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与象征：九十年代文化英雄的建构 ——以陈寅恪、顾准为中心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社会浮现的“文化英雄”中，陈寅恪和顾准无疑是获得最多荣誉，同时也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以此二人为轴点，可以推衍出两个“文化英雄”的系列：
系列一：陈寅恪、王国维、吴宓、钱钟书、钱穆、辜鸿铭等。
系列二：顾准、老舍、林昭、遇罗克、李九莲等。
陈寅恪系列与顾准系列的特殊性在于：与以前／同时的文化英雄如崔健、王朔、张艺谋乃至余秋雨、张承志不同，他们作为一种焦点和资源被关注、引述、崇奉，与其专业身份及自身成就缺乏直接的关连。陈寅恪作为一位卓越的历史学家，正如有人质疑的那样，他的走红并非基于大众对其学问的了解和热爱：“先生在五、六十年代之大陆学界本非显赫之人，先生之学并非显赫之学，为何区区一部传记竟使先生英名在身后近三十年之今日大噪？且后辈还注意到，眼下言必称先生者往往不是史学中人，也不知先生‘以诗证史’之治学法，更未读过先生之晚年名著《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到底是什么导致当下学界对传记如此激动且轰动呢？”[1]同样，顾准的经济学与政治学思考并不是他声誉的主要来源，顾准的推崇者明白提出：“中国知识界知道顾准为何人的本来就不多，这倒并不要紧。因为顾准的著作毕竟属于特定的学术领域。”[2]也就是说，顾准的学问不懂没关系，要学习的是顾准的姿态。
以陈寅恪、吴宓、钱钟书为代表的一些解放前即已成名的学者，在沉寂了四十年后，自八十年代末被提起，到九十年代初得到学术界的重新定位和尊崇，再到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成为大众歌颂的文化偶像，中间明显经历了多重意义的转换。顾准则是作为另一种代表（解放后由虔诚的革命者转化为叛逆的思想者）被“发现”的。从专门研究者的解读，到知识界的认同，再到一般大众的接受，这些形象符号从被压抑的学术权威，变成有独立意志的逃离者，再变成有叛逆精神的反抗者，完成了一种被重新塑造的过程。他们在一个如此繁复的层面上被接受，以至于其中求索与炒作、信仰和争夺、传承和利用，极为复杂地编织在一起，构成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对“知识精英”的想象性图景。
“重估八十年代学风”
1988年12月，大陆迄今为止印刷最精美的大型文化刊物《中国文化》创刊，刘梦溪主编。在创刊词中，编者称：“本刊确认文化比政治更永久，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只求其是，不标其异”，接着引钱钟书语：“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复引陈寅恪语：“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里借用陈、钱的话，明显标示着对八十年代的浮躁学风和西化思潮的反思，一种带有文化保守主义色彩的学术传统在中国重新登场。
《中国文化》的主要内容是对“文化”本身的研究，在为数不多的关于学者的研究文章中，以陈寅恪和他的同道——清末至民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为对象的占了多数，如第二期（1990年6月）刊登了《陈寅恪读高僧传批语辑录》，第三期（1990年12期）有主编刘梦溪撰写的《以诗证史 借传修史 史蕴诗心——陈寅恪撰写〈柳如是别传〉的学术精神和文化意蕴及文体意义》，第四期（1991年8月）又有刘梦溪的《“有教无类”——论陈寅恪先生的种族与文化观点》，第五期（1992年4月）有李锦绣的《读陈寅恪〈读史札记·新唐书之部〉》，对陈寅恪的研究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有意识的重点[3]。
同样折射出这一信息的还有在大陆知识界有着巨大影响力的《读书》。经过1989年后的一段沉寂，《读书》1992年第10期发表张隆溪《自成一家风骨——读钱钟书著作的特点兼论系统与片断思想的价值》，呼应了对学术传统承传的关注，类似的文章还有1994年第2期的朱新华《〈陈寅恪诗集〉识小录》，1994年第8期周一良《义宁学说之精髓》，1997年第3期金克木《陈寅恪遗札后记》。陈寅恪等被定义成一种大陆学术界久已遗忘的学术传统的象征，为九十年代知识分子的定位和转向提供了一个似旧实新的参照系。知识分子借此开始重新思考其自身的定义。
1991年11月，由陈平原、王守常、汪晖主编的《学人》第一辑的出版，喻示着中国学界在风波的阵痛后学术转型的开始。《学人》第一辑作为头题发表的“学术史研究笔谈”，参与者包括陈平原、王守常、葛兆光、刘东、梁治平等人，被认为是《学人》的“代宣言”。大多数发言者将八十、九十年代的学术转型直接与以王国维、陈寅恪、吴宓等人为代表的二、三十年代中国学术类比，总结出“‘传统’与‘变革’、‘规范’与‘失范’交替出现的周期性”这样的命题，如陈平原认为：“二十年代下半期到三十年代上半期，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黄金时代；这十年的学术秩序和学术规范，是对‘五四’时期学界‘杂乱’的合理反拨。”而重建学术秩序和学术规范的设想，正是以对陈寅恪等学术大师的标举为前导的，如指出陈寅恪等“本身就足以成为学术史上的重镇，成为学术史研究的对象”，因为“不研究学术史，就不知道自己的家底，昌明些什么无从着落，融会些什么，怎样融会自然也说不上”（钱文忠），“以确立规范为己任”“有三十年代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的学术风范可以为楷模”（梁治平），这也就是略有异议的刘东总结的：“过去十年的学风最主要的毛病就在于‘空疏’；而这随即就使诸君怀念起所谓‘国学大师’的‘扎实’来，并且成了大家急于要撇开‘学’而恢复‘术’的基本理由。”这正是后来有人指出的：“《学人》诸君以学术史笔谈导其先，力图扭转80年代的思想史主导局面，指向是90年代需以学术取代80年代的专骛奇想。”[4]
