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主义、种族革命与《共产党宣言》中译文的诞生————以《天义》的社会主义宣传为中心（四）

三、《共产党宣言》与清末革命思想的分化

1847年爆发的商业危机使马克思深感资产阶级已经无力控制自己创造出来的“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在《宣言》中，他首次完整地提出了资本主义的危机理论，将其原因归结为强大的生产力试图突破资产阶级对生产资料的独占。另一方面，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用来克服危机的方式，即消灭既有生产力和开拓市场，不但无法消除上述危机，反倒为资产阶级“准备了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遵循黑格尔辩证法，马克思把资产阶级的失败看做是人类历史必然经历的发展环节，它势必伴随着作为矛盾对立面——无产阶级的崛起。《宣言》的核心意义在于号召无产阶级在意识到上述历史必然性时联合起来，将自己缔造成一个社会阶级和政治阶级，作为革命的主体参与这一历史进程。因此，与反抗资本家的个人和个别群体不同，在《宣言》中，无产阶级还是一个尚待塑造的阶级，这首先须协调自由竞争造成的内部利益冲突、进而培养共同的阶级意识、壮大工人的联盟，最后建立工人阶级政党，只有在经历了这些必要的环节之后，工人阶级才能成为一支革命领导力量。（109）然而，《宣言》的中译者并不认同马克思描述的资产阶级自动消亡的趋势，而把顺应这一历史趋势而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转换成为了无政府主义的单纯颠覆活动。请看下面一句话：

【1890德文版】

Die Produktivkräfte, die ihr zur Verfügung stehen, dienen nicht mehr zur Beförderung der     bürgerlichen Eigentumsverhältnisse; im Gegenteil, sie sind zu gewaltig für diese Verhältnisse geworden, sie werden von ihnen gehemmt; und sobald sie dies Hemmnis überwinden, bringen sie die ganze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in Unordnung, gefährden sie die Existenz des bürgerlichen Eigentums.

【1888英文版】

The productive forces at the disposal of society no longer tend to furth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ditions of bourgeois property; on the contrary, they have become too powerful for these conditions, by which they are fettered, and so soon as they overcome these fetters, they bring disorder into the whole of bourgeois society, endanger the existence of bourgeois property.

【1908中文版】

彼劳民应社会之命，从事于生产。今不甘为绅士所利用，以发达其财产制度，然认此制度为有力，乃超其上而加以躏践，使绅士社会全部驿骚。即其存在之财产制度，亦陷于至危。

【1906日文版】

社會の命に應ぜんとする彼の生産力は、今や既に紳士の財産制度を發逹せしむるの具とならず、却つて其制度に比して餘りに有力となり、其制度が舆へんとする障礙を超越して之を蹂躏し、紳士社會の全部に混亂を来さしめ、其財産制度の存在を危からしむ。

【2009中文版】

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

在这里，“生产力”作为一个抽象的范畴，并不简单地是劳动力，而是具备生产力的劳动者、工具、机器和器具，以及能够被制作成产品的物质如原材料等。（110） 中译者民鸣将句中的“生产力”简化和替换为“劳民”之后，并未顾及与后面语句的一致性，索性改写了马克思的原话，从而构造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理想和神话：他已经迫不及待地要付诸暴力行动了。

究竟是以理性的态度逐步将工人阶级组织成为政党，在国家法律内走合法的议会道路，还是采取直接行动来破坏国家的秩序？自1905年开始，这个问题就成了第二国际及其领导者——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激烈争论的核心议题。俄国革命者在1905年普遍发动的工人罢工、农民起义和军人哗变迫使沙皇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民主改革，这激发了世界各地革命者对直接行动策略的热情。在这种情势下，西欧各国的社会党纷纷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资产阶级性质”提出质疑。然而，考虑到总罢工的效果非常有限，一贯以理性和秩序著称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不愿轻易改变自己的政策。由卡尔·考茨基起草的1906年会议决议还对德国工会组织偏离社会民主原则的倾向提出了劝告。在法国，受乔治·索莱尔（George Sorel）的工团主义理念引导，工业暴动经常发生，工会组织越来越有信心。1907年之后，法国连续爆发的邮政和铁路工人大罢工重创了法国的经济，并使资产阶级感到十分恐惧。即便如此，德国的社会主义者依然无动于衷，他们坚信无产阶级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相反，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工会却坚信同盟总罢工才必然会胜利。（111）在第二国际1907年斯图加特会议上，法国教师和社会党人古斯塔夫· 哈尔维（Gustave Hervé）批评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无所作为，并提议以总罢工来对付即将到来的战争。在他的坚持下，会议通过了允许各国社会党“采取最有效的方式制止战争”的决议。（112） 就连1907年7月在日本受到片山派欢迎的英国工党领袖哈叠也于1910年抛弃了议会政策。（113） 1905年成立于美国芝加哥的世界产业工人联盟因美国劳动联合会反对工人直接的政治行动而与后者成为了政治上的死敌。（114） 

