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现”概念作为 《读〈资本论〉》的 “症状”：何为结构？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保马 Author 赵文
理论上的唯物主义立场，政治上的人民立场，推介“与人民同在”的文章，呈现过去和现在的“唯物主义潜流”。
Warren Montag｜文
赵文｜译
本文为美国加利福尼亚西方学院比较文学系教授瓦伦·蒙塔格（Warren Montag）专著《阿尔都塞和他的同时代人：哲学的永恒战争》（Althusser and His Contemporaries, Philosophy’s Perpetual War,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viersity Press, 2013）的第五章的部分内容。本章实际上是对《读<资本论>》的“症状阅读”，通过各版本差异的比较，以及对阿尔都塞和马舍雷的相关通信的研究，揭示了阿尔都塞早期文本中“结构”问题的复杂性，进而澄清了《保卫马克思》中“过度决定”的结构理论与阿尔都塞晚期“相遇唯物主义”的理论关联。作为编译者，我们认为，本文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对理解阿尔都塞的思想脉络走向有较大参考价值。编译者将相关部分予以编译，并对基本文献做了核对。译文的大标题和小标题均为编译者所加。
近 20 年来，阿尔都塞遗作的发表使“相遇唯物主义”成为理解“晚期”阿尔都塞的一个关键词。然而， 这种理解在蒙塔格看来是一种不确切的认识。实际上，在 20 世纪 60 年代写作《保卫马克思》和《读 〈资本论〉》时，阿尔都塞“随机的”“相遇的唯物主义”思想就已成型。通过文本细读便可发现，在前后删改《读〈资本论〉》的过程中，阿尔都塞最大的“难题性”就表现在“表现性因果”的表述上，而这一表述的症状性体现则在于 Dastellung( 表现) 对第 1 版的 Vorstellung( 表象) 的替代。以此为线索，追溯 20 世纪 60 年代阿尔都塞与马舍雷有关“结构”问题的通信，以及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中对列宁分析“断裂的单位”的分析，可以看到，在这个时期，阿尔都塞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借助斯宾诺莎的 “整体”，对结构主义的“结构”进行了批判，从而初步形成了强调“相遇”的“超级经验主义”的哲学。
（赵文 兰丽英 编译）
保
马
编
者
按
阿尔都塞
1965年5月10日，皮埃尔·马舍雷（Pierre Macherey）刚刚阅读了《读<资本论>》即将出版的第一版手稿，就致信阿尔都塞：
我一直以来想给你去信，谈谈让我颇为困惑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在41页和127页中集中阐述的被结构的整体这个问题：当你谈到结构的性质和效果的时候，谈论结构间的关系的时候，我能完全理解。但是，在我看来，当你涉及“集合”以及“整体”的时候，又立即加进去了一个概念，而这个概念对于问题的澄清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而且也会给后面造成一个障碍（与精神性整体相对立的实在整体的提法很不清楚：整体的概念实际上就应该是精神性的结构概念）。你有关形势所说的一切都对：但，我们难道不正在形势莫可名状之时才能认识到它的吗？你也曾将它类比于“剧场再现”，这个类比本身很重要，但它也有歧义的危险……你看，我一直以来都支持“自然主义者”的立场，并采用多样性逻辑。但或许我怕是还没有对此完全想清楚。[1]
