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化发展的几个问题
近期，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电影产业促进法》，这是文化产业领域的第一部专门法律，不仅有利于促进电影产业、电影管理的法制化，对其他文化领域也有示范效应，据悉《文化产业促进法》也在起草之中。而财政部发布了从原有的“科教文司”分离出单独的“文化司”的消息，这成为专门服务于文化改革与发展的财政机构。这些年，国家大力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尤其是在金融危机、经济结构调整时期，各级地方政府多把文化创意项目作为城市转型升级的抓手，比如刚刚发布的《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白皮书（2016）》中指出文创产业已经是北京市的支柱产业，2015年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13.8%。在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以及“一带一路”的大战略背景下，中国能否形成与经济规模相匹配的文化实力和国际影响力，这成为中国文化崛起的关键。人们认识到，文化不只是软实力，也需要价值表述上的硬道理和产业形态上的硬实力。
中国把文化作为“产业”来发展不过十几年的历史，这与80年代以来文化体制改革的过程有关。在80年代，人们对文化的理解依然延续50到70年代的观念，把文化作为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斗争的指向标，80年代的文化艺术确实充当着为改革开放扫除合法性障碍的功能，如文学上的伤痕写作、历史文化反思运动等，都为商品化、市场化的现代化改革提供了思想准备。国家也开始允许文化事业单位从事经营活动，如1978年财政部允许《人民日报》等新闻单位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90年代市场化改革全面推进，这改变了文化在社会结构中的功能，主流文化从意识形态思想论争变成了消费性、娱乐化的大众文化。文学、电影等这些一度具有大众性的文艺样式逐渐被边缘化为精英文化、小众文化。而国营文化企事业单位也像其他国营企业一样面临着生存危机，比如国营电影制片厂全面亏损，电影票房持续下滑，1995年全国总票房跌破10亿元。与此同时，国家允许文化事业单位拥有企业执照，事业与产业分开，即“政事分开”，推动文化企业参与市场竞争，而一些民营资本也以合作的形式进入电视、图书等文化行业。
在经历90年代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双轨制转型之后，新世纪之初中国加入WTO，文化产业开始成为国家推动发展的新战略，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这为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化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在此背景下，中国电影进入产业化改革的快车道，彻底改变了90年代在计划体制内部改革的思路，从电影公司化生产和电影院线制放映两个层面向民营资本全面开放，政府只承担电影审查和行业管理，不再参与具体的电影制作，也就是政府的角色从“办”文化变成“管”文化。这导致中国电影票房进入跨越式增长的阶段，全国总票房从2002年的9亿元一路飙升为2015年的440亿元，并于2012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在这个过程中，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电脑动漫等依托互联网媒介的新兴文化产业也取得长足发展，在都市青春消费群众中产生支配性的影响。
文化的产业化给文化带来了双重改变：一种是文化定位的变化，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文化承担着思想启蒙和现代教育的职能，从新文学到革命文学，文学都不只是简单的消费品，而是革命政治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二是文化生产机制的转变，新中国成立以来，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文化生产和消费体系，国家是文化生产的出资人，文艺工作者也是体制内的干部。而文化产业化之后，文化一方面从一种强调思想和政治性的产品变成了更加娱乐化的大众文艺商品，另一方面文化的生产和组织方式也以民营公司和市场导向为主，这种文化市场化的生产方式吻合于80年代以来社会经济改革的主流逻辑，使得文化领域的节奏与社会经济领域更加合拍。这种文化转型的典型案例就是王朔及其影响下的大众文化生产。
