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要写一本“苦孩子”的书
小编注：从2000年到2020年，从出生求学到结婚工作。黑龙江绥化学院艾苓教授在从教17年的过程中，接触到了3000多位学生。她详细追踪了56个孩子的人生轨迹，以当事人口述的形式，记录下他们因为贫困所遭受的碾压，以及催人泪下的努力。2017年，艾教授在社交平台发布《贫困生调查说明》，2022年，该书集结出版，书名《我教过的苦孩子》。本文为作者的后记，详细记载了自己的心路历程。
绥化学院地处边疆省份农业地区，几乎是中国高等教育的神经末梢。她1953年建校，最初叫绥化师范学校，1978年更名绥化师范专科学校，2004年专升本。外省学生主要来自中西部地区的县城和农村，新生开学季，校园里随处可见黑色面孔和红色面孔的学生家长。
我是绥化学院1987届历史系毕业生，做过中学老师、公务员、记者，凭借写作上的成绩，2005年回到母校教写作。从教十七年，我接触的学生超过3000人，至少三分之一是贫困生。临近退休，我终于完成应该做的一件事：追踪贫困生成长，为贫困生立传。因为，他们值得，这些泥泞中的摸爬者很少发出自己的声音。
在高校，贫困生群体备受关注，学校、老师、社会爱心人士、教育主管部门有很多资助主题的讲述，但这些讲述都来自他者，当事人缺席。随便听听同学的讲述，也会刷新我们对这个群体的认知。
有个女生特别瘦弱，身高不到一米五。毕业前夕，她用兼职收入还清助学贷款尚有余额，便拉着闺蜜逛街，花四五十块钱买了一双布鞋，穿上以后特别满足，笑着说：“长这么大，我第一次穿这么合脚的鞋。”
七年以后，她的闺蜜在北京跟我说起这事泪眼婆娑：“穿别人的鞋长大，她怎么可能有合脚的鞋呢？”
有个班初选贫困生，班长统计完说：“现在多了一个人，谁愿意主动退出？”
一个男生举起了手，事情马上解决了。
毕业前他的同学帮辅导员整理档案，看到他的家庭登记情况，他爸爸患有精神疾病，其实他更需要助学金。
够了。这样的讲述还是来自他者，我们必须走近当事人。
从2000届到2020届，21届贫困生的变与不变
我当过两届班主任，多次参与班级和院系的奖助学金评定。贫困生的名字经常出现在各种奖助学金名单上，除了不得已的当众介绍，他们始终缄默。
从2000届到2020届，绥化学院毕业生总数42768人，至少三分之一的贫困生毕业后，匆匆消失在人海，未来生活有更多的难题，有更多的不确定性。
在这本书里，我试图告诉读者：他们是什么人？从哪儿来？来绥化学院前经历了什么？他们的大学生活有哪些收获？毕业后过得怎么样？高等教育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刨除书里50个故事的56个答案，我还想试着为这个群体勾画一幅群像。
他们是什么人？
他们是下岗职工、农民和农民工子女，来自欠发达地区的中小城市、农村、林场、农场，家里多子女、单亲或者有病人，部分人遭遇过校园欺凌，来绥化学院上大学，是很多人第一次坐火车或者第一次出远门。
他们自卑，敏感，朋友不多，坐在教室角落，很少主动跟老师互动，内心时常纠结。让他们纠结的可能是囊中羞涩，可能是自己的方言，可能是别人的某句话，可能是自己无法克服的紧张。
有个女生看起来特别阳光，大学毕业四年后有个心结还未打开：五年级某次课间，小学老师跟大家解释，她这次考试没考好，因为她爸爸去世了。话音刚落，本来喧闹的教室突然静下来，谁都不说话。
她问我：“为什么呀？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到现在我也想不明白。”
我问：“你希望大家怎么做？”
