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主义、种族革命与《共产党宣言》中译文的诞生————以《天义》的社会主义宣传为中心（二）

㈠《共产党宣言》与亚洲的联合

1868年，以萨摩和长洲两藩中下层武士结成同盟，一举击败了德川幕府的军队，结束了六百年以来统治日本的封建政治制度，在“尊王攘夷”和“王政复古”的名义下将年轻的明治天皇推上了政治舞台。明治政府对内通过改革中央和地方官员制度、财税制度和废藩置县等等措施，建立了一套有利于日本迅速走向西方的中央集权制度；对外通过废除不平等条约逐渐取得了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的“文明国”地位。在武力镇压以西乡隆盛为首的萨摩藩武士叛乱之后，天皇制度的政治权威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明治政府施行的以忠君爱国为核心的教育和中央和地方设立的大小神社则赋予了天皇个人以极大的神圣性。农业赋税的增加和采矿业的发展从1890年开始将日本带上了工业化的进程。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不仅使日本获得了邻国大量土地的管辖权，而且巨额战争赔款也加速了政府全面工业化的步伐。然而，以“富国强兵”为取向的国策首先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他们不得不承担政府为了增加各项财政收入而不断加重的税负；另一方面，士族阶层因无法分享到平等的政治权利而在各地频频发动叛乱。不过，这些反对力量都被历来重视建设一支强大的国家军队的明治政府各个击破。对于明治政府的政治寡头们来说，真正的威胁来自于正在各大城市兴起的、有组织的工人运动。例如，在1888年高岛煤矿虐待工人事件和1889年横滨茶厂驱逐工人事件发生后，大井宪太郎的“东洋自由党”就开展了工人运动的宣传活动。1897年，从美国教会学校留学归来的片山潜，加入了刚刚从旧金山回国的城长太郎、泽田半之助和高野房太郎创立的“职工义友会”。1897年成立的“铁工工会”开始有了系统的组织和行动；1898年2月至3月，日本铁路司机工会——“矫正会”还举行了同盟罢工。 鉴于各地罢工次数和规模不断增加，当局一方面制定了《工厂法》试图改善工人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另一方面制定了《治安警察法》，用来防止和镇压可能出现的劳资冲突。针对政府的压制措施，幸德秋水在《万朝报》上抨击道，“这个法律，实际上是保护资本家及地主，而压迫工人及佃农的法律”，他认为法律不仅无助于消除政府对工人的忌惮，反而会激化工人问题和社会问题。 早期的这些劳工组织运动催生了社会主义政党的形成。从1898年的“社会主义研究会”到1900-1904年间的“社会主义协会”，基督教社会主义（以安部矶雄为代表）、美国工会主义社会主义（以片山潜为代表）和（以幸德秋水为代表）的法国自由思想、俄国民粹主义和日本自由民权思想混合物，三种社会主义潮流汇合一处，一度在1901年5月18日建立了社会民主党，尽管两天之后它就被政府依据《治安警察法》予以禁止。

    在第一国际时期非常活跃的拉萨尔主义，即主张在国家法律范围内争取工人合法权益的斗争策略一直延续到了第二国际时期。在美国留学时期就接触了拉萨尔学说的片山潜打算把它运用到日本的工人运动当中。1901年以安部矶雄、片山潜和幸德秋水为核心的社会民主党所指定的党纲内容，可以说模仿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891年10月通过的《埃尔福特纲领》。在俾斯麦制定的《反社会主义法》遭到废除之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受到这一巨大战绩的鼓舞，决心继续走通过议会争取直接选举权、提案权和否决权的方式最终夺取政权。 相应地，日本社会民主党在它的宣言里反对武装斗争，把实行普遍选举制度作为实现该党目的的最初手段。                  