王朔不仅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靠文学版税致富的作家，而且他参与到八九十年代之交电影、电视剧等影视文化产品的生产中。1988年根据王朔小说改编的电影《顽主》上映，影片中三个待业青年组成了一家三T公司，打着“替人排优、替人解难、替人受过”的宗旨，这家公司采取的是公司化的经营模式，把为人民服务变成一种市场化的购买行为。1993年王朔参与创作了的情景喜剧《编辑部的故事》，讲述了一家名为《人间指南》的编辑部一方面在内容上继续充当着为“人间”提供“指南”的文化责任，另一方面又积极改变经营模式解决订阅量下滑的困境。1997年受王朔影响的冯小刚拍摄了贺岁片《甲方乙方》同样是一家“好梦一日游”的文化服务公司，文化不再是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斗争方式，也不是曲高和寡的高级趣味，而蜕变为一场任何人都可以通过金钱购买的、满足个人情感愿望的白日梦，这就是大众文化的基本职能，让人们在电影“过一把瘾”，实现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或很难实现的梦想，就像好莱坞是讲述白日梦的高手，美国梦在好莱坞电影中变成真切的现实。
冯小刚 《甲方乙方》
从这里可以看出，文化具有的双重属性，一是商业和经济属性，文化作品要迎合消费者和市场的需求，正如网络文学的出现改变了原有的文学生产模式，作家变成了写手，完全依靠读者的点击量获得收益，否则就会被市场所淘汰；二是大众文化带有清晰的意识形态属性，对内发挥着主流价值观的功能，帮助人们适应市场化的生活节奏和秩序，对外承担着塑造国家形象和文化软实力的功能，正如美国除了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霸权，也有与之相匹配地传播美国价值观的文艺作品。一般来说，有效的文化价值观传播不会采用强制的宣传手段，而是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以消费者主动购买的方式来产生影响。
对于当下的文艺形态来说，市场是最重要的因素。当然，不只文化领域，其他社会、经济领域，市场也是最为重要的因素。80年代以来，市场越来越成为理解中国社会及各个领域的关键词。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以来，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再到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直到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市场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在这种背景下，党与文艺的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正如习总书记所强调的“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这并非让文艺不要市场化，而是如何管理市场化之后的文艺问题。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文艺生产和管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市场经济下的文化体制具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文化产业成为文化生产的主导逻辑，相比其他领域的市场化，不同文化行业有不同的情况，一种是电影、电视剧行业基本上完全市场化，以民营资本为主，二是广电、出版行业表面上以国有企业为主，民营资本不被允许成立出版社、电视台等，但电视节目生产已经完全民营化，而图书市场也由隐形的民营公司介入，三是网络等新媒体则完全是民营化的；第二，新世纪以来，政府大力投入公共文化服务，如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加强政府对文化公益事业扶持的力度,为人民群众提供良好的公共文化服务”，2006年9月，国家颁布了《“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将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作为下一步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支持和保障文化公益事业”，诸如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免费向公民开放，成为公民教育、公民素养的一部分。另外在农村地区政府主导的文化惠民工程，这是十七大提出的概念，由国家出资建设包括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农家书屋工程、西部开发助学工程和电视进万家工程等重点项目。这种文艺形态的转型使得文艺、文化体制的管理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推动经营性的文化产业发展，让文化企业变成后工业时代的支柱产业；二是加大投入公益性的文化事业，让更多的群体享受到文化产品。