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大势如此，日本社会党的分裂也在所难免。正当幸德秋无路可寻之时，从美国寄来的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田野、工厂和作坊》一书吸引了他，在之后的数年里，由被德国社会民主党开除后移居美国的约翰·莫斯特（Johann Most）和马克斯·施蒂纳（Max Stirner）的崇拜者本杰明·杜克（Benjamin Tucker）奠定的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传统（115），以及美国工人运动中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成了幸德秋水的言论和思想主题。1883年6月在美国纽约出版的《宣言》第二个英译本，就与莫斯特本人及其主编的杂志《自由》（Die Freiheit）有着密切的关系。1880年8月，这个无政府主义杂志在其创刊号上批评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并且援引《宣言》中“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以及卡尔·李卜克内西拥护暴力革命的言论作证，将无政府主义立场树立为遵从《宣言》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派”。莫斯特等无政府主义者们以“不合时宜”为缘由在1883年《宣言》英文版中删掉了1851年德文版第二章中列举的10条革命措施。 （116）

英文版

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者对“无产阶级”性质的理解不同于社会民主主义者。首先，巴枯宁虽然十分赞赏马克思对阶级的分析，但不认同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是历史必然性在起作用，而是源于无产阶级本身具有的无穷创造力。在他看来，工人阶级的创造性是内在的，而工人大众和抽象的工人总体并不拥有这种品质。因此，与其说工人的阶级意识和行动需要通过人为的培养、组织、控制和训练才能产生和实现，不如说每个人一旦需要就会发挥出互相联合的社会本能。（117） 其次，巴枯宁虽然认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仇视，但是同时也认为两者的界限非常模糊。1867年6月，在给瑞士伯尔尼新成立的《和平与自由同盟》起草的纲领中，巴枯宁说，有产者和无产者常常混杂一处，中间还有一些无法把握到的细微层次。（118） 因此，在讲演和著作中，他经常以“人民”（le peuple）代替“无产阶级”。