《学人》重建学术规范的努力受到的批评，主要是指其正好与官方提出的“弘扬传统文化”的口号同步，有将学术与思想对立，转移知识分子注意力的“合谋”之嫌，“把无奈的选择改变成了主动的抉择，把逃避与拒绝混为一谈”[5]。这种责难的是非姑且不去讨论，但是《学人》自身并非只是关注“纯学术”，对学术史的梳理以调整八十年代学风的面貌出现，似乎是学术界的自我运作，但背后却指向八九后知识分子对职能上自我定位和参与政治方式的反思，是由“学术史研究”引发“思想史讨论”的策略。两年后，陈平原在《东方》创刊号发表《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命运及其选择》，明白地表达了当时强调学术史研究尤其是学者研究的动机，主要是要“重建学术自信”，“89后的沉寂不全因政治氛围，更多的是学者的自我调整和自我放逐”，他提到：1990、1991年，大陆学人们关心的是“激进主义／保守主义”的对立，在北京知识界流行的是哈维尔的《无权者的权力》，一批同人思考的结论是主张政学分途，“在政治和学术之间，注重学术；在官学和私学之间，张扬私学；在雅文化和俗文化之间，坚持雅文化”。《学人》的创办和一系列学术研究是要“借学术史研究正本清源，重新高扬‘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旗帜”。学术界的自我规范来源于对八十年代学风的批判性思考，也同样回应着九十年代初的意识形态高压。徐友渔曾将八十年代出现的思潮概括为：“1、国学的复兴。2、马克思主义向人性的复归。3、科学精神和方法的弘扬。4、社会科学新思潮和观点的引介。5、人文精神的阐释。”他认为经历90年代转型后，还在继续推进的是第1种：“国学研究还有几分底气”，同时他指出，90年代“意识形态出现了一些空白需要填补”，因此所谓“国学复兴”，用学术规范替代主流意识形态的其实十分明显。[6]
因此，《学人》关注的不只是前辈学者在学术史上的意义，他们的思想史地位也是一个描述的重点。这一点，在主编之一陈平原于《学人》创刊号上的笔谈已经透出端倪：
在学术流派的形成、概念术语的衍变、学科的崛起、方法的更新以及名著的产生之外，还必须考察作为治学主体的学者之人格。“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固然值得大力褒扬；可由于特殊思想背景造成的学者落寞的神色徘徊的身影以及一代学术的困惑与失落，同样也值得研究。这种讲究，不乏思想史意义。
他将对学者个人的研究定义为“邀请其参与当代中国的文化学术建设”，因为这些学者“独具的魅力”“既源于其学术成就，更来自其精神境界——这是较好地体现了古与今、中与西、学术与思想、求是与致用的一代”[7]。所以《学人》上发表的文章，既有《陈寅恪先生之史法与史识》（卢向前，第三辑）、《陈寅恪史学的渊源和史学思想述略稿》（王永兴，第十辑）这样的述学文字，也不乏《吴宓与〈学衡〉文化保守主义》（吴方，第四辑）、《王国维自沉的文化芬芳》（李劼，第八辑）等探讨学者思想与命运的笔触[8]。
与之相关的是1993年创刊的《东方》开展了为时颇长的关于知识分子定位的讨论，如1994年第1期刊载的《渴望堕落——谈知识分子的“痞子化”倾向》，指责知识分子甘当“痞子”，在世俗生活中逐渐堕落，但作者同时认为“痞子”与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形似神不似”，实际上是从传统上否定“痞子”的合法性。这篇文章引发接连两期专题讨论，实际上已经开了“人文精神讨论”的先河。但《东方》上的文章往往更强调现实状态与前辈学人的比较，某种程度上是延续了《学人》的思路（它的许多作者就是《学人》的撰稿人），如刘东《北大学统与“五四”传统——历史的另一种可能性》，即通过检讨学术史，设想历史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提倡“一种自由讨论的学术氛围，以及知识分子在此氛围中对于学理的自由追求”。[9]
“被象征化或符号化”
如何把握学术独立与政治关怀之间的关系，是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一道挥之不去的难题，九十年代更成为知识界必须面对的挑战。对于亟欲找寻反思资源的中国知识界，陈寅恪等的重新浮出海面适逢其会，陈寅恪、吴宓、王国维等人立即被定义为与“政治”相对立的“学术”的符号，从他们的生命历程和价值选择中，似乎足可探寻到与巨大现实压力相对抗的精神支柱和合法依据。
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大致按时间分为两个层面。1993年以前，讨论主要集中在文化层面，一个明显的特征是：这一阶段陈寅恪、吴宓、王国维、钱钟书是放在一起讨论的。对于王国维，论者关注的是他自沉“殉文化”的一面，以及陈、吴对他的宾服（刘梦溪《吴宓眼中的王国维之死》，《读书》1992年第12期）；对于钱钟书，备受赞誉的是他“逃名如逃役”的品格（吴忠匡《记钱钟书先生》，《中国文化》第一期）。对于陈、吴，话题也集中在他们的文化保守态度，他们以学贯中西的大师身份作出的文化选择，典型的表述如刘梦溪《“西中体用资循诱”——谈陈寅恪先生的文化态度》（《读书》1990年第10期）所引用的陈寅恪原话：“在我辈个人如寅恪者，决不从时俗为转移。”讨论文章主要在《中国文化》和《读书》两种杂志上发表。[10]
分别于1992、1993年出版的两本书《吴宓与陈寅恪》和《陈寅恪诗集》成了将这两位学者进一步推向政治化和通俗化的契机。1993年，在知识界影响力达到巅峰的《读书》以几乎每期一篇的速度推出陈、吴著作的书评，其间还形成了一个小小的争论，即文人究竟有无“自由”（陈寅恪诗：“最是文人不自由”），“文人议政”当与不当（参见葛兆光、吕澎文章）。[11]之后关于陈、吴的讨论基本脱离了学术，而转向了政治和社会层面。1994年“人文精神讨论”中出现的一个命题“道统与学统”[12]正是在这一思想背景下提出的。[13]
学界的讨论和张扬虽然为大众文化的接受提供了权威性的资源，但他们真正被作为一种“文化英雄”的“符号”，在社会的普遍关注中构造成型，是在这些人物的经历被畅销书和传媒通俗化、传奇化之后。
