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布兰维里耶与生物学种族主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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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布兰维里耶与生物学种族主义
论福柯 “胜利者史学”的谱系
作者| 张锦
二、“胜利者史学”考古: 霍布斯、布兰维里耶与西耶斯
（续）福柯从布兰维里耶著作中抽取出了一些主题。第一点是在法律基础上对战争进行的普泛化 ( généralisation) ，即否定自然法，让自然法和历史呈现出这样一个景象:“那些历史学家自以为发现的，如在撒克逊人或凯尔特人那里，也就是说某种自然法的小海滩、小岛，这一切完全都是虚假的”( Il: 138;《必》: 147) ，因为遍寻历史，“人们只能找到或者战争本身 (在法国人下面曾有法兰克人的入侵，在高卢-罗马人下面曾有日耳曼人的入侵) 或者体现着战争和暴力的不平等”( Il: 138;《必》: 147-148) 。人们以为的自然法和自然的平等原则在历史不平等原则面前是虚弱的，“风景”、“海滩”、“小岛”并不是自然的独立存在，人们天真地以为第一次发现了它们，但它们背后全是历史不平等原则。此外，对于以战争的方式理解法和历史而言，战争的普泛化以军事制度这种形式进行:“对于布兰维里耶来说，确实，征服、侵略、胜利的或失败的战斗确定了力量关系……那么是什么建立了力量关系并使一个民族打赢一场战役而另一个民族失败……这就是军队。”( Il: 140;《必》: 149-150) 军事制度既决定了战争的输赢，也确保了社会的稳定。关于战争的普泛化的第三点，值得注意的是胜利者史学发生时的能量，这也是福柯考察这一谱系的意义，即“谁曾是胜利者，谁曾是失败者并不重要”，“胜利者/失败者的巨大的二分法的描述对所有这些过程来说不再是合理的”( Il: 143;《必》: 152) 。换言之，对立的二项并不固定，在二项里作为失败者的那一项永远具有重新书写历史的可能性，这也是二元图式的意义或力量。战争的普泛化还使得战争变成了一个集团对另一个集团的关系，即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关系。
第二点是在把战争引入社会时，“布兰维里耶可以恢复 (但这一次是用历史的词汇) 在马基雅维里那里找到的全部分析形式。但是，在马基雅维里那里，力量关系主要被描述为统治者手中的政治技术。从布兰维里耶后，力量关系成为统治者以外的人 (也就是说某种民族之类的东西，如贵族或此后的市民) ，可以在他的历史之中定位和确定的历史对象，或毋宁说历史－政治对象，因为，例如贵族在分析力量关系的时候，就可以意识到自己，重新找到它的知识，在政治力量的舞台上重新成为政治力量”( Il: 145-146;《必》: 154-155) 。也就是说，在布兰维里耶的叙述中，贵族与王权和第三等级之间的斗争是以历史话语的方式实现的，而这个历史话语参照的是战争且以战争的方式存在。也是在这一点上，福柯说，在贵族之后，市民阶级或者说资产阶级则成了上升阶级，他们以理性的名义把自己的阶级叙述为历史的普遍性，但如果仔细分辨历史，会发现“一个阶级甚至在它彻底衰落的时候，丧失了政治和经济权力的时候，建立了某种历史理性，随后市民阶级，再后来是无产阶级抓住了它”[32]。无产阶级看到了贵族历史中把战争当作话语出发点和历史参照的诉求，因而重构了自身的历史，并型构出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可能性条件，所以没落的贵族话语在无产阶级那里重新被启用，历史的二元图式再次打开，资产阶级所建立的自身与国家同一的辩证法被打破，这也是反动贵族话语的历史意义和历史循环。有趣的是，福柯本人在发现的同时也在元层面建构这种不同于进化论和时间矢量的历史观。
第三点就是，布兰维里耶在某种意义上在十八世纪建立了一个“历史-政治的场域”( Il: 150) 。首先，他书写了复数的民族的历史，作为社团意义上的复数的民族，例如贵族、王权和第三等级，在这种研究与建构中，他发现“历史不应当是权力的历史……他定义了人们称为权力关系特征的规律: 权力不是所有权，也不是强力; 权力从来就仅仅是一种关系”( Il: 150;《必》:160) 。所以，当福柯言说权力关系的时候，我们不能仅仅在当下经验中去进行想象，进而质疑权力关系造成了某种无路可走的压抑、某种权力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考虑到福柯言说的历史维度，那么权力关系才是真正的对权力的拯救。布兰维里耶分析了与马基雅维里相似的历史知识，但马基雅维里是从君主一边来阐释和建构这一历史知识的，而布兰维里耶却是从力量关系或权力关系的视角建立叙述的，这也体现了知识和历史的意向性，而意向性正是历史和知识的力量之所在。另外，更重要的是，福柯并没有止于对布兰维里耶的叙述方式和那段贵族历史问题的理解，他还把布兰维里耶进一步历史化，认为布兰维里耶把“当时仅仅作为治理国家的合理性原则的东西当作理解历史的原则来发挥作用”，因而在另一重意义上建立了历史—政治的场域，即“把治理国家的合理性模式用作思辨历史的可理解性框架，正是它建立了历史-政治的连续。这个连续此后将用同样的可理解性框架或计算来讨论历史和分析国家的治理”( Il: 152;《必》: 162) 。把“历史叙事”与“治理国家”建立为一个连续体，这是一种非常了不起的思想和值得回顾的经验。最后，这个历史-政治场域的意义还在于，通过重新“交给贵族已经被遗忘的记忆和被忽视的知识”而“重新给他们力量，重新把贵族建成为社会各种力量中的一支”( Il: 152;《必》: 162-163) ，使得“政治斗争和历史知识从此紧密相连……我们通过历史进行战争”( Il: 153;《必》: 163) 。当福柯说 “我们通过历史进行战争”时，这个句式也可以被置换为 “我们通过文化进行战争”，或者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进行战争。
法国大革命是1789年7月14日在法国爆发的资产阶级革命，使得统治法国多个世纪的波旁王朝及其所代表的君主制在三年内土崩瓦解，贵族阶层和宗教特权不断受到自由主义政治组织及民众的冲击。