五人合作版书影
阿尔都塞
雅克·朗西埃
皮埃尔·马舍雷
艾蒂安·巴利巴尔
罗歇·埃斯塔布雷
阿尔都塞一封所署日期为1965年5月13日的回信很复杂。他基本同意马舍雷对他的被结构的整体这一概念的批评，但同时也感到自己在理论和历史条件方面有局限，难以更进一步地澄清这一概念：
我真想请你更进一步阐明你对被结构的总体的理解。你说总体是意识形态层面的结构观，这一理解我同意：但这里存在某些东西，必须更加清楚地得到界定。我一直以来也对此有所感觉。但我必须要说——至少是暂时地——进一步的界定是有困难的（无疑是因为我还没办法清楚看透这个困难）,我倾向于求助于马克思有关“有机整体”的文本，同样，我还在毛泽东论“矛盾”的文章中找到了庇护。我目前感到还无法绕过“有机整体”和“矛盾”。要想绕过它们，当然就得有更好地被界定的概念来取代这些临时性的概念。但还没有。如果你能帮助我、启发我，那么请你立即这样做。最重要的是……知道今天是否有可能取得进展。[2]
在1965年5月14日的回信里，马舍雷承认，只有“有办法”来解决问题的时候，才有可能替换掉“被结构的整体”及“矛盾”这样的临时概念，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一些时间”。他也表示，某种替代方案的苗头可以在卢克莱修和斯宾诺莎那里找到：“[斯宾诺莎]涉及属性无限性的所有论述，还有他于1665年11月给奥尔登堡的信，是很重要的；德勒兹有关卢克莱修的文章也很重要……至于矛盾，我似乎觉得尽量少用为好（代之以其他的术语：对立、冲突、不和谐等）即便我们尚不能解释它们的区别”。[3]
好在马舍雷在为《现代杂志》撰写的《文学分析：结构之墓》一文中较为系统地展开了对某种特殊的“结构观”的说明。八个月后，阿尔都塞回应了马舍雷本人对此文最后几页“尚令人困惑”的担忧，认为正是在这最后几页的基础上，整个批评部分才有意义和方向。他赞扬了马舍雷文本中一种来自脱节或错位（décrochage）的“特殊”力量，“读此文犹如上了一条不系缆绳的船，在不知不觉间就顺流而去”。然而，这封信的核心是阿尔都塞对马舍雷去年5月的批评的迟来的回应：
我写这封信，最重要的目的是要告诉你，当你对我说“潜结构”在你看来很可疑的时候，我是理解你想表达的意思的。你还记得吗？你曾提到过我那篇论戏剧的文章对该词的使用。我现在看清了你的意思，而且我也看到了我在写那篇文章时不可能看见的东西：“潜结构”当时是歧义的，它一会儿指作为下层的结构（作品的“潜在结构”或“潜在动力系统”）进而也指作为某意向相关项——或至少是某整体——的结构，一会儿又——和你的理解非常接近——指作为不在场的外在性的结构（辩证法呼之欲出）。[4]
要想对马舍雷的批评做出分析，我们就得沿着阿尔都塞的思路，把这篇文章视作对脱节或错位加以推演而成之作：文学研究中也把结构当做文学之外的某个规定基础来用，马舍雷不拒绝这样的用法，但他指出，结构主义批评将语言学领域内发展起来的概念直接应用于文学，这种借用是成问题的，因为这些概念并不能在知识领域之间自动转换，而且更重要的是，语言结构和文学文本的结构除了名字之外并没有什么共同点。文学批评家所致力探讨的那种文学文本结构，实际上是他们在传统形而上学和阐释学操作之下构造出来的误解：“结构这个提法，借自于语言学。结构这个概念在语言学那里可以合法地运用于文字文本对象，但一经文学分析所使用，它就具有了相当不同的意义。文学分析中的结构建立在很不科学的假设基础之上，这种假设认为作品的意义来自作品内部（但又不是说作品是以直接的方式言说的）；让作品悖论地被提前解读——甚至是在它未被写出之前就被阅读——的，正是文学分析对结构的这种误用” 。[5]这种方法近似于最传统的解释活动：发掘作品最深处的意义。空间隐喻是这种阐释活动的关键。知识活动以还原的形式出现，但是还原出什么呢？此前的文学批评理论认为，作品是作者意图表达的实现。结构主义则过分强调无须考虑作者，但也只是以要素和规则的“抽象意图”理论取代了“个人意图”理论。
