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的废墟：福岛核电站——从原子弹爆炸谈起（二）
1999年9月30日东海村核事故
1960年代是全球商业核电产业起步的时代。日本用于商业的核电起始于1966年东海村第一号反应堆的启动，在1970年代急速扩张，并作为国家的一大支柱产业而起步。1970年代20台机组，1980年代16台机组，1990年代15台机组，2000年代5台机组，多年来，核电产业几乎以每年增长150万千瓦小时的直线型幅度在增加。（吉冈，2011）50年代“军事利用还是和平利用”的问题已不复存在，核电似乎已滴水不漏地被纳入了国家的能源政策。
然而，这意味着某种超越能源政策的事物诞生了。原子能作为一个坚固的结构，出现在国家的核心部分。吉冈把这种围绕核电形成的结构称为“原子能体制”。它的政策特征在于“为了维持国家安全保障的基础，在国内保持先进的核技术和核产业的方针”，并为其冠上“保障国家安全的原子能”的公理之名。吉冈指出，在这个前提之下，“在承担开发利用原子能的主管部委指导下，有相关利益关系的各部委、电力部门、政治家和有实力的地方自治体四者为主要成员”，“再加上生产商及核能研究人员六方”构成了复合体。复合体是为了制定“基于内部利害而协调一致政策”。它与“军产复合体”或者政、官、财相勾结的“铁三角”有着同样的结构。最近“原子能村”这一称呼正是指向这种结构。
吉冈将“保障国家安全的原子能”的“公理”定义如下（吉冈，2011）。
被称作公理真是很绝妙。公理是不需要证明的真理，已经被抹杀了要求证明的权利。在这里，原子能与军事在战后日本以独特方式结合的事实被抽取出来，那就是不以核武器形式出现而作为军事要素的原子能发电。但在面向普通民众时它却是以能源政策被提出来的。311以后的东电、政界、财界以及媒体之中核电维护推动派的核电拥护论，基本上100%都以如果没有核电、电力需求能否被满足、能源是否够用等威胁论构成。这一手法仅仅打开了遮盖原子能体制实质帘幕的一部分，仅仅将能源的面目呈现给公众。从这个角度看，“国家安全保障”的本来面目就无法看到了。
有趣的是，这段时间有关原子能利用、类似1954年原子能预算宗旨说明那样露骨的军事意味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核武装论被移植到看上去与核电无关的语境中并复活。那是在解释宪法的脉络之下进行的。开此先河的是岸信介。1957年，刚刚执政的岸就在参议院提出在自卫权的范围内可以保有核能。他还在众议院提出，“一叫做核武器，就被认定是违宪，这样的宪法解释是不正确的。”通过1960年的安保改定，岸信介使日本自发加入了美国的霸权战略。他虽将修改宪法作为自己的政治使命，但也成为第一位提出在现行宪法之下也可保有用于自卫的核武器这种令人惊异的宪法解释的首相。这一立场被之后的历任自民党政府所继承，并被反复认定。但是这一立场被置于与核能产业相剥离的言论空间中。其名与实被分开，被放置在任何时候都能合为一体的位置上。
日本前首相岸信介
吉冈将原子能体制作为“国家安全保障”的核心。这一视角对于从整体上把握311以后的事态也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虽然最近媒体也公然将“原子能村”作为批判的对象，但它们所做的仅是将从电力产业与官僚的沆瀣一气中获利的利益集团捉出来，仅仅将原子能问题作为能源问题来论述，并没有触及“国家安全保障”这一核心问题。
对战后日本而言，国家的安全保障是在1）依靠日美安保提供核保护伞、2）拥有发动战争的能力、3）限定非武装的宪法第9条与宪法民主主义这三个要素的相互作用之下形成的，是一个有着特殊的多元复杂性的领域。这三个要素与前文提及的战后日本国家的三原理分别相呼应，但在原理上却相互矛盾。日本的核能力建设是为了实现其中的2）而定位的实体性要素，但又处在2）与1）的相关关系、即与日美安保体制的微妙关系之中。在构成战后日本国家的三大原理中，由于美国的世界战略原理现在仍压倒性地发挥着作用，即便日本想实现核武装，根据自己的判断使用武力，然而这是美国所不愿看到的，因此违逆美国而选择2），对日本的统治集团而言无异于毫无出路的冒险。况且为了修改宪法所做的中心突破也没有成功，2）仍旧在3）的宪法体制的一定制约下，因此，日本若是退出NPT、选择核武装的道路，则不可避免地会招致国际性的孤立。
我们接下来讨论这些矛盾的各种要素是如何相互作用，并且原子能在其间占了什么位置。