这个贵族史学的谱系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又发生了不同的组织方式。首先是贵族的历史话语不再仅仅是贵族的武器，而是成了策略性工具，可以为各个民族或集团所使用。这个策略主要在民族、阶级和种族这三个方向上与知识和历史展开联系:“一个围绕民族性，一方面它将主要与语言现象，因此是与语文学一起延续; 另一个围绕社会阶级，把经济统治当作中心现象: 其结果是与政治经济学产生根本联系; 最后是第三个方向，这一次既不是围绕民族性，也不围绕阶级，而是围绕种族，把生物的特性和挑选当作中心现象: 这样，它在这个历史话语和生物学的提问方式之间延续。”( Il: 170;《必》: 179) 语文学、政治经济学、生物学[33]诞生了，而且成为理解和建构十九世纪历史的主要原则，虽然这些原则的很多要素已由布兰维里耶在十八世纪建立。对于十八、十九世纪的历史范式而言，布兰维里耶所明晰化的两个原则非常重要: 其一，引入“建构和力量关系”这两个概念，使得以时间循环哲学为基础的历史哲学，即历史的循环，成为可能，布兰维里耶以太阳的升落为时间象征来理解帝国的兴衰，并在这种兴衰中一方面建立了历史哲学，即兴衰的循环与力量的此消彼长，另一方面建立了兴替的历史逻辑和言说方式; 其二，同时拒绝在法律和自然中寻找历史的建构支点，这一原则主要体现为“原始人与野蛮人”这两种历史和政治假想之间的对立，即，对立的一方以原始人与交换的社会人相结合阐释历史和自然，另一方则以野蛮人与文明人相依存建构历史和风景。布兰维里耶之所以拒绝法律的支点，是因为他并不认为存在着纯粹的自然法，而自然法学家当时正是以“人人生而平等”这样的所谓的自然人观念和原始人概念为支点建立自己的叙述的。在自然法学家看来，这种自然人是先于社会实体的原始人，这个原始人既没有历史也没有过去，他就是一个无时间的人，他必须与别人交换才能进入社会和历史，所以他一方面交换和让渡权利以进入政治生活，一方面交换财产以进入经济生活。布兰维里耶认为这种理想的自然人显然是自然法学家和经济学家的设想，目的在于建立以原始人为基础的历史和政治想象及叙述。对十八世纪甚至十九、二十世纪的法律和人类学想象而言，这种自然人本质主义假想非常重要，但这种假想恰恰是布兰维里耶历史观的大敌。布兰维里耶要开启和树立的是历史-政治话语，即建立不同于原始人假设的野蛮人想象，而野蛮与文明的关系正是战争关系而非契约关系( see Il: 173-175; 详见《必》: 182-184) 。
布兰维里耶所明晰化的第二原则也体现为我们究竟是启用卢梭的模式还是文明论的模式来理解历史和政治，这也是为什么在“十八世纪末、大革命之前和之初，市民 (la bourgeoisie) 的卢梭主义就正是对在理论和权力分析领域中进行辩论的其他政治主体的历史主义的反击。成为一个卢梭主义者，求助于原始人，求助于契约，就是回避由野蛮人、他的历史和他与文明的关系所确定的领域”( Il:186;《必》: 196) 。即，市民阶级或者说资产阶级，通过求助原始人和契约来反对贵族所建立的历史叙述，重新组织自己的反历史叙述，在这个过程中，市民或资产阶级通过把历史话语“内部辩证法化和自我辩证法化”而实现了自身与国家的唯一联系，“这时将出现这样的观念，保卫社会对付威胁的内部战争，这些威胁在自身实体并从自身实践中产生出来; 这就是从历史学向生物学的重大转折，在社会战争的思想中从社会建构转向医学的重大转折”( Il: 194;《必》:206)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生物学种族主义也就具备了展示其话语力量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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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话语的辩证法化: 西耶斯与第三等级
《论特权 第三等级是什么？》，[法]西耶斯 著，冯棠 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3月版。
关于贵族和十八世纪历史话语的辩证法化或自我辩证法化，福柯有着非常具体而历史的解释。福柯说他要描述的历史话语的辩证法化，是通过考察西耶斯如何重新定义“民族”这一概念，来叙述历史、历史话语的市民化:“这次解冻完全不是在市民几乎获得或认识了历史的时候，而是从某种特殊的东西出发，即对‘民族’这个著名概念进行非历史的、政治的重新解释，在十八世纪贵族曾把它作历史的主体和客体。正是因为这个角色，也就是说对民族、民族概念重新进行的政治分析，发生了使新的历史话语成为可能的变化。”( Il: 194; 《必》: 206)在布兰维里耶的论述中，历史以复数的民族为主体和客体，而西耶斯也正是要利用对民族、民族概念的重新阐释使新的历史—政治话语成为可能。西耶斯在《第三等级是什么?》中简明扼要地列出了第三等级的诉求和实现诉求的策略:“本文的计划甚为简单，我们要向自己提三个问题: 1．第三等级是什么? 是一切。2．迄今为止，第三等级在政治秩序中的地位是什么? 什么也不是。3．第三等级要求什么? 要求取得某种地位……4．为了第三等级的利益，大臣们曾试图做些什么，特权者们自己现在建议做些什么。 5．本来应该做些什么。6．最后，第三等级为了取得其应有的地位，现在还需做些什么。”[34] 福柯将西耶斯的问题历史化，他首先指出，根据君主制度，“民族”不是真正独立存在的，民族不是实体，而是一种关系，因为它要依赖“国王的身体”[35]，而到了反动贵族那里，真正意义上平等的实体民族才被建立起来，“贵族在民族之间建立了战争和统治关系; 贵族把国王当作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进行战争和统治的工具”( Il: 195;《必》: 207) 。