在2014年习总书记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文艺“不要沾满了铜臭气”。确实，近几年，文艺突然成为资本热衷追逐的对象，如当代艺术领域投资已经热了十多年了。与这种市场投资的热潮相比，文艺还有另外一幅面孔，就是穷酸气。在80年代当一个文学青年、文艺青年，意味着一种成功，而如今意味着是一个半失业的穷人。就像电影《心花路放》（2014）中所讲述的，一个不太成功的流浪歌手，他挚爱的妻子跟着高富帅跑了，怎么办？他就去大理旅游了，一路上又遭遇一系列的挫折，最后他发现自己就是一个Loser，也就是失败者。不光文艺工作者，凡是从事脑力劳动或精神劳动的人，这些年都有被屌丝化的感觉。如果说80年代知识就是力量，知识生产代表着一种更高的社会地位和交换价值，那么新世纪以来包括文艺生产在内的知识生产的贬值化恰好发生在文化产业化和文化资本化的时代。一边是土豪、大资本收藏文艺作品、投资文化产业，另一方面是大量的文艺生产者迅速的底层化。也就是说，有一些文艺是布满铜臭气的，而相当多的文艺还没有和铜臭气沾上边。
这种两极分化的现象，在其他领域也能看到，这背后是资本与劳动、资本与精神性劳动的尖锐对立。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句话为90年代的市场化改革扫清了障碍，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国家与市场经济并不矛盾。其实，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理解，如果说在计划体制中可以发展市场经济，那么在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状态下，也可以加强计划经济和组织化的力量，以弥补市场化所造成的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和新的等级化。
随着中国经济崛起成为一种可见的事实，国家越来越重视文化建设，提出中国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说法，试图塑造一种有中国主体性的文化价值观表述。在社会阶层分化比较清晰的时代，有主体性的中国文化能否凝聚各个社会阶层的共识是一个大问题。近代以来，把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家以及让人们过上现代化的文明生活是最核心的任务。这就决定了一系列基本的指标，政治上人人平等以及大众民主或人民民主的理念；经济上市场化的、商品化的、货币化的交换关系；文化上则是现代资本主义或现代工业文明的形态，这是一种与封建制、奴隶制有着根本区别的现代生活方式。现在的问题不再是中国要不要现代化、如何现代化，而是中国已经完成了基本的现代化之后怎么办？我们都知道，现代文明、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进步和毁灭一样多，马克思就清晰地阐释过工业资本主义的巨大进步以及这种进步的代价，其中社会代价和环境代价最为沉重，社会代价在于现代制度的发展会形成不平等、不均衡的现实，环境代价就更清晰了，如雾霾天等。基于此，中国的未来应该是一种反思现代文明制度，走可持续、可均衡发展的道路。如果中国能够实现这样一条路，这不仅对于中国，对于世界也是巨大的贡献。
这种主体性的文化价值不仅是针对当下中国的新形势提出的新目标，也是一种理解中国的过去和历史的新视野和新方法。我们需要重新打开了中国不同的历史层次，展现了一个多元的、多层次的中国历史。如果把中国区分为古代、现代和当代的历史，那么这三个不同的阶段不是彼此冲突的，而是当下中国的不同传统，就像中国既有悠久的古代文明的传统，也有在落后就要挨打的过程中奋起反抗的现代文化或五四以来的新文化的传统，以及追求平等、强调普通人的文化权利以及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传统，这些传统都是塑造中华民族历史品格和现代气质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于中国电影来说，虽然电影是一种外来的“西洋镜”，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形成了不同的中国电影的传统。有三个历史时期应该是中国电影比较辉煌的时期，30年代左翼电影时期、“十七年”人民电影时期和80年代的第四代、第五代电影，这些时代中国电影一方面在电影艺术、形式语言上有突破，另一方面也创造了与时代主题相契合的电影文化，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表意实践方式。这些都值得当下的中国电影人思考如何在新的电影体制下拍出有中国主体的故事。中国作为第二大电影市场的现实也改变了既有的国际电影市场的格局，好莱坞是最先意识到这种变化的，与之前好莱坞电影中使用中国元素、把中国作为全球化景观的一部分不同，这些年年，好莱坞已经开始主动要为中国市场制作电影，这对于中国电影产业来说将是更大的压力，也是很大的机遇，因为中国电影人应该比好莱坞更了解中国市场，更理解中国观众的想法，这就需要用更加原汁原味的中国故事来征服中国观众和世界观众。