首次将核武装的选项写入政策议案的是佐藤荣作首相。佐藤就任的1964年到1972年7年时间是世界格局、特别是亚洲格局发生巨变的时期。这个巨变时期也是越南战争及中苏对立的时代，而“核”是左右这场巨变的暗中出场的角色。
让我们快速回顾一下。美国于1965年开始轰炸北越并向南越大量增派步兵。战争的逐渐升级也引起了世界性抗议侵略的反战运动。另外1950年代末开始与苏联日渐不和的中国于1964年开始进行核实验，成为了第五个核保有国。1966年，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全中国都卷入了这场激烈的运动。同时，NPT出现，最初有62个国家于1968年签署了该条约。美国发起的越南侵略战争在68年的新年攻势后失却了胜利的希望。同时中苏关系发展到69年时出现了珍宝岛武装冲突，中国切实感到了苏联核攻击的危机。应中美双方的需要，71年基辛格国务卿秘密访问中国，72年尼克松总统实施了对华访问。中美关系破冰震惊了全世界。战后的国际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这个时期，作为首相执政的佐藤在越南战争问题上明确表示支持美国。在日的美军基地成为了出击基地，日本的军事和民间设施也都被动员起来为美军服务，ODA(政府开发援助)也在南越以及周边亲美各个国家展开。冲绳的美军基地成为B52轰炸机的出击基地。韩国不仅向越南增派陆军，还在美国的施压下不得不接受了屈辱的“日韩关系正常化”。1965年，日本在日韩条约上签字，这成为了支配韩国经济的开端。在这期间，佐藤也开始和美国交涉冲绳复归的相关事宜。
佐藤荣作（左）与尼克松合影
这个时期也是日本国内对抗国家权力和既成社会秩序的叛乱在全国蔓延的动荡时代。针对美国发起的越南侵略战争，反越战团体及新左翼等反战反安保运动、学生的全共斗运动、女性解放运动及新伤残人士运动、以三里塚及水俣为代表的地区民众运动相继出现，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片动荡局面。反对越战=“反对美国战争”成为了当时社会上最为普及的运动基础，也产生了对积极参与战争的佐藤政权以及支持这层关系的日美安保的批判及抗议意识。在直接全面卷入这场美国战争的冲绳，复归运动打起了“无核回归”、“反战复归”的旗帜，向美国统治下遗弃了冲绳的日本政府施压。
在此期间，佐藤首相秘密下令对核武器制造和核武装化进行探讨。佐藤内阁打着“冲绳不复归，战后日本无从结束”的口号，与约翰逊政权及之后的尼克松政权开始交涉，终于在1972年根据冲绳协议实现了冲绳施政权的复归。
“日本的核武装”在这场交涉中作为暗中的演员登场。佐藤于1965年就任后马上赴美访问，与约翰逊总统进行了会谈。拉斯克国务卿单独询问佐藤日本要如何应对中国保有核能这一状况时，佐藤告诉他，日本人认为日本不应保有核能，但是自己作为个人则认为为了对抗中国的核能，日本也应该保有核武器。藤田幸祐在上述论文中指出，这是佐藤作为日本首相首次“将核武装问题作为外交牌来使用”。
从90年代中期起，佐藤内阁进行的日本核武装讨论的经过就开始被特别报道出来。政权更替之后，由于多少已经开始对过去事实进行检验，所以在现在得到了迅速的公开。在此期间，我自己置身于反越战和冲绳复归问题的运动中，对同时期竟然也在进行核武装的过程毫不知情。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深感愕然。不仅仅是我，当时的运动也没有将这令人恐惧的过程纳入运动射程之内。
NHK在2010年10月3日的NHK特别报道“追求核的日本”中，披露了当时的日本外务省与西德外交部之间如何从NPT蒙混过关、就核武装对策进行共同讨论、并在箱根举行秘密会谈的事情。节目采用了当时外务省当事人等人的证言，相当具有冲击性。由此，外务省倍感压力，于11月全部公开了佐藤所任命的“外交政策计划委员会”于1969年9月25号签发的绝密文件《我国的外交政策大纲》及NHK报道的《关于所涉文件的外务省调查报告书》中提到的与核武装相关的100多部文件。这些都是当年佐藤政权针对中国的核保有及加入NPT等，从正面对核保有这一选择进行探讨的证据。
