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子诚：没了“危机”，新诗将会怎样？

洪子诚，广东揭阳人，1939年生。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留校任教，讲授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新诗等课程。1991-1993年任日本东京大学外国人教师。2002年从中文系教授任上退休，现为北京大学诗歌研究院副院长。2009年以来，先后任台湾的彰化师范大学国文系、交通大学社会与文化研究所、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客座教授。主要著作有：《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中国当代新诗史》、《1956：百花时代》、《中国当代文学史》、《问题与方法》、《我的阅读史》等。

为了表示对新诗和诗人的敬意，大约在三、四年前，就有编选一部适度规模——不过于庞大，也不太精简——的新诗选本的念头。这个倡议得到奚密、吴晓东、姜涛、冷霜的呼应。名为“百年新诗选”的这部选本，今年9月由北京的三联书店出版。上卷名为《时间和旗》，下卷是《为美而想》：书名分别采自（唐祈的）某部诗集，和（骆一禾的）某首诗的名字；共选入大陆、台湾、香港等109位诗人的579首作品。我在“编选说明”里说， 起《时间和旗》与《为美而想》的书名，虽属偶然，不过也多少体现我们对百年新诗与历史的关联，以及艺术构型上走向的理解。犹如冯至《十四行集》写的，诗人以“整个的生命在承受/狂风乍起，彗星的出现”，试图在语言和想象力的基础上，承担历史的苦难和荣光。并将这些承受、体验，“保留在这面风旗上”。因而，“为美而想”的“美”，就不是一般美丑意义上的：面对错动变革的时代，要在诗中“把住些把不住的事体”，新诗显然加重了它思考、玄学以及“非诗”的“混杂”的艺术因素。诗选中诗人排列以出生年月为序，“创始人”胡适就没有列居首位，而以周氏兄弟（鲁迅、周作人）作为开篇。最末的诗人，是出生于高雄的杨佳娴。鲁迅生年是1881，杨佳娴1978，相距也就是一百年了。这部诗选也留下诸多遗憾。原本想包容更大范围的华文诗歌，不过由于我们对相关资料掌握的欠缺没能实现。又譬如，想让更多出生于六、七十年代，以至更年轻的诗人加入，也没能如愿。由于篇幅上的限制，出版的时候做了许多删减，每位诗人大多只留下六七首作品，显然难以呈现各自的较完整的艺术风貌。更重要的是，不同的选本，总是体现编选者不同的诗歌理念与艺术趣味，因而，特色与偏见总是不即不离，如影随形。

百年虽是历史一瞬，但对新诗“当事人”来说也足够漫长。颇为尴尬的是，百年的“老叟”却常陷于身份未明的危机之中。40年代林庚先生在《诗与自由诗》、《甘苦》等文章里说到，危机来自灿烂辉煌的古典诗词巨大“背景”的笼罩，使新诗的探索者“接受着一般只愿读那烂熟了的作品的人们的骂”，又让有的探索者往往中途折返，“迟早”又回到做古诗的路子上。林庚先生说，古典诗词“这文化的遗产”，“真有着不祥的魅力，像那希腊神话中所说的Sirens，把遇见她的人都要变成化石”。新诗经受的另一方面的压力，来自作为新诗语言的现代汉语存在的问题，这个压力更为持久。在一些人看来，新诗（新诗诗人）一开始就犯错，就陷入歧途，至今仍未走上康庄大道。在这样的情境下，“危机”和“出路”每隔若干年就要旧调重弹。诗人和批评家被迫也要絮絮叨叨来证明自身的合法性。漫长、持续的纪念，在郑重、庄严之间也是无奈。