1996年，对陈寅恪、吴宓等的政治性解读达到了高潮。一本陆键东著《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三联书店1995年12月版）在知识界掀起了轩然大波。该书披露了大量从前不为人知的档案资料，特别是陈寅恪对中国科学院的答复（以“不尊崇马列”作为出任中古历史研究所所长的条件）和陈寅恪在“文革”中遭受围攻迫害始终奋力著述的经历，引发的震动尤大，并且恰好填补了以前记述的空白。[14]这本传记的影响恰恰在于：“八十年代以来，对陈寅恪，学术界的拨乱反正已足以告慰，但影响即未能超出学界太远。是陆键东著《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将陈寅恪由学术圈推向了‘民间’。于是，陈寅恪为更广泛的读者所关注。”（《追忆陈寅恪·编者后记》）
在对这本书的评论中，陈寅恪的政治性意义被给予了定评。如《北京青年报》1996年4月30日刊登的《在劫难逃陈寅恪》，内容为部分参加风入松书店“《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座谈会”的学者访谈，并配发陈寅恪小传。在访谈中，这些率先介绍和肯定陈寅恪学术史意义的学者们借这部传记表达了对陈寅恪的另一种身份定义：“文化殉道者”。葛兆光将是书内容概括为：“陈寅恪为什么能在那种高气压的环境中始终保持自己的学术立场……一是对社会不是一时一地的关怀，而是长时段的，不是王者师式的，二是对学术专业抱有‘殉道’的精神。”徐友渔则联系“人文精神的失落”的提法，指出书中写的是“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下手”。虽然有学者谈到了《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的不足（刘梦溪：“是书对陈寅恪学术思想的理解尚存偏失。”）但还是基本肯定它的价值，同时指出这本书的通俗性（陈平原：“这是一本高雅的通俗文学传记……如果仅仅为了向大众介绍陈寅恪，能写到这个地步就很不错了。”）。
《东方文化》于1997年第1期同时刊登了有关的两篇文章，余英时在《陈寅恪热的新收获》中对陈寅恪终于在大陆重新走红表示欣慰，并对自己研究陈寅恪晚年心境的先见之明感到“些许得意”；另一篇是管琼的《岭南孤烟直 浦江落日圆——上海部分学者谈〈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记录的看法包括“首先展示的是人的具体生命和生存状态，一下子刺痛了所有中国文化人的神经”（殷国明）；“在风云变幻、残阳泣血的晚境，竟能如此独特且传奇地坚执其价值承诺”（夏中义）等。雷颐则提到：“为了学术的进步、知识的积累和文化的繁荣，必须承认‘最低限度’的学术独立性……如果没有这个消极范围，不仅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都会枯萎，而且个人将丧失最基本的尊严。”[15]
尽管从学术角度对《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不绝于耳[16]但这部传记一直畅销不衰，三联书店1997年4月第五次印刷已达80500册，在《北京青年报》每周登载的“万圣图书排行榜”上，该书1996年7月9日上榜，一直到1997年6月3日仍出现在榜上，一本历史学家的传记会取得如此好的销售成果，不能仅仅归功于媒体的炒作，作者及评论者对传主的定位也造成了巨大的吸引力。
陈寅恪、吴宓的遭遇，一直是在两个层面上被叙述和争论，一个层面是他们面对新政权的凌辱、威压的不屈态度，另一层面则是对他们与当时地位显赫的大人物们如陈毅、邓小平、康生、周扬等的交往和对抗。
对于同样经历过“文革”苦难的知识分子而言，陈寅恪和吴宓是面对苦难维持知识尊严和智慧态度的典范。由于陈、吴的知识身份和学术地位在苦难来临之前早已确立，而且一直与政治中心有意地保持疏离，他们的受害和抗争，更加彰显了这段历史中拟想的政治／文化的二元对立，通过他们，这些知识分子再次完成了对从“洗澡”到“反右”直至“文革”等诸般苦难“反智”性质的认定，再次将这些运动定义为一场蒙昧的、反动的、蓄意的、可耻的社会风潮。从而使在这些运动中“受害”本身就成为了荣耀和悲壮的代名词。陈寅恪、吴宓（当然还包括被《干校六记》书写的钱钟书）形成了一道自我救赎的屏障。这种自我救赎很大程度上是用来抵抗某些研究者对历史场境和个人选择的追问。另一方面，对陈、吴这种“大知识分子”初期得到政治礼遇的大力渲染，后来饱受磨难的动人描述，既可以满足那些地位远不如他们的落难者的心理平衡要求（“陈寅恪尚且如此”），又给这种受难蒙上一层“在劫难逃”的宿命色彩。
由于陈、吴、顾的受难史及他们和重要人物的交往记录以前并未公开，属于“解密”的范畴，这些描述的另一层意义是提供新式的“政治窥秘”的文本，可以满足读者对于早已受到质疑的官方历史的颠覆快意，并进一步以他们的遭遇及选择来指向现存政权本身的合法性。
早从1983年起，台湾旅美学者余英时就在港台一些报刊上发表文章，解读陈寅恪晚年的一些诗作，从中看出陈寅恪晚年对中共的反感和自悲身世的感慨[17]。其时陈寅恪晚年的境况尚不为人所知，故而大陆迅即作出反应，据说在胡乔木的授意下[18]，一位曾在中山大学就读的作家干部化名冯衣北，与余英时之间展开论战，力证陈寅恪一贯拥护共产党，诗句中毫无反共之意。这些文字结集为《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与余英时先生商榷》[19]。
究竟陈寅恪解放后对执政的共产党态度如何，随着《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的出版，很快又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官方色彩浓厚的《文学报》1996年7月17日用整版篇幅刊登《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的书摘，所摘内容是陈寅恪与中共高级领导人如陈毅、陶铸的交往和领导人们对陈无微不至的关怀，并题名为《生命的暖意》。而翌年推出的《学人魂——陈寅恪传》[20]，里面明显有与《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唱反调之处，更为强调中共领导、广东省委、中山大学党委对陈寅恪的关怀和帮助。吴定宇还撰文考证陈寅恪解放时从未想过离开大陆，其夫人唐筼也不曾萌生去意[21]。