藤田详细叙述了在此期间，根据佐藤的指示，关于日本核武装的研究和探讨是如何由内阁、外务省、防卫厅、海上自卫队干部在正式、半正式和私下场合被大力推进的。时任国防会议事务局局长的梅原治及防卫厅中坚干部组成的非正式集团“安全保障调查会”自《日本安全保障系列专题》（朝云新闻发行）开始，从1967年到1970 年间陆续出台了探讨日本核武装在技术、战略、外交、政治方面可能性的研究与提案。《日本安全保障》68年版中收录的长篇论文《我国核武器生产的潜在能力》中针对日本的核能设施转型为核武器生产的可能性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说日本若进行核武装不应该利用浓缩铀制作铀弹，更适合制作钚弹，并且由此得出不可避免要建设废料处理工厂这样的结论。当时针对核武装研究的多数结论都认为马上进行核武装会增加美国的猜疑，导致邻国外交上被孤立，因而对此并不看好。但是这些研究却确认了只要有相关意志，以原子能产业的能力为基础，就能切实保有核武器，这就使得核保有问题由岸信介所展开的法律讨论的抽象层面落实到了制造环节的具体层次。
那么到目前为止的研究结果就核武装得出了怎样的结论呢？前文所提及的《我国外交政策大纲》将关于核保有的讨论过程以如下简短的公式进行了归纳：
关于核武器，无论是否参加NPT，虽然目前采取了不保有核武器的政策，但在任何时候都具有保持制造核武器的经济、技术潜能的同时，也要考虑如何不受到相关牵制。另外，核武器相关的基础政策是基于国际政治、经济方面利害得失的衡量而制定的，这一宗旨要向国民进行普及。
这就是保持任何时候都可将原子能用于制造核武器水平的同时，不加入NPT、或者即使加入NPT也能拿出摆脱NPT束缚方案这一立场的宣言。“不保有核武器的政策”限定在“目前”，而且也在向国民灌输：保有核武器与利害得失相关，绝不能说绝对不会保有核武器。在反复讨论了加入的利害之后，日本于1970年签字加入了NPT，但那时政府声明中却特意强调了退出权——“条约第十条中规定‘当各缔约国认定与本条约的对象项目相关的异常事态危害了本国的至高利益时，作为主权的行使，拥有脱离本条约的权利’”。而对此的批准直到1976年才获得通过。
藤田所指的“核武装牌”是把这张牌公示以后，以目前不保有核作为让步，并且以“非核三原则”作为保证，作为交换使美国承诺冲绳“无核复归”，进而利用放弃自主持有核来换取美国对日的核保护伞交易的成立。然而实质上并不是这般好事。
正如目前为止政府所正式承认的，冲绳交易中因为相互认可在紧急情况下可自由将核带入该区域的秘密约定，所以冲绳的“无核复归”和非核三原则从开始就只是说辞。最重要的施政权返还——将美国军事殖民地的管理交付给日本，是为了让日本政府去面对冲绳民众的抵抗。而1969年佐藤尼克松发表共同声明之时，日本被赋予了全面协助美国维持包括朝鲜半岛在内的远东地区的安全义务，对于美国战略更加忠诚。
但是，尽管日本这样对美国曲意奉承，尼克松和基辛格却置日本于不顾，开始展开新的亚洲外交。从71年7月基辛格秘访北京到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和解进程加速。然而美国却没有告知为排除中国加入联合国投下忠诚一票的日本，对于日本政府来说，这无异于迎面一掌。
然而日本并不仅仅只是被漠视。1971年两次北京会谈中，基辛格与周恩来把日本作为一个共同话题，双方在对日核武装和对亚洲扩张保持警戒这一问题上达成一致。
我们截取部分有冲击性的内容来看一下。（周恩来与基辛格，pp197-8）
基辛格博士：对周边而言，独力进行自我防卫的日本已经在客观上成为危险的存在了吧。……因此我坚信现在日本的对美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对日本的抑制。……因此我们要对于日本达成互相理解，我们双方有必要对日本表现出一种抑制力。……我们反对日本的核武装。（抑制力，日语译文为“抑制”，“力”为作者所加）
周恩来：如果你方并不期待日本的核武器，那么是为了让日本威胁他国，你方才提供防御性的核保护伞吗？
基辛格博士：虽然很难就这种假设状况展开来谈，不过我对核保护伞适用于日本行为所致的军事冲突这一说法表示怀疑。……就如我方核武器是为了本国而使用一样，当然不会是为了日本而用。……但是日本有能力极其迅速地制造核武器。
周恩来：那很可能。
基辛格博士：如果我方撤退，根据和平利用核能计划，日本有足够的钚，很容易就能做出核武器。因此取代我方撤退的绝不会是我们所不希望的日本核计划。我们反对这一点。
基辛格提出的就是所谓的“瓶盖论”。基辛格访华声明发表一个月以后，尼克松在没有对日本进行事前告知的情况下停止了美元与黄金的兑换。这是来自尼克松的双重打击。自此美国一直怀疑日本的野心，从没有完全放弃过“瓶盖论”。
由此，我们大概可以说“核武装牌”的结果适得其反。
