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修订版】旅行书写、人文地理学与摩尔人 ——张承志解说的西班牙语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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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创办于中国剧烈转型的80年代中期。自诞生日起，就力图取径于文艺，对文艺做症候式解读，在立足学科建设的同时，更重视思想性的探索和表达。经三十年深刻变迁，中国已成为世界问题与方法的中心，我们更需从感性的文艺侧面出发，以丰富对时代构造的认知。
旅行书写、人文地理学与摩尔人
——张承志解说的西班牙语世界
文 | 魏然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作家张承志曾坦言，作为西方主流知识来源地的所谓“一类国家”大都与他“缘如薄纸”，蒙古、巴勒斯坦、黑非洲或拉丁美洲这类霸权视野里的“边缘地带”，才能唤起他“投奔与穷究”的冲动——唯有西班牙是欧洲内部的特例。《鲜花的废墟——安达卢斯纪行》开篇“小引”里，作者勾勒了一幅带有个人体悟的“世界知识地图”：
张承志 著
若回首国外的脚步，也许首推当属日本。因为我毕竟在那里两度求学，不仅粗知语言，也对文化有所感悟，在人生艰险之际，也是在那里实现了转机。其次可以数到蒙古，它是我对乌珠穆沁草原一生探求的延长。此外难忘的还有南洋的马来，它给了我重要的开眼。不用说，渴望一睹芳容的地方还多得很：土耳其和哈萨克、毛里塔尼亚和车臣尼亚，塞浦路斯和巴勒斯坦，一片神秘的黑非洲，充满希望的南美洲。——在我的喜欢程度的名单上，最后才能排到法、德、美、加，所谓的一类国家。[1]
假如说，张承志早期创作中，“其高扬的精神资源发掘地，也主要以生活于内蒙草原，特别是西北黄土高原的蒙古族、回族的历史和现实为对象”[2]，那么，新世纪以来，这一“精神资源发掘地”谱系扩展到了日本、巴勒斯坦和西班牙语世界[3]。
张承志 |
从创作履历来看，作家对西班牙语世界的记述在域外纪行中特别突出，不仅书写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地区的《鲜花的废墟》先于描摹日本的《敬重与惜别》而问世，原先在“世界知识地图”上排名靠后的拉丁美洲也被作家提前抵达——远赴墨西哥、秘鲁与古巴的考察早于2012年“越过死海”、襄助巴勒斯坦难民的义举。1999年末，作家首次赴西班牙，2003年1月至4月，重返伊比利亚，“遍走西班牙、摩洛哥、葡萄牙的历史旧地和各种农村。”[4]两次考察的结果是问世于2005年的《鲜花的废墟》，该书是张承志首次出版描写外国的著作，可算作“向世界学习”的首度总结。该书出版后，作家又远赴秘鲁、墨西哥三个月，并开始尝试学习西班牙语，了解拉丁美洲16世纪及殖民世纪的历史，此行之后，“对安第斯山腹地、亚马逊河丛林、太平洋沿岸、印第安人、殖民地及教育、白银、土豆、玉米等作物的传播，有了宝贵的认识。”[5]2008年4月至6月再赴古巴、西班牙游学两个月，投入精力了解古巴的殖民时代与革命时代，调查西班牙格拉纳达以南摩里斯科的历史。自《鲜花的废墟》之后，张承志对西语美洲的探究与思考已收入《白钢琴》《西马龙，西马龙！》《芒比》和《人格的魅力》等散文篇什中。
张承志与古巴孩子在莫罗堡
从表面上看，张承志笔下的西班牙语世界似乎可归入中国当代作家、学者的海外旅行书写。西班牙语世界虽是这一文类的边缘话题，但林达《西班牙旅行笔记》、田晓菲《赭城》、赵丽宏《寻找玛雅人的足迹》、毕淑敏《美洲小宇宙》等书，也早已被读者熟知。那么，作家张承志解说的西语世界在这一脉络中有何特殊意味？显然，它超越了海外游历的印象式勾勒，也不仅仅是提示我们，拉美、非洲这些边缘地区在新世纪之初随着中国崛起，再度进入中国知识界的视野。或许张承志的例外之处在于，这位学者型作家对西语世界的注视呈现为高学术密度的人文地理散文；作为多年来强调“文明内部的发言”这一命题、并在夭折的《人文地理杂志》创办过程中（1997-1998）正式弘扬这一思想的作家，他提出了观察西班牙语世界的独特的主体位置；他对拉美的思考是放在与亚洲及中国革命、信仰与文明的对话关系中展开的，其异域书写带有极强的“介入性”。
