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立乎其大：汤一介先生的哲学人生

一个目光深远的提问者，思想的根须必定深植于自己的时代，而其追问的方向则指向未来时代的开启。这正是汤先生新著的醒目标题——《瞩望新轴心时代：在新世纪的哲学思考》给我的深刻印象。

一、学贵乎专

虽然幼承庭训，家学渊源，但汤先生的学术生涯却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才真正开始的。那个时候，先生已年逾五旬。1981年春，汤先生在北大开“魏晋时期的玄学和佛教、道教”，课堂的盛况，当时在座的学生在很多年后，还记忆犹新。在被各种教条禁锢多年之后，汤先生的学术热情终于得到了抒发。

学贵专门。没有专深的学术研究，也就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思想的创造。汤先生的专门之学，主要体现在《郭象与魏晋玄学》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这两部著作当中。这两部著作，不仅开一时风气，也对后来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魏晋玄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在汤用彤先生《魏晋玄学论稿》以后，早已成为学界的共识。汤先生的《郭象与魏晋玄学》，则是魏晋玄学研究的又一个里程碑。在这部著作当中，汤先生对魏晋玄学的产生、魏晋玄学的发展历程等问题，都提出了全面周详的见解。而其中对郭象哲学的概括和阐发，更在多方面发前人所未发。试举一例。在解释郭象的“自生”这一概念时，汤先生的分析极具哲学的深度：

“自生”：事物根据其“自性”而存在，而其“自性”只能是“自生”的；如其“自性”不是“自生”的，则是其他事物所给予的，推求下去势必又得承认有造物主或本体之无。所以“自生”这一概念在郭象的哲学体系中非常重要，他在《庄子注》中反复说明这一点。从我们上面所构造的图表中看，“自生”这一概念可以说是郭象哲学体系的中心环节，它把“自性”和“独化”两概念联系起来。在《庄子序》中提出的郭象注《庄子》的基本思想“上知造物无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正好说明这一点。“自生”这一概念在郭象的《庄子注》中大体上有三个相互联系的涵义：“自生”意谓“非他生”，“自生”意谓“非有故”，“自生”意谓“非有因”。

内在于郭象哲学的整体结构，以“自生”为核心，将“自性”与“独化”等结构性概念关联在一起。以深细的文献阅读为基础，揭示出“自生”的三个相互联系的涵义。堪称不易之论。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一书，是根据“早期道教史”这门课的讲稿撰写而成的。在对早期道教的发展史做了全面系统的梳理的同时，也提出了对宗教在人类社会生活当中的意义的理解。这部著作，成为九十年代道教研究热潮的先导。

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不仅需要有扎实的哲学分析的基础，还要有相当的文献学功底。汤先生在文献学方面的功力，从“读《世说新语》札记”这篇“小”文章中，可见一斑。《世说新语·文学篇》里记载：“王丞相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然宛转关生，无所不入。”过往的思想史研究，一般以此证明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和《养生论》在东晋的影响。其中的《言尽意论》，是欧阳建所作，文章旨在消解玄学的方法论基础。这篇文章与《声无哀乐》、《养生》两篇魏晋玄学的代表作归在一处，且能“宛转关生，无所不入”，着实令人费解。汤先生通过细致的文献索检，找到了一条重要的异文，其中的《言尽意》作《言不尽意》。而《言不尽意》正是嵇康已佚的名篇。这样一来，王丞相过江左，说的就都是嵇康的思想，道理之间能“宛转关生”也就是毋庸置疑了。此文不过千把字，解决的却是思想史上的大问题。

二、思贵乎大

从青年时代起，汤先生就确立了成为哲学家的志向。但因为特定的历史原因，这条哲学之路异常曲折。自由对于思想的重要性，汤先生有切身的感受：“哲学家从事哲学工作要有条件，首先你要能够自由思想，自由创造。不能自由思想，不能自由创造，哲学就成了死的哲学。自由是一种创造力，没有自由，你的创造力也就没了。”

汤先生1951年毕业以后，在北京市委党校讲授党史。1956年回北京大学，开始在哲学系任教。其间也发表了很多文章。但汤先生后来自己反省说：那些文章，“今天看起来，都是很可笑的文章。”因为那个时代，哲学研究主要受苏联教科书的影响。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汤先生才开始有了自己的思想创造的努力。1981年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上的“论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体系诸问题”，即是这一努力的具体体现。

1983年，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第十七届世界哲学大会。这次大会特设了中国哲学的讨论组，这在之前是从未有过的。汤先生在大会上提交了“关于儒家思想第三期发展可能性的探讨”的论文。据刘述先先生回忆，汤先生的发言赢得了经久的掌声。在这次发言中，汤先生指出：中国哲学的特质体现为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和情景合一。天人合一讨论的是真的问题，知行合一讨论的是善的问题，而情景合一则在讨论美的问题。这次会议的发言稿，后来在国内以“论中国传统哲学的真善美问题”为题发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随后的“再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真善美问题”一文中，汤先生指出了孔子、老子和庄子对待真、善、美问题的不同，即孔子：真→美→善，老子：美→善→真，庄子：善→真→美。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不同的价值取向之间应多元并存的主张。

内在超越问题是汤先生当时关注的另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余英时先生的启发。汤先生认为：内在超越依靠内在的心性修养，从而超越自我、超越世俗环境，不儒要靠外力的帮助；而外在超越则强调外在的标准。前者容易导致人治的社会，而后者则利于法治的建立。从这一思考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汤先生的时代关切。而透过这一充满时代关切的思考，汤先生把目光投向了一种更高的哲学可能性：能否将以内在超越为特征的哲学与以外在超越为特征的哲学，在某个更高的层次上统一起来。时代的关切和焦虑始终内在于汤先生的哲学思考，但这些思考又总是能超越当下的时代，指向未来的文化和思想建设。