抛开“核武装牌”的效果不谈，原子能体制恰恰诞生于这个时期的核武装大潮中。日本的核能力沿袭了《我国外交政策大纲》的主旨而生根发展。科学技术厅之下设立了反应堆核燃料开发事业团体，作为未来制造高纯度钚的项目，旨在开发核废料处理工厂与高速增殖炉的技术。为了将作为核武器搬运手段的火箭技术开发统合在国家战略之下，在科学技术厅下又设立了宇宙开发事业团体。为了“保持制造核武器的技术及经济潜力”不被识破，“核燃料循环”计划也于这个时期提出。藤田指出，这是为了把“钚开发”“作为能源政策的一部分向国内外进行宣传”，而不使人以为这是在为制造核武器做准备。虽说如此，快中子增殖堆也是生产高纯度钚的设备，如果连这也要伪装的话，就有藏头藏不住尾的感觉。
如此这般作为国家安全保障核心的原子能体制，穿着能源政策的外衣现身，形成了坚固的利益集团，称霸于社会。然而这样的逻辑若一旦成立，核电将不得不在现实中发挥给社会和产业供给商业能源的产业机能。为了“保持制造核武器的经济及技术潜能”的原子能产业这一说法就难以说得过去了。就算是打消了“钚难道不是为了核弹头吗”这样的“怀疑”，也不得不实现核燃料循环，所以在技术上无论多么不合理，都需要建设、运营快中子增殖堆。所保持的核能力也不得不整合为能源政策来进行解释。但事实上，若关闭核燃料循环这一“文殊菩萨”迟迟不动，燃料处理就无从顺利运转，也就没有处理废弃物的成型方案。原子能就这样在作为民营产业都欠缺实现条件的情况下——原本就没考虑善后这一点暴露了核电与军事的共同点——不得不作为国策来推进。原子能也不得不继续被曝光在各种回答不了也不能回答的质问之下。
于是对公民社会进行洗脑就成了原子能产业生存的条件。为了将这种不可能的事情做到底，就要让多数市民相信“原子能清洁、安全、便宜，是不可或缺的能源”，必须提前封锁质疑，不能给异议留任何机会。为此就产生了依据电源三法，用补助金收买核电站所建地区的社团，不惜重金收买媒体、专家、艺人、知识分子的必要性。作为地区垄断企业，本来没有必要做广告的电力公司却支付着天文数字的广告费用，这一事实自311后东电停止了广告费支出时才被媒体揭露出来。
这样的宣传不仅仅掩饰了核能发电对环境、人体的危害，真正想掩饰的是核能发电存在的理由这一秘密，换言之，核能发电并非单纯作为能源产业而存在这一事实。这是硕大的战略性掩饰。
这里还有必要关注一下另外一种战略性掩饰。自民党政权从1960年代开始到70年代一直有意识地在政策上从日本本土政治中抹去“安保”这一争议点。
对于战后政治来说，“日美安保”是核心的政治议题。1950年代，决定割让冲绳的旧金山和约与确定美军驻留的第一次安保条约的搭配签订，强行将国家舆论分成了两派。旧金山议和意味着美国对日占领结束，那之后以砂川斗争8为始，反基地斗争广泛开展，日本出现了判定安保违宪的伊达判决9，由此美国甚至要直接介入最高法院、企图推翻这一判决。进而在1954年，日本出现了多数草根民众行动起来的废核运动。1959-1960年，日本出现了反对岸政权缔结新安保条约，这也是战后规模最大的政治斗争，甚至激化到美国总统访日被迫取消。无论对美国还是对于把与美国的一体化作为政治支柱的自民党政府，将这一议题从全国政治中抹去是比什么都要好的上策。
为此，让民心远离安保政治是十分必要的。接替岸的池田勇人内阁为此打出“收入倍增计划”，由“经济成长”带来的生活质量提高的美梦将民众意识中的“安保”淡化了。
但从国内政治中消除安保的最有效方法则是将安保实体——美军基地从本土转移到冲绳。新崎盛晖指出，在1960年的安保改定与1972年的冲绳返还时，日本本土的美军基地大幅缩小，而相应地，在冲绳的美军基地的绝对面积及比例却大幅扩大。在反抗运动蓬勃兴起、新安保条约被冲击的1960年代，本土的美军基地减少到了原来面积的四分之一，但是在冲绳的美军基地面积却增加了两倍。1960年代本土和冲绳的美军基地面积基本相同，但从美军同意返还基地以后的1969年开始，本土的美军基地骤减。到74年，本土美军基地与冲绳基地的比例达到了1：3。今天美军基地的四分之三集中在仅占全国面积0.6%的冲绳，这种局面是伴随着基地返还的过程而形成的。（新崎，2005）
由此，60年代中后期开始到70年代初，广义上新左翼的政治斗争被镇压并且从内部崩溃后，安保在本土的中央政治斗争中不再是被追究的争议点，但运动和斗争并没有被消灭。80年代面对美苏新冷战的激化，数量多且规模庞大的反核运动又广泛开展起来。反基地斗争也不屈不挠地持续着，组织起针对海湾战争时期向海外派兵、新日美防卫方针等让日本参与战争的抗议行动。然而，在主流媒体那里，安保是不可触碰的禁忌，一旦触碰，则会被当作危险人物或过时人物被孤立。
