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晖：当非洲遇见社会主义（一）
关于非洲社会主义的几点断想
蒋晖/北京大学中文系
今天，一切思考和分析非洲问题的框架，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抑或非洲内部，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归结为没有历史的历史终结论。
当福山预言历史终结的时候，他指的是社会主义历史的终结，然而他的前提毕竟是承认那段历史曾经是存在的，并给世界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因此，理解人类二十世纪的历史进程，必须以承认社会主义革命为前提，以宣告其失败为结论，除此别无叙述之可能。换言之，无论面对东方还是西方，福山提出的是有历史的历史终结论的思想。
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及其著作《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
福山的预言似乎无法应用在非洲问题上，不是因为非洲历史尚未终结，而是非洲根本没有历史。如果说，当社会主义国家想把自己终结在福山的同质化的理想时间设计里面，必然面临来自内部的各种各样的抵抗，而这些抵抗也必然要通过市场和国家机器的双重手段来制约，才有可能完成社会基因的再造，那么非洲似乎全然没有这个抵抗发生。非洲曾经影响深远的社会主义运动在一夜之间就烟消云散，没有给社会机体留下任何的DNA的记忆，彷佛那段社会主义改造历史只是非洲庞大病体上的一次膝跳反射，一旦痉挛过后，再无发生过的迹象。
这就是我们今天研究非洲问题的最基本的假设：非洲过去的社会主义实践只是一个历史的喷嚏，连小感冒都算不上，根本无需我们的注意。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是种族的对立、阶级矛盾、政府腐败和执政能力低下、缺乏基础建设、教育落后、内战、宗教冲突等等，是这些根本的现实制约着非洲发展的矛盾。至于从60年代开始至90年代，非洲大陆尝试的两种道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则不能被叙述为非洲现代历史的内在矛盾的反应。
这样，非洲的现代史虽然被认为是深刻地卷入世界历史的根本冲突的漩涡里，比如，它的反殖是世界革命历史的一部分，但很少有人认为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的冲突也有机地内化在非洲的历史进程中，并且成为今天思考非洲问题的一个出发点。相反，从殖民体系挣脱出来的非洲在刚刚诞生的时候，就已经失去了后面的历史：所有非洲问题都被一个个孤立出来加以研究，这些问题被悬置于历史之外。
今天思考非洲问题的基本框架就是这种没有历史的历史终结论，它的前提是，非洲在八十年代已经实现了欧洲自由民主的普世制度设计，即一党体系让位于多党制，计划让位于市场。正是这两个关键方面的转换使得非洲成为西方内在的一个不理想的自我，然而毕竟，非洲不再是他者，就像它永远也不曾是他者一样─它为欧洲的繁荣兢兢业业地服务了数百年。它的种种疑难病症只需要使用外科手术来切除即可。这就是我们今天谈论非洲问题的思路，在这点上，中国的企业家和西方的企业家对非洲问题的看法没有任何不同，而这也正是令人担忧之处：按照世界经济体系需求打造出来的非洲的增长是否可以带来非洲的真正的发展？谁还愿意反思，非洲面临上述各种各样的问题是否本身就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产物？
我们理解各种务实的考虑，但我们有理由怀疑，非洲给我们出的各种棘手的难题是否完全可以在缺乏对非洲历史逻辑的深刻把握上而得到解决之道？问题的关键依然是我们应该如何理解非洲自我历史的生成过程。它与福山所描述的历史终结构成什么样的关系？它是否内在于这种被终结的历史？而许多重大的问题恰恰是因此而生？
本文旨在提供一幅宏观的非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图景，希望以此激发更多的讨论。关于非洲各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西方学者贡献颇多，但是，在非洲的社会主义体系瓦解之后，社会主义遗产如何被转化和吸纳，如何成为改变现状的思想和体制的资源，还期待更多的研究，鉴于它和中国问题的相似性，这或许是中国学者责无旁贷的历史任务。
如果把社会主义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高级发展阶段的话，非洲则完全无法设想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之后会大面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只有南非具有高度工业化、城镇化、庞大的工人阶级大军、完善的基础建设和尖锐的阶级矛盾等这些从理论上进入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其他国家生产力水平大多处于原始农耕、渔业阶段，畜力耕作尚不普及，遑论有什么现代农业和发达的现代工业。更重要的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于1957年前无一独立（埃塞俄比亚并未被西方殖民，因此除外），因此，脱殖才是最紧迫的任务，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发展则是下一步的事情。
