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和妇女节

妇女节，意味着单位的福利，购物的狂欢，还是两性的区别？

① 妇女被想象成什么？

作为对成年女性的指代，“妇女”一词的内涵附着了丰富的社会文化。

一般认为，古时以婚姻作为从“女”到“妇”的分界，“妇女”连用起来作为女性的统称，虽有但少。特别是“婦,服也。从女，持帚，洒埽也。会意。谓服事人者”的释义，突出了女性的附属性与依赖性。

五四出现了不同于“妇女”的“女性”一词，既有强调与男性客观不同的科学思潮的影响，也成为了超越传统的亲缘系统和儒家话语、与国族解放相连的进步力量。

到了毛时代，在国家女权主义的建构中，妇女既作为“国家人”得到在公共领域的义务的解放，又因家务的女性化传统而面临双重负担。“妇女”一词被政治化，在国家和家庭之间调停。

改革开放后，“女性”一词的复苏，融入现代化的潮流，而对“妇女”的取代也成为脱离政治挂帅时代的缩影。女性是国家政策的作用对象，是参与市场竞争的独立的行动者，也可能是被男性凝视所物化的他者。而“妇女”，则尴尬地混杂了中年已婚、性资本弱势、政治色彩过强、阶级地位偏低等含义。（以上参见白露、左际平、吴小英和宋少鹏等学者的分析）

借用福柯的表述，“妇女”含义和地位的嬗变，表明“物的存在方式，以及那个在对物作分类时把物交付出知识的秩序的存在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事物的命名确定出秩序，折射出不同利益集团的权力图谱。

②妇女被期待干什么？

建国前，妇女的解放关乎民族国家，妇女是革命的动员对象，例如：

1924年，广州纪念妇女节活动的口号是“解放妇女所受资本制度的压迫”等。

1927年，广州纪念妇女节大会的口号是“在青天白日旗下联合起来，统一妇女运动，努力工农妇女运动”。

建国后，妇女成为国家权力和官僚权力在巩固合法性、建设现代性方面的重要目标，以对《人民日报》有关三八妇女节文章的不完全梳理为例：

1947年，“解放区妇女全体动员起来实现第三个任务：参战、土地改革和生产运动”；

1950年，“国际妇女节是争取劳动妇女后备军站到无产阶级方面的一种手段”；

1951年，“热爱祖国、保卫和平”；

1952年，“要贯彻反贪污反盗窃斗争，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奠定基础”；

1958年，“进一步贯彻‘勤俭建国、勤俭持家’方针”；

1961年，“动员广大妇女争取今年农业丰收”；

1962年，“发扬光荣传统 勤俭建国 勤俭持家”；

1965年，“大树革命雄心 苦练过硬本领”；

1966年，“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 在各个战线作出新贡献”；

1973年，“劳动妇女是伟大的革命力量”；

1974年，“妇女都动员起来”；

1983年，《发挥妇女在建设和改革中的作用》；

1984，《立志振兴中华 在四化建设中发挥作用》；

1985，《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提高妇女素质》；

1987，《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努力提高妇女素质》；

1989，《面对时代的挑战》；

1990，《全党全社会都要树立马克思主义妇女观》；

1991，《中国妇女是推动改革和建设的伟大力量》；

1993，《妇女要全面参与经济和社会发展》；

1995，《展六亿巾帼之风采》；

1996，《实现男女平等任重道远》；

2000，《与伟大祖国一道前进》；

2001，《谱写妇女事业新篇章》；

2004，《男女平等 携手共进》；

2005，《发展妇女事业 构建和谐社会》；

2007，《促进妇女发展 共建社会和谐》；

2009，《当好主力军 谱写新篇章》；

2010，《创造新业绩 谱写新篇章》；

2011年，《妇女节随想（金台随感）》，写到“如何做一个合格的女人？……气质和情调是附在女人身上的精灵”；

2015，《珍视文明成长的“她力量”》，写到“守卫共有精神家园，家庭是重要的战场，女性则是家庭场域中的关键力量。”

从“伟大的革命力量”到“推动改革和建设的伟大力量”，从“勤俭建国 勤俭持家”到提高素质、参与发展，女性的阶级角色、公民角色、性别角色等渐次突出，不同的政治语境塑造出不同的妇女主体形象。另一方面，叙述也保持了女性美德的一贯性，“女主内”的分工延续下来。

而今，不同于上述越来越温吞的表达，青年亚文化中的“三七女生节”与市场推动下的“三八女王节”的流行受到反思，被认为是消费对女性权益的扭曲、新自由主义对社会性别主流化的收编等，争取女性权力、反对性别歧视等诉求得到强调。

过去的解放目标和改造事业，更需要与突出女性整体的同质性；今天的市场竞争和素质话语，倾向制造并再生产着女性的分化乃至碎片。女性在交叉性情境中的多样体验，既是对时代变迁与制度力量的注脚，也在结构的车辙下印刻出了女性的能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