“安保”被强行发配到冲绳，在日本本土几乎不存在了。但是相反在被强加上基地负担的冲绳，“安保”遭到了激烈的持续抵抗。从1995年美军强奸少女案开始全岛出现的抗议行动，到今天冲绳所展开的抵抗运动，都快速具备了直逼美国与大和民族两重殖民地支配核心的性格。安保掩饰结构由此嵌入了深深的裂痕。
无论如何，这个时期在这两个战略性掩饰的守卫下，安保、冲绳、原子能这三种要素在强势的美国霸权体制中被矛盾地统合到了国家安全保障的结构中，非核三原则（附加核密约）则起到了将这个危险结构与国内宪法体制进行勉强整合的纽带作用。
这三要素的组合方法如下：美国依然将冲绳作为美国可自由使用的军事殖民地，其管理全权委托给日本，因此免去美国的统治责任；日本则将冲绳作为国内殖民地，对冲绳负有（包含基地在内的）统治责任。这种组合的交换条件是，可以得到美国的战略体制（核保护伞）“保护”的保证。并且，日本在其保护下，在强化作为美军战略羽翼之一的自卫队的同时，在核能体制堡垒之下可以保持独立的核武装技术、经济基础，并且可以继续强化这方面能力。这种结构作为日本国家“安全保障”的结构，在冲绳复归时被确立下来。而让人吃惊的是，其中的主体内容持续到了今日。
驻日冲绳美军基地
尽管如此，此后的40年中，日本自身的国际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围绕日本的“国际安全保障”环境也在冷战终结、苏联解体、美国反恐战争、中美关系的霸权等级趋于紧张的变化等转折性事件后出现了剧转。现在我们没有时间回顾这四十年。在这里，只围绕日美关系这一条主线来把问题整理一下。
那是跟“瓶盖论”有关的一条主线。换言之，是日本与美国在政治军事方面保持距离、开始走自己的路线时美国出现的反应，以及与日本预测美国反应并作出回应有关的问题领域。其中总是会出现“日本核武装”的问题。美国对日本哪怕脱离美国的轨道一步都极为敏感，要采取行动加以阻止，每当此时，美国都会重申美国支配日本的重要性，强调如果日本脱离了美国的遏制，日本就会有进行核武装的危险。在美国的图示中，日本从美国的核保护伞下走出去就等同于日本进行核武装。但现实情况是，日本政治的主流并没有完全脱离美国的核保护伞、有序推进独立核武装。而且如前所述，即便佐藤政权积极追求核武装，也并没有最终走向废除安保和独立核武装项目。
《我国外交方针大纲》引用核武装一项前的文字如下。
1 关于安保的应施政策
(3)可以预计，我国舆论的方向基本上倾向于不希望美军明显存在于我国国土上。因此我国应首先立足于避免现状剧变，确立领先于舆论动向的愿景，并逐渐建起立足于我国主体性的安全保障体制。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国土安全仅在核威慑力以及西太平洋地区的大规模机动的海空攻击力与补给力上依靠美国，除此之外，原则上以拥有自卫能力为目标。关于朝鲜半岛为中心的远东安全，则需完备各项体制，为达成如下目标而服务：在平时作为抑制力，只为美军提供若干有限制的重要基地设施，紧急状态下有效协助美军使用基地和美军行动。
(4)从质与量两个方面扩充、完备我国的自我防卫能力，完善、改正国内法律体系并充实行政上的各种体制，采取各种措施以使自卫的实力可以在紧急状态下充分发挥，同时逐渐缩小、整理在日美军基地，原则上自卫队在继承现状的同时，继续留置与日本及韩国国防生死攸关的若干美军基地，以发挥抑制力。
《大纲》所言也就是紧急状况驻留论，也可以说是“修正安保”。它意味着这一期待：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之下维持日美安保关系，减少在日美军基地，增强自卫队，相对降低对美国依赖程度的同时，任何时候都保持制造核武器的能力，并以此作为外交上的抑制力。尽管如此，鉴于佐藤政权时期向获得、扩大持有核武器的具体能力这一课题发出了直接挑战——不光是研究，也包括核能政策的展开——基辛格、周恩来会谈时将日本核武装问题作为现实来讨论并不奇怪，但是佐藤政权的“核武装牌”最终仅落在保持潜在核武装能力上。
在佐藤内阁时期，美国对日本就核武装牌的回应越过日本，直接靠向中国，加上基辛格与周恩来会谈所言的日本核武装警戒论，都反映了美国对日本如此程度修正日美关系的尝试都极为敏感，而且反应过激。很难想象此时美国会真的以为日本要废弃安保、独自进行核武装。这时中美共同所表明的对日进行压制的姿态是为了将当时作为经济竞争者崛起的日本紧紧压在美国的臂膀之下所施的恫吓。