但是如果要理解为什么大多数非洲国家一独立就开始搞社会主义，就必须考虑社会主义运动是如何天然地根植在非洲的独立运动之中的。它们不是截然相反的两件事，而是一个运动的不同方面。这主要表现在一大批非洲独立运动领导人都是在四十年代战后欧洲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开展的思想氛围中完成自己的学业的。在法国留学的学生深受法共影响，在英国和美国留学的则深受英国工党影响，其中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教授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开设的马克思主义课程在非洲留学生和印度留学生里面影响深远。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非洲学生也是最公开批判欧洲殖民统治的一群人，被非洲民族主义者视为最可依靠的力量。在美国留学的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在英国留学的尼雷尔（JuliusK. Nyerere）、和在法国留学的桑戈尔（Léopold Sédar Senghor）——分别是加纳、坦桑尼亚和塞内加尔的国父——都是在四十年代皈依了社会主义学说。
两个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大本营都建立在塞内加尔。相比较于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想，苏联的共产主义思想对非洲的影响则更早。1921年，非洲最早的共产党分别在南非和埃及建立，1946年，第三个共产党组织在苏丹建成。实际上，非洲的共产主义思想一直与第三共产国际有密切的互动。非洲同志的加盟带动了第三共产国际内部研究非洲问题的兴趣，一批研究非洲黑人经济社会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在苏联成立，这直接导致1928年第三国际把「黑人共和国」作为一个政治议题来讨论。根据谢里丹．约翰斯的研究，斯大林在这个时期根据自己的「民族理论」提出黑人应该为一个民族，并意识到黑人反抗将有效遏制美、英帝国主义对苏联的威胁。出于这种考虑，黑人解放事业被纳入东方问题这盘国际共产革命的大棋来考虑。
旅居西方的黑人知识分子也感受到苏联人的友情，泛非主义思想家乔治•帕德摩尔（Padmore1931）旋即在其名著《黑奴的生活与战斗》（The life and struggles of Negro toilers）一书中表达对第三共产国际的忠诚。
《黑奴的生活与战斗》（The life and struggles of Negro toilers）
但是，苏联对非洲独立运动的影响并不总是积极的。爱德华．威尔逊指出，苏联对非洲的兴趣是沙皇时期俄国对非洲兴趣的延伸，其核心是维护苏联的帝国利益。不久，许多非洲、拉丁美洲和美国黑人思想家都意识到在独立运动中苏联是不想给予什么实质援助的，非洲的独立只能靠自己的努力来完成。法共更是站在法国立场上反对非洲独立，这引起非洲知识分子极大的不满。
法侬在《大地的受难者》（The wretched of theearth）一书中明确指出，非洲独立必须依靠非洲全体的团结来实现；非洲黑人性的领导者赛尔在《论殖民主义》（Discourse on colonialism）一书中，也从黑人解放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批评；桑戈尔在塞内加尔执政后执行温和的社会主义政策，而他的总理马马杜•迪亚则由于访问苏联而主张激进的国有化政策，两个人在议会上争吵起来，迪亚调动警察进入议会，随后桑戈尔调来军队约束警察，才稳定了局面，并罢免了总理，将之投入12年之久的牢狱生活。恩克鲁玛根据利比亚的局势在1947年提出「非洲团结起来」的口号。他主张利比亚的革命需要依靠西非的革命才能完成。1965年在非洲各国纷纷独立后，他又提出，为了抵御欧洲的新殖民主义政策，非洲应该团结起来，成立非洲国家联盟，以全权处理非洲各国的防务和外交事务。乔治•帕德摩尔这时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他在晚期的《泛非主义还是共产主义？》（Pan-Africanism or communism）一书中，提醒非洲需警惕共产主义阵营里面的种族歧视，并明确拒绝阶级斗争理论，主张非洲的民族主义应该实行社会主义经济政策，走城镇工业化和农村合作化的治国之路。他的这个主张代表了初期非洲社会主义者的集体思想。
毫无疑问，非洲的反殖斗争是二十世纪世界范围内的反帝斗争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这两种斗争相互支持，最终才终结了人类数百年殖民史。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社会主义阵营和非洲各国都进行了长期富有成果的合作，有效地维护了国际秩序的合理性。尽管如此，我们却不应忽略非洲反殖斗争的独特性，它不是建立在阶级压迫和阶级反抗的理论上，而是建立在种族反抗的理论上并通过民族国家的建立而获得成功。现代非洲政治核心意识形态是泛非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这最终发展为非洲大多数国家采取与两大阵营不结盟的国关政策。泛非主义强调非洲社会、文化和历史的独特性，因此在政治上强调非洲国家的团结，在国内政策上则不主张以阶级区分人民，反对将各种族群冲突、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处理为阶级矛盾。所以在非洲的社会主义国家里，统治党大多是全民党而不是代表农民和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所以，理解非洲的革命就必须同时理解社会主义和泛非主义两种既有联系又有许多矛盾的两大非洲现代思想潮流。
▲ 大非洲反帝反殖斗争（版画），吴祖望/画。
