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比较文学的历史使命 | 乐黛云先生访谈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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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黛云（1931— ），贵州人，195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外国语大学兼任教授；曾任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荷兰莱顿大学、美国斯坦福大学、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访问教授。1990年获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2006年获日本关西大学荣誉博士学位。历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主席，现任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负责人、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

采访人（问）：乐先生好。您在学科选择上的情况与众不同。其他人是选择已经存在的学科，您则是一手创建了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学科创建的经历应该与您早年的学习、工作经验密不可分。可否请您从求学历程谈起。

乐黛云先生（答）：我研究比较文学其实很偶然。我父亲是贵州大学外语系教授，教外国文学。家里很早就订《新月》杂志，我每期都看，所以从小就喜欢外国文学。我中学就读过《简·爱》《咆哮山庄》……当时比较流行的童话故事《水婴孩》《彼得·潘》令我印象深刻。希腊神话从初中就开始看。因为父亲教外国文学，家里中国书比较少，所以我最喜欢外国文学。中学时《飘》刚翻译过来，我就和妈妈一起看。后来俄国小说看了很多，屠格涅夫的《前夜》，讲俄罗斯革命女性怎样奋斗，对我很有影响。1948年考大学，我只报考外语系，北大、南京的中央大学和中央政治大学都录取了我。可是我向往革命，一定要上北大。父亲不同意，说你刚18岁，兵荒马乱的，一个人跑那么远。那时候北京快围城了。可我坚持要来。妈妈比较支持我，给了我七块大洋，我就来到了北大。当时沈从文先生教大一国文。录取时他看了我的作文，觉得我可以来学中文，就把我录取到了中文系，所以我没有去外语系。

那时候任课老师对我影响很大，一个是沈从文，他教大一国文包括作品、习作，有时候还要写一点古文。沈从文比较强调写好现代汉语，所以两个礼拜一篇作文，对我来说是很好的锻炼，中文基础打得很好。还有一门现代文学作品选，是废名教的，他的作品是非常好看的。一年级授课的都是全系最拔尖的老师，对于什么是中国文学，怎么学中国文学，对我影响深刻。还有一门说文解字，是唐兰教的，老先生嘛，也是拔尖的，所以古汉语基础打得也很好。还有中国哲学概论，是哲学系齐良骥教的，也是比较好的教授。当时一年级配备的都是名师，都愿意教好人、培养人，并没有觉得一年级不重要，随便教一教。所以我中文基础打得比较好，加上过去比较喜欢外国文学，阅读量也比较大，就有了一个基础。可是后来没怎么念书：大学四年，第一年迎接解放，打腰鼓到处宣传；第二年抗美援朝，1950年参加土改，一下乡好几个月，那时候才我19岁，因为1948年11月加入地下党，就当了工作组组长；第三年，也就是1951年土改回来以后，半年里还念书，准备毕业论文，研究丁玲，属于现代文学；第四年有很多政治运动，“三反”什么的都开始了，后来调我做中文系系秘书，作为杨晦的秘书跟着到处乱转，根本就没怎么念书。1952年燕京、清华、北大三校院系合并，人人都要了解、做工作，来了人给什么待遇，分哪个教研室……花了很多时间。

沈从文

问：您50年代教中国现代文学已经开始考虑一些外来因素，此时教留学生的课就想得更全面、更透彻，可以说，因为自己的阅读兴趣和问题意识，您当时已经进入了比较文学研究领域……

答：是的。特别是我在1978、1979年编了一本欧美学者论鲁迅的翻译集，我翻译了一篇，也请人来译。那本书影响很大，因为大家觉得过去的鲁迅研究已经很难突破了，看到国外怎么做研究，好像打开了一扇窗户，这其实也属于比较文学。

1981年哈佛燕京学社来招人，其实我英语基础不好，可是《尼采和中国现代文学》很有名。当时我的留学生里有一个叫舒衡哲（她是犹太人，当时是威斯理安大学的副教授，最近写的《鸣鹤园》很有名），她向哈佛燕京推荐我做访问学者。我是第二批，第一批是社科院朱虹。可是我当时没有信心参加这个interview，觉得自己英语不好，而且来人专门要考察《尼采和中国现代文学》是不是我写的，所以提的问题全部关于尼采。中国文学我还可以勉强答上来一点，尼采方面我英语不会表达。我觉得没戏了，没想到一共取了5个人，我是其中之一，就去美国了。当时政治上我是摘帽“右派”，没有真正平反。1978年平反了，就算没问题了，当时问我要不要恢复党籍，我要恢复。我写了一本书To the Storm，我口述，我的一个朋友卡洛琳记下来。后来，这本书成为美国一些大学讲“文化大革命”的参考资料。常有学生写信问我为什么还要留在共产党内，是不是还想做官。其实我想的是中国真正有理想、有能力的人大部分还是在共产党内，共产党的组织力和动员力无可代替。到哈佛待了一年，一下子扎进比较文学系了。那边接收我的是哈佛燕京学社，可是我选择的所有课程和接触的人都是比较文学系的。系主任是西班牙人，讲《比较文学概论》。我坚持听课，可是听不懂，就用录音机录下来。一个星期两次课，我花三天听懂讲稿，一个字一个字地弄懂，看他指定的参考书。书念得很艰苦，基础不好，不如人家比较文学系出来的。

补充一点，去哈佛以前，1979年左右，在天津一次会上已经提出了比较文学的想法，李赋宁、杨周翰、季羡林先生认为比较文学应该发展，但只是提了一个名字，没有下文。我没有参加会议，他们回来后，建议在北大建立一个组织，团结大家做这方面研究。1980年成立了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中心，是一个民间虚体组织，没有钱也没有什么人，会长是季先生，副会长是杨先生和李先生，我是秘书长。张隆溪也参加了，他是杨先生的硕士生。他没有念过大学，杨先生直接看上他，是他恩师，很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