巴枯宁

 《宣言》主张国家是历史的产物。由于自由竞争的需要，资产阶级将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日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这要求政治上必须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与之相适应。同时，“随着自由贸易的实现、世界市场的建立和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 于是，“无论在英国和法国、无论在美国和德国，都是一样的，都使无产者失去了任何民族性。”因此，“联合行动，至少是文明国家的联合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  （119）应当指出，在包括《宣言》在内的马克思早期著作中，“Nation”（民族）一词是和“Staat”（国家）、以及“Staatsvolk”（国族）是混用的，它并非指建立于生物学意义的种族理念之上的民族。按照19世纪中期欧洲的政治习惯，“Nation”是指居住在某一国土之内的民众，或者是“国民”(Staatsmitglieder)，而“Nationalität”则指国民的一般特征。（120） 在《宣言》里，马克思无意于提出一个“纯粹”的民族定义，而是更多地着眼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主义策略。（121） 具体来说，马克思试图以“国族”为单位来分析在各个资本主义大国里无产阶级的人口数量及其空间分布状况，以便为无产阶级利用工人的国际联合力量首先推翻本国国内的资产阶级铺平道路，这就解释了《宣言》中一个看上去非常矛盾的问题：为什么它一方面号召无产阶级超越民族利益之上联合起来，另一方面又强调从形式上来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122）巴枯宁承认国家的现象是历史的产物，主张彻底摧毁国家，恢复基于人与人的自然联合而形成的社会。1870年6月，在《上帝与国家》的手稿中，巴枯宁说，“国家是暴力、抢劫和劫略的历史性联姻，一句话，它是战争、征服与从民族的神学想象中被持续不断地制造出来的上帝的结合”，“是对残酷的暴力和无往而不胜的不平等现象的神圣肯定。”国家是对权威和暴力的夸耀和满足，其本质根本就不是什么良言规劝，而是强迫和命令，因此容易招致人们的反抗。与国家相反，社会的结合则是非权威的、非官方的和自然而然的，正因为如此，社会施予个人的行为反倒比国家更有力量。（123） 应当说，《宣言》中的国家存废思想在赋予巴枯宁以灵感的同时，也引导他从彻底的国际主义和世界主义的角度去理解和解释《宣言》中“工人阶级没有祖国”的这一思想。1868年12月22日，在致马克思的书信中，巴枯宁曾经这样说：“除了劳动者的世界之外，我不认识任何社会。我的祖国现在就是你所领导的国际。”（124） 就在同一年，巴枯宁在日内瓦加入了马克思领导的第一国际，但是不久之后，两人就因信念不同产生了矛盾，后者导致了1871年9月第一国际伦敦会议对其领导下的瑞士茹拉山区的组织——茹拉同盟——做出了一系列不利的决议，因为巴枯宁在当地进行的宣传活动已经使这个同盟偏离了社会主义轨道。两个月之后，为了对抗伦敦会议的决议，位于茹拉山区的6个国际分部在松维依(Sonveilier)召开会议，制定了以反权威和反国家为宗旨的同盟章程，章程规定未来的社会应建立在“自由”和“平等”之上。于是，巴枯宁和支持他的朋友詹姆士·纪尧姆（James Guillaume）一起在第一国际于1872年9月2-7日召开的海牙会议上被开除出国际。几天之后，支持巴枯宁和纪尧姆的5个国际分部在圣-依梅（Saint-Imier）集会，通过了公开宣称破坏所有的政治权利并公布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相互协作反对任何形式的权威、坚定地组织劳动以抵抗资本等五项决议和废除国家、戒绝选举、“绝对解放”无产阶级等措施，这些决议和措施成为“茹拉同盟”乃至世界各地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的行为准则。 “茹拉同盟”也为意大利、西班牙、法国、比利时、美国、荷兰和英国同盟联合起来建立一个新的组织奠定了基础。(125)“茹拉同盟”以钟表匠等手工业者为主体，先后接纳了许多政治流亡者、遭到法国政府迫害的前巴黎公社革命者，以及俄国革命者。从1869年直至去世以后，巴枯宁一直都是“茹拉同盟”的 “启示者”（révélateur）和精神领袖。(126) 克鲁泡特金曾经先后于1872年春天和1877年1月来到茹拉。当他第二次，也就是在摆脱了沙皇政府的控制之后再次来到茹拉时，他加入了同盟，从此转变成为一个追随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者。尽管这两个人从未谋面(127)，但在彻底摧毁国家和提倡以劳动者自由联合的小团体来抵抗资本主义的策略选择上，巴枯宁却给正在思索革命实践方式的克鲁泡特金带来了希望的曙光。在“茹拉同盟”，他先后结识了慕名来到这里的许多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如莱克律（Elisée Réclus）、平蒂（Louis-Jean Pindy）、 布鲁斯（Paul Brousse）, 勒弗朗赛（Gustave Lefrancais）, 马龙（Benoit Malon）和 马拉特斯塔（Errico Malatesta）等人，并且创办了无政府主义杂志《反抗者》（Le Revolté）。(128) 从1877年6月发表在“茹拉同盟”会刊上的文章看，克鲁泡特金已经抛弃议会主义，转入了对民众革命实践的思考。他认为社会革命只能依靠民众自己，其反抗意志将在抗议和反叛的实际行动中浮现出来。(129) 在与莱克律以及世界各地的革命者的讨论党中，克鲁泡特金形成了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告别了1860-1870年代以来的纯粹无政府主义思想。实际上，自1877年直至1881年被驱逐出境，克鲁泡特金代替1876年去世的巴枯宁成为了“茹拉同盟”的新领袖。“茹拉同盟”的政治经验和劳动组织方式为他后来在旅居伦敦时撰写的两本著作提供了主要的理论源泉，这两本书分别是1892年出版的《面包的征服》和1902年面世的《乡村、工厂和作坊》。