西耶斯对以前的民族进行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定义，这个新的定义由两方面来实现。一方面是法律身份，西耶斯说: “为了有一个民族存在必须有两样东西:共同的法律和立法机关。”( Il: 195;《必》: 208) 而对于布兰维里耶来说，民族“只需有一群因为某种利益而集中在一起的人，在他们之间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如制度、习惯，或许还有一种语言”( Il: 196;《必》: 208) 。当西耶斯用“民族的法律-形式条件和历史-功能条件”来定义民族的历史存在条件时，他翻转了所有此前的分析方向——“无论是君主主义观点的方向，还是卢梭主义式的方向”( Il: 196;《必》: 209) 。在福柯看来，西耶斯用来定义民族的实体条件“工作和功能”，即“农业、商业、工业等等”，其实并不是“民族存在的条件; 相反是民族存在的结果”，而西耶斯会说: “一个民族不能作为民族存在，他不能进入历史并在其中生存，除非它有商业、农业和手工业的能力; 除非它有可以组成军队、司法机关、教会、行政的个人。”( Il: 197; 《必》: 208) 所以，西耶斯要树立起来的人是第三等级而不是贵族或君主，因为十八世纪末法国所发生的事情就是，农业、商业、手工业和自由艺术这些职业的功能都由第三等级来从事和保障的。福柯认为，西耶斯民族观的“核心命题只能在论战的关系中进行理解，明显是与布兰维里耶、杜布阿-兰赛等等的观点进行论战”，对于西耶斯来说，法国不是一个民族，“因为它缺少民族的形式和法律条件: 共同的法律，立法机关。但在法国有‘一个’民族，也就是说一群自身有保证民族的实体和历史存在的能力的人。这些人是民族存在的历史条件的拥有者”( Il: 198; 《必》:210) ，这个民族就是第三等级，只有它是完整的民族，因而它应该与“国家”相吻合，它应该代表国家，与国家一体。此时，第三等级开始说: 我们就是民族，唯一的民族，与国家同一的民族。
相对于贵族的历史-政治话语，这个政治话语模式有两个特征: 首先是新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关系的建立，贵族是在历史与鲜血、在胜利与失败中确认自己的存在和特殊性的，而第三等级的普遍性则是“我们才是国家的普遍性”( see Il:199; 详见《必》: 211) 。这个话语的第二个特征就是时间概念的反转，在以前的话语中历史是关键，所以“过去”具有型构“现在”的力量，而在西耶斯及其同时代人的表达中，“现在”变得重要。所以，“现在”相对于 “过去”、“未来”的位置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确定一个民族的不再是它的历史，“它的过去、它的祖宗、它与过去的关系”，而是它“与国家的关系”，现在，只有“顺着民族/国家这根垂直的轴，或者顺着国家的潜在性/国家的实现这根轴，民族将得以定性和定位”( Il: 199—120;《必》: 212) 。民族开始与国家相互建构，并在反历史和重绘历史的意义上确立自身与国家的唯一合法关系。这就涉及一个不仅在十九世纪而且在二十世纪也非常重要的问题，一个“历史和政治中的根本性问题”，一个新历史话语的可能条件，即“人们怎样能够用完全民事的术语来理解斗争”( Il: 202;《必》: 214) ，而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主要是建立在这个历史情境下的。
这个新的历史话语在“民族/国家关系、潜在性/现实性关系、民族的功能整体/国家的现实普遍性”的关系中将“现在”确立为“最丰满的时刻，最强烈的时刻，光明的时刻”，“现在”取代“过去”成为历史新的参照。“现在”这个时刻通过法国大革命不仅确立了自身的重要位置和原则，也使得“第三等级成为民族、唯一的民族的时刻，通过吸收所有的国家功能，将独自担负起民族和国家的责任。完全由它独自组成民族，承担国家的责任，这意味着保证普遍性的功能，后者使直至那时为止过去的二元性和所有的统治关系都消失了。市民，第三等级就成为人民，就成为国家。他具有普遍性的能力”( Il: 209-211; 《必》: 222-223) 。这时也是奥古斯丁·蒂埃里所说的“二元性和复数的民族、复数的阶级消失的时候”( Il: 211;《必》: 223) 。福柯所谓的历史话语的自我辩证法化，就是指十九世纪所产生的历史哲学，这个哲学是市民或资产阶级对历史话语的重新利用和编织，“现在，谁拥有普遍性? 现在，谁是普遍性的真理? 这是历史问题，这也是哲学问题。辩证法诞生了”( Il: 212;《必》: 224) 。历史的终结被提了出来，但历史终结这种话语只是为市民或资产阶级定做的，虽然它也可以被其他阶级所使用。这里的辩证法因而就是“现在”的辩证法，是第三等级、市民阶级、资产阶级与国家之间建立同构和一元关系的辩证法，它通过肯定“现在”这个时间概念而肯定了现在的政治和法律结构。
民族或种族战争的主题被第三等级民族的普遍性原则排除，但“种族主题不仅没有消失，而是怎样将在另一类东西，即国家种族主义中又被重新采用”( Il: 213;《必》: 226) 。这种种族主义针对的是对活人的治理，即“生命政治学”; 生命政治学就是一门管理和治理生命的学问，它与人口[36]有关。此时，即十九世纪，人口“同时作为科学和政治问题，作为生物学问题和政治问题”( Il: 219;《必》: 231-232) ，福柯甚至做出了一个非常全称的判断: “使种族主义进入国家机制的正是生命权力的出现。正是在这时，种族主义作为权力的根本机制在现代国家中发挥作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职能不在某一时刻、在某一范围内、在某些情况下，没有通过种族主义而运行。”( Il: 227;《必》:239)
那么种族主义到底是什么? 首先即是在生命的生物学连续体中制造分裂和区隔，也就是说“在人类的生物学连续中，出现了种族，种族的区分，种族的等级，某些种族被认为是好的，而其他的则相反，被认为是低等的，这一切将成为分裂由权力承担责任的生物学领域的手段; 在人口内部错开不同集团的手段。简单说，就是在生物学领域内部建立生物学类型的区分。这将导致权力把人口当作各种族的混合体来对待，或更精确地说把它承担责任的人分为次集团，它们就是种族”( Il: 227;《必》: 239-240) 。其次是自我和他人之间、种族之间排斥性关系的建立，而这种关系或联系不像之前的“战争冲突”关系，“而是生物学类型的联系:‘低等生命越趋向消失……我……就生活得越好’”( Il: 228;《必》:240) 。
颅相学是一种脑功能定位学说，19世纪初由法国解剖学家加尔和施普茨海姆共同创立，在《神经系统的生理解剖学》(1810—1819)一书中提出。该学说提出依据头盖骨的外部结构来推断心理功能和特性，但未能被科学证实。