作品只不过是表面显得无序和异质；而实际是有着生物体一样的完整性和连贯性的。结构分析试图展现的正是这种“想象的生物有机性”。马舍雷敏锐地指出，尽管结构主义事业强调作品是由某种内在必然性将各部分连接起来构成的，且这一内在必然性为作品的每个要素都在整体中指定了位置和功能，但最困扰这种结构主义的，又正在于作品是异质差异的总体。只要结构主义还在让整体支配着整体中的每一要素，那么结构主义批评就还将会还原出总体具有的意义、原则和灵魂。即便结构主义神话分析也未能完全摆脱总体概念的唯灵论，仍旧在寻找结构中的结构，最终一直追到人的大脑，在终点处结构主义与人道主义完美融合：“结构就是人”。
把《文学分析：结构之墓》读作对阿尔都塞文本的一种批评——至少是部分的批评——是否可能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切记马舍雷并不拒绝结构这一概念，但他试图揭示某种特定的结构观在被运用于实践当中的时候又可以与总体、有机整体之类的观念相脱离。一旦我们拒绝了作为潜在意义的结构观，我们就“必须得追问文字陈述（énoncé）的结构应去哪里寻找。作品可以与结构联系起来这一事实并不是说，结构在自身之内、在它的文字中是整体化了的”[6]。斯宾诺莎使马舍雷学会了拒绝内部或深层，拒绝把秩序视作理所当然，因此马舍雷不认为作品有其基层，也拒绝将作品视作有待于解释学操作对之进行加工的纯现象表层。对他来说，作品就是没有任何东西掩藏在其背后的一个表层。
这就标志着发现结构新概念的第一步。结构不在作品之中而只能在作品之外；因此结构正是让作品在自身不可还原的复杂性之中是其所是的东西：“结构更多地是‘支撑它（la tient）’，唯其如此，作品才是多样的、散裂的、不规则的。发现结构就是看到不规则性”[7]。“所以，结构从作品的外部驱散了作品有基层的幻觉”并把重要性赋予了“作品真正的无序性（混乱）”，这种混乱不应再被理解为一种缺陷，而毋宁说正是这种混乱让我们看到作品借以成其所是的必然性[8]。结构是“一种新型的必然性：通过不在场、通过空白而显现的必然性”[9]。于是我们也就能理解阿尔都塞从马舍雷文章中得出的结论了：作为“不在场的外在性”的结构，确定的无序的不在场的原因——文本的确定性不是来自外部或深层的某个意义，文本也不是不可知的不确定整体，相反：“根据普遍自由的法则，作品不是偶然地被生产出来的，而是在每一时刻每个阶段都精确确定的。正是因此，[作品的]混杂性的表象并非是无序和偶然的缺陷，相反，无序和偶然是某个未被写出的真理[真相]的指示：通过这些指示，作品才是其所是而非其他”[10]。此刻，马舍雷触及了独异性（singularity）——即斯宾诺莎意义上的个别性。
皮埃尔·马舍雷
1966年，阿尔都塞就做笔记提醒自己“写一篇关于皮埃尔的文章”，“就‘潜在结构’做自我批评” [11]。在1966年3月10日写给弗兰卡·马当尼亚(Franca Madonia)的信中他称自己正在考虑为《现代杂志》写一篇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结构概念”的文章，为此他将不得不“重读列维-斯特劳斯，阅读萨特，重读拉康和马克思……这是怎样的一项工作啊！”[12]。这篇有关结构问题的自我批评文本最终没有面世。但这并不意味着阿尔都塞没有完成这一“自我批评”：他通过修订1968年再版、1975年第三版《读<资本论>》文本隐秘地完成了[13]。阿尔都塞在1968年出版的《读<资本论>》第二版中进行了一系列未经解释也不为人注意的删减，删减中有两节较长的文字，内容主要涉及与马舍雷通信所讨论的结构问题。在原初语境中读这两节文字，就会发现阿尔都塞的标画重点，他以此分析着自己的文本、使两种结构概念的共存变得可见。我们只有通过阅读才能进入和发现结构，在“从《资本论》到马克思的哲学”这篇导言中，阿尔都塞讨论的是阅读行动，两种阅读行动，生成了两种“结构”观。
