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绥铭：通过研究性去“肃清现在很多的胡说八道”

很多人觉得，中国当下社会对性的问题越来越开放，甚至“乱套”了。但在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名誉所长潘绥铭牵头的第四次“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调查中，我们可以看到更真实、更丰富，也与人们印象并不完全相同的结论。潘绥铭说，他要通过这个工作，“肃清现在很多的胡说八道”。

今年夏天，潘绥铭在西北几省转悠了一个多月。他发现那里的性交易方式越来越分散化，而且是半场所半网上，两者结合，交易场所不再集中。潘绥铭说：“现在有了手机，不用知道你在哪儿，就分散开了。”

潘绥铭1984年到中国人民大学任教，2014年初退休，正好30年。这30年里，他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全国随机抽样的性行为调查，二是“红灯区”调查，三是社会调查方法研究。

潘绥铭焦虑的是，自己的严谨调查，公众不愿意看，或者看不懂，但在网上、媒体上，又充斥着各种混乱的说法。“性开放、性解放、性泛滥，凡是加性的词没有一个人分清楚，到底是关系乱、行为乱，还是思想乱？”潘绥铭强调，性应该分成三块来说，一个是性关系，一个是性行为，一个是性意识。

何苦炒作“老年人嫖娼”

1998年后，潘绥铭开始着力做全体中国人的性调查，在他主持下，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于2000年完成了第一次“中国人的性生活与性关系”总人口随机抽样调查，之后基本上每五年一次。

身为66岁的老人，潘绥铭很关注同龄人的性，全国第四次性调查显示，2000年到2015年，在50～61岁的男女中，“乏性”(每个月不到一次)的人已经从60％下降为40％；“富性”(每个星期有两次及以上性生活)的人从1％增加到10％。15年来，年长者的性生活明显增多了。

对于近年来社会上热炒的“老年人嫖娼”话题，潘绥铭嗤之以鼻，他用调查数据说话：36岁以后，男人找“性工作者”的比例一直在持续减少；50岁以后更少，平均约5％，这与24岁到31岁的男人(平均20％)相比，只有他们的四分之一。潘绥铭觉得这是对老年人新一轮的社会歧视，而他要做的就是消灭这些不公平的说法，“网上胡说八道的太多了，给人造成的印象是中国人乱套了。”

潘绥铭通过调查过去12个月里有过性生活的中国人，将“性障碍”的各种情况与前三次调查比较，发现15年来，中国男性的大多数“性障碍”都或多或少地减少。他分析，这主要是受社会文化的影响，中国男人变得自信、自然和自如。女性的变化亦如此。尤其关于女性的性高潮调查数据在整体地增加，潘绥铭将其视为“女性的性革命”的主要内容之一，也应该看作是在性生活中男女更加平等的标志。

性的专一遭遇挑战

潘绥铭发现，第四次全国性调查中，夫妻的婚姻满意度15年来在持续下降，预计到2020年，对于自己的婚姻非常满意的夫妻将减少到只有一半左右；夫妻双方的互爱程度在2015年出现下降，而“日常亲昵”更是降到15年前的水平。

中国夫妻之间关于性生活的交流，也处于一个很低的水平，潘绥铭将“从来没有交流过”和“仅仅是通过表情或动作，不谈论”的夫妻加在一起，达到总样本的三分之一。

这种无言，使得夫妻间同床异梦。消极的性对婚姻不利，尤其是男性，年龄越大，在性方面可能就越孤独，越不肯与对方交流，仅“尽义务”。潘绥铭发现50岁以上的男人往往不是不能做爱，而是不喜欢做、不想做，甚至反感做爱。

而另一方面，调查显示的数据似乎出现矛盾，中国人整体的性生活频率却是明显增加的，2000年到2015年，在18～61岁的总人口里，高频率地过性生活(每个星期至少3次)的人增加1.4倍，达到五分之一。低频率的(每个月最多一次)人则减少60％。潘绥铭认为这主要来自社会文化的变迁，21世纪后中国的“性化”进展——日常生活中的事物与“性”发生了越来越多的联系，整个社会走向性无所不在的局面，性生活很宝贵的观念日益普及。

他大胆地提出了一个观点：性的专一，还有多大可能？调查数据显示，中国无论男女的多性伴侣和外遇的数据，都是成倍增加的。这看似只是“性”的问题，但也反映出整个社会观念在发生着变化。

大学生相对更加保守

这些年来，人们常能看到大学生性开放的新闻——伴侣如何之多，更换如何之频繁，高校周边日租房爆满，大学生艾滋病发病率上升……

潘绥铭却从历次调查里发现，最近20年里，大学生中有过性生活的人的比例确实在一直上升。但即使到了2020年，男生中“有性”的可能比例也不过是三分之一，女生中是四分之一，“这与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相比，就是小巫见大巫。”并且，在校男女大学生与同龄的非在校年轻人相比，在恋爱行为和性生活比例等方面远低于后者。他得出结论，大学生恰恰是当今中国社会里，相对更加保守的群体之一。在潘绥铭看来，这与大学对学生的严格管理有关。

1991年到2015年，潘绥铭已经做了七次大学生的性调查，纵向比较，大学生们的性行为一直在增长，1991年到2001年，这十年间基本上是持平的，增速缓慢，2001年以后，上升指数上扬明显。

“整个九十年代，大学生是拒绝‘性革命’的。”潘绥铭说，那时的大学生是真正的跃入龙门的天之骄子，完成学业的压力大，事业心强，校方的抑制也多。而自1999年开始的大学扩招，让更多的适龄年轻人走入了象牙塔，大学生也不再把自己当作骄子和精英看待，自身的约束力下降，这是近十几年来，中国大学生性行为一路上涨的原因所在。

如果有一天，中国大学生们在性行为等各项数据上高过了同龄的、社会上的非在校人员，潘绥铭也不会感到惊奇，“全世界都这样。”

开放还是保守，一言难尽

人们常说中国人性观念比较保守，现在变得越来越开放。但潘绥铭要细化，性关系、性行为、性意识，至少这三个方面，哪个方面变得更开放了？哪个方面其实又变得保守了？“很多人是思想开放，但是实际上不做什么。”潘绥铭举了个例子，“最早的性解放理论来自康德，康德一辈子基本上没有性生活。”

在潘绥铭的调查中，这叫做“无性者”。以27～35岁这个年轻气盛的群体为例，从2000年开始，不论男女，“无性者”的数据都一直在上升，“不但没结婚，也没有过性生活的人，在2015年居然达到10％左右，预计到2020年很可能达到20％左右。”

所以保守还是开放，在潘绥铭看来，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应该用数据说话。现任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黄盈盈也赞同潘绥铭的说法，开放还是保守，这个话题得有一个参照系，是从纵向时间上比较，还是从横向国家之间比较，以及什么是保守、什么是开放，都需要好好讨论一下。“性，其实是个切入点，”黄盈盈说，“你对中国社会的理解，你对人的理解，和对性的理解很多是连接在一起的。”

本文来源于《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