以此为基础，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理解十九世纪。例如，在十九世纪“生物学理论和权力话语之间迅速……建立联系。实际上，广义的进化论 (也就是说不完全是达尔文的理论而是这些概念的整体［如: 普通进化树上各个种的等级，种之间的生存斗争，淘汰最不适应的选择］) ”( Il: 229;《必》: 241) 一度理所当然地用生物学术语改写政治话语，用科学的外衣比如人种学、人类学、颅相学等科学话语的外衣包裹权力的逻辑，但更重要的是，这种话语 “确实是思考殖民关系、战争的必要性、犯罪行为、疯狂和精神病现象、阶级社会的历史等等问题的方法。换一种说法，一旦有冲突、处死、斗争、死亡威胁，人们就完完全全被限制在进化论的形式中对它们进行思考”( Il: 229;《必》: 241) 。似乎不用进化论，人们就无法赋予自身以合理合法性，也无法理解和解释正在发生的事情，而“种族主义首先随着殖民一起发展，也就是说随着殖民者的种族灭绝一起发展”( Il: 229;《必》: 241) 。自此，种族战争话语完全失去了它在历史中曾有的先锋性与反抗性，而退变为殖民的手段。
三、“胜利者史学”的谱系: 民族、种族与阶级
上文在以霍布斯、布兰维里耶和西耶斯等作为线索描述福柯对种族战争话语的考古学分析时，也暗含了一个谱系学的分析，以下将以谱系学为主要考察对象，并重点解释在上文分析中反复出现的“民族”概念，因为种族和阶级的概念都与它相关。
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是德国20世纪重要的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其代表作有《德国悲剧的起源》、《单向街》、《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1900年左右的柏林童年》、《历史哲学论纲》等。
学界现在对“胜利者史学”叙事一般有两种理解，一种是比较刻板化的进化论史观想象，即种族主义与帝国优生学和生物学相结合的一种历史逻辑，另一种是历史唯物主义史观意义上的胜利者与失败者，如本雅明在《历史哲学论纲》中对阶级斗争意义上的历史叙事的强调[37]。总而言之，关于胜利者史学话语的这两种理解的核心就是种族和阶级，这也是欧洲现代历史叙事的两大重要脉络，这两个脉络的来源都与种族战争的历史话语相关。福柯认为，正是有了民族的概念，才派生出对欧洲来说非常重要的阶级和种族概念，这样对于现代欧洲乃至世界来说最重要的三个概念，即民族、种族和阶级，都出场了。思想体系史研究者福柯正是试图站在谱系学的角度来梳理和描述这些概念的派生关系。
但他一开始关心的问题并不是反犹主义这个当下问题，他“要提出的是另一个问题，与种族主义无关，最初与种族问题也无关。它 (对我来说总是这样)试图弄清楚在西方，关于国家及其制度和权力机制的某种特定分析 (批判的、历史的和政治的) 是怎样出现的……这种分析事实上在十六世纪末和十七世纪初开始提出来。换一种说法，种族战争的理解早于社会斗争或阶级斗争的观念，但是它与宗教类型的种族主义绝不等同”( Il: 76;《必》78) 。也就是说，福柯是在试图弄清楚西方国家及其权力制度历史的过程中发现了种族战争话语，这种话语早于阶级斗争和种族主义。这种话语与战争的关系把胜利者、失败者的问题带入历史的视野，也把种族、民族、阶级的问题带入历史的谱系。
首先，这里的民族概念也是今天面对欧洲史和世界史必须厘清的概念。“民族”并不完全是如今所谓的民族国家意义上的民族，它一直到十八世纪末都还是一个比我们今天的想象更宽泛的概念:“民族这个词当然应当从广义上理解……在十八世纪，这个概念仍然从非常广义的意义上被理解。”( Il: 126;《必》: 135) 大概要到十九世纪才能在百科全书上看到今天意义上国家化的民族的定义。在福柯看来，民族[38]最早的定义是 société/society，就是团体、社团，比如贵族集团在法国就是一个民族，它可能会与王权和第三等级这些民族之间有冲突，如上文的考古分析。社团、团体意义上的“民族”概念的出现在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的法国历史中非常重要，因为它将是在历史中发言并讲述历史和自身的新的历史主体:“这个新的历史主体，既是在历史叙事中说话的人，又是这个历史叙事说话的内容，这个新主体出现于人们远离国家关于国家的行政和法律话语的时候……它是当时的历史学家所说的‘社团’: 被理解为协会、集团、由同一身份集合在一起的个人的整体; 由一些个人组成的社团，有自己的习俗、惯例，甚至特殊的法律。这个从此在历史中说话的东西，在历史中发言，人们在历史中将谈论它，这就是用当时的词汇定义的‘民族’( nation) 。” ( Il: 117;《必》: 122-123) 这种社团意义上的“民族”使得协会、集团或者集体成为可能，因而它也有了发展为共同体和历史主体的可能，但它在十八世纪主要作为国家内部的集团之间的关系被体认。民族的概念一开始是指有着某些共同性的群体，而没有国家的含义，它在国家之内而不是之上或同一的意义上被理解，所以福柯说:“民族，在那个时期，完全不是什么由同一地域或确定的政治形态或被臣服于某个帝国的系统来定义的。民族没有边界，没有确定的权力系统，没有国家。民族在边界和制度的后面流通。民族，或毋宁说复数的民族，是人的集合、社团、团体，这些人有相同的身份、习俗、惯例、某种特殊的法律——但更应当用身份的合法性来理解而不应当作国家的法律。正是这里，这些要素将成为历史中的问题。正是这些要素，正是民族要开口说话。贵族，这是面对在国家中流通的其他民族的一个民族，这些民族相互对立。”( Il: 117;《必》: 123) 贵族这个民族就是一个面对王权这个民族和第三等级或市民这个民族的、主要在十八世纪历史叙述中发言的民族。
所以，民族这个概念关涉一个团体或者共同体的形成。在十八世纪，贵族利用它来获得身份认同; 而在十九世纪，重新投资和利用这一概念的就是第三等级，西耶斯在《第三等级是什么?》中就集中论述了第三等级是如何作为一个民族成为法国大革命的主体[39]和法国国家的唯一主体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为无产阶级描述的未来也是他们将自己建立为一个民族:“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因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还是民族的，虽然完全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种意思。”[40] 所以，对于现代欧洲史来说，“民族”由于其宽泛的身份和团体定义而变得非常重要。福柯发现，在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罗马的正面神话以两种方式被解构，其一是新教历史编纂对罗马暴政的凸显和建构; 其二是“新的历史主题的引入，在两个意义上，它既指历史叙事新的主题领域，同时也指在历史中说话的新主体……这个在历史中说话并把自己作为其历史叙事主题的某种其他东西，就是民族这个新的实体种类”( Il: 125-126;《必》: 134-135) 。