第一种阅读：这种阅读基于作为视觉的知识的理论，不太令人满意。亚当·斯密的文本表述了他所看到的东西；其文本所遗漏的、没能说出的，就是斯密未曾看见的、忽视的。这种阅读将斯密的话语对象化简成了“被给予出来的事物的简单状况”。马克思则没有这种“视觉的缺陷”，他看到了那些可被看到的在场的东西。这种阅读理论将认识化简为对一个客体的观看活动，进而也让“马克思变成了斯密，当然斯密的近视被纠正了，但马克思力图克服所谓斯密的近视的全部艰巨努力也随即化为乌有了”[14]。因此，理论文本无非是对先行给予出来的、外在于理论文本的现实的一种表述。这种阅读活动必然不承认文本有任何实体性（substantiality），而使文本委身于某个真理。
第二种阅读：第二种阅读完全拒绝把阅读当成“看”的一切观念，而承认文本是一种物质性的存在。它并未将斯密文本的失败的阅读与某个外部现实相联系，而是就失败本身来阅读这种失败，来看这一文本本身所视而不见的东西是什么。斯密的文本产出的东西比它自己知道的要多，它已经得出了问题的答案，但却没有也不可能提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仅仅作为空白或沉默被铭写在文本之中，打散了文本表面的完满性。斯密文本中看不见的东西恰恰是在文本当中的东西，在某种必然性之内并由这种必然性所限定了——这一必然性一直被“排斥的黑暗”所排除、压抑和禁止。实际上，与政治经济学文本共在的理论领域并没有外部界限：“理论领域的悖论就在于某个空间由限定而成为没有限定的空间，也就是没有界限的空间，没有把它同无相隔开的外在的界限的空间。这恰恰是因为它是在自身内部被决定和被限定的，它在自身中包含着它的规定的界限，这种界限排斥了它所不是的东西，使它变成了它所是的东西”[15]。
不言而喻，就第一种阅读活动而言，阅读主体与其对象的关系“结构”以及阅读对象（文本）本身的“结构”，是“建筑学”的；也就是说，主体凭借自己的“看”，对文本的“基层”进行挖掘，而文本的真理或失误，来自于外部的某个深层真理。而就第二种阅读活动而言，阅读主体与其对象本身的关系“结构”以及阅读对象本身所具有的结构，是“拓扑学”的；也就是说，主体的看取决于他的未看到，而在他的看和失察之间产生了第三项——真理就在场于失察对看的排除之中，而文本的“表现”与未能“表现”之间也产生了第三项——真理就在场于未能表现对表现的排除之中。
然而，阿尔都塞删除的下面这个段落，却具有明显的症状性：
我们必须再一次明确，被排除的并非纯然他者，并非任何纯粹的某物，也不是会让哲学避之唯恐不及的那种“结余（残余）”。规定的理论基础不是在两个范围间做“自由”“选择”，仿佛规定可以通过事实把这两个范围间的界线标划出来似的，也不是来自事实的简单的“一刀切”，尽管对凡是从事国家、遗产、尸体、颅骨之切分或裁割的所有人而言，这种“一刀切”会带来有了与科学同样的血统而造成的兴奋感，对科学家来说则会带来参与到神的自由之中的那种兴奋感。规定的那这大切大割无非是某种解法（solution）的产物，它昭彰于显见之物的被限定了的光天化日之下——而那种解法恰恰由压抑而来，即对显见之物的胜利投下阴影的事物的压抑，而那威胁着投下阴影的，则来自理论所由以诞生的场所的最深处。被压抑的不是别的——而是只能是某种确定的内容，此内容可能关联着某个先就已存在着的结构的退隐痕迹，而且此内容仅仅只能像因无力招架而退出的人一样没入阴影之中，——此刻力量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对此场所的规定——此场所，在类上是无限的，而在内部则是被限定了的——从形成了的难题性（problèmatique）中排除的东西，就是它的被禁止的东西、它的被压抑了的东西。该场所的被禁止、被压抑的东西为阴影所遮蔽，虽然在未被吞没之前曾一度处于稍纵即逝的光照之下，但恰恰因为这样才再度被新东西[即出现的难题性]的阴影遮蔽。[16]