我认为新诗诗人这百年做的并不差，甚至可以说足够好。“百年新诗”如果换一种说法，那就是“20世纪新诗”。在这个世纪，新诗作为一种特殊的文类（或臧棣说的“特殊的知识”），作为“新创”的文学、文化实践，与革命、战争、社会变革、政治动员紧密相连，在现代感性和个体自主性的塑造中有难以忽略的地位。即使仅就与古典诗歌的关系，新诗诗人在接续“千载诗心”，唤起、激活传统的生命力上，也有难以抹煞的功绩。“中国的上百年新诗恐怕没有达到20世纪西方大诗人如瓦雷里、庞德那样的成就，也匮缺里尔克、艾略特那样深刻的思想，但是中国新诗中的心灵和情感力量却始终慰籍着整个20世纪，也将会慰籍未来的中国读者。在充满艰辛和苦难的20世纪，如果没有这些诗歌，将会加重人们心灵的贫瘠和干涸。”（《诗心接千载》，《二十世纪的诗心·后记》）。吴晓东的这番话，可能会被认为是夸张、情绪化，却是讲出了我的阅读经验。在上世纪的50年代，当新诗被认为必须另找出路（当年开出的药方是“民歌加古典”）的时候，何其芳、卞之琳和力扬就提出，新诗的传统也应该是一种传统。距何其芳们委屈的辩护又过去五十多年，可以无需心虚地说，新诗已经有了丰厚的艺术积累，有了不少成就卓著的诗人。它既无需以是否“继承”古典诗歌作为前提，也不必再征引外国（西方）诗歌作为依据。当代的优秀诗人，已有足够心理能量、知识储备和艺术才能，来参与古典诗歌、与域外诗人的对话。

大约七八年前，我写过一篇谈新诗边缘化的文章（《新诗的“边缘化”问题》），征引了奚密《从边缘出发》一书中这样的论述：“边缘是语言艺术，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策略”；它意味与“中心话语”（政治的、流行文化的）的必要距离，探索人的生存的一切方面，包括提供新的感受性，从人的精神处境出发，发挥诗歌的难以替代的文化批判价值。因此，我说“边缘”并非全是对诗歌地位的负面判断，甚至可以说，对于认识这个时代的问题，和这个时代的诗歌问题的诗人来说，“边缘”是需要身、心（包括语言）的“抵抗”才能实现的位置，是有成效的诗歌实践的出发点。

讲这些话的时候，新诗确实遭遇“寒冬”。批评家对当时诗歌状况有这样悲凉的描述：“灯光暗转，帷幕放下，剧情已新……许多东西一夜之间从悲剧变成了喜剧”，“诗歌似乎真的进入了黄昏与黑夜” （王光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2003）。那个时候，奥登的“诗歌不会使任何事情发生”，特别是西班牙诗人希门内斯的“献给无限的少数人”，被广泛征引，成为诗人、研究者对诗的性质、命运、功能的辩护词。“无限的”这个定语，既是在提示“少数人”的精英性质，也是在指明诗被“少数人”把握之后可能产生的能量。

但最近几年，情况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诗歌界欣欣向荣、热闹起来了。诗集出版的情况有了改善，武汉还成立了专门出版诗集、诗歌批评论著的出版社（长江诗歌出版中心）。“为你读诗”、“读首诗再睡觉”等微信公众号，拥有大量的订户。各种各样与时序节气（立春、清明、夏至）、与节日（春节、元宵、端午、七夕、中秋）、与庆典、与旅游、企业营销、城市名片推广挂钩的诗歌节、诗歌日、诗歌夜、诗歌酒会、诗歌联谊会，各种诗集首发式，研讨会，从年初到岁末，从北到南接连不断，以各种名目举办的诗歌评奖，每年至少有四五十宗。诗歌除了阅读、朗诵，也在积极尝试与音乐、舞蹈、戏剧、影像、服装表演等联姻结盟。余秀华等成为远超诗歌自身的媒体和大众事件。有声望的诗人和批评家，情愿或不大情愿地奔走、穿梭在各种诗歌节、研讨会、评奖典礼上。有研究者指出，过去诗歌界是热衷“运动”，大跃进民歌运动，朦胧诗运动，现在热衷的是各种嘉年华性质的“活动”。于是，在这样的情境下，这两年已经很少听到“危机”、“出路”的谈论了，也没有人再记起“献给无限的少数人”的题词。诗不再只属于“少数人”，在某种幻觉里，似乎已挤入社会文化中心，以致有人欣喜雀跃地有“诗歌复兴元年”的说法。