让我们再次把目光转向1907年的东京。8月31日，“社会主义讲习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幸德秋水应邀讲演；9月6日，“金耀讲演会”开会讨论对“茹拉同盟”的评价问题；秋天，“亚洲和亲会”在东京青山成立，会议公布了由章太炎起草的约章；11月30日，刘师培在《天义》第11、12卷合册上发表《亚洲现势论》。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在上述革命氛围中成立的“亚洲和亲会”就是仿照“茹拉同盟”的模式建立的亚洲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团体。刘师培的《亚洲现势论》甚至被日本学者白石昌也视为该会的“宣言”（Manifesto）。(130) 的确如此，文章不仅引用了《共产党宣言》的言论，而且从行文风格上来看，作者显然是在模仿《宣言》的修辞，且看其首句便知：“今日之世界，强权横行之世界也，而亚洲之地，又为白种强权所加之地。”(131) “亚洲和亲会”或者“东亚同盟会”英文译名“The Asiatic Humanitarian Brotherhood”中的“Brotherhood”即“人道兄弟情义”一词来自法文“l’humaine fraternitié”，这是巴枯宁在《同盟主义、社会主义和反神学》（1867）中作为“同盟主义”的原则和理念提出来的。他说：“我们相信人权，相信人类必要的尊严和解放，相信建立在人道正义之上的人道兄弟情义。”(132) 这个理念后来成了“茹拉同盟”的基本原则，克鲁泡特金第一次来到茹拉时就曾经对当地人与人之间的“人道兄弟情义”深有感触，他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训导……建立在人们的兄弟情义之上，不分等级、种族和国籍”。(133) 读过克氏《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录》的幸德秋水在美国时就实地体会到了工人阶级的“国际兄弟情义”，那时世界产业工人联盟就曾经反对美国劳动联合会歧视中国、日本和朝鲜工人的做法，积极吸收这些亚洲工人入会。(134) 在“社会主义讲习会”讲演的最后，他说：“无政府主义在于视万国为一体，无所谓国界，亦无所谓种界，主义相同则视之为兄弟”，“中日两国地域相近，诸君如抱此旨，则此后两国国民均可互相扶助、互相运动，及联合既固，以促无政府主义之实现，此予之所深望者也。”(135) 此外，“亚洲和亲会”约章中言明的“独立主义”、“无会长、干事”和“平均权利”的内容也与圣-依梅会议通过的第一项决议，即“不受任何政府控制的完全独立”的条款基本吻合。与“茹拉同盟”一样，“亚洲和亲会”接受任何拥有不同政治主张的各色人等，如“无论民族主义、共和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 ，(136)但这并不妨碍此会的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性质。