1993年塞缪尔·亨廷顿发表了“文明的冲突”，引起广泛的关注和影响。汤先生于次年撰写了“评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一文，批评了以亨廷顿为代表的美国“霸权主义”。汤先生主张文明之间的多元共存，而且明确指出中国哲学，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能为文明的共存提供有力的思想资源。正是基于此种对文化问题的关切，汤先生开始思考“新的轴心时代”是否可能的问题。

在对“新的轴心时代”的瞩望中，普遍价值问题成为汤先生思考的重心。对于普遍价值的问题，汤先生指出：“我们反对普遍主义，是不是就要否定文化中有普遍价值？”汤先生认为，普遍主义“把某种思想观念（命题）认定为是绝对的、普遍的，是没有例外的，而其他民族的文化思想观念（命题）是没有普遍价值甚至是没有价值的”。而普遍价值则是“在不同民族文化之中可以有某些相同或相近的价值观念，而这些相同或相近的价值观念具有普遍价值的意义，它可以为不同民族普遍地接受，而且这些具有普遍价值意义的观念又往往寓于特殊的不同民族文化的价值观念之中。”汤先生举例说，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各民族共有的理念。再比如，儒家的仁、基督教的博爱和佛教的慈悲，“虽然形式不同，出发点不同，甚至理路中也有差异，但却都具有普遍价值的意义”。

三、见贵乎远

“中国解释学”概念的提出和对《儒藏》编纂工作的推动，是汤先生近年来关注最多的事情，也引起了各方面的争议。

“中国解释学”问题，是汤先生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时提出的。汤先生认为，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无论哪一个学科都要用到解释学的方法。而西方解释学传统的建立，是与圣经的解释密不可分的。中国有漫长的经学传统，经典解释的具体实践如此丰富，那么，能否从中国的经典解释实践中，发掘出真正的解释学理论呢？在我看来，汤先生对“中国解释学”的强调，指向的是中国文化主体性的确立。对中国的经典解释实践做哲学上的总结，不仅有方法论的意义，也为中国哲学的理论形态的正当性（或自足性）做了强有力的辩护。此外，中西之间解释学路径的差异，绝不仅仅意味着对待文本的态度的不同，也从根本上体现出了不同的对待他者的态度。也许，距离系统的“中国解释学”的建立，还有很漫长的道路。但这个概念的提出，对于近年来蓬勃兴起的经学研究已经有了重要的意义。当代中国的经学研究，如何才能有效地指向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和思想的建设，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而“中国解释学”至少在方法和理论形态上，为当代的经学研究赋予了哲学的涵义。

《儒藏》的编纂，是汤先生近年的心力所在。从提出编纂《儒藏》的建议开始，汤先生就受到了很大的质疑。《儒藏》是古籍整理编纂的项目。过去几十年来，大部分重要的儒家经典都已经有了重新整理编辑的点校本。在这个前提下，还有编纂《儒藏》的必要吗？首先，佛教和道教都有了经典的集成，即《佛藏》和《道藏》，而儒家的经典仍然处在零散的状态，缺少一个权威的校点本的经典集成；其次，有很大一部分的儒家重要经典的整理点校本，所选底本和校勘标点都存在相当多的问题。汤先生说：“我做《儒藏》就是做实用的、大家都可以用的，而且是做一个比较规范的本子出来。……我希望让我们的《儒藏》成为全世界最权威的范本。”十年过去了，《儒藏》精华编已初具规模。

看着书柜里的数十册《儒藏》，敬意油然生起。夕阳下那一排排蓝色书脊，道出这位年近九旬的长者的坚持。所有的质疑都该消散了吧。“吾尝闻大勇于夫子”，先生之勇，庶几近之。

四、人贵乎定

汤先生给我的印象，始终是平淡雍容的，这与乐先生的爽直活泼恰好互补。两位老人相伴相携走过了六十多年的岁月，在今天这样的世界，算得上传奇了。

我毕业后，留校任教。与两位先生见面的机会多。在平常的接触中，能看到他们伉俪情深之外，又多了一份彼此的敬意。乐先生说话直言不讳，对先生也偶有批评。但即使是这样的场合，也能从中看到由衷的欣赏。乐先生做比较文学研究，思想活跃。我不知道汤先生的哲学思考里，是否有乐先生的某些影响或激发。但我相信，在汤先生的哲学人生里，哲学与文学的对话，一定是其不可或缺的部分。

汤先生身上的平淡雍容之气似乎是与生俱来的。我从1995年跟随先生攻读博士学位，至今已近二十年。从未见过先生动怒。《中国儒学史》的出版工作因一位师兄未及时交稿而一推再推，先生便向我要了那位师兄的电话。我不得不给，但又着实替他捏了把汗。几天后见到先生，问及此事。先生说：“我打电话给他，说两周内不交稿，就不要再说是我的学生了。”汤先生说这话时，笑得很开心。我能想象那位师兄的惶恐。在先生那儿，这已经是最重的话了。而且我知道先生并不是当真的。一周后，我收到了迟到的书稿。

先生的人生道路上，有过太多的风雨。孟子讲“不动心”，程颢论“定性”，在先生宠辱不惊的镇定当中，都可以略见仿佛。《儒藏》精华编正陆续出版，已蔚为大观。汤先生又将目光投向了《儒藏》大全编的编纂规划。先生平和的目光里透露出来的坚定，让我坚信，先生一定能够推动着这项不朽的事业，不断地前行。

（作者：杨立华（北京大学哲学系） 原载于《传记文学》2014年第7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