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已无陈金芳》：为全球化时代的“失败青年”赋形
全球化裹挟了每一个当代青年，在巨大的社会鸿沟面前，年轻人产生了深刻的挫败感。而我们的问题是，在当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失败青年”？他们的失败感来自何处？他们的出路又在哪里？石一枫的小说集《世间已无陈金芳》，让我们看到了青年作家对身处的当下社会中这个问题的观察与思考，及其对现实主义的新探索。
在陈金芳形象与命运的剧烈变化中，隐藏着我们这个时代最深刻的秘密，那就是在这个迅速发展的时代，尽管看上去似乎每个人都有机会，都有个人奋斗的空间，但为底层人打开的却只是一扇窄门，尽管他们一时可以获得成功与辉煌，但终将灰飞烟灭，被“打回原形”。
陈金芳背后站着一群“失败的青年”
《世间已无陈金芳》以现实主义的清晰笔法，通过“陈金芳”这个人物及其内心的变化，勘探着我们这个时代的奥秘。小说从“我”的视角，写“我”20多年间与陈金芳的交往，以及陈金芳跌宕起伏的命运。陈金芳最初出现时，是从农村转学来的一个女孩，依靠姐夫在大院食堂做厨师，到“我”的初中借读，同学都因她的土气和虚荣而鄙视她，但“我”被迫练琴时有她这一个听众，与她在心灵上有某一点相同。初中之后，“我”继续读书练琴，陈金芳却走入了社会，成为了一帮顽主的“傍家”，她一改以往畏葸内向的形象，张扬霸气，是远近闻名的女顽主，但“我”也亲眼目睹了她与傍家豁子的激烈冲突。多年不见，在一次音乐会上再次见到陈金芳，她已是投资艺术品行业的成功商人，优雅，得体，熠熠生辉，穿梭在艺术家、商人之间，“我”此时早已放弃了音乐，在社会上混饭，也参与了几次陈金芳——此时已改名为陈予倩——烈火烹油的生活，但因一件事的刺激又开始疏远。最后见到陈金芳，她已破产，躲在城乡接合部的一栋公寓里自杀未遂，脸上还有被债主打的淤青，“我”将她送入医院抢救，她醒来后，很快被乡下来的姐姐姐夫接回老家了。
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陈金芳的人生轨迹，她从农村来，在城市里奋斗打拼，失败后又返回了农村。我们也可以看到陈金芳形象的巨大变化，她从一个土里土气的乡下女孩，一变而为城市胡同里的女顽主，再变而为左右逢源的艺术圈明星，最后成为走投无路的破产商人。
可以说，在陈金芳形象与命运的剧烈变化中，隐藏着我们这个时代最深刻的秘密，那就是在这个迅速发展的时代，尽管看上去似乎每个人都有机会，都有个人奋斗的空间，但为底层人打开的却只是一扇窄门，尽管他们一时可以获得成功与辉煌，但终将灰飞烟灭，被“打回原形”。在这个意义上，此篇小说颇似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它们同样让我们看到，一个底层人尽管可以抵达成功的巅峰，但终究无法真正融入上层，一有风吹草动就将从高处跌落。但《了不起的盖茨比》将跌落的原因归之于情感与一次车祸，注重的是偶然性，而石一枫则将这一悲剧放置在世界经济的整体变动之中，强调的是一种必然，也更具社会分析色彩，从顽主时代的自由竞争到2008年的经济危机，这些现实的经济因素构成了陈金芳命运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这篇小说重新回到了老舍和茅盾的传统，老舍对底层小人物命运的关注，茅盾的社会分析与经济学眼光，在小说中都有所体现，这篇小说具有一种清醒的现实主义。
石一枫的《世间已无陈金芳》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当代的“失败青年”形象，不只这一篇作品，近年来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文珍的《录音笔记》、马小淘的《章某某》等作品，也为我们塑造了一批“失败青年”的形象，这些作品描述了当代青年在社会巨大鸿沟面前个人奋斗的无望感，虽然着眼于个体青年的人生命运，但却对当代社会结构及其主流意识有着深刻的反思。在这里，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在当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失败的青年”，他们的“失败感”来自哪里？他们与历史上的青年有何不同，出路又在哪里？