2013年以来，中国提出的建设“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一带”是指连接欧亚大陆的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一路”是联系东南亚、南亚的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本身是近代社会之前在欧亚大陆存在的经贸关系，随着近代海洋贸易、海外殖民的出现，打破或冲击了这种传统陆上贸易的通道。如今，中国开始用丝绸之路来构建自己的世界图景，这对于西方近代资本主义五百年来的历史和西方中心的世界秩序来说是巨大的挑战和改变。
中国文化走出去不是近些年才提出的新问题，从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就处在能否与国际接轨、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焦虑中。与政府机构到国外举办文化交流活动不同，当下的文化走出去主要是一种文化产业输出和文化贸易输出。如果说文化交流是一种单向度的、一厢情愿的宣传，那么文化产业则是一种市场化的文化贸易战。以中国电影在国际市场中的乏力可以看出中国文化自身的国际化程度不高，这也正是提升海外市场竞争力的初衷所在。中国文化走不出去既有自身的原因，又带有民族文化发展的普遍困境。其中，最核心原有三个，一是缺乏稳定的文化价值观，二是商业模式不成熟，三是美国文化的强势地位短期内难以改变，这是提升中国文化国际竞争力急需解决主观动因和客观形势。在这种背景下，中国需要有产业输出的意识和国家扶持的自觉。
首先，确立文化产业输出的意识。进入后工业社会，文化从一种社会政治的附属品越来越变成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文化产品生产也依赖于相对完备的文化工业系统。正如好莱坞电影不仅有效地传递了美国核心价值观，而且在美国海外出口产值中排名第二（仅次于航空业）。在中国成为第二大电影消费国之后，好莱坞积极调整策略针对中国市场拍摄影片，这种对文化市场的敏感意识值得中国电影人学习。由于中国经济以及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议题和中国题材成为西方主流社会关注的热点，这对中国文化国际传播来说是非常有利的。中国文化工业能否生产出海外市场接受和认可的文化产品，需要在产品研发和设计环节就考虑海外市场的文化消费心理，当然，这不意味着投合国外文化的偏见，用自我东方化的故事迎合西方观众的中国想象，而是用积极的中国形象培育中国文化的国际市场。文化产业的核心是文化产品，而文化产品的竞争力又是文化品牌。对于大众流行文化来说，有影响力的品牌文化往往是拉动文化产业链的发动机。在这里不得不提电影在国际文化传播中的品牌效应，电影是目前为止少有的能够实现国际传播的文化产品，这也正是美国文化软实力的国际影响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好莱坞的根本原因。更重要的是，电影又是动漫、网络游戏、文学图书等文化消费市场的纽带，一部成功的商业电影会带动相关文化衍生品的生产，甚至文化旅游业的发展。因此，有必要把电影产业放在文化软实力走出去的特殊位置上。对于中国电影来说，最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品牌就是武侠片，这是在长期的文化交流中形成的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类型，既讲述了中国人传统的伦理情感，又呈现了侠客们行走江湖的现代价值理念。创造出更多的像武侠片这样的文化品牌，将是中国文化软实力占领海外市场的核心竞争力。
其次，加强国家层面的政策扶持与推动。文化软实力作为国家形象、核心价值观的承载者，是重要的国家利益和文化战略。在世界电影史中自二战以来好莱坞成为各民族电影工业最大的“敌人”，即使作为电影发源地、曾经是世界电影出口大国的法国也不得不在好莱坞的冲击下出台多种保护民族电影工业的政策，更不用说第三世界、后发现代化国家经常成为好莱坞电影的倾销之地。好莱坞之所以能够长期行销全球，除了其过硬的文化产业基础外，美国政府的大力推动功不可没。早在好莱坞刚刚诞生之初，美国政府就意识到好莱坞电影具有对内、对外传递美国文化和价值观的特殊功能，从此不遗余力地帮助好莱坞打开国际市场。近些年韩国影视业发展迅速，并形成强劲的韩流文化，极大地提升了韩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在“韩影”崛起的背后也离不开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的功劳。从这里可以看出，国家在促进文化产业发展和国际推广中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要积极保护、培育本民族的文化工业，避免美国等强势文化的冲击，另一方面要通过资金补贴、国际文化产业合作等优惠政策主动推广民族文化产品。
近代以来，中国人经常不自信，甚至形成了一种自我仇恨、自我批判的文化传统。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有自信的态度和胸怀，既不妄自菲薄，也不盲目自大。相比前些年，随着中国经济及国际地位的提升，不仅西方的精英阶层，就是普通人也开始关注、关心中国，这对中国文化、中国电影的国际传播来说是非常有利的，关键是中国的文艺工作者能否有文化自觉地创作出中国主体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