这个“民族”就是种族战争话语中的贵族集团，它讲述并将自身讲述为历史中不同于君主的历史主体。但这个“民族”概念又是流动的，“既出现在贵族的文章中，也出现在市民的文章中，它使人认为贵族是一个民族，市民也是一个民族”( Il: 126;《必》: 135) 。它曾经于十七、十八世纪主要在低于国家、穿越国家的层面，即国家内部战争的意义上发挥作用，后来又被西耶斯等人所改写，在国家的层面上被定义。因而，对于欧洲人来说，“正是这个概念，正是这个民族的概念; 从这里将产生出著名的民族革命的问题; 当然正是从这里，萌生出十九世纪民族主义的基本概念; 从这里萌生出种族的概念; 最后从这里萌生出阶级的概念”( Il: 117;《必》: 123) 。[41]
佛罗伦萨·胡拉克指出，福柯认为“布兰维里耶发明的种族战争话语构成了后来的历史研究的‘真理母体’。他的话语使得书写与贵族对立的其他民族的历史成为可能”，而在十八世纪，民族、种族和社会这几个概念是等值的，“布兰维里耶讲述的是贵族这个与其他群体做斗争的群体。在十八世纪，人们用‘种族’、‘社会’或‘民族’这些在当时是等值的词汇，来指称与贵族斗争的其他群体”[42]。那么，民族是怎么变成种族和阶级的? 种族和阶级这两条线索上的胜利者史学的逻辑又是什么呢? 首先可以简单地说，民族之间的斗争延伸出了种族和阶级斗争:“这就是我要给你们讲的关于这种新的历史知识如何建立的一些情况。接着，我试图观察从它出发和在这个要素之内，如何出现了民族之间的斗争，也就是说某种将成为种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东西。”( Il: 120;《必》: 126)福柯说，在十六世纪末欧洲出现了一种新的历史状况和新的历史话语，这种话语就是前文已提及的种族斗争话语。
为建立这种话语的谱系，福柯首先以英国和法国这两个较早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欧洲国家为中心，指出种族战争话语诞生的时刻和促成它的“两次诞生”的重要事件:
我想向你们指出这种话语产生的时刻。我觉得因为一些重要的特征，应当试图把它定位在十七世纪。首先，这种话语的两次诞生: 一方面，在1630年左右，革命前和革命时期的英国，它出现于民众或小市民的请愿那一边，这是清教徒的话语，这是平均主义者的话语。你们会看到，50年以后在法国路易十四统治的末期，在相反的一边，但仍然作为反对国王的话语，属于痛苦的贵族。然后是非常重要的时刻，从那时也就是说从十七世纪开始，认为战争构成历史绝无中止的经纬脉络的观点以一种精确的形式表现出来: 在秩序和和平下进行着战争，战争加工着我们的社会，并把它分为二元的模式，这实际上就是种族的战争。马上，人们就发现了组成战争的可能性，以及保证其维持、继续和发展的基本要素: 人种的差异，语言的差异; 力量、强力、能量和暴力的差异; 原始性和野蛮性的差异; 一个种族对另一个种族的征服和奴役。社会实体正是建立在两个种族之上。( Il: 51;《必》: 52-53)
福柯把种族战争话语产生的时间定位在十七世纪，虽然这个话语诞生了两次或者说有两次诞生时刻和事件，但它是以不同的对象、相似的方式诞生了两次。一次是1630 年左右、英国革命前与革命时期的民众请愿话语，这个话语是民众或小市民对抗国王的话语; 另一次是1680年左右，法国贵族对抗路易十四的话语。这两次诞生，虽然一次是民众对抗国王，一次是贵族对抗国王，其内容对象不完全一致，但它们所使用的话语方式是相同的，即采用了民族之间斗争的方式，也就是说，它们对种族斗争话语的使用是相同的。此后种族战争成了欧洲社会的普遍内容，它把欧洲社会分为二元模式，即胜利者和失败者、上等和下等。随之而来的就是战争的系列要素的建构:“人种的差异、语言的差异; 力量、强力、能量和暴力的差异; 原始性和野蛮性的差异; 一个种族对另一个种族的征服和奴役。”所以，寻找和制造“差异”也随之成为欧洲史的重要主题，而且社会战争的研究范式和模式也以此为基础，这也是为什么“区分”和“差异”对于现代欧洲哲学那么重要的原因。这也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何法国博物学家伯尼埃 ( François Bernier) 会于1684 年提出“人种学”这个概念，为什么福柯在《词与物》中说“人种学”虽然并不必然联系着殖民史，但却“也只有在欧洲思想所具有的和能使欧洲思想像面对自身那样面对其他所有文化的那种关系所具有的历史的统治权 (虽始终是克制的，但也始终是现实的)中，才能获得其特有的维度”[43]。也就是说，必须把人种学放置在欧洲思想史中才能显影出它的特质。后来的颅相学更是如此，它结合了帝国优生论和达尔文主义，启动了殖民的生物—解剖学依据。
《词与物》，[法]米歇尔·福柯 著，莫伟民 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12月版。
福柯还发现，与种族战争话语相关的另一个重要事件是，十六世纪末一种新的建立现代欧洲记忆与叙事的过程开始了:
种族斗争话语将展现的，正是这种断裂……这些呈现出来的事件将在［以后］建构出欧洲真实的开端———流血的开端，征服的开端: 这是法兰克人的侵略和诺曼人的侵略。真正要个性化为‘中世纪’的某种东西出现了 (必须要等到十八世纪初才能在历史意识中分离出称之为封建的现象) 。出现了一批新的人物: 法兰克人、高卢人和凯尔特人; 同样还出现了一批更一般的人物: 北方人和中部人; 出现了统治者和服从者，战胜者和战败者。正是他们，现在走上了历史话语的舞台，并从此建立了历史基本的参照系。直至当时还从来没有谱系的记忆和祖先在欧洲繁殖起来。重要的是欧洲分为了它以前不知道的二元分裂。通过关于种族战争的话语和对反抗的召唤，另一种历史意识建构和表达出来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关于种族战争的话语的出现与当时欧洲的意识、运动甚至政治中全部其他的对时间的组织等同起来。( Il: 66;《必》: 68-69)