另一方面，对美国而言，没有显出放弃安保、对美自立的日本的核武装牌则是不痛不痒。基辛格反过来把它变成了让周恩来认可美军驻扎日本的一张牌。同时，那之后40年的2003年1月，布什总统明确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我对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说，如果北朝鲜继续开发核武器，那么也无法阻止日本开发核武器了。”（《读卖新闻》2010.11.10）日本的核武装牌反而被美国用在对中国的时候。“瓶盖论”可谓惊人地长命。
不管怎样，直到这个时期，可以判断存在着这样一个方程式。那就是，日本要离开美国的姿态越是明显，日本越是具备核武装潜在能力，日本就越是在军事上、政治上进一步完全处于美国的支配之下。
与这个摇摆方程式相关的1980年里根与中曾根的关系也值得我们进行探讨。拉开开端并不是中曾根，而是以“刺猬国防论”被熟知的“专守防卫论”10论者铃木善幸首相的访美。1981年，铃木访问美国。在与里根总统会谈后，他在新闻发表会上称日美安保条约并不是军事同盟，而触怒了美国。尽管铃木已发誓要同美国在“海路”防卫上合作，但美国并未原谅铃木，美日关系也紧张起来。这种紧张表现了修正后的宪法原理（专守防卫）与美国的霸权原理之间的冲突。
铃木的继任者中曾根康弘在美国也被当作反美民族主义者，成为警惕的对象。相传中曾根在选举运动时将自己作词作曲的“修改宪法歌”拿给后援会的人传唱。这是一首豪壮的军歌。“呜呼/溃不成军/敌人的军队进驻/民主和平之名下/被强加的占领与宪法/策划着将国家解体/若此宪法仍存/只可无条件降服/守着美式宪法/做美元帅的下臣……”。以我的分类，这一立场是继承大日本帝国原理的榜样。他虽然与铃木完全相反，但彰显了与美国在原理上不能合作的姿势。
但是，就任首相后的中曾根在1983年访美之际，却摇身一变成为了一名亲美战士。不，也许是不得不如此吧。在记者招待会上，当着里根的面，中曾根不但宣告“日美命运共同体”，而且称日本列岛是对苏最前线上可以不断射落苏联战斗机的永不沉落的航空母舰。一旦发生状况，日本将封锁宗谷、津轻、对马三个海峡，将苏联太平洋舰队围困在日本海内。当时，有着“新冷战”之称的美苏核对抗已经发展到一个危险的阶段，里根政权强烈要求日本从“海路”防卫开始，强化对苏战略中的军事作用。通过积极响应、夸张示忠，中曾根一举消解了铃木“脱离美国”和其自身反美民族主义者的“传闻”。通过向美国极端尽忠建立起来的“罗（纳德）康（弘）关系”成为了中曾根最大的政治资产。总之，中曾根的反美言语必须用极端忠于美国的表现予以补偿。
其后，这种制约日美关系的摇摆方程式依旧存在。
20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日美关系也面临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要转折。当时作为反共冷战产物的日美安保，客观上已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但在日本，很少有借此良机根本性地重新认识日美安保的行动，相反却是在“国际贡献”的大义名分下，借助海湾战争中的自卫队派兵问题，打开了海外派兵的突破口。1993年非自民党的细川联合内阁成立后，细川护熙首相任命朝日啤酒会长樋口广太郎为主席，组成防卫问题座谈会，重新检讨后冷战时代日本的安全保障政策。这一座谈会提交的报告中提出了构筑多边安全保障体系的建议。提案主张以日美安保为基轴，推进与亚洲的多角度安全保障体制，可以说并不彻底。但即便如此，美国方面也反应激烈，开始全面反扑。
其结果就是1996年日美共同声明做出的“日美安保再定义”，它是对60年安保体制的潜在性修改——变更了目的，却免去了手续。美国的新战略是，冷战后继续维持其在亚洲的军事存在，不允许出现任何对抗性霸权，全面守住本国的优势。因此，美国要求日本再次效忠于这一新战略。具体而言，1995年冲绳全岛的反基地斗争在决定成败的紧要关头遭到抛弃，日美签订了决定建设边野古新基地的SACO11协议。新日美共同防卫指导方针规定，不但自卫队要参加美军行动，日本基层的社会性、制度性资源也要被动员起来，加入该体制之中。以此为突破口，日本在冷战后一步步直接成为美国世界战略的同谋，911之后，日本参加了布什的反恐战争，2005年的“美军再编”又将日本的军力直接统合到美军的直接指挥之下。