阿尔都塞删除了这个段落，也因而让贯穿他自己文本的排除之内在黑暗变得可见了。在这段话中，阿尔都塞认为结构先于既有文本存在，而且是退隐不见的。也就是说文本在其表层之下藏着一个深处，可以通过阐释的操作揭示出来。结构因此可以被理解为作品的意义，在场于作品之中的意义、在表面的无序性背后的意义，结构以此种方式跃居作品之上，为文本担保着真理。一方面阿尔都塞认为，实质性的内容尽管曾经闪现，但又被压抑回了文本的深层。另一方面，阿尔都塞还透露出，被压抑的事物不能被“还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被压抑的是有着非常特殊性质的某种不可见、不可分析的“结余”，这个“结余”，只有在“结算”中，被“剩余”出来，但不可“表现”！这段密度非常大的文字中，矛盾就出在“表现”问题上。真理如何通过结构“表现”自身是核心的“难题”。这个难题贯穿于阿尔都塞撰写的其余部分，马克思的科学实践提出的种种“理论难题”，也就是“总结构”如何“决定局部结构”的难题，必须要落实到什么是结构，什么是“决定”的“表现”问题的解决上。阿尔都塞认为有必要重新思考特定生产方式中经济层面和意识形态层面的链接，而且必须“为每一种生产方式建构”它自己的经济、政治等等这类概念。这种唯名论立场引发了一个后果，即生产方式总结构中诸要素之间不可通约，这些要素不适于公度和比较，因而也不适于一切经验主义类型的形式。以设定这里所说的诸要素的独异性和不可通约性为开端，这就意味着承认必须要有一个新的因果性概念。
在这里，阿尔都塞提出了“结构的因果观”。这种因果观让我们可以“思考整体的结构对整体的要素的决定”。行文至此，阿尔都塞呈现出了一系列矛盾和含混。首先是要素概念，这些要素不是由整体决定的，而是由“整体的结构”决定的。截至现在，阿尔都塞一直交替使用“结构”和“整体”这两个词，似乎“结构/要素”是“整体/部分”的另一种说法。因此，我们意外地遇到了这样一种观念，即整体不是结构，毋宁说整体有某种结构。整体的结构决定该结构如何表现它的“本质”。问题又回到了“表现”问题上。于是，阿尔都塞随即转向马克思对Darstellung（表现）的讨论，以“思考某结构对一个要素或对一个结构的决定”[17]。阿尔都塞这里的表述并不清楚，除非他说的是总结构对局部结构的决定，但这样又落入了部分/整体的二分法，而且在要素之外，何必再多此一举地提出局部结构？
然而接下来，阿尔都塞突然完全转换了场地：从结构如何作用于要素的问题转到了怎么来理解“结构通过其效果而在场”（“présence de la structure dans ses effets”）。这种观念中的结构不再是一种整体或总体，而是一种仅存在于其效果之中的原因。我们要面对的，不再是部分和整体，而是原因与效果。在越过了笛卡儿和莱布尼茨、黑格尔和马克思之后，阿尔都塞径直走向了他的哲学一直努力通向的那个“先将来时”的重镇：斯宾诺莎。这是一种“退回式”的飞跃：阿尔都塞既退回到了新柏拉图主义的表现论之中，同时也是朝着一种结构理论的飞跃，在这一理论中，结构是独异性的、个别的结构。阿尔都塞紧接着对“Darstellung”的概念进行了篇幅颇长的考察[18]。
斯宾诺莎（1632-1677）