在这些论争中，陈寅恪明显是作为一个政治符号被使用，对他的遭遇及态度的考辨都是为了构造和印证双方讨论者心目中政治威权与文化异端碰撞时的历史图景。余英时的文章反覆论证的就是陈寅恪对新政权的始终不认同，陆键东的传记也是竭力渲染陈寅恪受难的不可思议和他毅然的抗拒姿态，而冯衣北、吴定宇则强调陈寅恪对政权的拥戴，执政者对他的关怀，企图将陈寅恪、吴宓无法否认的受难原因归结于政权内部的错误决策和执行者的道德低下。正如后来有人指出的：“在这一“关注’’中实际上被象征化或符号化了的陈寅恪，在多大程度上是与当年人物相符合的呢？反过来说，作为当年人物的陈寅恪，是否真的有可能被这样象征化或符号化呢？这里就要提到这种象征化或符号化的始作俑者《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了，我觉得至少从态度上讲，不能不说它是一本非常浮躁的书。记得当初读时就想，与传主自家风范的差距未免也太大了。”[22]
“愧对顾准”
顾准的浮出海面同样经历了一个符号化的过程。尽管早在1980年，《读书》就刊载过顾准的遗文[23]，他在“文革”中写出的《希腊城邦制度》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4]，甚至相当专业的《会计原理》也有人提及[25]，但此时的顾准，仅仅是以一个早逝的政治学与经济学专家的面目出现。值得关注的是1984年发表在《读书》上的一篇文章《顾准与会计学》，作者陈敏之（顾准弟弟）。这是一篇文不对题的评论，作者主要是在介绍顾准的生平，“历史是客观存在。既然是客观存在，它只能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但它不能被抹煞。……我也不想对他写的《会计原理》作任何评论，因为这是专家们的事。我的目的，只是想通过对他一生经历的简短的叙述，把他长期来被扭曲了的形象恢复其本来面目。”作者显然不满足于将顾准仅仅作为一个专家看待，不愿意顾准的“精神”埋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他想表明的是：“真正的精神上的强者，是没有什么力量可以使之屈服的。顾准在历经创伤之余，把个人的不幸置于一旁，经常以匹夫有责自勉，鼓起无所畏惧的勇气，对国家的未来，社会的未来进行着探索。”[26]由于当时的环境，陈敏之没有深入地讨论顾准的学术观点，也没有过多地谈论顾准的意义，但无疑已经传递出顾准作为一名“体制内的异端思想者”的形象。
1993年，经过删节的《顾准文集》以《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为名在香港出版[27]，大陆版则几经周折于1994年出版。但是一开始仍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现在风靡一时的《顾准文集》，当时全国的征订数据说只有８册”[28]。
最早公开为顾准的形象定型的，大概是上海的朱学勤，他将自己的博士论文题献给顾准，并称《顾准文集》“是当时被排斥在主流学术界之外，一个优秀思想家写给抽屉而不是写给出版社的思想手记。也许被排斥的遭遇恰恰保护了真正的生命，我在本书中费三十万言所欲说明而且不一定能够说明的内容，都已被他在二十年前点破。面对如此犀利的先知先觉，我不能不肃然起敬。”[29]他评述顾准形象的要点，正在于（1）被排斥的遭遇；（2）先知先觉。他看重的是顾准作研究的恶劣环境和超凡的预见性。这两点，正是后来“顾准热”中讨论者的共同出发点。
1995年5月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召开顾准纪念会，其影响很快就扩展到经济学界以外。孙冶方、吴敬琏对顾准经济学研究的肯定并没有引起多少人关注，人们更喜欢引用的是吴敬琏带有比较性质的一段话：“顾准是一座巍然屹立的山峰。不管是在天赋聪明才智方面，还是在道德文章方面，我们不一定都能接近于他所达到的境界。”讨论者的兴趣，在于顾准多蹇的命运和思想的姿态，“王元化、杜润生、李慎之、戴园晨等资深学者都提出要发扬顾准学风，继承顾准精神”。刚刚经历“人文精神大讨论”的知识者正好缺乏这样一个在逆境中维持思想尊严的当代英雄，这样一种“精神的象征”——因为“在中国，身后能够化作一种精神的知识分子，凤毛麟角”[30]。
1995年6月21日的《中华读书报》选登了顾准生平，并称“顾准文集首版三千册抢购一空，再版两三万册，据说也已订完，仅万圣即订4000册。”据说此书在北京竟至于“脱销”。《顾准文集》的热卖说明顾准已经在知识界的视野中“闪亮登场”。
顾准有别于陈寅恪的地方在于他本来是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位共产党的领导人物，但是他通过自己的思考否定了自己的信仰。他的出发点使他的超越更显得难能可贵，因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化’已成为他（们）的信念，以至信仰，英雄主义、浪漫主义、理想主义已经渗入血液与骨髓；更为重要的、也是必须正视的是他（们）经过长期的‘改造’，思想已经奴化”[31]。在劫难结束以前，顾准没有（甚至没有希望）取得社会对他知识身份的认可，他也不可能享受陈寅恪等得到的关注和便利。在叙述中，顾准的境遇和当时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是一致的，甚至更糟，但是他却坚持了独立的思考。顾准被指认为在极端困苦的环境中坚持独立思考和冷静态度的唯一思想者。顾准的意义，一是他从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向经验主义者转化的思想历程，似乎是为当年一体化思想的格局寻找一条隐约存在的缝隙，一种逆潮流而动的可能性；二是他对思想成果的坚守，反衬出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怯懦。