一、人文地理学视野下的西语世界
西语文学研究学者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在《帝国之眼：旅行书写与文化互化》（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一书中指出，18世纪下半叶，欧洲开始系统地使用航海术和博物学对世界进行总体性描述，这一写作与阅读的总体计划可称作“行星计划”。1730年可以说是欧洲人“行星意识”诞生的“元年”，这一年，笛福（Daniel Defoe）撰写了《地道的英国绅士》（The Compleat English Gentleman）一书，并评述说，那时的欧洲白种男人已能够在书中周游世界，“他可以在我们数学家的地图、地图集和测量数据中，使自己成为地理宇宙的主人。”[6]环球航行和舆图绘制帮助欧洲催生出一种“全球主体”，笛福的文字恰恰对这一变化进行了概括。与帝国殖民代理人相互配合，欧洲的自然科学家和旅行家创造出一组突显科学性与客观性的文体，旨在将资产阶级的全球在场进行自然化、权威化处理——普拉特将这种文体称为“反征服”书写[7]。“反征服”书写的重要文类之一就是勃兴于18世纪下半叶的博物学。
[美国] 玛丽·路易斯·普拉特 著，方杰;方宸 译
博物学和旅行书写在当下中国的热读，透露出一种与经济全球化相匹配的新的阅读兴趣，或者说，当代中国人正受到“行星意识”的召唤。但遗憾的是，现有的阅读视野只能提供一种借来的“行星意识”，显然未能跳出“帝国之眼”。正如学者程巍指出的，对亚洲腹地和中国周边的认识，中国学者在许多领域未能覆盖、超越西方传教士、汉学家、军人和探险家的足迹。[8]加之西方博物学和旅行书写的自然化、权威化倾向，从内化的他人之眼观察世界的倾向，并未引发一般读者乃至主流研究者足够的警觉。
张承志恰恰对旅行书写当中的“帝国之眼”怀有高度敏感。鉴于其考古及北方民族历史语言研究的专业背景，他谙熟中亚、蒙古道路上那些西方探险家的姓名：斯坦因、斯文·赫定、伯希和、拉铁摩尔……这些前代欧洲竞争者时常让他感到“路尽”之恨。一方面，他渴望用自己的行走和调研与其竞争，另一方面，他也深知欧洲探险事业与殖民主义的纠葛，“诸学的奠基都与列强的帝国主义扩张和殖民过程同步……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的研究，则直接与德国夺取中国山东有关。”[9]为了克服道听途说的学问，拒斥“帝国之眼”的约束和误导，他相当自觉地开拓域外的求学之路，特别是英语之外的外国语言，构成了他发掘另类精神资源的主要手段。
张承志在禁止拍照的古巴雪茄厂
留下的“绘图笔记”
《常识的求知：张承志学术散文集》一书封面手书的四行外文——蒙文、日文、西班牙文及阿拉伯文——提示了张承志向异文化学习的线索。不消说，这四句外文不是刻意卖弄渊博的典章名句，而是从日常生活中摘录出来“专门用来挑剔教授”的诗句、碑铭或民谚。其中那行西班牙文选自墨西哥歌手豪尔赫·内格雷特（Jorge Negrete）脍炙人口的两句歌词：Guadalajara en un llano, México en una laguna.（瓜达拉哈拉在平原，墨西哥在一个湖上）。歌词实则来自更加古老的传说，暗示原住民墨西卡人（Mexica, 即墨西哥之名的由来）“结草为筏、筏上营屋”，终于在高原湖上筑造特诺奇蒂特兰古城的民间记忆。作家特别将其录在卷首，是因为“简单两句就带来一股新鲜空气。它让人好像看见了一个印第安老人带着孩子站着，在远远眺望城市……它逼真地写出的，是一种印第安人的地理感觉”[10]。实际上，这句引语已透露出张承志观察西班牙语世界的某种“取道”：其一是向丰富的民间话语系统学习，正因为“鲜活的民众生活中藏着正确的解释”，才更尊重文明交流当中拥有真知者的话语权；其二是努力学习观察对象的语言，不被英语等“帝国语言”牵着走，尽力绕过译文读原文——哪怕只能达到贴近情感的效果。
