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这个数码时代，我们所面临的真正的权力或者暴力是什么呢？”：重访六十年代（之四）
我现在要先引申出一个最基本的点，就是关于60年代，关于这场革命，我们不说它事实上是一个浴火重生的凤凰的话，我们至少说它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丰厚的文化遗腹子。罗兰巴特、鲍德里亚、拉康、德里达、福柯。那么实际上我们今天的人文社会科学已经不可避免的被转型、被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改变了它的面貌、改变了它基本的思考路径和参数，而几乎所有的后结构主义思想者无一例外都是当年学生运动的参与者，而且无一例外地，他们的思想、他们的学术、他们的著作都是这场运动的精神遗产。同亲历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的受难者很少有人愿意向人们讲述集中营的苦难一样，经历了60年代的学潮、风暴、社会震荡而成长起来的思想家很少直接指出他们的精神渊源，大概鲍德里亚是唯一一个例外，其他人并不直接讲述他们的精神资源。但是如果我们阅读他们的著作，当然题外话就是大家不要把法国理论家的确实很难读的著作神圣化，神圣化的结果只能使它更不可理解。如果你们意识到这些难懂的著作是因两个原因而难懂，一个原因是他们自觉努力的结果，为什么说他们自觉努力的结果？因为就是在1968年“五月风暴”失败以后，罗兰巴特发表了他那个著名的宣言：“如果我们不能颠覆现实秩序，就让我们来颠覆语言秩序吧！透明的、流畅的、逻辑的、连贯的、耳熟能详的表述只能负载常识，只能负载主流，一个颠覆性的语言秩序同时是一个挑战的姿态，同时是一个文化变革的可能。”
而另外一个原因我们觉得它非常难懂，是因为我们不能分享或者我们被剥夺了可能去分享他们的理论试图去面对的真实的问题。比如说，整个20世纪的灾难，请大家注意20世纪的革命酿造了不少灾难，但20世纪的革命却是20世纪灾难的回应和结果。因为早在革命全面爆发之前，20世纪爆发了人类历史上到现在为止，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上帝佛陀阿拉都保佑我们不要有后来者的世界大战。20世纪的世界大战刷新了人类文明史上的全部记录，关于人类自相残杀的记录，关于使用最新的科技发明成果、使用最有效率的方法去灭绝自己同类的记录。20世纪的革命、20世纪的变革、20世纪后半叶的风云激荡正在于人们试图回应这种巨型的人类灾难，尝试寻找另外的可能性，而我们没找到。革命成了另一种灾难的记录，但所有20世纪伟大的思想家都在尝试用他们也许并不坚实的肩膀去背负这份沉重的历史债务，去回应这份沉重的历史债务。
大家已经意识到了，关于60年代我想带给大家几个基本的参数，第一个参数是第三世界。而第三世界的参数又引申出另外一个有趣的参数，就是20世纪的革命几乎都是都市革命，都是以都市、现代大学、现代都市空间、人群的聚集，高度组织、高度认同的人群的革命为主要标示。
但正是60年代的学生运动所凸显出来的、所显隐出来的第三世界的参数让我们意识到其实60年代的革命同时提示着一个被整个现代化进程所遗忘、所抹除、所抛弃的一个重要的参数，就是乡村，所谓前现代的所在。实际上我们刚才讲到60年代的灵感来源和力来源，那么不要忘记，中国革命的模式叫做“农村包围城市”，中国革命就其本质来说是一场农民革命，那么古巴革命叫做“游击中心论”或者叫“马埃斯特腊山模式”，其实是“农村包围城市”的一种变奏形式。那么它重新带来一个这样的论述，即马克思主义论述当中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薄弱环节及其薄弱环节可能成为变革世界的力量所在。第三世界乡村，被遗忘的乡村世界，这是第二个参数。