在这一时期，包括后来在思想上发生重大变化的幸德秋水在内的社会主义者，都认为解决日本社会贫富分化问题的方法首先在于和平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幸德秋水甚至视当时欧美无政府主义者倡导的同盟罢工为不祥之事。从1901年发表的《帝国主义》一书的“例言”来看，他的思想还没有脱离当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奥古斯特·倍倍尔的议会政策思想和托尔斯泰的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 然而，从这本书看，在由作者早期自由民权思想延伸开来的对明治中央集权的不满情绪、对日本军国民主义的批评、对孟子怜悯之心的推崇中蕴藏了幸德秋水思想发生变化的契机。1903年10月，就在日俄战争迫在眉睫之际，幸德秋水和堺利彦一起退出了陡然转向支持开战的《万朝报》，并在日本自由党左派小岛龙太郎议员的资助下创办了周刊《平民新闻》，开始打出了“平民主义”的旗帜。从《平民新闻》的言论来看，幸德秋水除了继续其批评爱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立场之外，还进一步提出了废除军备、灭绝战争的主张。《平民新闻》发刊词中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得自以法国民约论思想为底色的中江兆民的自由民权理论，但幸德秋水比后者更激进的一点坚持“以多数人类的完全自由、平等和博爱为理想”。尽管如此，幸德秋水还是强调“实现（理想——引者）的手段是在国法允许的范围内引起多数人的舆论，取得多数人的一致协同。诉诸暴力虽能逞一时之快，但我辈坚决否认之。” 平民社猪人花费了大量的人利和财力，通过演说集会、地方游说和“传道行商”的方式来宣传平民主义的主张。他们还主动联络了与第二国际有着密切关系的俄国社会民主党。1904年3月13日，幸德秋水在《平民新闻》上刊发了《致俄国社会党》一文，在这封公开寻求对方给予支持和合作的书信当中，他满怀激情地向敌国的同志发出了号召：“社会主义者的眼中没有人种、地域和国籍的差别……诸位的敌人并非是日本人，而是所谓的爱国主义和军国主义”，文章最后说道，“借用马克思的一句话‘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我们社会主义者必须拉起手来尽最大的努力去工作。”在同一封信中，幸德秋水等人还呼吁两国社会党应当仿效第一国际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当年反对德国吞并阿尔萨斯和洛林那样来反对目前的战争。同年7月，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星火报》上回应了幸德秋水的公开信（据说是由列宁或托洛斯基执笔），认为日本工人阶级主动提出联合的主张，与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当年为国际社会主义所作的贡献一样“富有价值和意义”。 日俄两国社会主义者超越各自国家利益之上彼此联合的举动受到全世界人民的瞩目。两封公开信被各国报争相转载，一时间引起了西方乃至全世界的轰动。日俄两党的通信促成了1个月过后片山潜在第二国际第六次会议开幕式上与普列汉诺夫热切握手的举动。然而，无论幸德秋水的反战言论多么激烈，还是两党的握手联合都无法阻止日俄战争的进行，因为国际上支持日本战胜俄国的力量中有一支恰恰来自于第二国际领导下的欧洲各国社会党。对沙皇俄国的仇视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把沙皇专制的俄国看成是在欧洲大陆上阻碍社会进步的最大反动力量，这个态度从《宣言》的开头几句话即可以看出来。