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笔与枪之间：《讲话》在阿根廷的阅读与挪用

︽讲话︾在阿根廷的阅读与挪用

在笔与枪之间：

作者 | 魏然（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1972年，阿根廷作家、批评家里卡尔多·皮格里亚（Ricardo Piglia）为其主编的《书籍》（Los Libros）杂志第25期撰写了《毛泽东：美学实践与阶级斗争》（ Mao Tse-Tung , Práctica estética y lucha de clases）一文。这篇文章除细致评介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简称《讲话》），也穿插了大量来自阿尔都塞、布莱希特、巴迪欧等理论家的表述，而主要议题是如何改造阿根廷的文学体制。不过，在正式进入《讲话》与1970年代初阿根廷文艺思想的对话之前，有必要先谈谈该国这一时期左翼知识界的整体状况。

《书籍》杂志第25期及《毛泽东：美学实践与阶级斗争》一文

1955年胡安·庇隆总统被政变推翻，但其后军方推行的“去庇隆化”方案却全然失败了。工会和基层组织利用庇隆的缺场将其塑造为“神话”，许多游行、罢工、夺厂活动都借用这位民众主义领袖的名义而实施，因此社会史上将发生在1955-73年之间愈发激进的左翼思想与运动状况，称作“没有庇隆的庇隆主义”。1军政府发现，无论是打压还是宽容都无法驾驭庇隆主义者，打压越残酷，抵抗反而越强大；60年代期间，军事委员会虽两度还政于文人政府，但庇隆主义与反庇隆主义的冲突却日趋激化了。1966年，翁加尼亚将军（General Onganía）发动政变，代表强硬派上台，庇隆主义党被取消，许多国立大学的左翼教员和学生被驱逐，这最终导致了1969年5月声势浩大的“科尔多瓦风暴”（Cordobazo）——也正是在这场学生与工会联合行动的标志性事件之后，左翼中产阶级知识群体似乎找到了与底层运动相结合的机遇。

奇怪的是，那些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科尔多瓦街头投掷石块和燃烧瓶的“中产阶级的孩子们”，原先应该没从父母那里听到关于胡安·庇隆的任何好话，可现在，他们感到“马克思主义”和“庇隆主义”这些语词越来越有吸引力了。青年知识群体集体“向左转”，这当中除了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的刺激，还有一种逆反心态：青年人普遍认为，军方当权派越是厌恶庇隆，那么这个远在西班牙的旧领袖便越有魅力。到70年代初，左翼话语几乎成了阿根廷知识界的主流，作家、艺术家普遍倾向于用阶级概念理解社会激变，学界还出现了重估庇隆主义的“修正主义”史学。当然，左翼内部有诸多差异：有人是马克思主义庇隆主义者，有人是非马克思主义庇隆主义者；有些团体支持武装斗争，有些则不。不过，他们全都认可用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替代资本主义，这种笼统愿景被称为“社会主义”。支持愿景的动力，固然有渴望变革的真诚，也来自青年人普遍的羞愧感——因为其父母那一代中产阶级非但没有站在劳动者一边，反而在军方镇压庇隆主义之时保持沉默，因此在六七十年代的阿根廷，“很多中产者都怀有一种‘欠人民的债’的辛辣痛感。”2

在对庇隆主义的镇压和重估中，以青年一代为主的阿根廷新左派登场了。实际上，“新左派”一词涵盖了不少派别，作为一股政治力量，它缺乏统一领导和政治纲领，其中不乏民族主义者、受解放神学感召的激进天主教徒、新一代庇隆主义者、格瓦拉追随者和毛主义者。但研究者认为阿根廷新左派具有“态度的同一性”：主张脱离传统的教条左派，与官僚化的阿根廷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党拉开距离；谴责传统左派政党鼓吹抽象的无产阶级概念，却不了解有血有肉的本土劳动者，因而无法与庇隆主义工人相结合；新左派渴望寻找新的社会主义理念，在“苏共二十大”和苏军入侵布拉格之后，对他们来说，中国经验和古巴革命成了更有益的参照。