《常识的求知》封面
上的手抄诗文
从人文景观中获取“真理与常识”的方法，被作者在《人文地理》杂志的发刊词中归纳为“人文地理概念之下的方法论”。这套方法论包含几个重要方面。首先是明确谁才是文明的阐释者，“高深的学科原理和教授训练”不应成为阐释权威的保障，真正的诠释者是“民间、民族、山野农村的文明主人和生活者”[11]。针对人文社科研究者动辄将调研地点称为“田野”，张承志指出这一修辞是令人震惊的，因为“把文化主体、人间社会视为‘田野’”，折射出研究者从地位到态度的骄矜、傲慢。下乡采风的作家、从宾馆姗姗来迟的学者，都不是什么权威的阐释者。一个合格的观察者应效法摩尔根，把自己视为在地文化的“养子”。甚至最后要尽力把对文明的描写和阐释权，交还给本地、本族、本国的著述者。第二个方面是“从常识中求知”：鲜活的民众生活中蕴藏着关于历史与社会的正确解释，“对社会的真相，天下万民，生而知之。”[12]为此，要冲破方言、俚语、黑话等等自设的防线，学会和底层、和百姓或沉默的普通人对话，结成学习的师友。最后期待“以民众山河挑战书斋学院”。[13]在他的愿景中，这种泥巴汗水的朴素学问立足之后，“将刷新权威们舶来的体系”。第三个方面是时刻注重他者的尊严。从他对苏珊·桑塔格言说的观察中，张承志提出了“一切人，包括‘他人’自己，都必须懂得他人的尊严、原则、分寸’”这一道德与修养的原则[14]；从他对遇罗克受难的重思中，张承志做出警示，“六十年代的中国教训之一，即对人的歧视乃是一项严重的罪恶”，而现今，“对人的歧视并没有随着二十世纪的结束而收敛，反而从新世纪降临伊始，就大肆地全球蔓延：对弱者、对少数、对他者的权利、对贫瘠的第三世界、对不同的文明。”[15]假如把“他者尊严”的立场放入域外视野，则势必走向一种第三世界的文化立场，为此，他主张“对地域的历史过程和未来判断，实行批判的、有利于世界上大多数人利益的描述”[16]。
张承志的速写：里斯本街头的厄瓜多尔
印第安人小乐队
上述人文地理视野下的方法论，无疑也体现在张承志解说西班牙语世界的文字中。不同于《赭城》的引经据典，偏重译介中古爱情诗作[17]，《鲜花的废墟》则更愿意提及2003年马德里、萨拉曼卡、加迪斯等城市街头抗议伊拉克战争的人流，作者多次赞扬这场反战游行是人民的节日，有助于理解70年前西班牙内战的是非内情（《“No pasarán!”》）。[18]不愿依赖文献或专家权威，作家更看重“以一己的生命感受彻悟了问题的本质”，为此他倾心于沉郁的弗拉门戈的歌与舞（《把心撕碎了唱》），惦念着蕴藏革命历史的古巴小曲（《芒比》）[19]，反复聆听阿根廷抗议歌手莱昂·杰科（León Gieco）的吟唱，只因那些歌，“批判性高傲地沉淀歌里，对底层的刻画，悲悯而不羁”（《歌手和游记队员一样》）。[20] 即便诉诸学术，张承志与索飒宁愿偏向农业与植物学：《把我的心染棕》明确提出要以“全球化进程中的拉丁美洲传统作物”为线索，考察墨西哥玉米、秘鲁土豆、古巴的烟草和甘蔗。[21]于是张承志描摹西语世界的散文中也出现了《幻视的橄榄树》《咖啡的香味》等篇什，其中包含着“摆脱城市、接触底层的意图”[22]。
作者: 索飒
出版社: 青海人民出版社
副标题: 潜入美洲
出版年: 2009-8
正是因人文地理学视野和“他者尊严”的立场，以北方民族史为专业的张承志，虽不是西班牙或拉丁美洲研究专家，却难得地怀有深刻的感情认同和尊重他者阐释权的恳切。出于对西方学界的东方主义的警觉，他曾自省，“如果说与殖民主义孪生的西方学术的癌症在于，它曲解和压制了文明的创造者对自己文明的阐释权，那么时光在百年之后，地点在国门之内，我们自己对不发达的穷乡僻壤、少数民族、文明主体的发言，是否就不存在话语的霸道、文化的歧视和片面的胡说呢？”[23]凭借这种“把解剖之刃对向自己”的勇气，他得以在观察西语世界的同时，有意识地确立了一种描述他者的标杆。