再者，德国社会民主党对马克思《宣言》中“工人阶级没有祖国”的解释历来都是民族主义的，卡尔·考茨基在1887年的一篇文章中是这样解释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诚然是越来越严重，但与此同时无产阶级在数量、智力和能量上也越来越强大，乃至构成了民族的核心，那么无产阶级的利益和民族的利益就融为了一体，无产阶级此时再去奉行一种敌视民族的政治就无异于自杀，我们不能想象有这样一种无产阶级。”第二国际领导人对待沙俄延续了的同样立场。在讨论日俄战争的一次国会讲演中，倍倍尔甚至说，假如德国打算加入对沙俄的战争，德国社会民主党也会支持参战，这一立场和他在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支持批准德国政府发行战争债券的立场如出一辙。 倍倍尔和欧洲各国社会党希望日本战胜沙俄，从而引发俄国革命。法国社会党领导人让· 饶勒斯甚至要求国会在战争中保持中立，并且不给俄国驶向远东的黑海舰队“提供任何帮助”。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天皇本人还曾对欧洲各社会民主党报纸给予日本的支持表示满意。即使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普列汉诺夫也希望自己的祖国战败。在阿姆斯特丹会议的主席讲话中，他说，沙皇政府发动的是一场针对日本人民的战争，“俄国政府为受压迫的其他斯拉夫民族制造了一个圈套，然而，对剥夺其他民族自由之民族的惩罚在于反过来去压迫它，让它在这种压迫中诅咒自己。俄罗斯人民与西伯利亚人和芬兰人一样是被压迫的民族”，“俄国政府的强大只是表面上的，仿佛是由黏土制成的巨人雕像，而日本将摧毁这座雕像。他为受压迫的民族复仇，俄国政府的梦境将被受压迫的民族打破。……俄国政府是文明的敌人。”相反，作为日本人的片山潜在发言中并没有像幸德秋水那样把战争的原因归为日本帝国的贪婪欲望，而只强调了同志间的兄弟关系，这说明连他也无法回避国家利益的考虑。

正是在这样一个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讲求“平民主义”和倡导国际社会主义者联合的历史情境下，幸德秋水和堺利彦接受了上文提到的小岛龙太郎的建议，翻译了《共产党宣言》。据堺利彦回忆，小岛是中江兆民的友人，法语学者，时任众议院书记官，同时也是日本自由党左翼社会主义俱乐部成员。 两位译者当时还不懂德文，只能依据小岛提供的英译本一字一句的重译。 在日译本发表之前，据荒畑寒村在1974年回忆，无论是幸德秋水还是堺利彦此前均未读过《宣言》，尽管幸德秋水曾多次在他的著作中推荐和引用它。译者尚如此，其他的日本社会主义者就更不用说了，他们大多听说过《宣言》却很少有人读过它。因此，《宣言》的发表在日本舆论界是一件大事，它刚一面世，连幸德秋水的《呜呼增税》和《告小学教师》这样的反战文章都十分忌惮的东京警部立即起诉了平民社，编辑西川光次郎被处以罚金，幸德秋水也在1915年2月被判入狱。他在7月份出狱，11月便去往美国，1906年6月回国。在此之间，按照幸德秋水的说法，他已经由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转变成一个急进的无政府主义者了。 然而，这个略带神秘色彩的思想变化过程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一个直接的原因是因笔祸致两次入狱让他体会到了明治政府对社会主义弹压的残酷性，同时也让他对通过议会政策夺取政权的第二国际的政治路线感到绝望。其次，从人格理想方面来说，幸德秋水崇尚日本传统的武士道德，在他看来，只有保持了道德纯粹性的武士或“志士仁人”才能拯救社会与普遍堕落之中，从自由民权思想而来的个人精英主义使他不安于长期屈从一个革命团体。 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在抛弃了议会政策论之后，幸德秋水开始寻求另外一种更为激进的革命策略。恰在此时，1905年俄国革命前后的民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以及美国芝加哥地区的“世界产业联盟”（IWW）奉行的直接行动论成了他瞩目的方向。