里卡尔多·皮格里亚

新左派关注“符号战场”并创造了一系列政治、思想和文化新话语。首先，是庇隆主义在这套新话语里获得重估，庇隆主义思想及运动原先被阿根廷社会学开创者赫尔曼尼（Gino Germani）定义为“法西斯主义的克里奥尔版本”，现在被重新描述为一场具有反帝国主义性质的民族主义运动。其次，新左派谋求把知识阶层和大众联合起来，结成共同抵抗政坛和军界精英的联盟。这就需要把封闭的“文学城邦”向下打开，将其推入政治空间，在阿根廷文学传统中确立一种新的无产阶级文艺。文化期刊是新左派将文艺纳入政治空间的平台，先后归入新左派旗下的期刊包括《历史与当下》（Pasadoy Presente）、《文化手册》（Cuadernos de Cultura）、《哲学问题》（Cuestiones de Filosofía）、《武装玫瑰》（La Rosa Blindada）、《书籍》等，这些刊物共同编织了挑战保守文学传统与树立新文艺的网络。在六七十年代之交的阿根廷，知识界和社会运动界的边界仍相当模糊，不少知识分子不仅是作家、期刊编辑，同时还是思想战的参与者和大众意识的引领者。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何塞·阿里戈（José Aricó）就是一个例证，他创建了《历史与当下》杂志，脱离阿根廷共产党后，成为了新左派的核心人物。经由《历史与当下》杂志，阿尔都塞思想被引为新左派重要的思想资源。3另一份新左派杂志《书籍》也有浓厚的阿尔都塞主义色彩，1971年之后，这份杂志把办刊目标归纳为推进阿根廷文学生产的现代化和塑造新左派的文化政治。围绕这个初衷，《书籍》刊登了一系列文章，其时，担任杂志主编的皮格里亚所撰写的《毛泽东：美学实践和阶级斗争》既总结了此前引入的批评工具，也为其后新左派及其本人的文化批评开启了新路径。

01

1980年推出代表作《人工呼吸》（Respiración artificial）之后，里卡尔多·皮格里亚被公认为阿根廷当代经典小说家，日后逐渐位列西语世界作家的第一方阵。新世纪以来，他愈加受到国际文坛的青睐，先后斩获何塞·多诺索拉美文学奖（智利，2005年）、批评文学奖（西班牙，2010年）以及拉美最重要的小说奖项——罗慕洛·加耶戈斯文学奖（委内瑞拉，2011年）。2017年去世前不久，还成了继博尔赫斯之后，第二个荣膺西班牙福门托文学奖的阿根廷作家。其实，小说写作仅是其创作领域之一，六七十年代他在文学评论和杂志编辑领域的工作更为人瞩目，曾先后与友人卡洛斯·阿尔塔米拉诺（Carlos Altamirano）、贝雅特丽斯·萨尔洛（Beatriz Sarlo）共同编辑《书籍》和《视点》杂志，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杂志是我们这些成长当中的作家们参与时代文化现实的落脚点。……我们在文学观念上有分歧，但都有志于创造中心之外的平行结构（estructuraparalela）。”4

Respiración artificial（《人工呼吸》）

1971年受到期刊创始人、主编埃克托·施莫克勒（Hector Schmucler）的邀请，皮格里亚开始担任《书籍》责编。施莫克勒是罗兰·巴特的弟子，60年代长居巴黎，在“科尔多瓦风暴”那一年回国创办杂志。前几期《书籍》登载的大都是书评，介绍本国与国际文化思想动态，有典型的法国人文杂志色彩。两年后，施莫克勒延请阿尔塔米拉诺和皮格里亚加盟，次年（1972）萨尔洛入编辑部——阿尔塔米拉诺与皮格里亚早已是新左派中的毛派，萨尔洛受同仁影响，不久从革命庇隆主义“改宗”毛派。1973年，创始人施莫克勒去职，至此，编辑部的三名主事者全属毛派，期刊的“派性”更鲜明了，虽然阿尔塔米拉诺和萨尔洛属于毛派的共产主义革命党，而皮格里亚属于毛派的共产主义先锋党。5皮格里亚回顾说，70年代初《书籍》对阿根廷文化界颇有影响，原先以商业宣传为初衷的浅白印象式的批评文风为之改观，不过，编辑部通力协作的时间并不长。1975年在是否支持庇隆遗孀伊莎贝尔·庇隆（Isabel Perón）担任总统这一问题上，皮格里亚与另外两位负责人观点相左而辞去编辑工作，阿尔塔米拉诺和萨尔洛则坚持办刊到1976年，直到当年三月军事政变废辍了阿根廷第一位女总统并关闭了大批左翼出版社和杂志社。