美国的对日政策，一直对脱离美国有着警戒心和过度反应。最近，对于民主党2009年竞选公约中提出的“对等的日美关系”的主张、鸠山“将普天间基地移至冲绳县外、日本国外”的提案、鸠山/小泽的“东亚共同体”论调，美国都明确表示了警戒之意。鸠山/小泽路线的反弹，在地震、海啸、核电灾难的“友情作战”中得到了数倍的增强，钟摆在相当大的惯性作用下向右摇摆。本人并非小泽一郎、鸠山由纪夫的支持者，也不是阴谋史观论者，但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在赶走小泽、鸠山的过程中，日美的隐在势力没有被动员起来。
在“日美同盟”下，美国要求日本效忠的水准之高，超于常识。可以明确地说，这种维持高要求、高水准的原因，一半在美国，一半在日本支配集团的主流——外务省、财界、政界、媒体。占领期之后，美国国家维持了与日本国家支配体制之间的有机结合，建立了一个不但可从外部施压，更可从日本内部确保忠诚的结构。美国根据占领期以来的经验，非常清楚只要不是涉及日本财界利益的经济问题，大可通过恫吓手段——只需由“知日派”中级官僚(Japan hands)吓唬吓唬说“亮出底牌！”（show the flag）[11]、“军靴踏在地面上！”（boots on the ground）[12]，就可以无限地提高日本的忠诚度。日本方面对美国表现出对日警戒的姿态，抱有深深的恐怖，甚至认为只要是引起美国警戒的行为本身就值得追究。为了消除美国的警戒，甚至不惜过度服务。（奇怪的是很多日本的右翼，如冷战期反共、蔑视亚洲的右翼由于其出身背景就属于这种潮流）。正如我反复主张的那样，战后日本国家不是将美国作为外交对象的外部，而是作为自身的内部来对待的。
过去，日本国内存在着批判美国、批判宪法和平民主主义、批判亲社会主义的“革新阵营”这一有力的反对势力，与亲美、亲财界、修宪的“保守阵营”相对抗。20世纪末社会主义垮台后，这个革新阵营作为“阵营”消灭了，有关国家前进道路的明确的对决战线也消失了。取而代之，丧失了以往政治基础的自民党被赶下台，以政权交替本身为目的的民主党抬头，并于2009年获取政权。这个党并没有统一的政治理念或原则，只是为了有别于自民党，多少显示出偏左的姿态，但从整体上还是一个保守主导的政党，追随美国、修宪派占据多数。但目前保守支配集团还没有成功修宪，因此还没能摆脱宪法第九条的限制，获得自由。于是，主流统治者集团——追随美国派，就处处挖空宪法第九条的制约，快速地推进着与美国战略的一体化。
在日本统治集团的内部，确实也存在着主张与美国保持距离的潮流。但是这却并没有使统治集团明确地分裂为亲美派、反美派这样的对立政治阵营，而是形成了一种虽然在其内部包含着鹰派与鸽派，却在倾向上有着靠近美国与靠近中国的差异，但从整体上却是以美国统治为前提的政治与意识形态体制。这一追随美国的共识体制的存续使美国确定了其判断根据，即无论怎样要求抬高忠诚度水准，日本都会顺从。作为潜在核武装的“为了保障国家安全的原子能”，就被编制在这种追随美国的共识体制之中，就像没有出场机会的二号演员一样藏身于舞台两侧。
那么，如果这个演员跳到舞台中央会怎样？不是潜在，而是现实地成为核保有国又会怎样呢？如果那样，通过核电积蓄的力量将转化为现实。在理论上，日本确实也可能放弃安保条约、真心实意地脱离美国、自立、退出NPT体制、成为单枪独马的核大国。具有这种意志的政治势力如果掌权，日本的核能设施和技术将被动员用于制造核武器、宇宙开发，电子技术也将被重新用于军事目的。日本已经持有了大量没有用武之地的钚。（铃木，2006）目前，日本有着包容这种可能性的气氛，这也使得现任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之类的人物，可以肆无忌惮地称“日本如果没有核是不行的。只要没有核，就不会被平等对待”、“日本的生存之道是成立军事政权。如果不那样，日本就是别人的附属国。可以进行征兵制”。从这点考虑，上述情况也不是没有可能。（石原，2010年6月20日，宪政会馆演讲，ANN新闻6月20日）当然，这种选择意味着日本完完全全地国际孤立——美国、中国、俄罗斯、南北朝鲜、东南亚、欧洲都将孤立日本，这是一目了然的。无须赘言，这是一条毫无所获的毁灭之途。而且，历史上日本有过选择孤立、导致毁灭的教训。
