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权给公众带来坏消息
谁有权给公众带来坏消息
斯拉沃热·齐泽克｜文
王立秋｜译
十年前，在维基解密横空出世的时候，在短暂的一段时间里，那情况，看起来就好像，互联网可以创造一个真正开放的社会似的。但自那以后，老大哥又杀回来了。
左上方为维基解密logo
如今，我们每天都会听到关于对数字媒体的控制又加强了的抱怨，这样的抱怨经常来自那些看起来相信，它原本是一个不受管制的，对任何人都开放的东西。
但是，让我们来想想互联网的起源吧。回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军方当时正在思考，在全球核战摧毁了中央指挥部的时候，幸存的单位之间如何保持联络的问题。最终，这个想法出现了——越过（被摧毁的）中心，把这些分散的单位横向地联系起来。
因此，从一开始，互联网就包含民主的潜能，因为它允许个体单位之间，越过中央的控制和协调，进行繁多的、直接的交流——而这个固有的特征，也对当权者构成了威胁。结果，他们主要的反应，就是控制作为个体间交流之媒介的数字“云”。
图:Michael Dalder/Reuters
当然，各种各样的“云”，在我们看来，是有利于我们的自由的。毕竟，它们使我能够坐在我的电脑前，自由地，随心所欲地冲浪，浏览外面的一切——或者说，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不过，那些控制了云的人，也控制了我们的自由的限度。
Hiding the remote
当然，这种控制的最直接的形式，是直接的排除：个体、和整个新闻组织（南方电视台、近日俄国、半岛电视台等等）可能在社交媒体中完全消失（或者，访问它们的权限受限——试试在美国宾馆的电视上看半岛电视台吧！）而且没有谁，会对此给出合理的解释——通常只会引述纯粹的技术性细节。
尽管在一些场合下（比如说，直接的种族主义的过度），审查是合理的，但在它以一种不透明的方式进行的时候，它就是危险的。因为，这里适用的，民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是，这样的审查，应该以透明的方式来进行，并且还要对公众证明，它是合理的。当然，就算是这样的证明也可能是包藏野心的——隐藏了真正的原因。
在俄国，你可能会因为在互联网上发表了什么你真的强烈反对的东西而进监狱。最近的例子，是尤金尼亚·楚德诺维特。尤金尼亚是叶卡捷琳堡的一位幼师，她因为转发一个儿童在夏令营遭到虐待的视频，而被判流刑五个月。2017年3月5日，这个案件遭到了平反。尤金尼亚是因为禁止“传播、公开展示或宣传包含露骨未成年儿童性图像的数据或信息”的条款而被定罪的，因为她在社交网络上转发了一个视频，视频展示了一个赤身裸体的儿童在库尔干区域卡泰斯克镇的儿童营里遭受虐待的情景。这个教师本人的解释是，她不能无视这个骇人听闻的事故——而且，她是对的。因为看起来，她被定罪的真实原因，并不是为了禁止露骨的儿童性图像，而是为了掩饰公共机构中，得到政权容忍的虐待行为。
Historical memory
Kim Phuc running away from a napalm attack
不过，我们也不能把这个案例当作只可能在普京的，充满压迫的俄国才有的事情来打发——在这样的社交媒体审查的第一个著名案例中，我们也发现了一模一样的原因。这个案例发生在2016年，当脸书决定删除九岁大的潘氏金福逃离凝固汽油弹袭击的历史照片的时候。几天后，在公众的强烈抗一下，脸书才恢复了这个图像。
回顾来看，注意到脸书是如何为它删除该图的决定辩护的是很有趣的：“尽管我们承认这张照片是标志性的，但要区分在一个场合下允许和在其他场合下不允许儿童裸照的传播是困难的。”这里的策略是明显的：它通过援引一般的中立的道德原则（禁止儿童裸照），来为审查会让人想起当年美军对越南的汽油弹袭击之恐怖的历史纪念物辩护。要是把这个推理推到极端，你也可以用它来禁止那些在奥斯维辛和其他纳粹集中营解放后不久拍摄的电影。
而且，两年前，当我，在我参加的各种会议上，描述来自加拿大安大略的布拉德利·巴顿的奇怪案例的时候，类似的事情，也意外地，反复发生在我身上。巴顿在2015年3月的时候，被控一级谋杀，因为他埃德蒙顿的黄头酒吧致使一名当地的性工作者，辛迪·格莱杜流血至死——他在她的阴道壁上留下了一道长达十一厘米的伤口。辨方称，巴顿是在粗暴但经过双方同意的性交中，意外导致格莱杜死亡的，法院同意了这种说法。
然而，这个案例完全有悖于我们的基本伦理直觉——一个男人在性活动中残忍地杀害了一个女人，然后他成功脱身，因为“他是无意为之”。而且，这个案子最令人不安的一面是，法官还应辨方要求，允许把格莱杜被保留下来的骨盆，当作证据来展示。它被带上了法庭，她的下体被拿到陪审团员面前展示（意外的是，这也是加拿大法庭第一次把人体当作证物来展示）。为什么展示伤口的照片还不够呢？
Speak no evil
但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我因为报告这个案件而反复遭到攻击：攻击我的人谴责我说，通过描述这个案件，我再生产了它并且因此而象征地重复了它。他们认为，尽管我在分享这个案件的时候是持强烈反对态度的，但是我还是秘密地，让我的听众从中得到了变态的快感。
我遭受的这些攻击，很好地例示了“政治正确”的，保护人们免受创伤性的、或者说令人不安的新闻和图像冲击的需要。对此，我的反驳是，为和这样的罪行斗争，你必须呈现出它的恐怖，你也必须（允许自己）受它们的冲击。
在另一个时代，在《动物农场》的前言中，乔治·奥威尔写道，如果自由有什么意味的话，那么，它意味着“告诉人们他们不想听的东西的权利”——这就是在我们的媒体遭受审查和管制时，我们被剥夺的那种自由。
我们正在经历我们生活的逐渐的数字化：大多数我们的活动（和被动），现在，在一些永远也在评估我们的数码云中都有记录，它不但追踪我们的行为，也追踪着我们的情感状态。在我们觉得自己自由极了（在网上冲浪，一切都触手可及的时候）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被完全“外部化了”和被微妙地操纵了。
所以，数字网络给了“个人的就是政治的”这个旧口号以新的意义，而为控制数字网络而进行的斗争，就是我们时代的斗争。而我们的敌人，则是私有的、和国家控制的实体、公司（如谷歌和脸书）和国家安全机构（比如说，NSA）的结合。
维持我们社会的功能，及其控制机制的数字网络，就是维持权力的技术网格的终极形象，而这也是为什么夺回它的控制权，是我们的第一要务。
维基解密只是开始，在这里，我们的口号应该是毛主义的：百维基解密齐放（百花齐放的改写）。
本文由王立秋译自Slavoj Zizek, “Who has the right to bring the public bad news?”, 原载RT，https://www.rt.com/op-ed/436648-internet-liberty-slavoj-zizek/。感谢译者授权海螺发布，未经允许，请勿转载。
本期编辑｜李庆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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