《书籍》杂志第 1 期封面

从1969-76年，《书籍》杂志经历了几度变化：首先是从世界主义转向拉丁美洲主义，刊物最初的副标题是“本月阿根廷与世界出版动态”，从第8期开始，改成“本月拉丁美洲出版动态”；相应地，从这一期到第21期，拉丁美洲多家重要出版社，如经济文化基金出版社、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出版社、罗萨达出版社、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智利大学出版社等，每期轮流资助，期刊发售也超出了国家边界，行销玻利维亚、智利、委内瑞拉、墨西哥等国。杂志资助来源原先仅为阿根廷加莱尔纳出版社（Galerna）一家，受出版社与前主编施莫克勒影响，《书籍》初期有较强的世界主义色彩；改为拉美多家出版社轮流资助之后，杂志的世界主义色彩淡去，转而专注拉美区域事务，文艺评论的政治色彩也越发显豁，如第15/16期（1971年1-2月号）论智利大选后阿连德政府动向，第17期论美国与拉丁美洲关系，第18期论越战，第20期论古巴，第25期论中国。另一个重要变化出现于1971年，从这一年起，杂志放弃了书评体裁，选文多为文化政治批评文章。在第21期的“编者按”中，皮格里亚及其同仁修改了《书籍》的办刊宗旨，文中写道：

现在的任务不是明白晓畅地阅读文本（不管其特征为何），而是洞悉那些建构了社会历史现实的文本以外的文本。构成文化的种种（关于历史与现实的）形式，呼唤一种能凸显其所指，揭示其所嵌入的意识形态世界的解码式阅读。……并在最后阶段，作用于文化生产条件的变革，甚至可能提供一种与书刊文章（表面意思）极不相同的阅读。6

这一阿尔都塞“症候式阅读”的评论原则也体现在新的杂志副标题中——“朝向一种文化的政治批评”。期刊此时倡导的“文化的政治批评”，至少有两个批判对象：其一是阿根廷传统文学评论中那类去历史化的人文主义批评，如40年代主导文坛风气的维多利娅·奥坎波（Victoria Ocampo）所主持的《南方》杂志，即将高雅文学视为摆脱了政治激情的“精神空间”；及至六七十年代之交，《南方》杂志里充斥精英趣味的话语已不能与勃兴的大众运动相结合，也无力回应诸如庇隆主义、城市游击战等急迫的当代议题，“南方文学集团”因而丧失了文化领导权。7另一个批判对象是苏联体制下的僵化批评模式，这套模式在60年代被阿根廷传统左派引入，主张某些作品优于其他作品，因为它们提供了关于世界更加“真实”的描述。针对上述两者，《书籍》编辑部提出了实现“批评的批评”的任务，即通过引入俄苏形式主义、巴特、克里斯蒂娃、阿尔都塞及拉康理论，促进阿根廷文学批评工具的现代化。

《书籍》杂志第 35 期封面

虽然改版后《书籍》的政治性更强烈，但编辑部仍明确拒绝了艺术生产领域的“军事化”。如阿根廷学者希尔曼（Claudia Gilman）所言，当欧美“六十年代”落幕之际，在拉丁美洲一些左翼团体内反而出现更加激进的政治化或“军事化”动向：知识分子对武装革命的估值越来越高，以至于不能容忍作家、艺术家受限于原先的职守，期待他们转为无产阶级或“游击队员”。8换言之，此时期“笔”的空间面临被“枪”的空间挤占的风险。而70年代初的《书籍》编辑部则拒斥了这一潮流，给文学创作预留了相对自律的空间，主张以葛兰西和阿尔都塞的方式介入，将文学批评这一“笔”的空间当作争夺文化霸权的“符号战场”。1972年皮格里亚对《讲话》的评述，即可被视为锻造现代化的批评工具进而投入“符号战场”的一次意涵丰富的事件。

02

在皮格里亚评论《讲话》的文章发表之前，阿根廷左翼思想界持续观察中国革命、译介毛泽东思想，至少已逾二十年。从1950年代开始，“传统中国”的想象逐渐被“革命中国”的图景所取代，“就在‘过去时’的‘孔教理想国’将近销声匿迹的时候，‘未来时’的‘红色圣地’初见端兆。”9自1949年起，阿根廷共产党开始以报刊文章和小册的形式，广泛传播关于中国的最新消息；1959年中国革命胜利十周年之际，阿共号召展开欢庆亚洲巨人革命胜利的全国性运动。进入60年代，法国左派知识分子成了向阿根廷同仁传递中国消息和毛主义文献的中介者。法国思想家——那些18世纪歌颂“孔教理想国”的启蒙主义者的继承人们——热衷到中国“朝圣”，《太凯尔》杂志周围的知识分子曾由主编索莱尔斯牵头于1974年组团访华，归国后出版过几期中国专辑，在他们看来，“毛泽东式的马克思主义（比法国共产党）更具吸引力，因为它是更加文化的”10。巴西学者伍尔夫（Jorge Wolff）观察到“让太凯尔派着迷的异国土地无疑是中国”，通过法国知识界的介绍及从法文到西班牙文的转译，包括中国话题在内的先锋文艺讨论被引入巴西和阿根廷，形成了拉美“新批评”（nueva crítica）之风，佩罗内-莫伊塞斯（Leyla Perrone-Moisés）和西尔瓦诺·圣地亚哥（Silvano Santiago）是巴西“新批评”的代表，而萨尔洛和皮格里亚是阿根廷的代表。11