在德语中，Darstellung（表现）有一个意思，即戏剧呈现，但“戏剧呈现”这个意思直接来自该词的基本意义，这个意义就是“让……在场”、“让……展现”，其最基本的意思是与“让……就位”有关联的，即让某事物得到展示、成为可见的在场。要领会这里特别细微的意涵，最有益的做法就是比较一下“Dastellung”和“Vorstellung（表象）”。Vorstellung这个词，也有“让……就位”的意思，但这里的这个位置是一个前场，暗指有某种东西从背后撑起了这个前面的位置，而这种东西并不直接在这个位置上展现自身，而是由其替身——Vorstellung——在这个位置上代表。但就Darstellung而言，情况完全不同，不存在背后的东西：情况的全部本身就是“da”，就在那里，就在在场的此一位置上展布着。[19]
截至被删除段落的这个地方，文本用Darstellung和Vorstellung之间的区别，使在场（结构在其效果中的在场）的不可还原的种种表意与匀质内在性（结构在其效果中的内在性）之间的区别变得可见了。Vorstellung是从空间性方面被构想的，它不是再现，而是现-前；有某个更基本的在场的本质在后面撑着它。而Darstellung就是事情本身；背后再无什么外部或超越之物。这至少是上文的字面意思，但紧接着，阿尔都塞却又混淆了刚区分开的二者。实际上，在阿尔都塞的文本中，Vorstellung没再出现过，两个词再度混为一体。这段文字接着说：
这么看来，一出理论戏剧的全部文本就在那儿，通过扮演（Darstellung）的呈现而被摆了出来，但是人物的动作或台词的直接性却穷尽不了这出戏的全部：我们知道，每个运动和每个人物以及人物在他们的人格在场中所表达的全部关系，处处有着完整整体的在场——但是，却只能被领会为整体在场，领会为整体的潜结构，只能笼统地意会；它只能在每个要素和每个角色被隐约瞥见。你可以说Darstellung是结构在其效果中的在场，是在以其效果存在的结构所实际产生的那些效果的样式化结果——也可以说，Darstellung恰恰是某种不在场的东西的作用结果……就我理解而言，这种不在场的东西的作用结果就是指不在场的原因的作用结果，众所周知，这种认识认为结构虽有种种效果，尽管这些效果从流俗的观点看是实际存在的，但它们的原因却是某个不在场的东西——你究竟如何理解，这都要视你所处的层面而定。但必须重视这个现象——即原因在其效果之中的在场、在其效果中的内在性的现象——的另一方面，它还可以另被理解为结构就实存于它的种种效果之中。[20]
至此，我们便深入了斯宾诺莎主义领地之中。一开始，阿尔都塞曾在Darstellung和Vorstellung之间做出了区分，接着，阿尔都塞使用了“效果即在场”和“效果即实存”这两个表述，它们看似相似，实际上却是斯宾诺莎所采用的阅读法之下两个截然不同的东西，前者是泛神论读法的结果，后者是无神论读法的结果。原因在场于其效果的观念，就算把原因和效果统一了，但同时也是将二者分开了。此外，潜在性本身就算可以被理解为内在的超越性的一种样式，也可以被理解为内在性的一种样式。1968年版删除的这些片段无疑传达出了有关结构的前一种含义，当然，这个结构含义也可以另作别解，理解成完全相反的结构观。删除了这些片段之后，阿尔都塞让这另一种对结构性原因含义的理解的比重大大增加了。就这种另解而言，“效果就是结构的全部实存（l’existence de la structure dans ses effets）。这正如阿尔都塞所说，“除了效果，别无他物”（ne soit rien en dehors de ses effets）[21]。
这里出现的“新”结构观是：结构理解为各独异整体汇合为独异实体。阿尔都塞杜绝了表现性因果性的种种观念，同时也否定了求助于目的论的一切可能，也就是说，阿尔都塞不再相信个别事物的完成性、不再相信系统的完成性，即便这种目的论的选择曾一度对他颇具诱惑力。