实际上，这位演员还有一种出场之道。就是日本得到美国认可，或在美国的祝福下进行核武装。2003年北朝鲜核武装的意图明确化之际，美国国内一部分右派政治家就直接提出为对抗北朝鲜的核武装，可以允许日本进行核武装的意见。随着北朝鲜核问题愈加严重，美国国内的“日本核武装论”此起彼伏。《中日新闻》驻华盛顿特派员的报道称，2003年3月16日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在电视节目中说，根据北朝鲜核开发的进展情况，日本有可能进行核武装。（《中日新闻》，2003年2月18日）“麦凯恩议员在接受福克斯电视台的采访时说，他已对中国表示，如果中国不积极参与到解决北朝鲜核开发问题之中的话，那么就必须理解日本只有核武装一条路可以走。”这是2008年总统选举中作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的竞争者麦凯恩的话。美国对中国打出了日本核武装的牌。但换一种解读，美国的这一态度也包含着美国越过日本，替代日本做出日本需要核武装的判断，而且它的意思是，自己理所当然地处于可以下判断的立场。这就是一幅美国允许日本进行核武装的构图。
约翰·麦凯恩
1960年安保斗争之后，清水几太郎从反体制派意识形态跳到相反立场。1980年他出版了《日本！成为国家！核的选择》一书，其中对“由于在日美军忙于朝鲜战争，我国自卫队该怎样从承担辅助作用成为真正的国家军队”提出了建议。建议的核心就是核武装。当然，清水的核武装论有一些选择的空间，（1）成为像法国、中国这类的独立核武装国家，（2）日本持有核弹头运输手段，由美国提供核弹头（西德方式），（3）把持有核运输手段的美国陆军部队招致日本（费用由日本承担），（4）“由驻日本的美国海军、空军部队公开承认将核带入日本”等选项。清水主张：“不管选择哪种手段都有可能”，但必须要修改非核三原则。（清水，pp147-148）这四个选项是否每一个都可作为日本核武装的方案而并列，我对此表示怀疑。选项（1）确实意味着核武装国家日本的出现。但是余下的三个选项跟清水希望日本通过进行核武装而“成为国家”的目标之间有关系吗？可以实现自卫队的国家军队化吗？只要得到允许碰触核，日本就可以“成为国家”吗？
我们再次确认一下吧。至此我们已经看到美国面对日本在美国支配中的“摇摆”，它如何神经质地应对。美国不但要阻止日本的“摇摆”，而且要以此为跳板，进一步要求日本比以前更效忠，在战略层面夯实对日本的支配。这样，如果日本进行核武装，而且是依靠自身的设备和技术，制造、配备核武器，那么作为承认条件，美国将把对日本的效忠要求提高到怎样的水准？洞若观火的是，美国是要把日本的核完全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实行完全的统制。这就需要由美国来直接支配日本中枢的政治决定。还有谁会认为美国是将日本看作一个有权利独自判断投入核战能力的同盟国？历经战后六十余年的体验，我们已经领教够了日本不是英国这一事实。共同声明虽然高唱两国共有的价值观，但谁都明白，美国并没有信任日本到可由其自己判断使用核的程度。因此，对美国来说，不单在军事上，而且在政治上把日本完全置于自己的框架内，才有可能容许日本保有核武装。
在经验层面，我们已经用实证说明了除上述路径外别无他途。以最近的事情举例来说，战后日本右翼的宠儿安倍晋三，在成为首相后高举继承战前帝国的原理，对修宪发出挑战，冲向对北朝鲜提出对决路线，但结果却更进一步深陷美国的手掌之中。这一经过我们都记忆犹新。安倍高呼集体自卫权，投身到“导弹防卫”之中，但这种在日本上空击落从朝鲜半岛、中国飞向美国本土导弹的防卫，却和日本的防卫毫无关系。这预示着日本对核的冲动将在现实结果上使日本进一步加强对美国的从属地位。
（庄娜、张婧、马晓梅、金赢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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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武藤一羊著作《潜在的核拥有与战后国家》，前文内容详见文末「阅读原文」。感谢Global U授权海螺发表。未经允许，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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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美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