她说：“我希望他们该怎么玩还怎么玩，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我说：“一年级的孩子或许会那样。五年级的孩子大致明白死亡是怎么回事，他们在用静默表达自己的同情和无措。”
“原来是这样啊。”十几年后她终于释然。
贫困生群体的大学生活各有各的收获，不乏温馨，也不乏精彩，很多人兼职尝试经济独立，他们在各种疼痛中获得成长。
有个女生告诉我，2017年她一学期的生活费不到1000元，其中伙食费600多元。早餐两元，两个煎馒头片，一碗豆浆。午餐和晚餐都是1.7元，面向贫困生的档口菜很便宜，土豆丝、大头菜、豆腐都是一元两勺，可以换着打，2两米饭7毛钱。毕业前，她用饭卡里攒下的助学金偿还了部分助学贷款。让她疼痛的不是贫困，是学业上的差距，有些同学的专业课作品，她怎么努力也做不出来。
有毕业生自爆：小时候常有杀人的冲动，每次在村里看见那个人，都血顶脑门，如果手里有刀肯定捅了她，那个女人是爸妈打架的导火索。广泛的阅读和实习实践让她逐渐放下仇恨，觉得做任何事都比仇恨更轻松，更有价值。在大学她还学会表达爱，同学给家人打电话，经常说“妈妈我想你了”“我爱你”，她也学会了。
这个群体毕业后过得怎么样？这是我最想知道的。他们求职顺利吗？工作什么样？日子过得好不好？
总体来说，他们背负着全家人的希望，背负着改变贫穷的义务和宿命。大学毕业，并没有让他们鲤跃龙门，立马完成阶层跃迁，他们依然受制于贫困。没有人脉资源，没有名校光环，银行卡里余额不多，经常被当成三本院校毕业生，他们只能在一路泥泞中摸爬滚打，一点一滴地积累、攀爬，没有奇迹。
我把这群人的努力称之为“摸爬式努力”。
有人卖过服装，在服装店门口大声吆喝。有人卖过保险，一个月没签一份保单。有人想考公务员、事业单位或者在编老师，屡败屡战，屡战屡败。有人在年会上准备抽奖，被同事叫停说：“她是临时工，这次抽奖没她的份。”
他们哭过，怨愤过，但没有退路，只能在泥泞中继续摸爬。几年或十几年后，他们终于带着一身泥浆爬出来，过上有别于父辈的更高质量的生活。
一对出身贫寒的情侣，大学毕业两年后贷款在农场买了房子，虽然只有60平米，在顶楼七楼，但装修完毕的那天，女孩高兴得一塌糊涂：“我俩去新家，把屋里擦干净。他出去买东西，我在地板上打滚，阳光照在地板上，好像跟着我一起打滚，那种感觉太幸福了。”
尽管生活还很艰难，很多人开始反哺家庭，甚至反哺社会。他们中没有“成功人士”，但每个人都很了不起。
教育能否改变命运？接受高等教育的贫困生命运如何？绥化学院的寒门学子已经给出回应：教育一直是改变个人命运、家庭命运甚至民族命运的最好投资！
和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样，教育作为贫困家庭的投资，很难机会均等。一些多子女家庭，只有男孩和最聪明的女孩才被家长选择上高中和大学。在国家脱贫攻坚的大背景下，这种状况已经得到改善，上学机会不再被家长选择，而是被中高考选择，2017届毕业生告诉我，她和两个妹妹都上了大学，她们在中小学都有贫困补助。
从2000届到2020届，梳理贫困生采访札记，我还看见21年间的巨大变化。
有位班长曾经告诉我，班级评选贫困生的时候，有个女生低着头走到前面，大概一分钟时间什么都没说，后来哇的一声哭了。室友走到前面，把她扶回座位。那次同学投票，她票数最多。快毕业的时候听说，她才出生二十几天，妈妈就离开家再没回来。
这种不堪，这种贫困生评选方式已经成为历史。当众诉苦互相比困，已被教育部2016年叫停。此后的贫困生评定，开始尊重个体感受，公示内容不得涉及个人及家庭隐私。学生提交证明材料后，填写申请表和承诺书发到微信群，班级同学投票表决。