而第三个参数是媒介。当我们说B-52效应的时候，当我们说切格瓦拉效应的时候，其实我们说的是一种媒介效应。当时的年轻人举着切格瓦拉的画像走上街头的时候，他们未必了解切格瓦拉的理想，甚至未必了解切格瓦拉的作为，其实感召他们的是那张风华绝代的形象。但我们要思考的是从60年代电视媒介开始，我们今天正面临着一个全新的、甚至有可能是全球文化乃至文明的转折点，就是数码媒介的全面入主。在这儿提一句，2012年奥斯卡颁奖仪式上一个最重要的角色消失了，就是柯达公司，这意味着胶片电影的时代终结了，数码电影的时代到来了。也意味着电影独一无二的介质被改变了，也意味着数码一统天下收取了一个重要的媒介叙述艺术的领域。早在之前ipad已经整体地改变了传播、交流的平台和媒介手段。
那么从60年代的电视时代到今天的全方位数码时代，或者叫ipad时代，或者叫screen时代、屏幕时代，60年代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要去反思、去反身追问60年代B-52效应引发了全球的反战、反美、改造这个世界、点燃朝霞的热浪，成千上万最优秀的人们前赴后继地投入到改造世界的努力，而今天我们面对着附着在美军轰炸机上的，附着在美军导弹上的针孔镜头所拍摄的整个高度景观化的战争，我们还有没有一点可能，去反身指认被炮火所摧毁的被占领地区的人们？有没有可以反身反转全球媒体的逻辑，去指认不仅是媒体的暴行，而且是被媒体所遮蔽了的或者是由媒体直接执行的暴行？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明白我的意思，我们不能光说媒体是暴力的，媒体是加固于强势的。但很多时候，很多暴行就是由媒体直接执行的，或者媒体直接建构的，比如对切格瓦拉的全球陈尸和展示。其实21世纪我们已经经历了3次全球式的陈尸，但是这3次陈尸似乎没在整个世界引起任何的异动和反应，这3次陈尸，一次是胡狼卡洛斯被杀，全球媒体同步报道陈尸。第二次是萨达姆被杀，苹果手机实况转播。第三次是卡扎菲在街道上被群殴致死，全程转播，全世界没有任何的不同反应。没有任何人对媒体以这样的方式呈现的暴行，以及这个暴行之后的种种暴行加以批评和指责。请大家不要误解，我也没有想引导大家去同情和认同这三个死者，我只是说对我来说，通过全球媒体实况转播对某些政治领袖的，尤其是卡扎菲这一例当中的屠杀暴行本身是极不道德的，对极端暴力的行为没有任何说不的声音。
如果我再多说几句，大家也许不知道利比亚曾经是全世界公共福利最好的国家之一，曾经是有最多的公共政策服务于各种各样不同部落的原始民族的不同的文化需求、社会需求和生存需求。那么卡扎菲真正的罪行是什么呢？是石油国有化，将石油国有化损害了谁的利益呢？损害了昔日宗主国的利益。大家说：戴老师，你想站在阿拉伯之春的对立面吗？我不想站在阿拉伯之春的对立面，因为阿拉伯之春本身是一个西方国家的命名。它把发生在不同的非洲国家、阿拉伯国家的不同的民众的运动一以贯之，完全取消了它们的差异性。那么至少著名的非洲学者，来自非洲的学者，研究非洲的学者告诉我们，比如发生在利比亚的和发生在埃及的是完全不同性质的民众运动和民众抗争。请问，我们知道吗？我们曾经关心吗？我们曾经质询过吗？这才是我所说的更大的媒体暴力。曾经我们了解在非洲、在拉丁美洲、在亚洲每一个地方的人们反抗，我们曾经了解每一次世界性的变革，而今天据我的有限了解，我们几乎可以在主流媒体上找到所有这些消息，当然占据着极端不引人注目的位置。那么这是媒体的选择，但更重要的是，我们作为读者，作为接受者，作为使用者，我们还有过这样的意识吗，还有过这样的关注吗？我们还曾经有没有意识到过我们在今天这个数码时代所面临的真正的权力或者暴力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