多数发言者并不赞成对顾准学说的过分颂扬，时隔二十年，顾准的思想不可能还会“就其思考的方式、思想的深度而言，即使是放在世界背景上也达到了前沿的水平”[32]，而是如有的学者所言：“众口皆誉的顾准先生，如当时有良好的学术体系以为支撑和丰富的知识增长以资参照，其作品的学术价值或许会更大于目前的精神象征意义。”[33]他们更强调顾准的历史意义和示范效应。顾准被提高到了一代知识分子代言人和榜样的地步，“唯一”这个词被频繁使用在对顾准的评价中，如“无怪乎西方的学者认为，中国五十年代以后，只有顾准一个人可以称得上是思想家。”[34]或是称顾准“给整整一代知识分子挽回了荣誉”[35]。而在各种共时和历时的比较中，“愧对顾准”一时似乎成了知识分子共同的忏悔口号[36]。这一口号的指向往往体现为对官方意识形态的拒斥、对非职业的独立思考的向往和勇于发言的社会责任感。一旦被定型，顾准就变成了一个代表“独立思考”的符号。《顾准日记》中透露出来的顾准对自己怀疑、动摇和时代不可避免会打在包括顾准在内的每个人身上的屈从、盲信的痕迹只是被偶一提及就销声匿迹[37]，或者被改写为“他为求自我保护而精心制作的一件伪装”（李慎之《只有一个顾准》）。顾准对自我的超越也不再是讨论的重点，讨论开始纠缠于“为什么只有一个顾准”上面。从对个人命运的关注，到作为某种象征指涉整体历史，顾准符号化的过程与陈寅恪等基本是一致的。
挪用的方式
在九十年代这样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陈寅恪和顾准一旦被符号化，就理所当然地被各种人以各种方式进一步地挪用。这些挪用中渗透了政治的、商业的、文化的因素，充分体现了“文化英雄”这一符码在九十年代的社会功用。
对陈寅恪、吴宓、顾准等人意义进一步的挪用体现为以“人文精神讨论”为主的九十年代关于知识分子职能和定位的争论中。九十年代以来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面临政权和市场的双重压抑，亟需重新论证自身社会存在的合法地位。正因为这样，陈寅恪、吴宓、顾准并不是因其专业意义受到大家的推崇，而是作为一些文化传统的最后继承者，一批精神营垒的最后固守者，一群知识尊严的最后葆有者，一种社会良知的最后代表者，成为当下知识分子抵抗世俗浪潮和妥协哲学的精神资源[38]。
对陈寅恪、顾准等的崇敬颂扬已经异化为一种新的“造神运动”，这一运动的特性之一是它经常是通过对陈、顾同代知识分子的贬抑或质疑得以完成。1996年第2期《东方》发表《几位著名知识分子的晚年境界》（谢泳、丁东、高增德），讨论冰心、夏衍、萧乾、巴金的晚年表现，文末特意提到“我们之所以敬重陈寅恪的不合作、顾准的独立思考，也是着眼于建立知识分子的自觉。”俨然已将陈、顾作为了衡量知识分子“境界”的参照系。
“在顾准的光照下无地自容”也许只是“愧对顾准”的另一种表达，但前者祛除“愧对”中包含的自我反省和忏悔的意味，而指向前代和当代被认为不符合“顾准模式”或“陈寅恪模式”的人。这是众多发言者对于作为文化符号的“九十年代文化英雄”的典型使用方式。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原本差异甚大的陈寅恪系列和顾准系列（还有另一些“文化英雄”如海子、王小波）被有效地缝合，成为颠覆官方历史评判和重建知识分子叙事的一把标尺，一种向度，一件道具——“如果没有顾准，在‘生存是人类最大的权利’的借口下趋炎附势也好苟延残命也罢，似乎都顺理成章无可厚非。但由于有了顾准，许多灵魂在他的光照下竟无地自容。”[39]
批判者的笔锋所及，连钱钟书这样“文革”中并无劣迹，只是没有遭殃的学者也未能幸免，因为他“缺少陈寅恪、顾准等中国文人的宁折不弯的做派”[40]，就被列为“祭品之一”，判定其将“在顾准的光照下无地自容”[41]，以至于钱钟书的拥护者不得不撰写“为钱钟书辩护的八条理由”[42]。钱钟书也曾是“红得发紫”的以智性与学问成为知识分子榜样的“文化英雄”之一，在陈、顾模式的悬的之下，却被判定为“对人生、对历史、对苦难都有一种冷漠和游戏的态度”，“欣赏智慧，但是放逐心灵”[43]。对钱钟书的不同评价恰好反映了对“文化英雄”进行意识形态解读的多重性和可移性。同样，对作为标准的“文化英雄”的辩护文章也不断涌现[44]。
“文化英雄”作为一种可资利用和消费的政治象征和文化资源，当然也是各路人马的争夺对象。前述余英时、冯衣北、陆键东、吴定宇的争论就在于争夺对陈寅恪生平和思想的阐释权。而另一些学者苦心孤诣地证明“顾准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而陈寅恪则在文化保守主义之外有着很强的古典自由主义倾向，是自由主义“思想上距离不远的盟友”，无疑是在为自由主义“在九十年代‘挤’出门缝”创造一个合法的语境[45]。另一桩争论则是由《心香泪酒祭吴宓》引起的。由于吴宓一生中“第三个二十八年”的日记没有保存，由自称是“吴宓好友”的西南师大教授张紫葛撰写的这本回忆录就成了“孤证”，引起了吴宓女儿吴学昭和吴宓学生唐振常等人的极大愤怒，称此书完全是“谤书”“欺世盗名之作”，但也不乏论者声援张紫葛。其中焦点除了史实的辩证外，还包括了《心》书中对吴宓处世的描写是否真实得当等问题。[46]
尽管对这些“文化英雄”的描述和定义存在着种种裂隙，但当大众对其进行消费时，并没有太多人去关注历史真实和人格界定。大众传媒上的“文化英雄”只是共同组成了一个“知名品牌”：“已故的顾准、吴宓、陈寅恪，健在的钱钟书、王元化，加上匆匆谢世的王小波，这一组名字本身已成为‘品牌’……学术的经典性和思想上的新锐而外，他们也会是某些知识者当下言说的话题或者概念中的榜样。”[47]在1998年韩东、朱文制作的“断裂”答卷事件中，大多数回答者（主要是青年作家）对陈寅恪、顾准、王小波、海子等“文化偶像”表示了抗拒，认为他们已经成为“打人的石头”，反对者则强调陈寅恪、顾准、王小波、海子分别代表了高贵、理性、智慧、诗性[48]。这正好从正反两方面合成了“文化英雄”被大众文化塑造成的单面形象。
在这一塑造过程中，陈寅恪、顾准等学术人物完全是作为一种“热点”的符码进入大众文化领域，他们与歌星、体育明星并无二致。如《中华读书报》1997年8月13日相邻两个版，一为整版文章《跨世纪的文化选择——读〈国学大师丛书〉有感》，另一版为《花季·雨季》讨论，版式题目并没有什么区别。《红岩》1999第2期“文化热点”栏目同时刊载《一代学人的黄昏剪影》、《我所知道的吴宓先生》、《吴宓先生离开重庆纪实》、《从〈强国梦〉到〈马家军调查〉》《赵瑜为何伤害马俊仁》等文，选题、排版之间完全一体化。这种无意识的“误读”同样帮助了在大众文化视野中的“文化英雄”的定型。
“文化英雄”作为九十年代文化图景中重要的一环，从“学术界话题”过渡到“知识界讨论”，再衍生为“大众文化现象”，在国家意识形态和市场意识形态的双重作用下，人物原型的意义发生了极大的磨蚀和剥离，众多的解读策略共同完成了“九十年代文化英雄”的构建，被符号化的这些形象又为不同的使用方式提供了丰富和有效的精神资源和文化依据。
注释：