现代欧洲真实的开端即将被建构为种族斗争，即流血与征服。比较讽刺的是，福柯指出，一些从来没有谱系记忆和祖先的人正是从那个时候起才在欧洲繁殖并建立起自己的历史。现代的历史参照系是一种新的二元对立，也就是说，在这个历史过程和历史叙事中的叙事者一定站在一方，要么是胜利者要么是失败者，历史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二元对立。胜利者/失败者、上等民族/下等民族这种二元论成为之后历史和知识叙述与谱系的重要参数，即我们今天所认为的二元对立话语的重要物质基础。所以，这个二元对立与种族斗争话语相关，“种族”在种族斗争话语中的定义和位置也就凸显了出来: 在种族斗争话语中，“种族战争是问题的核心，‘种族’这个术语出现得也相当早，当然，‘种族’这个词并不固定在生物学意义上。但这个词也不完全漂移不定。毕竟，它指出了某种历史-政治的社会划分，也许很宽泛，但也相对固定。这种话语认为在历史中有两个种族: 两个起源于不同地区的集团; 两个集团至少在起源上没有相同的语言，经常地也没有相同的宗教; 除非以战争、侵略、征服、战斗、胜利和失败为代价，简单地说以暴力为代价，这两个集团才能组成政治的统一体”( Il: 67;《必》: 69-70) 。“种族”一开始并不完全是我们今天所想象的生物学意义上的定义，它与斗争和暴力相关，也与集团、统一体或者说民族相关，要使得两个没有相同语言和宗教的集团 ( group) 成为一个政治共同体，战争、胜利者与失败者是必要条件，种族战争话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和考察现代种族、民族的谱系。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福柯在这个历史—政治的线索上所发现的种族斗争或战争的历史及其叙述，并不具有贬义色彩或否定意义，因为种族斗争话语的产生联系着反抗和斗争， “至少在源头上，它主要是受奴役者的话语，人民的话语，人民请愿和讲述的历史”( Il: 66; 《必》: 69) 。但是，这个话语很快就发生了变形，它变得非常多功能，需要在历史的具体情境中分析它的话语角色，进而理解它的具体位置:“在不同的形式下，它实际上服务于十七世纪英国革命时期的激进思想，但数年之后，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它又服务于法国贵族对路易十四权力的反击。十九世纪初，它又断然地与后革命计划相联系，最终写出以人民作为真实主体的历史。但是，几年后，它又用来贬低被殖民的底层民族，因此说，这个话语是易变的，多功能的: 中世纪末期的源头不能完全说明它只在一种特定意义上发挥政治功能。”( Il: 67;《必》: 69) 在英国，它体现为 1630 年左右民众或小市民反抗王权的斗争 (当然这个反抗话语又接合了圣经话语，后来又成为人民革命话语的基础) ，而在1680 年左后的法国，同一个种族斗争的历史—政治话语又服务于贵族反抗路易十四王权的斗争。同样是反王权，这个话语在英国和法国分别由民众或小市民和贵族这两个不同的集团或民族来完成。在法国，完成这个历史叙事力量的是贵族史学家布兰维里耶，福柯甚至认为，贵族史学家布兰维里耶以一己之力为退缩在教会的法国贵族重新赢回了历史主体的位置和身份。在这个意义上，种族斗争话语的力量非常强大，胜利者虽然残酷，但胜利并不固定。到了十八、十九世纪，这个话语为法国大革命所改写，缔造了第三等级人民主体的国家位置。但很快，这个话语又被殖民主义利用，此时它将国家当作民族，用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贬低另一个国家或民族，并将整个世界置入“民族—国家”体系，于是，一个国内战争的能动性话语最终退变为殖民者的工具。
福柯从种族战争理论的范式开始，在法国大革命尤其是十九世纪重要的历史学家奥古斯丁·蒂埃里和阿美德·蒂埃里那里追踪种族战争理论的历史，以及“它如何经历了两种变形”。这个话语的其中一个变形就是阶级斗争的话语变形:“它的运转从社会战争 ( la guerre social) 的宏大主题 ( le grand thème) 和理论( la théorie) 出发，从十九世纪的最初几年开始发展起来，它要抹杀一切种族冲突的痕迹来把它们定义为阶级斗争。”( Il: 52;《必》: 53) 换言之，阶级斗争从十九世纪初开始发展起来，它的诉求是社会战争的整体和宏大主题，即从整体上改变资本主义的结构而不是在资本主义内部进行调整:
［十七世纪英国的和十九世纪法国和欧洲的］革命话语很明显地处于圣经历史这边，无论如何也是在历史-请愿和历史-反抗这一边。这种革命观念穿越西方整个政治功能和整个历史已经超过两个世纪了……而它正是在从中世纪末开始讲述种族斗争的反历史之中造就、定义、形成和组织的。无论如何也不应忘记，马克思在晚年，1882 年，在给恩格斯的信里写道:“但是我们的阶级斗争，你知道得很清楚我们从哪里找到的: 我们在那些讲述种族斗争的法国历史学家那里找到的。”……一句话，我们可以说，在中世纪末，十六世纪至十七世纪，人们已经离开，已经开始离开其历史意识仍是罗马式的社会，也就是说关注统治权的礼仪以及神话，然后进入社会的现代形态……社会的历史意识不关注统治权和它的建立问题，而关注革命以及它对未来解放的承诺和预言……在这种神话……正在移位为、解释为或转变为革命话语的时候，在种族斗争概念被阶级斗争概念取代的时候 (我刚才说“十九世纪中叶”，这太晚了，应该是十九世纪上半叶，因为［梯也尔］已经把种族斗争转换为阶级斗争) ，同时在另一边…… ( Il: 69-70;《必》：71-72)
首先，福柯肯定了马克思晚年所说的阶级斗争议题是在讲述种族斗争的法国历史学家、法国大革命史学家梯也尔等人那里找到的，也就是说，阶级斗争话语与法国及欧洲历史的资源相关; 其次，这个相关性背后是已经超过了两个世纪的历史，因而历史是进入现实的有效理论资源; 再次，从中世纪末到十六、十七世纪，欧洲社会进入现代形态的主要标志是“统治权”话语的退去和统治关系话语的出现，在这个历史脉络中，当继承了十七世纪反抗-请愿的圣经话语一边的关注解放、革命和未来的话语取代了种族斗争概念时，阶级斗争话语替代了种族斗争话语; 最后，这个阶级斗争的话语从十九世纪上半叶就开始了。这是阶级斗争或革命话语的转换，这个话语影响了马克思对阶级斗争乃至对整个欧洲及世界前景的理解和想象。因此，生物学进化论与革命斗争、阶级斗争的二元纠缠是现代史的两大重要脉络。
由达尔文进化论衍变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主张用达尔文的生存竞争与自然选择的观点来解释社会的发展规律和人类之间的关系，认为人类社会应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生存竞争构成了社会进化的基本动因。这一理论成为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政策的哲学基础，支撑了盎格鲁-撒克逊人或雅利安人在文化上和生理上优越的说法，并未帝国主义殖民扩张提供了理论支持。