在这个意义上，马舍雷为被结构的整体观所提出的建议不仅为未来的研究指明了方向，还勾勒了需要参考的共同文化及文本系统。除了直接提到“斯宾诺莎”之外，马舍雷还提及了1665年斯宾诺莎致奥尔登堡的信，在这封信中斯宾诺莎试图回答奥尔登堡提出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与阿尔都塞的研究直接相关。奥尔登堡问“我们如何知道自然的每一部分与整个自然相一致的方式，又如何知道每部分与其他各部分相联系的方式？”[22]斯宾诺莎回复时首先提醒奥尔登堡说，一致和关联，也即一般所理解的“秩序”是人的想象的产物，并不适用于自然。因此唯一存在的无非是在量上或大或小的个别事物，它们与其他个别事物相互构成，以至于无限。此外，这些个别事物不是万有的整全的“部分”，至少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部分”，因为万有的整全是无限的，其“部分”被它的无限力量所决定，在它的无限力量决定之下以多到无限的样式发生互动。
在《黑格尔或斯宾诺莎》（《读<资本论>》问世十五年后出版）中，马舍雷返回了他在与阿尔都塞的通信中提出的问题，他引用德勒兹对卢克莱修的讨论，解释了万有的整全的无限性在斯宾诺莎那里的哲学后果：
作为各异要素的产物只能是无限总和，也就是说这样一种总和，它不能对它之内的要素总体化。能同时包含自然的所有要素的组合是不存在的；既不存在单一世界，也不存在万有的总体。一、存在或整全，都不决定于φύσις（物理的实际发生）。自然不是集合性的，而是配分的（distributive）：自然法则分配着那些不可被总归合并的诸部分。[23]
这里不再把万有的整全视为整体和有机体。在马舍雷看来，存在的每个事物都是“由个别存在的相遇构成的，但它们的联系并不取决于某个内在秩序的统一”。目的论观念根据整体的意向为每部分指派功能，要取消目的论观念，“就必须代之以一种完整的因果解释，这种解释只考虑物性身体间的外在关系”。以人的身体为例，这是一个利于理解的有机整体模型，其各个部分联合在一起，直到“环境条件发生改变，其要素间的关系也发生样式的改变：联合被瓦解，其各个部分散开，形成另外的组合”[24]。因此，斯宾诺莎的整体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不可总体化的总和，但只要结构还被等同于整体,我们似乎就必须放弃这种理解方式。在《黑格尔或斯宾诺莎》中，马舍雷直接回应了60年代的这场争论，他问道：“这是不是说再也不可能设想自然中存在统一体呢？”他提醒说，“要摆脱目的论秩序的幻觉，仅用对纯实有之偶然无序的表述取而代之还是不够的，这种表述不过是[目的论幻觉]的镜像而已”[25]。斯宾诺莎称每个具体汇合的持存为每个个别存在的“conatus（努力）”和“现实本质”，这种本质完全、不多不少地与该个别存在的实际状态相重叠[26]。此外，个别存在借以持存的力量与它由以被认识的力量相同，与它的可理解性原则相同。德勒兹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点。德勒兹论卢克莱修的文章出版于1961年，提出卢克莱修的“自然哲学”“必需一种高度被结构的因果性原则（un principe de causalité fortement structuré），这种原则能解释多样性事物的生产，而且在这种解释中，多样性事物都是合成物，是自然元素间的多样的且不可总体化的合成产物[27]。这篇文章1969年作为《意义的逻辑》的附录再次发表的时候，德勒兹甚至把原子的趋势或偏转也称为一种“conatus”。
Summer
Hegel ou Spinoza
《黑格尔或斯宾诺莎》