[1] 夏中义：《谒陈寅恪书》，《文艺争鸣》1997年第6期。
[2] 丁东《愧对顾准》，《中华读书报》1995年5月17日。
[3] 关于其他学者的文章有：
《中国文化》第六期（92／9）：余英时《钱穆与新儒家》；
《中国文化》第七期（92／11）：谭其骧《王国维〈水经注旧本集授〉书前题记》；
《中国文化》第十期（94／8）：杜维明《如何回应钱穆先生的“彻悟”》；
《中国文化》第十一期（95／7）：朱维铮《辜鸿铭和他的〈清流传〉》；
《中国文化》第十一期：顾颉刚《悼王静安先生》；
《中国文化》第十二期：柏丽《王国维〈鹧鸪天〉补释》
[4] 任剑涛：《重估80年代学风》，《东方文化》1997年第5期
[5] 见李新宇：《走进陈平原》，《文艺争鸣》2000年第3期。
[6] 徐友渔：《从“主义”到“问题”——中国学术思想近十年走势纵观》，《东方》1995年第2期。
[7] 陈平原：《学者追忆丛书·总序》，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
[8]《学人》上发表的有关文章还有：
第二辑：陈平原《章太炎与私学传统》
第六辑：王斑《王国维“壮美”说的政治无意识》
第七辑：吴光兴《刘师培对中国学术史的研究》
第九辑：王枫《林纾非桐城派说》
第十辑：刘梦溪《王国维与中国现代学术的奠立》平田昌司《读陈寅恪〈四声三问〉》《日本学者怀念王国维》
第十三辑：王永兴《简述陈寅恪先生之学》
第十四辑：王永兴《陈寅恪“读书不肯为人忙”述义》；钱鸥、蒋寅《王国维词“人间”的内涵》。
[9] 刘东《北大学统与“五四”传统——历史的另一种可能性》，《东方》1994年第4期。
[10] 主要文章尚包括：
《中国文化》第三期：周锡光《晚年的吴宓先生》
《中国文化》第四期：杨天石《跋胡适陈寅恪墨迹》
《中国文化》第五期：徐葆耕《孤独的启蒙者——吴宓的文化个性及其历史命运》
《中国文化》第六期：刘梦溪《“文化托命”与中国现代学术传统》
《中国文化》第八期：《陈寅恪先生诗二首》；陈流求、陈美延《〈陈寅恪诗集〉后记》
《读书》90年第9期：吴方《白发书生寂寞心——与王国维的潜对话》
《读书》92年第6期：葛兆光《吾侪所学关天意——读〈吴宓与陈寅恪〉》
[11]主要文章包括：
《读书》1993年第4期：李劼《悲悼〈柳如是别传〉》
《读书》1993年第5期：葛兆光《最是文人不自由》，评《陈寅恪诗集》（同期刊陈平原《学者的人间情怀》）
《读书》1993年第7期：宏图《“一腔心事付荒唐》，评汪荣祖《陈寅恪评传》
《读书》1993年第8期：吕澎《最是文人有自由》
《读书》1993年第9期：周一良《从〈陈寅恪诗集〉看陈寅恪先生》
《读书》1993年第11期：周国平《一个真诚的理想主义者》，评《文学与人生》
[12] 见许纪霖、陈思和等《道统、学统与政统》，《读书》1994年第5 期。
[13] 《东方》95年第6期发表葛兆光的《世家考》，从陈寅恪的文化世家说起，得出“知识贵族治学”的结论，将陈的成就归结为“不可言说的传统”。同期罗岗《二马并驰：知识分子的职业与志业》再次引用吴宓的观点：“二马分道而奔，则宓生之悲剧也！”（《雨僧日记》1927／6／14）反映的还是当代知识分子对延续学统的渴望和人生选择的困惑。
[14] 不多见的有关文章对陈寅恪解放后的情况均一笔带过，如黄延复：《文史大师陈寅恪》，《人物》1983年第4期。
[15] 雷颐：《“不采蘋花即自由”？——〈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读后》，《东方文化》1997年第3期。
[16]《文学报》1996年7月22日“短讯”中称“有学者批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在热情的驱使下，失去了历史家所应有的分寸感”。
[17] 余英时的解读中固然不无深文周纳之处（如对“六亿人民齐跃进，十年国庆共欢腾”的“过度诠释”），但他对陈寅恪作诗的心境把握得是较准的，因此在《最后二十年》一书出版后，他很得意于自己当年在一无资料旁证的情况猜测准确。
[18] 参见《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但陆键东并未弄清“冯衣北”究是何人，其实此人就是现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并以长篇历史小说《白门柳》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刘斯奋。
[19]《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与余英时先生商榷》，花城出版社1986年7月版，后来在1997年“陈寅恪热”中再次发行。
[20] 吴定宇：《学人魂——陈寅恪传》，“世纪回眸丛书”，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8月版。此书出版后，对《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未置一辞的季羡林等人给予了好评。
[21] 吴定宇：《不采蘋花即自由——陈寅恪定居岭南考》，《东方文化》1997年7月号。
[22] 止庵：《作为话题的陈寅恪》，《中华读书报》1999年10月27日。
[23] 顾准：《科学与民主 唯有立足于科学之上的民主，才是一种可靠的民主》，《读书》1980年第11期。
[24] 《希腊城邦制度》，顾准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参见崔之元：《比较历史研究的一个尝试——顾准〈希腊城邦制度〉述评》，《读书》1984年第4期。
[25] 《会计原理》，顾准著，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
[26] 陈敏之：《顾准与会计学》，《读书》1984年第7期，文首并附有丁聪画的顾准肖像，在《读书》的文章中，这是一种相当的规格。
[27] 《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顾准著，香港三联书店1993年版。据说此书及后来大陆版《顾准文集》都曾打算命名为《娜拉出走以后》。
[28] 《中华读书报》1996年4月3日。