二、“摩尔人”的第三世界主体位置
一本讲述西班牙的书，不从西班牙帝国的起源、伊比利亚半岛北方拉丁基督教地区讲起，却以“两海之聚”为开端，勾勒欧洲与穆斯林世界在地理空间上的交汇处——直布罗陀海峡——这一方式本身就是对传统叙事模式的挑战。实际上，1998-99年，张承志受三联书店委托，主编《人文地理》杂志时，就敏锐地选择了世界现代史开端的地标性事件（西班牙再征服运动、“发现”新大陆）作为杂志的核心话题。《“新大陆发现”500周年专辑编辑导言》既肯定了赞颂地理大发现的原因，即“西方乘着海洋的风，使世界按着他们的蓝图，运转、发达、进步”，同时也强调“人同样追求历史的正义”，决不能无视作为暗面的殖民性，美洲古典文明的被歼灭就是最核心的例证，“大航海，地理大发现，对于美洲大陆的原住民来说，是一场血泊浸泡的大灾难……在被印第安人的鲜血浸透的靴子上，历史的脚印步步清晰。”[24]这一描述已经与国内主流的拉美史研究相龃龉。上世纪90年代以降，支配拉美研究的主流是舶来的现代化理论，中国拉美史和现代化研究项目的初期主持人罗荣渠是这一脉络的开拓者。在史学界举办的“哥伦布首航美洲5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1992年10月）上，罗荣渠的主旨发言《面向探索新世纪航程的第二个500年》呼吁，“人类历史正面临一个新的伟大转折时期，需要更多哥伦布式的航海家，胆识超群，目标坚定”[25]，他代表了当时的主流史学界囿于民族国家现代化的框架、期待复制欧洲现代性的发展计划。[26]拉美史学科与张承志的表述之间有巨大的差异：一种是发展视角的现代化史观，一种是反资本主义的另类现代性史观；前者以民族-国家西班牙的建国和海外拓殖为主线，后者则强调穆斯林西班牙的遗产，揭示现代化之路的起点，实则是野蛮对文明的征服。这种另类史观既受到1992年之后拉美本土去殖民思想（pensamiento decolonial）、译介到国内的依附理论[27]和现代世界体系论的影响，也源自作者本人的中国穆斯林认同，但其思想并不受限于这一身份政治。
《鲜花的废墟》首版封面
鲜花的废墟
作为一位信仰伊斯兰、思考伊斯兰的回族作家，张承志对西班牙与拉丁美洲的观察，势必携带着这一传统的经验。即便是巡游在以天主教为主要信仰的拉丁美洲，张承志与索飒这对学术伉俪，也会“每到一处，都要想办法问候天涯海角的兄弟”[28]。《把我的心染棕》记录了他们如何在墨西哥普埃布拉听巴基斯坦阿訇讲《古兰经》、在秘鲁利马参加开斋节。[29]《下次牵着狮子来》一文，追忆了张承志在没有译员协助的情况下，独自前往墨西哥城穆斯林社群的“袢衫白”（周四读经）聚会。这次异域的宗教经验，让他有感于信仰的超越社会身份的感召力，“世界在变，人在寻找。包括都市里的现代女孩，包括乞丐与教授。人们怀着交流的渴望，怀着对信仰的追求。哪里有真正的魅力，人们就会四方来投。”[30]
虽然《鲜花的废墟》行文之中将“安达卢斯”与“安达卢西亚”两个地理称谓交错混用，但全书副标题还是特意不用现代西班牙语的“安达卢西亚”（Andalucía），而使用中古穆斯林对占据的伊比利亚半岛的命名——“安达卢斯”（al-Andalus）——其用意是表露自己“摩尔人”的归属，传达一种人文地理式的观察方式，而不愿囿于现代地缘政治。
在西班牙语世界探究穆斯林历史的经验，促使张承志重拾一个特殊的身份表达法，即颇具古风的“摩尔人”，这一表达法给作家提供了从庶民视角观察西班牙或拉美历史与社会的便利。“摩尔人”（Moro）是15、16世纪西班牙人对伊比利亚半岛和北非的阿拉伯人或柏柏尔人的代称，多少含有蔑视的味道。它的词源是拉丁文Mauru, 原指罗马帝国北非行省毛里塔尼亚（Mauritania）的居民。公元711年，伍麦叶王朝（Umayyad Caliphate）即是从这一区域越过直布罗陀海峡，入主伊比利亚，治理半岛781年之久。伴随着基督徒与阿拉伯人绵延几个世纪的对抗，“摩尔人”的叫法也在欧洲流传开来。
摩尔人