在入狱前夕，幸德秋水在《直言》周刊上发表文章，批评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温和政策不得人心，并且有保留地赞赏了具有深厚民粹主义传统的俄国社会革命党。联合1890年代兴起的北俄多个革命组织和地方的农村社会主义团体、在1902年成立的俄国社会革命党，对于俄国社会民主党在第二国际领导下单纯致力于改善工人经济状况的做法不满，主张“民主社会主义”和“农村社会主义”。 幸德秋水狱中阅读的克鲁泡特金亦在1872年参加过民粹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柴可夫斯基圈”的活动。 在游历美国时，幸德秋水实地接触了流亡的俄国革命者，并与和他们保持密切关系的弗里茨夫人，也就是他的房东结成了友谊。在寄给国内的一篇文章中，他认为“假如俄国革命成功，那么整个欧洲便进入了工人革命的时代”；1906年1月，在旧金山为纪念一年前发生在冬宫的沙皇屠杀革命者事件而举行的集会上，幸德秋水把俄国革命看作是世界革命的先声。 阿尔伯特·约翰逊（Albert Johnson），一个生活在美国加利福尼亚海岸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幸德秋水保持了长时间的友谊，从这位老人那里，后者得到了克鲁泡特金的《土地、工厂和作坊》一书和该书作者流亡在伦敦的通讯地址。 在美期间，幸德秋水频频造访美国社会民主党（SPA）、美国社会劳动党（SPL）和世界产业工人联盟（IWW）的会议，与各个派别的社会主义组织一起就社会主义的性质和实施手段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1906年4月，在发表于由流亡东京的俄国社会革命党人创办的《星火》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幸德秋水表示，与“财产公有”和“选票箱”相比，他更愿意选择“理想的、革命的和激进的”社会主义。 其中，世界产业工人联盟奉行的以暴力方式举行总同盟罢工、铲除国家制度、保留工业分工的“直接行动”理论吸引了他的注意力。1906年6月20日，幸德秋水归国后在东京神田锦辉馆的讲演向他的日本同志们宣告了自已思想上发生的这一重大变化。他宣称“总同盟罢工”已经成为当时世界革命的主流，日本社会党必须紧跟这一新的潮流。 基于立场的转变，1907年2月，在日本社会党第二次会议上，幸德秋水坚持要删去党纲中主张发动普选运动的内容，增加“议会政策是无能的”的条款，这个建议激起了他和堺利彦为一方，田添铁二为另一方的激烈争吵，在会议就决议案进行的投票中，堺利彦和幸德秋水一派取得了绝对优势。 自此以后，以幸德为首的“直接行动派”和以片山为首的“议会政策派”相互攻轩、谩骂，终于在同年7月19日英国工党代表哈叠来访日本时达到了高潮。片山派在8月10日成立“社会主义同志会”定于每周日举办活动，为了以示对抗，9月6日，幸德派组织了“金曜会”定于每星期五进行讲演。 虽然两派的争吵不断，但日本政府早在2月就已经下令解散了社会党。日本社会党是在西园寺公望内阁时期自由宽松的政治环境下于1906年2月成立的，当时幸德秋水已在美国。1907年7月，第二次桂内阁上台之后，开始加大了对社会主义者的弹压，誓言要根除社会主义。山县有朋先后借留美学生谋划暗杀天皇事件、“赤旗事件”以及指控幸德秋水阴谋暗杀天皇的“大逆事件”，将战前的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彻底打压了下去。