章太炎执笔的约章突出强调了亚洲各国的政治和文化独立，所谓“反对帝国主义而自保其邦族。他日攘斥异种，森然自举，东南群辅，势若束芦。集庶性之宗盟，修阔绝之旧好，用振我婆罗门、乔达摩、孔、老之教，务为慈悲恻怛，以排除西方旃陀罗之伪道德。”(137) 至于亚洲人为何联合以及如何联合这项理论工作则是由刘师培来完成的。如前文所揭，与越南东游运动领袖潘佩珠一样，刘师培对1907年亚洲形势的把握非常准确：日俄战争结束之后，“日本之于亚洲，不独为朝鲜之敌，且也为印度、安南、中国、斐律宾之公敌。”因此，亚洲诸国不能指望得到强国日本的援助，反而只能依靠自身的联合获得解放，其彼此联合的动力首先来自于印度、安南和朝鲜各国人民均“久抱独立之精神”的事实；其次，列强在中国、印度、安南和朝鲜进行的经济掠夺造成亚洲全境日益贫困，社会主义学说和团体因之“渐次而生”，而在波斯、中国、朝鲜频频出现的暗杀“亦隐与无政府党暗符”；最后，由于拥有相同的文化、宗教和礼俗，亚洲各国易于联合且已经出现联合的趋势。面对以上国际格局，刘师培提出了如下主张 : “一曰非亚洲弱种实行独立，不能颠覆强族之政府；二曰亚洲弱种非与强国诸民党相联，不能实行独立”。在他看来，亚洲联合的目的不止为了寻求各国的独立自主，其终极的目标在于“颠覆强族之政府”。强国致强的原因乃“帝国主义盛行之故 ”，是政府和资本家合伙攫取本国人民金钱而已，其手段是增加国民的税负和扩充军备，籍此“劫夺平民之权，而潜夺其利”，致使国内贫富不均。接着，作者援引马克思的《宣言》说明，正是欧洲资本家或者克鲁泡特金所说的“富民”持续不断地市场扩张造成了国内平民生活的贫困。应当指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克鲁泡特金对工业危机导致社会贫困之原因的解释是不同的。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危机本质上是生产和消费两个本应相互分离的资本流通环节被人为地聚合为一体从而产生了矛盾所致。(138) 克鲁泡特金则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落后国家卷入世界市场，而当这些落后国家生产的工业品反过来参与了发达资本主义的国内竞争之时，其结果就导致了本国工业的危机。(139) 刘师培接着说，除了对平民进行经济剥削之外，强国政府还利用强大的军队镇压国内平民的反叛和民党的革命行动。总之，“国愈小者民欲安，国愈强者民愈困”。鉴于此，亚洲弱小国家革命者应当与强国的民党携起手来里应外合，一举推翻强国的政府，最终“废灭”“世界人治”。只有在世界主义和非军备主义的旗帜之下，与强国里那些从事反对帝国主义的民党联合起来，亚洲革命才能走上正途。作为强国民党支持所属殖民地国家人民独立斗争的例证，文章首先举出了日本社会民主党，尤其是“直接行动派”，后者曾经集会共商“扶植朝鲜之策”；留美日本民党曾计划暗杀天皇；还有英国工党领袖哈叠鼓吹印度人民独立；法国社会党爱尔威欲以同盟总罢工来阻止帝国主义战争等等。刘师培为“亚洲和亲会”制定的具体战略为：1）在各国未宣布独立之前，鼓吹非军备主义，以便解散日本军队，向所在国表明自己独立的决心；2）宣布独立之后，敦促日本社会党反对增加军费，鼓动士兵罢战。假如该党势力尚充足，可联合亚洲各国民党同时发难，使英、法、德、美、日本政府迫于内乱无暇远征，于是亚洲便可获得自由；3）取得独立之后，为了防止使人民再度陷入权利的压迫，应当不再设立政府，实行巴枯宁的联邦主义（Fédéralism）即“同盟主义”或克鲁泡特金的自由结合，“庶人民之幸福得以永远维持”。 (140)

“为了让社会主义自由崛起，应当从头到脚重建一个社会，将它建立在小商人的个人领地之上，这不仅关乎一个迎合形而上学潮流的说法——将劳动者的产品全部归还他，而且还关乎重新制定各种各样的关系……”(141)，在《国家及其历史作用》的讲演中，克鲁泡特金认为近代国家的形成是建立在剥夺市民和农民生存权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主张社会革命的任务首先在于恢复平民阶层曾经失去的权利。《天义》本就是以何震为首的“女子复权会”的机关刊物(142)，无政府主义的“复权”观念也是刘师培看待历史和现实问题的出发点。在《中国现势论》中，他从主张民权和民利的角度对清政府从1901年以来推行的新政提出了激烈的批评。其一，举办新政如兴建铁路和开发矿产等等实业需要巨大的财政投入，这大大增加了人民的税负，使传统的纳税制度几乎沦为一项苛政；其二，为了防止人民因无力纳税而起身造反，政府不得不大量向列强和资本家筹借外债，结果导致国家主权日益丧失。(143) 在《论新政为病民之根》中，刘师培指出新式学堂造成贫民失学、代议政体蜕变为“豪民政治”、实业发展导致大资本家对小商人的兼并、法律沦为富人的工具凡此种种新政的弊病，并认为近代西方政治制度是欧美和日本封建制度的衍生物和“变相”，只不过比之于过去的封建制度“稍善”而已，但就其本质而言，如马克思在《宣言》中说，“盖去往昔阶级制度，新阶级制度代之者也。”然而，这种政治制度并不适合中国，因为封建制度在两千年前的中国就已宣告结束，人民久已习惯于“放任政治，以保无形之自由”。在传统中国社会里，除君主和官吏之外，无论贵族和富民共同遵守一部法律，没有产生类似日本的豪民政治。基于上述政治文化，刘师培认为，“无政府之制，行于新政未行之日，较之欧美、日本，尤属易行。”他将欧美和日本的现行政治制度，连同清政府正在实施的新政一起斥之为“伪文明(144)”，这不能不令人想起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产阶级文明的批判：“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世界。”(145)