非洲的革命提示我们，二十世纪世界范围内的反帝革命并不是单一的一个阶级反抗另一个阶级的革命，这个革命是依靠对不同类型的革命性力量的动员来完成的，其中主要的是小资产阶级的力量、无产阶级的力量、农民的力量、黑人的（种族）力量和妇女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二十世纪的革命更应该理解为阶级、种族和性别三大革命，三者性质并不完全相同，不能简单地将种族解放和性别解放看成为阶级解放的附属品，认为前者的实现以后者的实现为条件。中国共产革命是按照这个逻辑展开的，但这个逻辑放在非洲就不完全适用。当代非洲的独立运动、独裁、内战、种族屠杀以及美国内部黑人与白人的矛盾，都不能简单地以阶级矛盾理解和处理。种族的问题阶级化、阶级的问题种族化反映了非洲最普遍的现实。从非洲的处境重新反思二十世纪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是有现实意义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阵营被推向极端，也最终造成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因为它对外将资本主义完全敌对化，对内追求绝对的平等和消除阶级差别，这两项革命策略都被证明是失败的。阶级斗争理论不能解释的现象太多了：中苏不和，苏联内部的民族矛盾，我们72年与美国建交，把中国抬进联合国的许多非洲小兄弟根本就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这些都无法以阶级斗争理论说明之。我们现在需要认真检讨以阶级斗争来定义二十世纪革命性质的片面性，这样才能对多元的革命动力重新做出说明，才能真正解释目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性质。其实，西方战后左翼各种各样的发展，其核心是放弃机械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辨析被阶级论所遮蔽的各种革命要求和革命的力量，这一切在阿尔都塞提出「多元决定论」后一下子变得可行了。
非洲革命是世界反帝反殖革命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但它并不简单的是苏联和中国式的阶级革命，这是我们认识非洲现代社会和其从事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前提。它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是：一方面，没有冷战格局中的社会主义阵营对西方施加的压力，非洲的独立无法完成；另一方面，非洲交织在一起的复杂的阶级矛盾、种族矛盾和文化矛盾使得非洲必须走不同于西方和东方的第三条道路，而这第三条道路为冷战的二元格局开辟了第三世界的战略空间，中国正是借助这个空间才取得了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发言权。
回到福山的命题，我们反对他的说法，提出世界的历史并未终结，我们的理由不仅仅是因为人类的阶级斗争不但并未停止，反而愈演愈烈，同时因为随着阶级冲突的升级，种族、民族、宗教的斗争也变得越来越尖锐。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通过取缔私有财产即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来解决一切矛盾。恰恰相反，我们需要在各种矛盾形式里面（政党、民族国家形式、阶级、种族、宗教、市场、资本）找到各自的进步的力量。
1957年撒哈拉以南被殖民的第一个非洲国家独立了，那就是加纳，其领袖恩克鲁玛立刻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自此揭开非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序幕。从1957年到1992年，非洲55个国家里面至少25个在一段时期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据苏联学者1982年的统计，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国家统治着非洲大陆约30%的土地和25%的人口。就连尼日利亚这样的倾西方国家，内部的社会主义运动也从未间断。科特迪瓦从来未称自己为社会主义国家，但独立后，政府立刻采取国家资本主义政策，控制私有企业的发展。
▲ 非洲各国独立形势图
社会主义运动随着葡萄牙殖民地在七十年代纷纷独立达到了另一个高峰。这种运动一直持续到1992年，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非洲的红色旗帜也缓缓降落，除了坦桑尼亚至今还将社会主义制度写入宪法，非洲已经没有社会主义国家了。社会主义制度在非洲可谓以失败告终。更可悲的是作为同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我们对另一个大陆所尝试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失败的原因以及经验和教训关心不够、研究甚少，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失败的无可避免。相反，真正对非洲进行深入的研究的还是西方学者，今天我们只能通过阅读西方学者的着作来了解非洲社会主义的历史，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悲的事情呢？