“失败的青年”的产生，当然首先与当前社会结构的凝固化相关，随着阶层分化与贫富化的加剧，社会流动性减弱，一个人的人生价值更多由其出身与身份决定，这让出身社会底层的当代青年看不到改变命运的可能与希望，在“官二代”、“富二代”、“星二代”的面前，在难以逾越的社会鸿沟面前，来自社会底层的有为青年看不到出头之日。
“失败的青年”产生的另一个原因，是社会价值标准的单一化，或者说意识形态化。失败是相对于成功而言的，而在我们这个社会，成功的标准又是简单而唯一的，那就是以金钱为核心、以个人为单位的“人上人”生活。在这样一种价值体系中，任何成功都是值得羡慕的，而不管“成功”是如何来的，相反，任何失败也都是可耻的，也不管失败有什么理由。可以说这样一种价值体系，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笼罩在我们社会的各个方面，甚至深入到了很多人的意识乃至潜意识深处，牢不可破。在《世间已无陈金芳》中，我们可以看到，陈金芳所信奉的恰恰是成功者的逻辑，正是因为这样，她改变命运的愿望越迫切，她的奋斗与挣扎越具悲剧性。
此部中篇小说集包含《世间已无陈金芳》和《地球之眼》两部，小说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一个底层小人物面对物质和精神双重压力会作出怎样的抉择与反抗？一个有着坚韧道德感的人，在今天的时代将会如何自处？
资本主导的全球化“失败者”不能承受之重
相对于《世间已无陈金芳》，《地球之眼》是一部结构更宏大，意蕴更加复杂的小说。小说中来自社会底层的安小南也是一个“失败的青年”，小说描写了他走入社会之后的挣扎与奋斗。
但与《世间已无陈金芳》不同的是，《地球之眼》将之安放在整体的社会结构中来考察，这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在安小南的奋斗线索之外，小说还描述了李牧光所代表的“官二代”的经历，以及以“我”为代表的中间阶层的处境，小说在这三条线索的相互对比与映衬中，从整体上勾勒出了当代青年的不同境况及其精神面貌。二是小说不仅涉及了三个青年的生活历程，还通过他们所面临的问题，触及了当代中国社会中一些重要而敏感的社会与精神问题，比如道德伦理问题，阶层分化问题，国企改制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构成了小说的有机要素，拓展了小说的精神空间。三是小说不仅将他们的命运安置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而且以全球化的眼光，将他们与整个世界的现状及其发展联系在一起，小说中安小南受雇看守“地球之眼”，不仅涉及斯诺登所引发的窥视的伦理问题，而且让我们看到中国与世界经济联系的紧密，以及全球化时代经济运行的奥秘。
在这样一个宏大的背景之下，安小南的命运便不仅与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相关，也与当代世界的整体结构密切相关。在这个意义上说，《地球之眼》是石一枫在《世间已无陈金芳》之后更大的一个探索，也展现了他对当代世界独特的观察与思考。
如果说《世间已无陈金芳》可以在文学史上找到先例，可以在同代文学中找到相似的故事与人物，那么《地球之眼》则更加突显了石一枫的独特性——他开阔的全球化视野，及其将小说人物置于其中把握与思考的能力。
《世间已无陈金芳》让我们在当代中国的视野中关注“失败的青年”，而《地球之眼》则让我们在当代世界的视野中思考“失败的青年”，而这不仅突显了我们这个时代最为显著的特征——全球化，而且也将中国问题纳入到世界范围内来思考。确实，陈金芳、安小南的命运不仅与中国相关，也与整个世界的发展与变化相关。
在全球化时代，新自由主义席卷全球，不仅新一代中国青年被纳入其中，欧美与亚非拉等国的青年也被纳入其中，在资本所主导的全球化秩序中承担失败者的命运，这是一个全球化的现象，也是世界青年共同面对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说，“失败的青年”所揭示的看似青年的未来与出路问题，其实是世界范围内的社会结构问题。
熟悉城市某一类生活的朋友，可以想见我这种人小时候接受了怎样一种饲养和教养：一切井然有序，万事皆有组织安排，处在一个等级森严的熟人社会之中。大人，能钻营的比老实的混得好点儿，但归根结底是一个阶级，孩子，在学校受宠的放了学老受欺负，也算生态平衡。岁月不一定静好，可是现世大体安稳，所以我潜意识里老觉得吃不肥饿不死地凑合着，就是生活的常态。对于写作来说，这种生活利弊参半。比如有的诤友指出，我的生活阅历不够丰富，这我承认，但转念一想，我毕竟还没被生活磨得麻木，因此看什么还都新鲜，往往也就能从别人司空见惯的常态里看出一点儿自以为非常的意味来。再比如说，我们这个城市的人以玩儿嘴著称，天花乱坠的本事有，但说起正经的事儿又总会流于轻佻，丧失思考的深度，可话说回来，不少苦吟了一辈子的人其实也挺贫乏的，而无所用心之间也许自有一种高远。归根结底还在于对生活的态度，我比较庆幸，已经到了被迫养活自己的年纪，尚未打骨子里认同那些充斥我们今天世道的理直气壮的逻辑。