《鲜花的废墟》便寻访了诸多“摩尔古迹”，以此来重估、颂扬以科尔多瓦为代表的穆斯林西班牙的文明成就，譬如代表农业技能与清洁精神的水资源系统（《水法庭》《恩惠的绿色》）。不过，这一脉思想资源虽然在中国知识界相对匮乏，但在西方史学界可谓通识：从希提、布罗代尔到华盛顿·欧文都在重述类似知识。张承志的写作目标也不限于歌颂历史上穆斯林战胜欧洲的一次业绩，而是酝酿着纠正第三世界历史叙事的通盘设想。观察巴伦西亚的灌溉系统是为了与新疆及河西走廊的农业文明相对照；安达卢斯作为东西方文明相汇的意象，与中国黄土高原的苏菲传统下“两海之聚”的教理若合符节，都强调文化彼此交融，达到“隔”与“不隔”之间的微妙境界。正如学者何吉贤指出的，对强调宽容、多元的摩尔人遗产的重新发掘和认知，“是立足于大陆亚洲的‘亚洲观’的延伸……伊斯兰正因为有对不同文明的宽容和综合的能力，才能在大陆亚洲的腹地开出文明之花。”[31]在类似的文明孕育与融合的过程中，人文地理学视野所强调的“他者尊严”原则是一个重要的底线。
《鲜花的废墟》隐藏在纸背的思想，直至2006年完成的重要学术散文《地中海的边界》才得以充分显露。《地中海的边界》一文酝酿于西班牙之旅，成文于拉丁美洲旅行之后，实则是对西班牙之行更深入的省思、对全球史更宏观的概述。文章强调1492年作为古代与现代分界的意义：穆斯林西班牙最后堡垒的陷落、伊比利亚半岛上基督徒的“再征服运动”（Reconquista）标志着美洲的殖民化并预告了资本主义带来的世界性灾难的开端。换一种眼光来看，1492年之前，“一条先是由西班牙名城格拉纳达象征、后是由奥斯曼土耳其修筑的、沿着地中海边界一字摆开的穆斯林屏障，曾保护了多半个地球。”[32]作家指出，“穆斯林屏障”的崩坏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的进程存在着深刻的因果联系，“殖民史雄辩地说明：就在格拉纳达失陷的那一年，美洲立即就被‘发现’，地球随即坠入了以‘地理大发现’和‘大航海时代’为名的、殖民主义的近代。”[33]作者还提醒我们，虽然人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伊斯兰堡垒”曾是印第安人的守护盾——
而征服者却意识着这一点。西班牙殖民强盗把美洲征服看作是西班牙宗教圣战的延续，他们每逢提及印第安神庙，总称之为“la mezquita”（清真寺），几乎每个殖民风格的美洲城市，都有一条叫“Matamoros”（杀摩尔人）的街。[34]
《地中海的边界》写于2006年，与此同时，央视经济频道12集历史题材电视专题片《大国崛起》正在热播。这场颇具声势的“全民历史普及”背后，是众多历史学家的参与和支持，其片头语仿佛在十余年后重述了罗荣渠写于1992年的对哥伦布的颂词：欧洲大航海的壮举，让人类获得了飞速发展的空间，出现了“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大舞台”。正如学者刘岩所说，《鲜花的废墟》揭破了《大国崛起》内部西方中心主义的故事，从而“在这个东方学的裂缝上重构‘另一种历史’”[35]。电视专题片当中，以葡萄牙、西班牙开启的9个世界级大国相继崛起的历史线索，显然与《地中海的边界》所提示的“揭竿而起的二十世纪革命”的抵抗的线索大相径庭。
12集历史题材电视专题片《大国崛起》
张承志无意处理一个纯史学问题，他对“地中海边界”的强调是出于明确的当代意识，即上世纪90年代之后，日渐强势的新十字军主义开始着手对世界、尤其是伊斯兰国家逐一征讨（《看那头不屈的狮子》《献给你的都瓦》），与之相配合，主流的认知模式不遗余力地对他所认同的伊斯兰传统进行污名化。但《地中海的边界》一文的意义，也不在于从对抗的阵营凸显文明抗争的必要性，而是提醒人们新霸权主义的一体两面：打击伊斯兰世界的同时，也在训导其他第三世界国家走上竭泽而渔的发展和消费之路。换言之，发展模式下的弃民与受战争威胁的穆民，同为不义秩序的受害者。