[29] 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序9页，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
[30] 丁东：《愧对顾准》，《中华读书报》1995年5月17日。
[31] 钱理群：《鲁迅与顾准》，《东方文化》1998年第5期。
[32] 陶东风：《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页127，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
[33] 杨念群：《学术空间与权力话语》，《读书》1997年第6期。
[34] 季红真：《世纪末的回顾》，《读书》1996年第7期。
[35] 李慎之：《顾准日记》序，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
[36] 参见专题《顾准与顾准文集》讨论，《东方》1996年第2期，包括李锐、朱学勤、徐友渔、刘军宁等人的文章。
[37] 林贤治：《两个顾准》，《天涯》1998年第5期。
[38]可以见到的其他讨论文章还有：
《中华读书报》1996／8／28：隅人《走近陈寅恪》，称“走近陈寅恪，学人当自勉”。
《东方文化》1997／6“纪念王国维专辑”：胡晓明《与友人论王国维书》、陈勤奋《伤心最是近高楼》、鲁西奇《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哲学意蕴》。
《文汇读书周报》1997／2／1：程巢父《仁者之怀》，记陈寅恪教育弟子；刘以焕《陈寅恪诗集补遗》。
《文汇读书周报》1997／7／5：鲲西《〈增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读后琐言》。
《文汇读书周报》1997／11／15：丁东《〈顾准日记〉出版的前前后后》。
[39] 潘铭萱：《在顾准的光照下无地自容》，《视野》1998年第2期。
[40] 乌尔沁夫：《走出“围城”的钱钟书》，《文艺报》1999年4月3 日。
[41] 潘铭萱：《在顾准的光照下无地自容》，《视野》1998年第2期。同被列为“祭品”的还有郭沫若和冯友兰。
[42] 董恂来：《为钱钟书辩护的八条理由》，《方法》1999年第1期。
[43] 余杰：《昆德拉与哈维尔》，
[44] 我见到的一些比较文章如下：
《东方文化》1996年第3期：李坚《郭沫若与陈寅恪》；
《中国文化》第十二期（1995／12）：王汎森《傅斯年与陈寅恪》（另刊于《东方文化》1996／4、5）；
《中华读书报》1996／6／19：张蔚星《说一说钱学》，对钱钟书提出批评，认为“学术功力尚不能与陈寅恪抗衡”；
《中华读书报》1996／7／17：谢泳《不能乱比》，“现在谁都敢说陈寅恪”，“实际上陈寅恪不是谁都可以拿来比的”；
《中华读书报》1996／6／5：李廷华《悲天悯人且及物——读吴宓自编年谱》，为鲁迅对吴宓“贵族化”的批评辩解。
《中华读书报》1996／8／14：徐中玉《前事不忘后事师》，将陈寅恪与鲁迅相提并论；
《中华读书报》1997／5／25：舒芜《鲁迅棒喝过吴宓么？》，反对鲁迅攻击过吴宓的说法，同时提到《心香泪酒祭吴宓》一书代序中称“吴宓教出了傅斯年、王力、贺麟、季羡林等”，因此当年《新青年》和《学衡》的争论结果是“学衡派的胜利”。
《中华读书报》1997／11／19：谢泳《胡适与陈寅恪》；
《中华读书报》1997／11／12：“纪念郭沫若105周年诞辰”，发表谢保成《郭沫若与陈寅恪晚年的龙虎斗》；
《中华读书报》1998／2／25：谢泳《金毓黻对陈寅恪的评价》；
[45] 朱学勤：《1998年：关于陈寅恪、顾准、王小波》，《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1999年1月5日。
[46] 我所见到的争论文章如下：
《东方文化》1997／5，唐振常《评张紫葛〈心香泪酒祭吴宓〉》；
《文汇读书周报》1997／5／3，《吴宓求见邓小平》，摘自《心香泪酒祭吴宓》。
《文汇读书周报》1997／6／21，唐振常《君子可欺以方，难罔以非其道》，质疑《心》书缺失。
《文汇读书周报》1997／6／28，金巍《关于吴宓的日记》，反驳5／29《文汇报》上季石对《心》书的质疑。
《中华读书报》11998／1／7，《书界·文坛’97风云录》“正义之士 痛斥伪书”，引1997／11／12文艺报周国平《一本欺世盗名的伪劣书》，指责《心香泪酒祭吴宓》。
[47] 《南方周末》1997年10月17日“书情观察”。
[48] 于由：《底气不足的断裂》，《芙蓉》1999年第2期专题《“断裂”面面观》。
附 录
1、关于“文化英雄”现象的部分书籍资料：
《陈寅恪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6月（3000册），“国学大师丛书”。
《国学大师陈寅恪》，刘以焕著，重庆出版社。
《文学与人生》，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1996年第二次印刷（钱钟书题名）。
《陈寅恪诗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版（季羡林题名）。
《道德理想国的覆灭》，朱学勤，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9月版。
《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1995年9月第四次印刷达34000册。
《风声·雨声·读书声》，朱学勤，三联书店1994年12月版。
《〈柳如是别传〉与国学研究》，中山大学历史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10月版，1996年4月第二次印刷达7500册。
《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三联书店，1995年12月版，1997年4月第五次印刷达80500册。
《吴宓自编年谱》，三联书店，1995年12月版。
《吴宓日记》1910—1948，十册，三联书店（曾因有1948年后的日记受批判）。
《学人魂——陈寅恪传》，吴定宇著，“世纪回眸丛书”，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8月版。