面对政府打压和社会党的分裂，深感前途无望的幸德秋水在1907年3月26日接到了章太炎和张继寄来的明信片，上面写着:“拜启：明日午后一时往贵宅聆听雅教，乞先生勿弃！” 信寄到了幸德秋水的东京寓所——大久保村中白人町，但不知何故会面的日子却被推迟了，据坂本青马的回忆，1907年4月，经由北一辉介绍，张继、章太炎，还有刚落脚东京的刘师培、何震夫妇一同拜访了幸德秋水。 此时正值清政府与日本当局交涉刚刚驱逐了孙中山，而章太炎因孙氏接受日本政府“馈金”有背叛革命之嫌而迁怒于他，混乱之中，刘师培提议改组同盟会，并推荐日人北一辉与和田三郎入会，由于受到该会代理庶务长刘揆一的坚决反对才未能如愿。 这一事件揭开了同盟会内部以孙中山和黄兴为首的一派和以章太炎、张继为首的另一派走向分裂的序幕。事情起因于对孙中山过于依靠西方国家的革命策略不满的北一辉从中作梗，但从根本上来说，这也是孙、章两人在政治问题上的长期分歧所致。 总之，北一辉肯定说服了章、张、刘等人，并将他们寻求中国革命支持力量的目光转向了日本。然而，让北一辉始料未及的是，与幸德秋水、大杉荣和堺利彦等日本革命者的交往使张继的思想滑向了无政府主义。 至于幸德秋水与章太炎等四人所谈具体内容如何，我们不得而知。同年秋天，由张继和刘师培发起、在东京青山的“Indian House”（印度屋）成立了“亚洲和亲会”，这是一个联合日本、中国、印度、安南（越南）、缅甸、朝鲜、菲律宾革命者的国际组织，从协会的英文名“Humanitarian Brotherhood”看，发起者希望正处于列强压迫的亚洲各民族和正在遭受政府弹压的日本社会主义者联合起来。参加“亚洲和亲会”的中国人除了张、刘两位之外，还有章太炎、景梅九、何震、苏曼殊、陈独秀、罗黑子等数十人之多。日本方面则有堺利彦、大杉荣、山川均、森近运平、宫崎滔天和竹内善朔等十余人，印度人有带某、朝鲜人赵素昂、菲律宾人怛某、越南人潘佩珠、邓子敬、阮琼林等十余人。 据参加该会的竹内善朔回忆，“这个会是以中国同志为中心的，是和印度同志协商后发起的”。 这个回忆非常确切，因为同年4月章太炎曾受邀参加了住留东京的印度人纪念西婆奢王的集会，并在《民报》上发表文章记述了此事。邀请者“钵逻罕氏”（Mohammad Barkatullah）是一位激进的印度民族独立运动领袖，章太炎在文中一再提到的另一位印度人“保氏”或“保什氏”（Surendramohan Bose）也是一位印度革命者，“亚洲和亲会”第一次集会的会址就是被他用作革命活动中心而租赁的，协会约章的英文起草者是被称为“带氏”的印度革命者，在参加“亚洲和亲会”的越南东游运动领袖潘佩珠的回忆录里，他被称为“党魁带君”。在章太炎同期发表的有关印度的文章中，可以明显看出他已经形成了联合中印和亚洲的思想。 我们注意到章太炎与印度激进革命者交往之际，也正值他与张继等四人赴幸德秋水寓所与其会面之时。同样是在这段时期，幸德秋水也与住留东京的许多印度人有交往，1908年初在土佐中村养病的他回忆道，“我在东京见过许多印度青年，他们各个都是有品德、有气概、有学问的有为革命家，每当他们谈及故国人民生灵涂炭之时，都深慨痛愤，声泪俱下”，在谈到在东京的中印革命者时，还说像这样有气概和学识的菲律宾、安南和朝鲜人绝对不少。 参加“亚洲和亲会”的朝鲜人赵素昂，即朝鲜史料中的李镛殷，他当时是明治大学的学生，1910年代在上海从事朝鲜独立运动，1919年参加了设在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另外，刘师培在《亚洲现势论》也提到了“印度人某君”、“安南人某君”、“朝鲜人某君”，可见《民报》社诸人与这些亚洲弱小民族的交往绝不算少。章太炎和张继还接济过越南潘佩珠和他的弟弟，不但安排他在《民报》社食宿，而且还让其充任《民报》社书记，并出钱帮助他弟弟学习日语。 虽然幸德秋水或许迫于警方的压力未能参加“亚洲和亲会”在青山举行的第一次集会，但“亚洲和亲会”的理念应当是他与章太炎、张继、刘师培和何震商谈的结果，这不能不归功于双方在1907年4月的那次会面。在4月3日发表于日刊《平民新闻》上的《大久保村来函》一文中，幸德秋水说：“社会党的运动是世界性的运动，没有人种和国界的区分。……中国革命主义者和日本社会运动的携手合作，正像欧洲各地的社会党几乎已经联成一体、展开共同活动那样，亚洲各国的社会党也必须结成一体，进而向全世界推进革命运动。” “亚洲和亲会”结成之后10月20日，幸德秋水在谈及印度革命时，说自已坚信世界主义到来的日子已经不远，但是，如果他们不奉行世界革命党联合提携之策的话，就很难达到他们的目的。1908年1月，他再次呼吁菲律宾、越南、朝鲜的革命家不分国家、不分人种，直接形成在世界主义和社会主义旗帜下的“大联合”，倘若如此，那么“20世纪的亚洲将成为革命的天地。” 日俄战争之后，中国、印度、越南、朝鲜、菲律宾等亚洲遭受西方列强压迫的各个弱小国家青年革命者纷纷踏上日本国土，希望从日本这个刚刚战胜“白人”强权的国家得到支援。