哈特和奈格里（Michael Hardt & Antonio Negri）在《大同世界》（Common Wealth）一书中推崇玻利维亚科恰邦巴（Cochabamba）的“诸众”维护共有水资源的斗争，因为莫拉莱斯（Evo Morales）领导的“水战争”把文明、种族、性别、阶级等议题都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扁平化的抗争联盟——哈特和奈格里认为，这种新的联盟关系预示了从反现代性（Antimodernity）到另类现代性（Altermodernity）的转变。[36]那么，对张承志而言，另类现代性的潜能就坐落在“摩尔人”的第三世界主体位置上。记录两次马德里之行的《濯足街》一文，隐晦地串起了16世纪宗教裁判所对异教徒的围猎、佛朗哥独裁时期对民主人士的迫害和当代国家暴力机器对底层及外来移民的驱逐。作者提醒读者重视这种受压抑者的共同属性，同时把自己这个中国穆斯林纳入这一用提喻法命之为“摩尔人”的历史性联盟：
几个挎枪的黑衣警察，盘手叉腿，靠着一辆装甲车。他们并不掩饰，冷冷地瞟着这边。我赶快摸摸屁股兜，护照复印件在那儿。但还是走为上计，我慢慢地走向地铁口，觉得自己如潜伏的地下党。脑子里闪过 “soy moro”（“我是摩尔人”——引者注），我不禁笑了。[37]
假如说，以一个摩尔人的眼光重新审视穆斯林西班牙的辉煌和殖民世纪的苦难，还主要呈现为知识钩沉，那么从这样的视野出发，重新构想第三世界主体与世界的关系，则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面对众多污名化的攻击，张承志没有主张偏狭的民族主义或单纯的文明对抗。恰恰是他对西班牙语世界的书写，而非对同属亚洲的日本或巴勒斯坦的左翼遗产的发掘，更能凸显他意欲强调的“第三世界”视野。“摩尔人”的视野出色地勾连起文化的“边缘”和阶级的“底层”，也向读者展示，作者的立场未曾落回到本质主义的反现代性的抗争，而是期待着不同类型的全球庶民的团结。
确乎如此，“很少有人关注的是，一次‘寻根’于华夏边缘，如何走向了对于‘世界历史’的重构。”[38]作家张承志在勾连蒙古与青藏的祁连山扁都口，在诸语混用的新疆夏台，在汉家“只见孔道、不见牧场”的河西走廊，发现了“一种神秘的边缘，一种极限之处的亦此亦彼，一种表层与内里的一切交融汇合”[39]，而后，他把这一边界视野带到了地中海和西班牙语世界，从庶民的视角完成了对世界史分期的全新叙述。
2003 年，张承志参加西班牙反战大游行
诚然，“张承志叙述历史的目的是如何在历史中行动。”[40]对于当下的西语美洲来说，崛起中的中国的登场——作为重要的大宗商品购买者、基础设施建设者和金融投资者——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变革历史的参数。在笔者看来，正是在这一点上，张承志对西语世界的解说，体现了作家的“当代性”和“介入性”，即回应着不断延展、生成当中的中国经验。作家提醒道，“我们在触及西方表述的虚伪和作假的同时，也意识到世上还有一个更大的‘我们’：在欧美白种话语的此方，同遭劫难的人群民族，是那么众多和痛苦。”[41]于是，我们应思忖的是，作为新兴大国，究竟是该把西方“虚伪和作假”的技艺操练得更加“青出于蓝”，在拉丁美洲拔城夺寨，还是在更广泛的地理范围内，寻觅一道挣脱西方话语暴力的“我们”，创造出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全球主体”——在此意义上，张承志提供的旅行书写，给重塑“我们”提供了长久而有力的思想形式。
注释
本文原刊于《文艺理论与批评》2018年第2期，作者魏然。感谢公号授权海螺转载，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本期编辑 陈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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