塞伦塔诺（Adrián Celentano）将阿根廷知识界译介中国革命的进程，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1955-63）由阿共编译出版部门主导，除了编译毛泽东的文章和介绍中国的《文化杂志》专号，不少与阿共有关联者曾赴中国考察，撰写过不少旅行笔记，这一情况持续到阿共与毛主义划清界限的1963年。第二阶段（1963-69）对中国革命的译介工作由新左派接替，在中苏交恶和苏军镇压“布拉格之春”之后，毛泽东思想代表着一种不同于斯大林模式的替代方案。这一阶段最具代表性的旅行书写，是时任乌拉圭《进军》（Marcha）杂志记者的爱德华多·加莱亚诺（Eduardo Galeano）撰写的《中国》（China, 1964年首版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书。为了满足拉普拉塔地区的阅读市场，1969年阿根廷人曼杰里（José Luis Mangieri）和乌拉圭人罗维塔（Vicente Rovetta）在原生书局（Nativa Libros）编辑、刊行了西文版的《毛泽东著作选》。第三阶段（1970-76）对中国革命和毛主义的译介已溢出本土马克思主义者的读者圈，相关文献成为更广泛政治光谱内左翼知识分子的阅读材料。12   1976年政变以前，新左派集中发表了一组评介中国文化革命的文章，作为革命文艺理论基础的《讲话》受到特别关注。

→西班牙文版《毛泽东军事文集》

←西班牙文版《毛泽东著作选》第四卷

刊发于《书籍》第25期的《毛泽东：美学实践与阶级斗争》是阿根廷左翼思想界译介中国革命之第三阶段的代表性文本。考虑到皮格里亚作为文艺批评家的特殊身份，他从什么角度征引毛泽东文艺理论，为何将《讲话》视为更新批评手段的重要资源，这些问题才是本文试图回答的疑问。

皮格里亚的评论文章有两大部分，细分为六小节。作者首先对《讲话》一以贯之的阶级视角表示赞同，开篇即强调，“总体的文学体系由阶级利益决定，正是不同情形下的阶级利益决定了‘何为艺术’以及‘为谁服务’的问题。”13接着，皮格里亚用上下两篇，回答了所欲讨论的两个命题：第一个是知识阶层的立场问题，讨论作家怎样为“人民服务”，或者说，文学实践如何介入到政治实践当中；第二个是在阶级社会中如何改造文学体系的问题。本节首先梳理第一个问题。

皮格里亚看重《讲话》，源于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当时语境下的特殊性。《讲话》的立论显然不同于阿根廷的自由主义文艺观（如《南方》文学集团对博尔赫斯的阅读），亦有别于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同时与受古巴革命影响而滋长的“反智主义”（antiintelectualismo）话语保持距离。简单来说，1968年前后，革命后的古巴政权遭遇空前的围困和危机，因而出现了一种负面估价人文知识分子身份，要求他们放弃旧业务而向“社会主义新人”或“游击队员”这类理想化的社会主体转化的话语，不少研究将这一潮流称为“反智主义”，例如希尔曼就认为“反智主义是拉美思想史分期的主轴之一”14。故此，依照《书籍》杂志的编辑方针，《讲话》就成为质询反智主义和文艺“军事化”的一个恰切的参照点，因为延安文艺座谈会明白无误地给文艺保留了重要位置：“（文艺）是对于整个机器不可缺少的齿轮和螺丝钉，对于整个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连最广义最普通的文学艺术也没有，那革命运动就不能进行，就不能胜利。”15不仅强调《讲话》承认文学空间的自律性和创作的特殊性，皮格里亚还特别加入了关于毛泽东生平和成就的一段注释：“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奠基人和人民持久战战略的发明者，关于文学在革命中的角色，其立场往往比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更加‘平和’，这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而准备宣判文学的死亡，进入不容置疑的‘事实’的王国。实际上，任何时代都应讨论知识分子介入政治斗争的具体方式。”16皮格里亚看重毛泽东的诗人身份，对于拥有强势人文传统的阿根廷来说，善于诗文给毛泽东及其理论增添了感召力。在皮格里亚看来，毛泽东在政治、经济斗争之外，明确地给作家和艺术家规划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战线或实践场域，“主张不压缩美学生产，毛泽东承认特殊形式的有效性。……经济、政治和文化，是阶级斗争三条重要而基本的战线。”17