破除国家的目的在于恢复人与人之间的绝对平等关系，在巴枯宁看来，“联合”才是人类的社会本能，他相信与生俱来的巨大团结力量终究会超越肤色和种族差异把人们联合在一起。(146) 如果要实现真正的平等，就必须破除种族界限以及造成种族分离的政治特权。刘师培认为实行无政府主义制度的障碍首先来自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特权。循此可知，所谓满汉问题的实质是民族之间的不平等，因此以排满为目标的种族革命应为追求民族平等的无政府革命所替代。在《论种族革命与无政府革命之得失》中，他指出了提倡民族主义者的错误在于1）如若承袭“华夷之防”的遗风，则汉族不能与回民、苗民杂居；如若汉族夺得统治权，则与满人统治汉、蒙、回、藏无异；2）无论持排满论的革命者，还是主张立宪的保皇党人都有取代满人掌握政权的“帝王思想”；3）种族革命是少数人的革命，不如多数人参与的平民革命更为根本。因此，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废除满洲人的君统，实行涵盖种族、政治和经济革命在内的无政府革命。(147) 1908年5月，刘师培借鉴了马克思在《宣言》中运用的阶级分析方法，依据清代的历史文献，厘定了汉族和满族所处的不同阶级地位：“满族人所居地位，略与外邦田主、资本家相同；而多数汉民，则均处劳动地位者也。”因此，刘师培认为针对满人的革命措施应分为以下两个方面：在经济革命方面，应当像抵抗地主和资本家一样抵抗八旗制度；在政治革命方面，应当首先废除满人的君统，共产主义社会建成之后，让他们与汉人共同劳动。旗人内部也理应区分上下，下层的蒙古和汉军旗应当通过阶级斗争方式来抵抗满人上层；而多数满人应联合起来对抗上层，拒服兵役，并与汉人携起手来共同进行社会革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使巴枯宁、苦鲁巴金之美举重现东亚。”(148)

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是反对任何权威和权利中心的共产主义，克鲁泡特金在10、11和12世纪的欧洲村镇中找到了它的原型，那里的人们经过了三个世纪的奋斗从种种宗教和世俗的压迫中解放出来，发展出了一种共同劳动和共同消费的村镇模式，这种模式一直持续到了18世纪。(149) 作为经学家的刘师培也在中国古史发现了类似的原始共产主义制度，这就是《汉书·张鲁传》记载的按需索取的“义舍”制度。(150) 不仅如此，他还在1908年夏天席卷整个江南的洪灾过后人们不分贫富、相互扶助的景象中看到了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在当代的遗存。(151) 1907年10月，刘师培成立了“农民疾苦调查会”。(152) 从1908年4月开始，《衡报》连续发表了对山东、贵州和四川等地农民生活状况的调查报告，他终于从这里找到了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革命的主体——农民。1908年6月，在《无政府革命与农民革命》中，刘师培断言：“中国农民果革命，则无政府革命成矣。故欲行无政府革命，必自农民革命始。”(153)

结语

《共产党宣言》中译文是中日革命者1907-1908年在日本东京密切交流与合作的产物。那时，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感召下，正在遭受重大挫折的幸德秋水等日本社会主义者，在章太炎、张继、刘师培和何震等中国革命者的身上看到了亚洲普遍革命的希望；中国革命者也在与对方的接触中重树了革命的信心和新的革命策略。以无政府主义立场改写的中译文《宣言》将其国际主义精神延伸为一种跨越国界和种族的世界主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孙中山前期以汉族为中心的民族主义革命方略。与此同时，《宣言》赋予了旧式经学家兼革命家的刘师培以一种深邃的历史眼光，透过历史的迷雾，他重新认识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文化，并重新调整了他对中国革命的构想。就在《宣言》中译文诞生前后，刘师培从种族革命者转变成了一位提倡满汉平等和提携的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者，再变而成为一个传统主义者。尽管他提出的无政府革命方案早已被淹没在中国现代革命的历史废墟当中，但他以中国农民革命和小自由联合体来抵抗资本主义造成的社会分裂的构想，在今天依然值得我们去认真思考。

本篇文章原载于《外国文学评论》（2016年11月18日），作者授权海螺发表全新修订版。由于排版问题，注释部分请点击下一条图文信息。

本期编辑刘紫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