《学者追忆丛书》，夏晓虹主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1月版。
《心香泪酒祭吴宓》，张紫葛著，广州出版社1997年年３月版。
《钱钟书与杨绛》，孔庆茂，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7年3月版。
《释古与清华学派》，徐葆耕著，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年5月版，清华学派成员评述，有论陈、吴多篇。
《月光下的追忆》，杨扬著，山东友谊，1997年5月版，有对清华学风的论述。
《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修订版），蒋天枢编，上海古籍1997年6月版。
《顾准日记》，丁东、陈敏之编，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9月版。
印象书系《陈寅恪印象》，钱文忠编，学林1997年12月版。
《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王永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2月版。
《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冯衣北、余英时著，花城出版社1986年7月一版，1998年3月第二次印刷。
《钱钟书与近代学人》，李洪岩，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2月版，1998年9月第三次印刷达10000册
《国学大师论国学（下）》，胡道静编，东方出版社1998年4月版，有钱的《中国诗与中国画》（某年高考阅读题），陈寅恪的《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
《顾准寻思录》，丁东、陈敏之编，作家出版社1998年8月版。
《鲁迅钱钟书平行论》，刘玉凯著，河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版。
《陈子龙柳如是诗词情缘》，孙康宜，陕西师大，1998年9月版，从文中注释可看出陈著的深刻影响。
《会通派如是说》，徐葆耕编，上海文艺1998年10月版，是吴宓关于思想、教育、文学、心灵的论文集。
《走出魔镜的钱钟书》，王吟风著，金城出版社1999年1月版。
《百年大潮汐——20世纪中国思想解放运动文录（中一）》，孔范今主编，泰山出版社1999年2月版，1949—1976部分有三篇顾准。
《顾准传》，罗银胜，团结出版社1999年2月版。
《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1月版。
《顾准全传——拆下肋骨当火把》，高建国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版。
2、《北京青年报》读书版刊登的“万圣售书排行榜”1996、1997年有关“文化英雄”的出版物上榜情况：
96排行榜：
《陈寅恪的最后20年》96年7／9上榜，连续停留10周，12／10再度回到榜上；《吴宓与陈寅恪》同时上榜；
7／16，《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榜；
7／23，《文学与人生》上榜；
7／30，《陈寅恪诗集》上榜；
10／15，《国学大师陈寅恪》上榜；
11／5，《谈艺录》上榜；12／17，《文学与人生》重新上榜；
12／31，年度万圣排行榜：前10名中有《人间词话》（1）《陈寅恪的最后20年》（2）《中国人的精神》（3）《管锥编》（10）
97排行榜：
1／14，《陈寅恪的最后20年》《文学与人生》
1／28，《吴宓与陈寅恪》
2／4，《陈寅恪的最后20年》
2／11，《钱钟书〈谈艺录〉读本》（《陈寅恪的最后20年》、《文学与人生》分列11、12位）
3／4，《学人魂——陈寅恪传》《钱钟书〈谈艺录〉读本》
3／11，《学人魂——陈寅恪传》《陈寅恪诗集》
3／18，《陈寅恪诗集》
4／1，《陈寅恪诗集》
4／15，《陈寅恪的最后20年》
4／29，《国史大纲》《陈寅恪诗集》
5／13，《心香泪酒祭吴宓》
5／20，《心香泪酒祭吴宓》《国史大纲》
5／27，《心香泪酒祭吴宓》《国史大纲》《陈寅恪的最后20年》
6／3，《心香泪酒祭吴宓》《国史大纲》《陈寅恪的最后20年》
6／10，《心香泪酒祭吴宓》《国史大纲》
6／17，《国史大纲》
6／24，《心香泪酒祭吴宓》《国史大纲》
7／8，《国史大纲》
7／15，《学人魂——陈寅恪》《国史大纲》
7／22，《国史大纲》
7／29，《国史大纲》（11位）
8／12，《钱钟书散文》
8／19，《钱钟书散文》
8／26，《钱钟书散文》
9／2，《钱钟书散文》
9／16，《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顾准日记》《钱钟书散文》
9／23，《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
9／30，《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
10／7，《顾准日记》《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
10／14，《钱钟书散文》《顾准日记》《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
10／21，《钱钟书散文》《顾准日记》《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
10／28，《顾准日记》
11／4，《国学概论》《顾准日记》
11／11，《国学概论》《中国文化史导论》（《钱钟书散文》列12位）
12／9，《国学概论》（《国史大纲》列13位）
12／16，《国学概论》列11位）
（“万圣排行榜”主持人刘苏里受访时称，排行榜影响颇大，一本书上榜后大约在北京能多卖700—1500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