这样来看，阿尔都塞的第二种结构观更类似于斯宾诺莎所说的“个别本质”。在斯宾诺莎哲学中，一个个别事物可以与另一个个别事物组合在“自身形式不发生任何变化”[28]的情况下组成第三个个别事物，以此类推至于无限。斯宾诺莎哲学与其说是原子论，不如说是一种关于表现或者流溢的理论。结构的异质性可以使我们形成一种对必然性的认识：所有汇合都受必然性支配，且这种必然性不会让每种汇合的复杂性构成某个意图的“替身”。汇合是相互构成但又受决定的诸个别物。
就此而言，阿尔都塞对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想法尚处在不可见的、未被思考的状态之中：他认为一次事件、断裂、突变是由“积极的”矛盾生产出来的，“积极的”矛盾本身又是“‘矛盾’巨大积累的”合成物，那些矛盾“极其异质，来源也不尽相同，意义、活动的层面和场合也不相同，但它们却‘汇成’一个断裂的单位（unité de rupture）”[29]。这些矛盾进入统一体之中，既没有丧失“连贯性”，也没有丧失自己的“功效”。这种相遇产生了一个更大的个别性，即历史形势。接着往下推论，结构之为结构，就是指它与不可还原的众多因素所组成的个别性、“断裂的统一体”是无法区分的，这些要素的相遇形成新的个别性，但又绝不会取消要素间的差异，该个别性会一直存续直到某特定力量促成的新相遇“瓦解”这个合成体。
可是，《矛盾与过度决定》的种种效果却清楚地表明，阿尔都塞还没有充分的理论自觉，未能将诸个别单一体（entities）的这种汇合放到更大的单位中去理解。发表于1963年的《论唯物主义辩证法（论起源的不平衡）》标志着一种尝试，既是对批评的回应，更是对早先那篇文章欠缺的纠正。列宁论俄国革命的诸多著作“在回顾促使革命取得胜利的许多不寻常的条件时，表面上确实完全象是人们所说的’多元论’、’极端经验主义’、’因素论’等等……的确，列宁这些著作的意义不在于对某种特定形势（汇合）的简单描述，也不在于对各种奇特的或特殊的因素的罗列;相反，它们都是具有理论意义的分析”[30]。正是这样一种分析构成了列宁那里“不可替代的东西”：“即对一次具体形势的分析，这种分析深入到了该具体形势中诸矛盾的移置（déplacements）和凝缩（condensations）之中、深入到了这些矛盾的悖论式统一体之中，这个悖论式统一体就是‘现实时刻’（moment actue）的实存本身，它将在1917年的2月到10月中获得政治行动的改造——最强烈意义上的改造”[31]。前一篇文章的目标仅仅是标划出“现实时刻”中不可归约的多样性。而阿尔都塞必须接着处理这种“悖论式统一体”的性质。所以，如果说这个统一体是“复杂的”，那么它也是“被结构的”。理论的目标不是对这些要素的对抗性和不兼容性进行化约，相反是要去把握这些要素以“离析性综合（synthèse disjonctive）”组成的那种结构。它们之所以组成了那个结构，就是因为它们的对抗关系，即便这种对抗关系从未制造出对立应力的平衡。对抗的诸要素的结合总是不平衡的，总是有着明确的主导和次要的关系，但次要并不是主导的“纯粹现象”，也不能被还原为主导。个别单一体的持存，甚至是它们组成的更大单一体的持存，对阿尔都塞来说，都是与所谓从某个总体性而来的“既有的复杂结构整体”完全不同的。
作者: [法] 路易·阿尔都塞 / [法] 艾蒂安·巴里巴尔
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副标题: 第二版
译者: 李其庆 / 冯文光
出版年: 2017-5-1
装帧: 平装
丛书: 新世界新思想译丛
ISBN: 9787511732897
本期编辑｜李庆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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