捍卫文艺的特殊性，并不意味着主张作家退守象牙塔，在皮格里亚看来，此时困扰许多拉美作家和艺术家的“承诺还是先锋”（compromiso-vanguardia）的对峙，换言之，是选择介入社会斗争还是安居象牙塔、搞美学试验之间的矛盾，实则是一组虚假的二元对立。皮格里亚认为，《讲话》提供了一个超越对立而重建艺术与政治辩证关系的机会，因为“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反过来说，小资产阶级作家、艺术家的内在动机，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框架内，并不能决定作品的政治效果。文章评述道：“毛泽东首先贬抑了主体的个人意愿（或者说贬低了萨特式的承诺）并建立起一种在特殊实践的范畴中定义文学与革命之关联的基础，这种特定实践在社会结构内部与意识形态和政治保持着独有的联接。”18在《书籍》第28期，皮格里亚延续了这一讨论，“应该反对小资产阶级‘鲁滨孙主义’的幻觉，这种思路认为，可以用个人层面的创作，凭知识分子（他们的‘承诺’和‘真诚’）一己之力来创造一个问题空间。”19“鲁滨孙主义”（robinsonismo）这个概念，显然指涉那种受萨特文学承诺的感召，误以为通过自由选择就能有效推动社会进步的左翼知识人的浅见。

皮格里亚肯定了思想劳作场域及其工具的特殊性，同时无意保持文艺工作的绝然自治。为了建立文艺和政治之间的辩证关系，皮格里亚又从《讲话》“引言”部分挑选出了“阶级立场”这一关键词。他认为毛泽东从四个层次论述了文艺工作者与阶级之间的关系：

为解决作家与其阶级之关联的问题，毛泽东批驳了以往美学中那些具有“镜像论”色彩的意识形态……这类意识形态认为作品的“意义”仅仅反映了作家的阶级出身。针对这一问题，毛泽东做了如下区分：（1）阶级出身，指作家因降生而归属的阶级；（2）阶级立场，这是构成问题的场域，从阶级立场出发，所有实践才能获得定义，革命作家应该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3）阶级态度，指在特殊问题中如何运用阶级立场，实际上，阶级态度是一种阶级的实践，需要根据特殊矛盾的变化，在具体案例中明确阶级态度；（4）阶级的学习，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结构和工具，具有赋予阶级立场合法性的功能。20

在这里，“阶级立场”是一个实践的概念，皮格里亚认为“阶级立场”是《讲话》的“出发点和核心”，是“毛泽东思想开启的理论空间”；它并非某一社会结构之下的稳固处境，而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因此不能将“阶级立场”简化为作家的主观意愿、宣言表态甚或作品内容，它只体现在阶级斗争的过程之中。具体到文学表意过程，皮格里亚引申说，阶级立场总是跟语言一道实践，是语言铺设了通往阶级立场的道路。正像毛泽东强调的，“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21就此而言，皮格里亚发现《讲话》对文艺工作的要求具有双重性：一方面，要求注重文艺工作的特殊性，尊重文艺传统技巧或工具的价值，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表达技巧决定了“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因此不应“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那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22；另一方面，作品的革命性内嵌于新语言之中，新语言是知识分子与人民一道创建出来的物质场域，创造新语言的过程就是塑造作家阶级立场的过程。实际上，皮格里亚的读解与李陀对现代汉语写作的观察多有相通之处，只不过李陀的分析针对具体的语言实践即“毛文体”对现代汉语写作的整饬。李陀评论道：“如果说正是毛文体的写作使知识分子在革命中获得主体性，那么反过来，知识分子又正是通过这样的写作，使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在革命中实现了转化和连结。”23不过，毛泽东的阿根廷阐释者更强调语言的物质性，他将语言比喻为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共用的舞台：“作为共同位置、相汇的点，语言是一种物质现实：它是一个舞台，展演着知识分子朝向无产阶级立场过渡的戏剧。”24

03

经由上文介绍，读者或许已经发现，《讲话》是在阿尔都塞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烛照下，才被皮格里亚引入阿根廷文化研究的理论工具箱之中。从结构主义的视野看来，《讲话》最可贵的地方在于凸显了文学生产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关系，而这一点与《书籍》杂志此阶段的编辑方针——观察“主导性社会力量”如何形塑当代阿根廷的文学体制——是完全吻合的。对皮格里亚本人来说，六七十年代之交，他的主要关切点之一是颠覆阿根廷文学批评执着于将“文学性”作为运思对象的旧套路。在他看来，假如承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眼光，则“文学性”就不是文本的内在属性，而是阶级社会中的一种阅读方式或一套使用文本的教程。皮格里亚相当精彩地总结道，“文学史不是作品的历史，而是文学诸多不同功能的历史，是美学实践及其与生产条件的特定关系的历史，这些条件同时也创造了解码的空间。”25所谓作品不过是更为宏阔而复杂的社会物质生产体系下的文学体制的一个环节而已。更进一步说，一位追求进步的写作者或一个群体不该将思虑局限于自己的作品上，而应谋求改造整个文学体制。