这个话语的另一种变形就是生物学进化论意义上的变形:“一边是完全的生物学变形，但它还在达尔文之前很早就已开始，后来借取达尔文的话语，包括所有的基本概念和词汇，用于唯物论的解剖-生理学。它同样依赖某种语文学，这就是历史-生物学这个术语意义上的种族理论的诞生。这个理论一度非常含糊不清，有点类似在十七世纪，一方面与欧洲的民族性运动和民族反对国家机构的斗争相联系 (主要是奥地利和俄国) ; 另一方面，它也与欧洲的殖民政策相联系。这就是种族斗争和永恒斗争理论的第一个变形 (生物学的) 。”( Il: 52; 《必》:53) 这个生物学变形不仅仅是生物学的，它还与解剖生物学、进化论和生存竞争论相结合发展为“生物学-社会种族主义”。也就是说，它以生物学的名义，将一个社会或种族变成一个生物团体、一个上等民族，来对抗另一个被设置为下等的民族。这种上等民族和下等民族的二元对立也被转换到国家或不同的社会之间，此时这个生物学话语复合了政治、经济、历史和战争的内容，这也是为什么福柯说它与欧洲的殖民政策相联系。在十九、二十世纪，这个种族战争话语最大的变化就是它退变成了“生物-种族主义话语”，此时，这个话语以“社会实体内部所有的制度把种族斗争话语当作种族清洗、种族隔离和社会规范化的原则来发挥作用”( Il: 53;《必》: 54) 。以前的种族战争话语——“我们必须保卫自己对抗我们的敌人”，现在变成了“我们必须保卫社会来对付另一个种族、下等种族、反种族的生物学上的危险”( Il: 53;《必》: 54) 。
那么这种种族斗争话语与种族主义与殖民话语是怎么接合的? 这就是福柯所说的，“同时在另一边，有人试图不把这个老的历史重新编码为阶级斗争的术语，而是把它重新编码为种族斗争的术语——生物学和医学术语意义上的种族……在它以一种生物学-医学的视角抹掉存在于这种话语中的历史维度的意义上，它是反历史的。这样，你们看到某种准确意义上的种族主义出现了”( Il: 70;《必》:72) 。这种被编码为生物学和医学术语意义上的种族由于有效地抹除了“生物学-医学”这一话语的历史性而变得反历史、非历史了，同时它也有了重构历史的能力。
这种生物学-医学意义上的种族主义话语虽然重提种族斗争，但已经完全不是福柯所说的此前的种族战争话语了，“这种种族主义重新拾起，重新信奉种族斗争话语，但是改变了它的形式、目标和功能的方向，这个种族主义的特征表现为: 历史上战争的主题 (伴随着战斗、侵略、掠夺、胜利和失败) 被为生存而斗争的后进化论生物学主题所取代……种族纯洁性的观念以及所有它同时附带的一元主义的、国家的和生物学的内容，这一切将取代种族斗争的观念” ( Il: 70-71;《必》: 72-73) 。这就是从种族斗争话语到种族主义话语的变化，即胜利者的不确定及斗争史学被进化论生物学所取代。当“在种族纯洁性的观念取代种族斗争观念的时候，种族主义产生了，或者说反历史转变为生物学种族主义的工作正在进行”( Il: 71;《必》: 73) 。
因此，种族主义与革命话语在欧洲是同一个种族斗争话语的变形，但是当种族主义这种种族纯洁性观念取代种族斗争观念时，这个话语的形式、目标和功能都全然改变了:“以法律转向规范，法学转向生物学为代价; 以种族的复数转向种族的单数为代价; 以解放计划转变为对纯洁性的考虑为代价，国家的统治权再一次在自己的战略中，投资并重新利用了种族斗争话语。”( Il: 71;《必》: 73)也就是说种族斗争话语曾是胜利者并不确定的具有人民性、被压迫者性的话语，现在它被单一种族和种族主义所利用，接合生物学变成了国家种族主义、种族纯洁性、法西斯和殖民。纳粹正是在这个话语中被启动的，而福柯一代欧洲批判知识分子不得不面对的历史议题之一就是纳粹。
结语:“政治是通过其他方法延续的战争”
福柯这一番分析，不只是为了展示或揭示史实[44]; 事实上，通过这一番历史的考古学和谱系学考察，福柯更是为了宣扬一种历史话语或者力量:“我要宣扬并讲述其历史的并不完全是种族主义话语，而是种族战争或斗争的话语。”( Il:57;《必》: 59) 福柯要重新迎回的是“种族战争话语”，这才是启动现代欧洲史的重要话语，而“种族主义话语毕竟仅仅只是十九世纪时种族战争话语的一个插曲阶段、回潮和复现，是这个在当时有百年历史的古老话语的回潮。主要是为了达到社会保守主义的目的，至少在某些情况下为了殖民统治，它采用了社会生物学术语。说以上这些是为了明确种族主义话语和种族战争话语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而我所宣扬的是种族战争话语。”( Il: 57;《必》: 59)
种族主义借用种族斗争话语，但后来变成了后进化论和国家种族主义，也就是我们今天理解的进化论。所以福柯揭示了种族斗争话语或者说胜利者史学的谱系: 最早这个谱系是有革命性的，但后来却变成了生物学种族主义、国家种族主义以及殖民主义，福柯要做的是激活这个历史的谱系与脉络、激活历史书写的力量。而我们重提胜利者史学的谱系，就是要为民族国家意义上的被压迫者抗争，因为翻转世界历史地图的首要任务就是翻转世界历史叙事的主体和视角。
《战争论》，[德]克劳塞维茨 著，杨南芳等 译校，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5月版。
当福柯说“人们只能在国家框架内治理，但国家同时又是一个要加以建构的目标。国家存在着，但仍存在得不够充分”[45] 时，他想说的是国家已然形成，但国家理由并不充分，欧洲必须一直在战争确立的政治即国家政体中继续完成国家的叙事或民族认同的叙事; 他想提示的是，在民族国家的现代政治体系与全球格局中，我们应该以什么方式体认一个民族国家内部的关系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关于这一点，我们或许都应该记住:“如果说克劳塞维茨 (Clausewitz) 在布兰维里耶的一个世纪以后也就是说英国历史学家的两个世纪以后某一天能够说，战争是政治通过其他手段的继续，那是因为在十七世纪和从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的转折期，有某人分析、说出和指明政治是战争通过其他手段的继续。”( Il:146-147;《必》: 156)
注释