以往，信息闭塞，勤工俭学方式单一，想做家教得举着牌子到大街上站岗。网络普及后，校内兼职QQ群、微信群信息很多，贫困生更愿意选择与专业相关的兼职，为求职积攒履历。
以往，去大城市找工作的前期费用让很多人止步，老家附近的稳定工作是贫困生的首选。进入全媒体时代，贫困生的视野和格局正在逐渐打开，自主创业、自由职业已经被90后接受。
写这篇后记的时候，绥化的春天刚刚开始，有人管护的草坪草已经齐刷刷长出来，在山坡的阴面，在城市的背阴处还有少量残雪。但只要走近些，再走近些，便能看见残雪中顶着枯叶站起来的一棵棵小草，春天来了，它们都在拼命地站起来。
这些寒门学子就像这些残雪下的春草，他们可能迟到，但从未缺席过春天！
作者张爱玲，笔名艾岺
用脚走出来一本书
刚回母校那两年，我领的是助教工资和讲师津贴，但幸福指数超级高，有个同事告诉我，每次起身去上课我都情不自禁地笑。大学毕业后兜兜转转十八年，在我38岁的时候终于找到职业幸福感。
那时，中文系的写作课刚刚评上省级精品课，特色之一就是作家执教，邢海珍、王立宪、任雅玲、林超然、高方在黑龙江文坛都小有名气，他们带出来的文学青年开始跻身作家行列。我这个写作教研室新丁，在这个团队里备受呵护，雅玲提供了她的电子教案，超然帮我改过论文，高方嘱咐大家做课题必须带着我。
在自己的母校，跟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做喜欢的事，还有什么比这更幸福的职业吗？肯定没有。只有恶补学历跟英语较劲，或者为论文绞尽脑汁，才稍稍拉低我的幸福指数。
很多人羡慕高校老师不用坐班，还有寒暑假，其实我们只是换了工作地点。就算是法定假日，早八点我也开始工作了，读书，备课，写论文，批阅学生作品，经常加夜班。
这样忙了七八年，顺利晋升副教授，学生作品见诸报刊，文盲老娘姜淑梅成了作家“传奇奶奶”，我自己倒没什么作品。
娘说：“写了那么多年，你才出版三本书，我很快就撵上你了。”还说：“都说你写得好，写得好你的书咋不加印呢？”
被高龄学生打脸，我哭笑不得。我必须用作品向娘证明，老师就是老师，会教更会写，问题是写什么，我随手翻了翻日记。
我发现写作课特别神奇，在我敞开心扉走向学生的时候，他们也打开心扉走向我，借助文字我们曾经彼此照亮。那些年的日记里，埋藏着大量的写作素材。
2016年出版的《咱们学生》就是我的教学笔记，即将成书的时候觉得里面缺少贫困生系列，便在QQ和微博上做了贫困生微调查。收到的反馈林林总总，我发现这是个大课题，是应该用脚走出来的另外一本书。
2017年初，我在微信、微博和QQ上发布了《贫困生调查说明》寻找毕业生，同事、朋友、学生纷纷转发，他们还帮我联系到自己的学生或同学。
在时间跨度上，我选择了2000年以后的毕业生。这个时间节点，高校毕业生包分配制度全面停止，教育产业化已经破冰。在教育经费严重不足的背景下，这场围绕创收、经营、转制、收费等问题进行的变革是单纯财政视角的教育改革，增长和效率是主要目的。
各种“增长”和“效率”确实肉眼可见。高校扩招1999年启动，毛入学率从扩招前的9.8%一路走高，2002年达到15%，2019年达到51.6%，高等教育完成从精英化到大众化、普及化的三级跳。大学学费也一路攀升，1997年-2000年年均增长32.67%，到2000年全国普通高校年生均学费已达5000元左右。在基础教育领域，课外培训机构遍地开花，“小升初”“幼升小”择校竞争激烈，学区房房价飙升。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的教育内卷始于2000年。