所谓“文学体制”，在皮格里亚那里并非指以权力来实现控制、劝诱文学创作的权威机制，而是由原材料、文学技巧与惯例、文学生产模式、传播与消费机制及“诗学”等要素共同构成的总体结构。当然，正如他反复强调的，总体文学体制是由阶级利益决定的，在不同个案中，阶级利益决定了“何谓艺术”以及“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讲话》便提供了一种超越仅仅从个人天赋判断作品高下或从作品内容评定作家政治立场的方法，进而引导读者从文学体制的范畴对文本展开真正的科学分析。

身处六七十年代之交，皮格里亚及其同仁应该强烈感受到了一种文学、文化体制的断裂：面对本国晚近最重要的事件——庇隆主义的起伏——阿根廷知识界聚讼纷纭，兴起了名目繁多的“修正”和“重写”。面临旧体制崩解而新体制尚未形成的历史情境，皮格里亚在中国抗日战争及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历史瞬间找到了相似性，他发现，“在人民大众内部有不同的‘观众/读者’……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这个问题做了分析，毛泽东建议根据不同的阅读条件来定义现实中的读者：日本占领的上海；国民党统治区；解放区和抗日根据地。三种阅读条件给读者带来了非连续性的社会结构，根据社会需求，社会结构又生成了不同的社会表达。不一样的阅读物质条件在相同的政治环境下相互勾连、相互冲突，因此不得不在每一个案例中重建文学生产体制。”就此，他提出了一种介入文学体制的战略：“存在不同的写作、不同的时刻，而不能用一种‘人民文学’的幻象解决一切问题；应该在一种全球战略中加以考量，其中还要注意‘使阅读成为可能’的具体手段，也就是说，思考每个案例中的物质条件允许建立什么样的传播路径。”26

“使阅读成为可能”，换言之，就是重新约定可读性（legibilidad）。不仅作者是在践行阶级立场中动态生成的，拥有读解能力的合格读者也诞生在恰切的文学体制之中。判定作品真实与否，语句透明还是晦涩，文章可读还是不可读，都是一种阶级眼光的操练。27从《讲话》“普及-提高”的辩证关系里，皮格里亚还读出了关于作者和读者之关系的一种更积极的辩证法，他论述道，毛泽东懂得“生产创造消费，消费也创造生产”的道理，因此提出了要在作者/读者、老师/学生、专门家/宣传家之间的互化和易位中，实现无产阶级文艺之可读性的再生产。在此意义上，皮格里亚颇具眼光地归纳了《讲话》最大的理论贡献：“毛泽东重写了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家的批判：生产过程里最重要的不是产品，而是创造劳动关系……因此（文学）生产过程的真正结果是文学体制和规约了表意结构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所谓‘文艺作品’；在这一结构当中，作品获得了被框定和解码的空间。生产、发行、传播与消费的特定形式的组合，就是文学体制，文学体制才是文学生产总过程的真正产品。”28

结语

本文有意为亟待展开的《讲话》跨文化接受研究贡献一份篇什。虽然人们早已认识到《讲话》“其实是唯一在国际上产生影响的中国现代文艺理论”29，但在诸多讨论里，它仍被视为“抗战建国”这个历史时刻出现在西北腹地的“土特产”，纪念和反思它的疆界仍局限于中国内部。本文的写作，期待打破上述悖论，将《讲话》的辐射范围延伸至南美拉普拉塔地区。

《讲话》是在阿根廷思想史的特殊脉络中与新左派评论家相遇的。借重对《讲话》的阅读和挪用，皮格里亚给阿根廷（甚或是拉丁美洲）贡献了一种唯物主义的文学批评，为那些以文学为志业的拉美左翼作家提供了专注文艺生产的理据，而不是陷落于“承诺还是先锋”的二项对立，同时逃逸了“必须书写革命题材”的教条现实主义的约束。对《讲话》的援引，在文艺事业的“笔”和政治斗争的“枪”之间创造了新的平衡。