在日俄开战前后，日本政府允许俄国战俘和移民在本土从事颠覆沙皇的无政府主义革命活动，东京和横滨一时间成为了整个亚洲的革命中心。然而，如日本学者白石昌也所说，这个政治中心非常薄弱，因为已经经跻身于列强的日本政府在1907年全面调整了其亚洲政策。为了与西方列强保持在华利益上的均势，日本政府开始配合清政府、英国、法国和俄国打击本国境内的革命力量。在此局势之下，住留东京的中印革命者一方面对日本政府感到失望，另一方面愈发感到单个民族和国家力量的不济，于是，基于一种“同病相怜”的感情，产生了与同样遭到政府残酷弹压的日本社会主义者进行联合的愿望。

就在中日革命者初次会谈之后，1906年6月10日，何震和刘师培创办了《天义》，该报虽然宣称为“女子复权会”的机关报，但从它的宗旨来看，与“亚洲和亲会”约章的精神基本是一致的，即所谓“破除国界、种界，实行社会主义、实行世界主义。抵抗世界一切之强权。颠覆一切现今之人治。实行共产制度。实行男女绝对之平等。” “亚洲和亲会”成立的同时，张继和刘师培开始筹划“社会主义讲习会”，明确指出民族主义革命的偏颇，主张在中国推行社会主义。 1907年8月31日，“社会主义讲习会”举行了第一次讲演会，幸德秋水应邀作了关于“自由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讲演，他认为无论“满洲立宪，无论排满之后另立新世界，势必举欧美、日本之伪文明推行于中国”，使中国人民“尤为困苦”。  7月21日，张继和刘师培等人受邀参加了日本社会主义者为英国工党代表哈叠来访召开的欢迎会，该会的主导者是片山潜和添田铁二。由于英国工党奉行议会政策， 自诩为正统社会主义的片山派有意借此来羞辱幸德派。 9月1日，《天义报》刊登了幸德秋水派正在酝酿开办“金曜讲演会”的消息。 9月6日，张继、刘师培等人应邀参加了此次会议。值得注意的是本次会议讨论的两个议题，即“评哈叠氏”和“论ジュラ同盟”。 前者显然是对第二国际议会政策的批判，后面议题所涉及的“茹拉联盟” （Fédération Jurassienne）是第一国际时期由巴枯宁主义者在瑞士茹拉山区建立的一个实施联邦主义或同盟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制度的实验区，这是当时世界无政府主义的中心基地。克鲁泡特金在他的《革命回忆录》中曾经热烈地赞颂过“茹拉同盟”平等、独立和自由的社会环境，由此转变成为一个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者。1905年11月，幸德秋水在去往美国的海船上认真地阅读过克氏的这本著作。直到此时，一个没有权力压迫的、讲求人与人自由平等结合的小团体式的无政府主义政治理想强烈地吸引着他。《天义》连续记载了“金曜讲演会”举办的7次会议，以及“社会主义讲习会”举办的8次讲演。在两种讲演会上，中日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者交替出现，每次讲演的时间间隔不过一两周。从日本外务省秘密档案《清革命者与社会主义》看，当局密切监视着这些活动。 1908年3月8日，钱玄同在日记中报告当日有“某君演述”《共产党宣言》，数天之后，《宣言》的序言和第一章的中译文就出现在了《天义》上。

本篇文章原载于《外国文学评论》（2016年11月18日），作者授权海螺发表全新修订版。未完待续，敬请期待。由于排版问题，省略注释，详情请见原文。海螺曾推送作者另一篇论文《帝国的想象：卡夫卡〈中国长城修建时〉中的政治话语》（载《外国文学评论》2015年第4期），详情请点击“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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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紫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