教育产业化让基础教育阶层化，对贫困生影响巨大，参加课外培训，进名校读书的总是别人家的孩子。高等教育的学生分层，是基础教育学生分层的累积和延续，考入绥化学院这类地方高校，他们已经拼尽全力。
在地理跨度上，我以留在黑龙江工作的毕业生为主。2017年暑假，我选择了西部、中部、东部等多条省内线路，采访了几十位当年的贫困生。黑龙江以外的毕业生采访，多是出差或者陪老娘参加活动的间隙进行的，个别采访线上完成，接受访谈的师生超过两百人。
最初，我不知道如何呈现内容，采访完第二个人就明确了，由受访者自述，可以避免信息流失。我愿意隐身在文字背后，做那些声音的记录者、传达者。众多的声音汇集起来，才能构成寒门学子的集体发声。
初稿2017年9月完成，因种种原因未能出版。《读库》《杭州日报》《农民日报》先后刊发部分内容，引发一些关注和讨论。
时隔五年，我对所有当事人做了追踪采访，很多故事有了续集或反转，个别故事甚至另起炉灶。2022年除夕夜，我的线上采访一度被窗外的鞭炮声骚扰，我从北卧室躲到南卧室，最后躲进夹在它们中间的卫生间，鞭炮声终于弱了，采访可以继续。
感谢每一个勇敢的你
感谢每一个讲述者，谢谢你的勇敢！
你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在校时的贫困生，贫困的话题太敏感，没有几个当事人愿意主动提及。听你讲述疼痛的时候，我经常纠结：还要不要问下去？
作为写作者，我喜欢你的故事，书房里的作家编排不出那些细节。
作为老师，看着你重新揭开伤疤，特别心疼。每个人的成长都伴随着疼痛，但因为家庭、地域、教育背景等原因，你的伤疤更深或者更隐秘。
感谢每一个讲述者，谢谢你的信任！
在欺诈五花八门的今天，还有什么比信任更珍贵吗？你的信任让我的采访思路越来越清晰，也让我走向你们的脚步更坚定。
采访的时候，我没有录音，我想更认真更努力地倾听，只记录一些细节和关键词。初稿写完我都发给你们，有些故事和细节我们反复沟通几易其稿，应该说，这本书是我们共同完成的作品。
有些人愿意向我倾诉，但不希望出现在书里。有些故事稍显重复，整理书稿时忍痛割爱。我同样感谢你的坦诚和信任，那些初稿和修改稿，已经作为我们之间的秘密封存。
走出书房走近你们的过程，也是我接受洗礼的过程。我经常设想：如果换了我，遇到你们的困境会怎么样。我经常发现：我未必有你们做得好，你们教会我很多东西。
走出书房的另一个收获，是重新发现故事。老娘姜淑梅成名后，我多次陪她回山东老家采集故事，用她的话说是“上货”，我以为好故事都发生在她经历过的乱时候和穷时候。做了这个选题就知道，好故事一直有，就看你是不是愿意走进生活现场。
感谢每一个讲述者，谢谢你的盛情！
原本素不相识的你，一个小女生，半夜开车到火车站，只为迎候凌晨两点到站的我。
我去农场采访你，你召集了一群校友，提起大学往事，说到某位老师你的眼里竟有了泪花。
你俩都是我的学生，我们从白天聊到晚上，过了晚上10点我开始看表，你说：“老师不用看表了，今天晚上必须住我家。”我收拾东西的工夫，一盆洗脚水直接放到我脚下，你说：“水温正合适，房间早就准备好了。”
原本素不相识的你带着妻子接站，黄昏的时候，我们顶雨去了黑龙江边，小雨稀疏，江色苍茫，江边的空气干干净净，你说：“老师，听过你的演讲《没伞的孩子》，今天咱们一起做没伞的孩子吧。”你知道吗？我好长时间没有淋过雨了，那场小雨让我瞬间觉得，你和你妻子好像在我的课堂上停留过。
祝福每一个勇敢的你！
祝福每一个贫困生！
祝福每一个学子！
如果不能前程似锦，那就俯下身去铺设自己的前程，你蹚出来的每一步都是未来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