实际上，《书籍》杂志此前发表的批评文章很少能达到《毛泽东：美学实践与阶级斗争》一文的综合程度，它相当集中地将阿尔都塞主义、作家和阶级斗争、读者和市场及文学创作的自律性等问题揉捏在一起。正像阿根廷研究者贡萨洛·巴苏亚尔多（Gonzalo Basualdo）所描述的，引入《讲话》之前，在阿根廷文学批评实践中，尚缺乏一种处理文艺特殊性的理论工具，“而从这篇文章开始，一系列概念才得以系统化，因此本文在建立文学研究这一‘科学’的过程里，发挥了巨大的创造力。”与此同时，在阿根廷小说家皮格里亚的文字生涯里，这篇文章“既是他此前批评工作的总结，还是此后其他理论进展的基础”30。

应当强调，皮格里亚借重结构马克思主义重新阐发了毛泽东文艺理论，其结果，《讲话》非但没被误读为“政治权力对文学的垄断”31，反而重新肯定了文学的自律空间。经由阿尔都塞的激活，我们发现《讲话》提供了一系列理论资源，让读者能超越表意内容来阅读那些规约文学生产的物质条件；即便跳出皮格里亚的个人关注和阿根廷思想史的特殊情景，《毛泽东：美学实践与阶级斗争》一文对文学体制、阶级立场和知识形式等问题的思考，对今日中文读者仍有启示。更不应忽略的是，《讲话》不是“地方性问题”，而是世界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谱系中的一环。

诚然，皮格里亚对《讲话》的创造性阅读常有跳脱开去、发挥阐释的瞬间，但这些瞬间透露出的不是偏移或冒犯，而是对一种更公正的文学体制的大胆追求，这份追求与《讲话》改造世界秩序的理论品格完全吻合。不是任何一种中国理论都能有机嵌入到他者思想之中，除非它与伟大的中国历史进程相匹配，除非它窥破了改变世界不义体制的门径。

（本文为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化冷战视阈下的拉美文学与中国研究”[编号：18BWW075]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庇隆主义”源自曾三次担任阿根廷民选总统的胡安·多明戈·庇隆，其思想酝酿于1940年代。庇隆本人并不主张无产阶级斗争，其动员模式长期倚重垂直的工会组织，其话语更具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色彩。由于庇隆主义的模糊性，此后的左派、右派领袖均可援引、借重这套资源。阿根廷主流社会科学研究强调庇隆主义是将内部移民纳入民族-国家话语和城市化进程的手段（see Gino Germani, “El surgimiento del peronismo. El rol de los obreros y de los migrantes internos”, in Carolina Mera and Julian Rebón, eds.,  Gino Germani: La sociedad en cuestión . CLACSO, 2010, pp.576-639）。“去庇隆化”则是指1955年后军政府施行的一系列打击庇隆派的措施，包括清除政府中的正义党支持者，干预工会，从总工会中解雇庇隆派积极分子，监禁工会领袖和罢工工人，破坏庇隆和艾薇塔（Evita Perón，即庇隆夫人）的公共形象，消除庇隆主义时期的大众记忆。详参乔纳森·布朗：《阿根廷史》，左晓园译，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第209-239页。

 2   Ezequiel Adamovsky, Historia dela clase media argentina: Apogeo y decadencia de una ilusión, 1919-2003,Planeta, 2012, p.384.

 3   在拉丁美洲，阿尔都塞给一代学人和政治家留下了深刻印记，60年代，阿尔都塞主义甚至短暂地成为拉美左派当中占统治地位的理论。几乎在《保卫马克思》《读〈资本论〉》法文版面世的同时，西班牙文版已由智利社会学家、阿尔都塞的女弟子阿内克尔（Marta Harnecker）译出，通过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刊行。《书籍》杂志上曾发表多篇文章，推介阿尔都塞著作的西班牙文版。See Anna Popovitch, “Althusserianism and the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Argentine New Left”,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Vol. 49, No. 1, 2014, pp.203-204.

 4   Qtd. in Raquel Garzón.“Ricardo Piglia: adiós a un escritor de vanguardia que supo escribir para todos”, https://www.clarin.com/cultura/ricardo-piglia-adios-escritor-vanguardia-supo-escribir_0_Hk1fDtpHx.html.