这也就有了《世间已无陈金芳》和《地球之眼》里的那个“我”，一个叫赵小提，是个失败的小提琴手，一个叫庄博益，基本可以列入文化骗子的范畴之中。而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同属认清了自己卑琐本质的犬儒主义者，缺点在于犬儒主义，优点在于还知道什么叫是非美丑。我是通过这类人的眼睛看待世界的。阿基米德说给他一个支点就能撬起地球，这类人也正是我的支点，但至于能撬起多少分量，恐怕也不必高估。
发明了多少理论、经历了多少沧桑的思想巨人们都未见得能对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说出个所以然来，又何必苛责那些粗通文墨、踌躇摇摆的混混儿呢？选择这样的支点和视角，从本质上来说也是一种推卸责任吧——兼有自我逃避。
再说说“作家的自我修养”或云“自我教育”。必须得承认，这年头靠看字儿和写字儿吃饭的年轻人，差不多都有过抱着比较功利主义的态度去研究文学的历程。我恰好又在不看一肚子洋书就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的环境里混过些年，于是概莫能外地啃过几套“内部文库”“先锋译丛”之类的红宝书黑宝书。至于文学作品，连《尤利西斯》和《追忆似水年华》也不是没鼓起奥运精神挑战过，可惜看到一半儿，看出了我认识那些字儿，那些字儿不认识我的境界，只好怏怏作罢。等到腰围渐宽，对自个儿的要求放松了，再加上着实编了几年文学期刊又是一“现实主义”杂志，在老同志的耳提面命和潜移默化影响之下，发现自己能够认同的审美标准也变得越来越简单：够不够“可读”，读完之后有没有一点儿哪怕是小感动？感动之余能不能稍微耐人寻味地“可想”？如果想来想去还想不明白，那就算一不留神写出过得去的东西了。而具体落实到个人操作上，则是通过塑造好一两个人物，再挖掘出这些人物与时代的勾连关系，来实现上面的效果。这种观念比较传统，甚至称得上陈腐，但也的确是我这几年的真实感受。而且要想实现那些哪怕中学课本里都讲过的“文学原理”，恐怕也不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情，它需要作者不停地琢磨人，琢磨事儿，琢磨社会的变化以及变化的原因。总之功夫在诗外，除了考虑“怎么写”，还得考虑“写什么”，更得考虑“为什么写”。
书中这两篇小说的主人公——陈金芳、安小男、李牧光，也正是基于现实生活，或观察或推衍出来的产物。其中未免有些失真的夸大和主观的臆想，对单个具体人物的体察也往往不够透彻，但在我所塑造过的一堆人物中，这几个算得上是相对有点儿意义的。芸芸众生，各有各的活法，并不是每个人物都对今天中国所处的时代有着那么强而有效的说明性，也不是每个人的命运都足以击穿笼罩在世道人心之上的迷雾。从这个角度来说，人的价值平等，但人物的文学价值又不平等。再进一步地考量一下，陈金芳这种人就像《十月》杂志的责编季亚娅所说的，有点儿“女版盖茨比”的意思，而身边出现这样的人，是因为我们所处的中国与盖茨比时代的美国多少可做类比；至于安小男，我承认在这位仁兄身上加入了个人主观化的想法，他有着理想主义的色彩，而理想主义本质上可能是幼稚的——但幼稚也没辙，假如一代人只剩下了陈金芳而没有安小男，那么这代人也够没劲的，哪儿还有什么资格叛逆上一代教育下一代啊。
以上是关于书中两部小说的主要想法，其他诸如情节走向腔调风格，个人觉得倒是末技。这年头大凡不那么认命的人，总会在“别人让我怎么活”和“我想怎么活”之间徘徊辗转，也会冷不丁地冒出点儿体验别人的人生、反观自己的人生的需求。写或者读那种“不问鬼神问苍生”的小说，其动机多半在此。
——石一枫
（据《文艺报》、《新京报》等媒体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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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陈彦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