绥铭的办公室位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第一间，门牌号400，听起来像是个编外所在。与其说这里太过简陋，倒不如说主人不大讲究。不知何故，空调外挂箱稀里煳涂地摆在楼道里（不知环境学院的人看见会作何感想）。办公室里是一些陈旧的家具，一面挂钟的指针始终指向两点。另一面墙上则是学生赠送的横幅：师恩如山。这幅字因为反着念也通，因而显出了几分喜感。
第一次采访时，我很自然地坐到他办公桌对面。他指指与他相邻的那一侧：“坐这儿不是更好吗？”我知道这种90度的格局比起面对面会让双方更放松一些，但显然，他比我更重视交往中的细微之处。
潘绥铭是我见过少有的既快人快语又善解人意的人。他说起话来富有节奏，而那张卡通化的脸则强化了这种表现力，他是个天生的演讲者。几个月前的一个秋夜，北京彼岸书店举办的一次读书沙龙请他去讲《我们时代的性与爱》。主持人致开场白时说：“今天晚上我们的主题是性，可能在很多人看来，性是一个神秘的、难以启齿的话题……”他接过话筒：“对性还觉得很神秘的有吗？小孩都不神秘了吧。”众人哄笑。
潘绥铭的口才在人大是出了名的，从10年前到现在校内流传的各种版本“四大名嘴”，里头都少不了他。演讲中观众的哄笑总是具有很强的迷惑性，它以片刻的默契让人忘记了个体间的千差万别。提问环节则轻而易举地揭穿了这个假象。有人问道：“我们应该怎么树立正确的性爱观？”潘绥铭避开提问者的目光，像在自言自语：“我好像回到了16岁，1966年……”
他拿出长者的姿态劝勉年轻人“不要这么说话”。因为“没有正确，也不需要树立”。“这东西想树立也没那么容易。我都被树立60年了，还这么反动。我们现在应该更多地总结出一些标杆来。”
1966年是潘绥铭的人生转折点。这一年“文革”爆发，潘绥铭正上初三。作为“老三届”的一员，他必须中止学业离开北京，到黑龙江黑河一农场“上山下乡”。自传中他写道，从15到35岁，“当过红卫兵、狗崽子、农场工人、大集体镀锌工、工农兵中专生和机关小职员，所以哪个阶层也不像。”
出身“老三届”的知识分子对人生的这段经历感情复杂。被耽误掉的青春自然无可挽回，而荒诞岁月里随大流的荒唐事则更难以原谅。
“你没法向后代解释当初怎么那么傻。”潘绥铭说，“忠字舞不是跳一回，是跳了两年呐。没法解释，纯粹的傻逼事儿。”
但无论如何，所有人都一样。潘绥铭错失了成为“新三届”的机会，等到他以同等学力考取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时，时间已经是1981年。31岁的潘绥铭迎来了人生新转机，他还是8个月大的孩子的父亲。3年后，他被分配到人大历史系。系主任号召年轻教师开新课，他报了门《外国性观念发展史》，竟获批准。1987年，潘绥铭索性调到社会学系，正式开始从事性社会学的研究。
这段历史如今说来似乎一切水到渠成，乏善可陈。潘绥铭曾经拿弗洛伊德的理论分析过30岁前的经历，试图寻找自己从事此项研究的某些依据。他很快得出结论，自己的人生与那些50后同龄人并无差异：老三届，上山下乡，“文革”。“那个年代你没有选择。”他对那些追问他最初研究动机的年轻人说，你们不理解那个年代，因为“所有人都一样”。
潘绥铭研究性的起因恐怕找不出什么童年依据。他将自己走入性领域的原因归结为只是偶然读到学校图书馆里的那几本有关性的英文老书：爪哇男子在自己阴茎上穿6个窟窿，再插上6根小木棍以示权力地位；地中海西岸一些部落的母亲用嘴含着青春期儿子的阴茎使其平静。这些描写都让他大开眼界。
在研究性30年后的今天，潘绥铭称自己的神经仍能被轻易撩拨：孩子们提到“菊花”都会让他“一颤”，网上也是“爆菊”乱飞。“这个事怎么会这么多中国人都知道了？”他感叹道。
这几年临退休，他发现自己的课没过去那么热了。虽然他也说过自己的终极目标是“没有一个人来听他的课”——这意味着性不再稀奇，但对一个热爱讲台的人而言，台下学生不咸不淡的反应却也让他有些落寞。“90年代我经常讲点儿红卫兵的幽默，大家都会心一笑，说这比听相声过瘾。”潘绥铭说，“这10年不行了，孩子们（对‘文革’）太陌生了，‘毛主席教导我们’，我瞅瞅下面，连微笑都没有了。”
学生们依然会鼓掌，但莫名其妙的掌声反让他感到恼火。“体制把人训练得越来越面具化，这么小的孩子都喜怒哀乐不形于色。儒家多少年都没练出来，现在咱们给练出来了。”