 5   阿根廷当时两大毛派政党为共产主义先锋党（Vanguardia comuniasta, VC）和共产主义革命党（Partido comunista revolucionario, PCR）。PCR原先在卡斯特罗主义和毛主义之间摇摆，后来与古巴划清关系，明确反对格瓦拉“游击中心主义”，进而批判阿根廷新左派之中的城市游击队是“小资产阶级城市恐怖主义”。VC立场与之不同，反苏的同时支持古巴和中国，一段时间内也支持城市游击战。1975年大选当中，PCR选择支持伊莎贝尔·庇隆，与VC观点对立，这导致了《书籍》编辑部内部的分歧。不过，其后在1978年，皮格里亚曾再度与阿尔塔米拉诺和萨尔洛联手，创办《观点》杂志。

6    Los Libros, No. 21. p.3.

7    See Oscar Terán, Nuestros años sesentas: La formación de la nueva izquierda intelectual argentina , Siglo XXI editores, 2013, pp.121-136.

8    Claudia Gilman, Entre la pluma y el fusil: Debates y dilemas del escritor revolucionario en América Latina ,Siglo XXI editores, 2003, pp.37-38.

9    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57页。

10  [美]理查德·沃林：《东风：法国知识分子与20世纪60年代的遗产》，董树宝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第314-315页。

11  Qtd. in María Guadalupe Silva,“Tel Quel en América Latina”,  Zama , No. 3. 2011. pp.281-285.

12 See Adrián Celentano, “Las ediciones del maoísmo argentino”,  Primer coloquio argentino de Estudios sobre el Libro y la Edición , La Plata, 31 de octubre al 2 de noviembre de 2012.

13  Ricardo Piglia, “Mao Tse-Tung, Práctica estética y lucha de clases”, in Ricardo Piglia ed.,  Literatura y sociedad , Editorial tiempo contemporáneo, 1974, p.119.文章最初发表于《书籍》杂志第25期，后收入皮格里亚主编的《文学与社会》一书，本文相关引文均来自这一修订版本。

14  See Claudia Gilman,  Entre la pluma y el fusil: Debates y dilemas de lescritor revolucionario en América Latina ,Siglo XXI Editores, 2003, p.29, 164.

15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66页。

16  Ricardo Piglia, “Mao Tse-Tung, Práctica estética y lucha de clases”,  Literatura y sociedad , p.125.

17  Ibid,p.123.

18  Ricardo Piglia, “Mao Tse-Tung, Práctica estética y lucha de clases”,  Literatura y sociedad , p.125.

19  Qtd. in Gonzalo Basualdo, “Sistema literario y cultura proletaria en  Los libros ”, Revista Asia America Latina , No. 4, 2017, pp.101-102.

20  Ricardo Piglia, “Mao Tse-Tung, Práctica estética y lucha de clases”,  Literatura y sociedad , p.126.

21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1页。

22  同上，第860页。

23  李陀：《汪曾祺与现代汉语写作——兼论毛文体》，《花城》，1998年第5期。

24  Ricardo Piglia, “Mao Tse-Tung, Práctica estética y lucha de clases”, Literatura y sociedad , p.127.

25  Ibid,p.121.

26  Ricardo Piglia, “Mao Tse-Tung, Práctica estética y lucha de clases”,  Literatura y sociedad , pp.132-133.

27  实际上，李陀对1980年代“朦胧诗”遭遇批判的观察也从反面印证了皮格里亚的看法。“朦胧诗”遭到了官方批评家的激烈批判，理由竟是“看不懂”，但这种“看似肤浅的意见后面其实有深刻的原因：‘朦胧诗’在文体上犯了规、越了格”。朦胧诗人“公开拒绝了毛文体，这在隐喻层面就是拒绝毛文体对话语秩序的权威性”。详见李陀：《汪曾祺与现代汉语写作——兼论毛文体》。

28  Ricardo Piglia, “Mao Tse-Tung, Práctica estética y lucha de clases”,  Literatura y sociedad , pp.120-121.

29  蒋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边疆学研究：在非洲的故事》，刘卓编：《“延安文艺”研究读本》，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第289-290页。

30  José Luis Gonzalo Basualdo, “Piglia, entre Mao y Althusser”.  XI Jornadas de Sociología , Facultad de Ciencias Sociales, Universidad de Buenos Aires, 2015.实际上，这套阅读技术有助于皮格里亚重读阿根廷经典，给后来两篇经典文章《罗贝托·阿尔特：一种文学经济学批判》和《读布莱希特笔记》及其著作《假名》奠定了理论基础。See Bruno Bosteels, Marx and Freud in Latin America: Politics, Psychoanalysis, and Religion in Times of Terror, Verso, 2012, p.215.

31  韩毓海：《漫长的革命：毛泽东与文化领导权问题（上）》，《文艺理论与批评》，2008年第1期。

本文原刊于《文艺理论与批评》2019年第3期，原载于公众号「文艺理论与批评」（2019-06-20）。感谢公号和作者授权海螺转载。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不代表本公号立场。图片来自原公号及网络。

本期编辑 | 谭静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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