非洲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本质是：非洲不同的国家根据自己的国情探索非洲式的发展道路。他们并不想重复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具体的反抗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政治方面，他们不认可西方式的民主，大多数的非洲国家实行一党制，这样保证政府执政的力度和进行社会动员，这在一个多种族、经济落后、治理体系极不健全的国家，不能不说是应该尝试的制度。如贝宁（Benin）1990年进行多党制改革、放弃社会主义，标志非洲大面积民主化进程之开始。第二，在经济方面，非洲否定利伯维尔场原则，普遍实行计划经济，许多国家土地国有，大部分国家自然资源国有，这样有效保证自己民族工业的发展，否则，市场一旦开放，非洲微弱的工业体系将受到极大冲击。目前南非的情况就是最好的说明。第三，在人文价值上，非洲不认同西方的必须有阶级才有发展的理念，强调自己传统价值里面的互助、和谐原则，社会主义消除剥削和平等的原则因此才深深打动非洲人民。
同时，非洲也不想重复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这表现在：第一，在政治上，非洲的社会主义国家里面的执政党大多为大众党（the Mass Party），而不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不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所以，非洲社会主义一大特点是“没有社会主义者的社会主义”，大多数非洲社会主义国家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在宪法中强调对人权的保护。非洲马克思列宁主义式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六个：安哥拉、贝宁、刚果（布）、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和马达加斯加。第二，在经济上，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彻底取缔私有非洲国家独立后长期实行一党制，被称为big man rule。但是一党制之所以盛行，除了非洲内部政治气候的原因之外，也和国际政治环境有关。法国对前殖民地的控制比较严格，一旦是法国认可的领导人执政后，法国就不支持换人。所以，法属前殖民地国家大多比较稳定，这和一党执政、执政党和法国关系密切因此得到法国的保护有关。企业，相反，他们根据自己的国情认为，由于非洲的生产方式是混杂性，从原始农耕的生产方式到殖民者留下的现代生产方式应有尽有，所以，非洲必须强调以公有制为主导但也要允许私人企业发展，由于工业化需要的资金短缺，非洲欢迎西方投资、借贷。第三，在外交上，实行不结盟政策，尽量避免成为美苏超级大国争霸的牺牲品。
从上面具体政策可以看出，非洲力图在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和国家安全方面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我们因此有理由说，非洲的社会主义国家走的是非洲式的社会主义道路；非洲的资本主义国家走的也是非洲式的资本主义道路。非洲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在2000年前彻底失败了；非洲的资本主主义道路在2000年前也没有成功。在2000年之前，当世界各地贫困人口都在锐减的时候，唯有非洲的贫困人口不降反升。占25%人口的非洲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对此负责，占75%的非洲资本主义国家更该对此负责。非洲的不发达的原因太多了，由于非洲并没有出现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和贫穷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两极分化现象，不能简单归结为哪个制度的问题。2000年到2010年，非洲迎来了高速发展期。这十年，世界发展最快的十个国家六个在非洲。其中三个是原社会主义国家：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埃塞俄比亚，另三个国家是资本主义国家：卢旺达、乍得和尼日利亚。姓资还是姓社在发展的起点和潜力上再次平分秋色，打个平手。
因此本文认为，我们不能按照“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逻辑分析非洲社会主义运动。我们需要回到历史的起点，去了解非洲式社会主义兴起的目的是要解决独立后非洲发展的一个普遍困境：有增长而无发展。非洲的经济在六十年代初有了一定的增长势头，然而财富明显开始集中到少数商业和政治精英手里，他们利用从殖民体系留下来的经济和政治体系累积财富，而不是通过建成自己民族的工业和农业体系来促进整个国家的发展；行政、经济、教育体系依然是殖民时期留下的，只为少数精英所服务；城镇化和农村发展极不平衡；农民和工人的根本利益被遗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有非洲社会主义道路的尝试，在许多人看来，这是唯一可以改变现实的办法。
未完待续
全文原载于《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103期。海螺转载自微信公众号“PKU法治研究中心”（北京大学法治研究中心），感谢作者和公众号授权。本文将分三部分推送，敬请读者关注。
本期编辑
聂美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