当然应该为诗的繁荣、诗走出小圈子而庆贺；这是诗在冷落时候的殷切期待。无论出于什么目的，为什么样的力量推动，更多的人读诗，关心诗的写作、传播，总是件好事。这也是诗人、批评家、出版人、诗歌活动组织者努力的结果。不过，事情也有它的另一面，在“没了危机”，或“危机”已不再成为我们的焦虑的时候，也浮现了一些需要关注、思考的新问题——如果不耸人听闻地说“新的危机”的话。我想到的，感到困惑的问题有：

网络、微信等互联网手段，改变了诗的发表、传播、阅读方式，这是一种革命性的变革。它既挑战了既往诗歌“守门人”的权力格局，让诗歌伦理意义上的“民主”得以实现，但也可能导致诗歌的标准、门槛的下降，影响诗原本已存在的公信力。而微信等的繁盛，既扩大视野和便利沟通，但也可能让诗人和批评家陷于更“微”的小的圈子，失去不同观念、问题之间碰撞的机会和欲望，而在这“微”圈子里自娱自得？

多媒体的视觉诗歌，当然扩大了诗的表现力，开掘被掩盖的潜能；事实上，不同艺术门类之间存在互通和互补的可能性。因而艺术门类之间的交往、渗透，总是新锐探索者的着力点之一。艺术分类自然是历史现象，它总是处在变动之中。但这种分类也仍有其根据；设想诗过于倚重视觉图像的支撑，会否动摇我们对语言、文字的信心，削弱、降低我们对语言的感受力和想象力？

作为新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诗发生时就赋予它那种“启蒙”的意义和功能。新诗和历史变革、社会进程、语言“再造”构成的那种“时间焦虑”，一直成为它的内在素质。新世纪以来，对诗的特性和功能的理解，显然有了分化。在一些诗人的观念里，和展开的诗歌现象中，都可以发现诗的应酬交际、娱乐游戏等内容和功能得到凸显、强调。这既是对古典诗歌文化的“传统”一种承接，也是现代消费社会给出的文化发展指向。这种情况，“新文化”理念的秉持者肯定忧心忡忡，另一些人却认为是诗摆脱困局走向“大众”的坦途。但是，如诗人姜涛的提问：挣脱时间焦虑和历史紧张感的诗人，“会否成为秀场上红妆素裹的先生女士”，诗歌成为时尚的消费品？

这次论坛印发的参与作家的演讲材料里，有作家刘大任的《文学·保钓·文学》一篇（《2015第二届全球华文作家论坛特辑》，台北，印刻文学生活志第12卷第4期）。刘大任早期从事文学写作，70年代初投入台湾保钓的政治运动，后来又回到文学。他虽然是小说、散文家，但他根据自身的文学/政治经历的回顾、反思，对思考现实诗歌问题也很有启发性。他谈到新文学历史中“左翼思想”和“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认为，现代主义要求挖掘自我，但它泛滥成灾的时候，人性只剩下畸形，现代文明只剩下“都市废墟”。而左翼思潮下出现的有关文艺的意识形态，有时“相当霸道而且粗糙，如果不经过细致深化的处理，不可能产生新的生命力”。这都是剀切中肯之论。刘大任的演讲稿，征引了他上世纪80年代怀念台湾诗人秀陶的文章，他为秀陶诗中表现的“痛苦”辩护，说这是“现代中国个人人格要求诞生的阵痛、痉挛”；并说，“说什么也不能相信，一个没有经历过内视又有反照的痛苦的自我建立过程的文化，能在这样一个连个人面孔也看不清楚的社会杂货摊和历史大酱缸里，魔术一般，变出一个幸福的乌托邦来”！（《六十年代的绝响》）

今日，在均质化的生活现实里，个人人格的诞生和成长，仍是诗/文学所应承担的重要责任。但是，在我们所处的境遇里，是否还有属于自己的人格和个人的内心空间，又如何定义这个空间？获得、保持与消费社会，与“大众”的距离所形成的孤独感，越来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无限的少数人”这个短语，在新诗“没了危机”的时代，也可能还存有它警示和慰籍的力量吧？

本文转载自2016年第1期《文艺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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