潘绥铭从事性社会学研究的30年，正是中国人性观念和性行为发生剧烈变革的30年。在1983年流氓罪要判死刑，而2013年车展上的车模可以衣不蔽体。潘绥铭说，性革命在中国已经成功，性的精神禁欲主义已然逝去，而性的时尚则是现在这一代年轻人的主要敌人：日常生活中铺天盖地对于性方面的流行文化与时髦表现的描述、推崇与引导，正潜移默化影响着每个人。他在《性之变——21世纪中国人的性生活》一书中表达了对媒体在其中推波助澜的厌恶：
说来悲哀，我们中国人对于性究竟理解多少呢？您可以到各大网站上去看看，关于所谓性知识、性教育、性健康、“性福”的网站不计其数，但其内容几乎都与社会无关，与文化无关，甚至与社会性别无关。这样的“禁区变闹市”，对中国人关于性的认知水平总归是失之偏颇，甚至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正面的作用。
人大社会学系副教授黄盈盈是潘的衣钵传人。起先她拒绝了我通过出版社的采访邀请，但后来跟潘通过电话后又答应了我。“我们师门都这德性，”在性研究所办公室，她坐在潘绥铭的位置上笑道，“这点上可能是受潘老师影响，我们对媒体都保持一些距离。”
潘绥铭承认他对媒体的偏见。“做学问的人都有一点，”他为自己辩护道，“断章取义没上下文单独摘出一句来，很糟糕。”他在微博潜水，却不愿发言：“140个字说不清楚。喊口号现在不适合我。”他有个博客，大约每周更新一次，但关闭了评论，“我没时间看，不回又不好意思。”这样跟读者的互动就只剩下点击量那个数字。网站编辑隔三差五推荐某些篇目，点击能有十几万。那些不被推荐的文章阅读量一般是几百到一千。“也不错了。中国有一千人在看我文章，我觉得已经超乎我想象了。”
社会学家李银河是潘绥铭的同龄人和朋友，两人的经历也大体相当。跟潘一样，李银河也不爱跟网民互动，尽管她开放了评论。但李银河对媒体的态度比潘绥铭积极，当然她也引发了更多的争议。李银河毫不掩饰她对点击量的关注：“我有个小小的陋习：每次发一篇博客，隔了十几分钟点开看一下，看到读者已经过了五百，心中窃喜。想起梁文道的话（香港最好的小说只能卖500本），心说：已经超过了。”
她同意在媒体上发声是知识分子的责任，就算会因此招来非议。“知识分子就是社会的看门狗嘛，”李银河说，“你必须出来发声。80年代参加换偶的人是要枪毙的，你不出来反对怎么可以呢？”
我问她潘绥铭不爱发声算不算一种失职。“我也不愿意说什么失职，每个人有他自己的工作重点嘛。我觉得也是人家的自由。”李银河说。
我想潘绥铭对大众媒体的不满主要在于“被编辑”。在他不遗余力四处推广的人大性社会学研究所网站上，你可以看到站长潘绥铭的自得其乐。这个网站的框架结构和设计风格显露出一种早期互联网的审美。他收罗各种读者来信，有夸有骂，不一而足。一个富有历史学特色的条目是“潘绥铭的分类大事年表”。里面记载道：“1986年，614位北京市民的性生活调查，失败，结果未发表。”
在这张年表下方关于自己的学术介绍里，潘引用了大众传媒送给他的“中国性学第一人”和“性学教父”两个称号，虽然他表示不喜欢它们。
20年前，一位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法国博士对潘绥铭说：现在你可能是最激进的，但到50岁时，你会变成一个儒家。他不服气，“我不愿辜负当年把我引向性学的那种激情，我会一直告诫自己的。”他在自传中写道，“当然，如果剧变的历史和全新的下一代抛弃了我，我会欣慰的。”
他在80年代就已成名，不断被人请去开性学讲座，听众是大学生、社会团体、妇女组织，包括医科大学的博士生；他在报刊上开专栏；甚至还客串过一阵心理咨询师的角色。可以想见，在精力最旺盛的中年，他曾以普罗米修斯般挥洒热情去填补社会对性知识的需求。
属于80年代的那种理想情怀，支撑着潘绥铭熬过了90年代的前几年。“救国救民啦，促进社会改革啦，这些情结我那时候还是有一点。”潘绥铭说。对于将个人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李银河的解释是：“因为在我们青春期的时候，中国乱得实在不像话，大家的命运都跟这个连在一起，你想不关心都不行。”