[32] 长远看，历史的理性与经验不一定掌握在胜利者手中，而有可能在失败者的经验中。关于这点，除了前文论及的罗马帝国之于基督教、法国贵族的理性之于市民阶级的崛起，还有资产阶级之于无产阶级 ( 详见梁展《反叛的幽灵——马克思、本雅明与1848 年法国革命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载《外国文学评论》2017 年第 3 期，第 5-34页) 。
[33] 关于这三门学科，福柯曾在《词与物》一书中对语文学、生物学、经济学这三门经验科学的历史谱系与知识转化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34] 西耶斯《论特权·第三等级是什么?》，冯棠译，张芝联校，商务印书馆，1990 年，第 19 页，着重号为原文所有。福柯将西耶斯的问题表述为: “什么是第三等级? 全部。到今天为止的政治范畴中它是什么? 什么也不是。它要成为什么? 成为政治中的某种东西。”( cité d＇aprés Il: 194; 转引自《必》: 207) 关于第三等级如何获得历史位置，详见西耶斯《论特权·第三等级是什么?》，第19-87 页。关于西耶斯对第三等级阐释的历史意义，参见梁展《寻找新的主体——西耶斯、黑格尔与青年马克思的政治共同体构想》，载《外国文学评论》2018 年第4 期，第42-52 页。
[35] 这也是黑格尔论民族性和国家概念的核心 ( 详见梁展《寻找新的主体——西耶斯、黑格尔与青年马克思的政治共同体构想》，第55-63页) ，福柯建立“国王的身体”这样的民族概念和意识也许也受到了黑格尔的影响，因为福柯是从读黑格尔开始，然后走向马克思、走向海德格尔和尼采。
[36] 关于性和人口问题如何成为规训权力与生命政治权力的交叉口，成为现代社会治理的重要对象，详见 Michel Foucault，Le ons sur la volonté de savoir: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 1970-1971) ，ed. Daniel Defert，Paris: Gallimard，2011; Michel Foucault，Sécurité，territoire，population: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7-1978; 关于资本主义的人口治理与生命政治的关系，详见 Thomas Ｒ. Malthus，Essai sur le principe de population，Paris: INED，1980; Michel Foucault，Naissance de la biopolitique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 1978-1979) ，Paris: Gallimard，2004;Guillaume Sibertin-Blanc，“Race，population，classe: discours historico-politique et biopolitique du capital de Foucault à Marx”，pp. 228-243。
[37] 《历史哲学论纲》更像是本雅明晚年的战斗檄文，罕有弥赛亚的神秘色彩。对于本雅明而言，唯物主义史学必须反对历史主义的普遍历史陷阱，而应去寻找工人阶级、被压迫者以及资产阶级在胜利后用普遍历史主义试图掩盖的知识、智慧和力量 ( 详见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收入汉娜·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王斑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年，第265-276 页) 。
[38] “nation”一词最早指中世纪大学里来自不同地域的学生团体，本文旨在厘清福柯对这个概念的叙述。
[39] 详见梁展《寻找新的主体——西耶斯、黑格尔与青年马克思的政治共同体构想》，第45 -52 页。
[40]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收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50页。
[41] 福柯因为理论化的需要对民族问题的阐释还是比较简单，因此不免被人认为其阐释过于思想史化和观念史化，而实际上福柯自己是非常反对观念史的，他曾专门指出了观念史或科学史的问题 ( see Michel Foucault，Les mots et les choses，pp. 137-139; 详见福柯《词与物》，第 165-168 页) 。
[42] Florence Hulak，“La Guerre et la société: le problème du‘savoir historico-politique’chez Michel Foucault”，p. 69.
[43] Michel Foucault，Les mots et les choses，p. 388; 福柯《词与物》，第 493 页。
[44] 近年来，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福柯在其著作中对史料的应用和选取比较随意; 实际上，福柯自从写作 《古典时代的疯狂史》时就已经因为史料与材料的选取而受到诟病，例如，福柯选用了“愚人船”这样的形象以及很多文学材料来论述疯癫史。本文的目标主要不是针对福柯所使用的史料进行考辨，而是说明历史是理论和哲学的媒介，史料的选取是有着意向性的理论选择。
[45] 米歇尔·福柯 《生命政治的诞生》，莫伟民、赵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年，第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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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外国文学评论》2019年第1期，图片来自网络。感谢作者授权海螺发表，未经许可，请勿转载！本文观点不代表本公号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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