大约在1995年之后，潘绥铭的想法开始有了变化。“学术做多了，你就明白学术这个东西，就是为了小众而做。爱因斯坦现在都没几个人能真正理解。所以明白了这个你就心安啦，不急功近利。否则你对社会现实很失望。你都抱着改变中国的（动机），那中国没变你不活了？”
潘绥铭开始了他学术生涯中最为重要的两项研究：红灯区考察和针对中国总人口性生活和性关系的抽样调查。他慢慢减少了在媒体上露面的次数，专注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李银河曾跟潘绥铭感慨道，在理论上我们都是残废。潘接茬说你是残废，那我就是弱智了，你好歹在美国拿的博士学位，我可没有。潘绥铭也不讳言他们这代学者的理论功底不如他们的弟子，“韦伯到哈贝马斯，他们都背得溜溜的，我是基本上都不太知道。”
你能听出他并不太在乎这些理论。他并不掩饰对空谈理论者的鄙视：“很多人读书读傻了，满脑袋理论，没有一个是从生活中来的。张口闭口博弈论。我就说你是不是中国人，我怎么跟胡锦涛博弈？符号互动论，我怎么跟我老爸符号互动？你们根本不明白，那是自由社会，人人平等才能互动啊。”
我很难不想起毛泽东的“知识越多越反动”，以及“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的怪异论断。
“这叫时代烙印，最年轻时候的东西往往起作用更大。”潘绥铭说，“实地调查是革命话语灌输给你的，西方当方法论来学，可是50年代长大的中国人都知道这个，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即便在学术专著中，潘绥铭也不放过嘲弄他的同行们（国内和国际）的机会。他根据团队多年调查经验写出的《论方法》一书，在严肃探讨社会学本土调查经验之余，极尽嬉笑怒骂吐槽之能事，批判学界研究中各种荒诞。自然也顺带挤兑下媒体：“大众传媒一介绍某个调查，就喜欢说调查者千辛万苦顶风冒雨，就好像在表扬一个边远山区的邮递员。这实际上是在贬低调查者，难道学术研究只需要克服物理上的困难就可以了吗？”
潘绥铭自己也承认，他们这代学者在学术训练上不如晚辈规范。“有些人会说他没有学术味道，但这是他的风格。”黄盈盈说，“我们这代人科班出身，缺的可能是对问题的见解，这方面是潘老师的强项。”潘绥铭常告诫学生的一句话是：“与其细节上精益求精，不如在分析中入木三分。”
他对“理论派”轻蔑的底气，恐怕来自于他持续20年的实证研究——据此写成的39篇英文论文还得以在国外发表。时任人大社会学系主任郑杭生曾对潘绥铭的《中国性学研究系列报告》给予高度评价：“在中国，这是首次严格运用社会学规范的实证方法，对于中国整体情况的全面反映与分析。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研究成果，而且可以视为性社会学在中国日益成熟的标识之一。”
1998年，潘绥铭在广东东莞完成了他的第一次红灯区社区考察。此后他带领学生定向调查了全国21个红灯区和其中近1400位小姐、妈咪、老板、帮工与相关人物。“跟普通人接触多了，你就明白，就算要救国救民，也得他们自己来，不是我来救。”
我问他什么叫救，“争取他最好的前程啊，这就是最好的救。”他举了个例子，“你看咱们一个局外人的想法，对小姐来说什么是最好的？回家？从良？越了解就发现真是多样化，有的人真想在这里面解决婚姻问题——在嫖客里找个老公。她的逻辑是：他嫖过我，所以谁也不嫌谁。在咱们这种干净社会中，从来没有想过这个。”
在一次预防艾滋病的调查中，有个矿工曾笑话他：“我们明天都不知道会不会被砸死，你还问我戴不戴安全套？”这让潘绥铭感叹缺乏对方的生活体验，老手也会问蠢问题。“另一个世界的事情咱们想都想不到，世界是在不确定而非确定性上建立起来的。”
就在他潜心做研究的这十几年间，各类草根组织和NGO风起云涌。某种程度上，他们是潘在早期扮演社会启蒙角色的接班人，但潘绥铭并不会因此而得到晚辈的敬意，曾有年轻人当着他的面骂：“你们就会自娱自乐！”
此时的他表现出良好的分寸感，“我想我要是二十多岁的时候，我也是会这么骂别人的，不稀奇。”这句话听起来既有老者的风度，又因其感伤的口吻引人同情。接下来他说道：“可是做一个研究如果不是自娱自乐，它一定做不到今天，一定坚持不到。”
本文原载2014年1月21日《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