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回顾 | 作为方法的“媒介考古学”

作为方法

讲座回顾

的“媒介考古学”

主讲人丨车致新

“媒介考古学”（Media Archaeology）是伴随着新世纪以降的数字技术革命而在西方学界逐渐兴盛的一种全新的研究范式。它不仅在极大程度上重构了传统的媒介研究与文化研究，在其中对媒介技术的物质性的强调，也与后人类主义、新物质主义等思潮形成了共振。

5月25日，特邀学者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后车致新，在泰康空间为听众带来一场题为《作为方法的“媒介考古学”》的精彩讲座，不仅对“媒介考古学”这一领域进行了介绍和梳理，也试图在理论层面反思为什么我们在今天需要作为方法的“媒介考古学”。 在此我们将以图文回顾的方式分享此次讲座的嘉宾发言概要，若需观看完整视频回放请见文末。

作为方法的“媒介考古学”，讲座现场，主讲人车致新

开始之前，我们先看一部文本作品感受一下，《爱、死亡与机器人》是一部每集20分钟的网络短剧。第八集“狩猎愉快”来自于《聊斋志异》，讲的是男主人公和他父亲去捉狐妖。狐妖可以变身成人，在后半部分又变成一个人机合体的机械形象。影片前后两部分画风不同，中间一列火车开进村庄，男主人公从小孩成长为成人，短短几十年间，世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出现了自动机等等的指涉。影片最后的画面是男主人公帮女主人公做了技术升级。 

《爱、死亡与机器人》第八集剧情图，来源于网络

我举它作为例子，因为它是今天的大众文化生产逻辑中特别典型、特别具有症候性的一个文本，由它可以引出为什么我们今天需要媒介考古学这么一个看起来比较冷僻的方法。

这里我想提示和分享几点由文本产生的联想。第一点是科技和魔法的同构关系。按韦伯的说法，火车是现代性的象征，魔法的世界被技术、科学、理性、现代性或者韦伯说的祛魅的世界所替代，电影反映了由前现代到现代断裂。第二点，它提示了技术和性与性别之间的关系。这个剧的标题其实来自于麦克卢汉的《机器新娘》，他说技术、性别与死亡是今天社会最重要的三个主题，它们的组合形象构成了机器新娘。显然，女主最后的终极形态完全符合唐娜·哈拉维（Donna J. Haraway）对赛博格（Cyborg）的定义，它既是人又是机器，即是女性又是动物。从技术史的角度，其中有蒸汽朋克和反复提示的自动机技术。但最重要的是最后的长镜头所提示的这一切的融合，呈现出反线性的时间关系，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融合。

《媒介考古学：方法路径与意涵（Media Archeology: Approaches, Application, and Implication）》

由于时间关系讲得比较简单，大家回去可以结合媒介考古学再思考这个作品，我们现在就进入今天的主题。媒介考古学（Media Archeology）没有一个固定的定义，它是一个非常新的跨学科研究领域。这里有一本书，叫《媒介考古学：方法路径与意涵（Media Archeology: Approaches, Application, and Implication）》。这本书是最早的论文集，一共12篇，被认为是有代表性的媒介考古学领域的理论文章，有点像12个个案研究，如果大家感兴趣只想看一节的话，就看第一节，叫“媒介考古学的考古学(the Archeology of Media Archeology)” ，是按作者帕里卡(Parikka)自己的思路，主观地把媒介考古学的前史梳理了一遍。

作为方法的“媒介考古学”

有何新意？

第一点，媒介考古学提示了一个反线性的时间观或历史观（另类媒介史）。媒介考古学跟媒介史的区别在于怎么理解“考古”。这里的考古学并不需要去现场考古，也不是传统地在屋里看文献资料之后写作编年史，而是福柯意义上的考古。它代表一种福柯式的历史观，强调偶然性、强调历史的断裂，反对黑格尔式的整个历史是一个连续运动的辩证过程和历史目的论。福柯只研究历史断裂的那一个点，后期他称之为“谱系学”。

媒介考古学最近几年才兴盛，是因为它首先回应的是数字媒介、数字技术或者今天普遍的数字化的现实问题。在主流传播学或技术哲学研究思路中，黑格尔的历史进步论认为技术的发展肯定越来越进步，以前是自动机，我们现在有了人工智能；以前叫模拟媒介，现在有了数字电影、数字电视。媒介考古学是要反对传统的、主流的黑格尔式的历史写作、媒介史写作方法。媒介考古学有一个比较著名的结论，就是无所谓“New Media”，新只是一个修辞，我们觉得新的时候，会发现它其实是历史上早已有过的某个东西的复现。怎么定义新媒介？数字媒介是新的，数字媒介之前的媒介技术都是旧的，这种新旧二元对立的、线性的、目的论式的观念，是媒介考古学要打破的。要从历史中重新发现与主流媒介技术史书写所不同的未来，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替代性的媒介史写作方法。

再举个例子，在电影学受到媒介考古学方法的全面进入之后，都转向了“早期电影史”，也叫“新电影史学派”、“芝加哥学派”。主要是芝加哥电影系的几个人领军，米莲姆·汉森（Miriam Hansen）、汤姆·甘宁（Tom Gunning）等，他们研究电影媒介的诞生之初，比格里菲斯《党同伐异》还要早，例如乔治·梅里爱（Georges Méliès）或者卢米埃尔兄弟。后来发现那时候的电影恰恰和今天的电影是有一致性的。

媒介考古学作为方法跟以前的主流方法最大的不同是什么？传统的人文研究都要阐释，最早来自于圣经阐释学，到最后人文主义阐释学，从施莱尔马赫到海德格尔，到60年代加德默尔写《真理与方法（Wahrheit und Methode）》，变成一种专门的学科叫“阐释学（Hermeneutics）”。而到了媒介考古学，有一个很关键的区别，是能不能不去阐释，或用一种新的方式阐释。阐释学是追问作品背后的深层意义，到今天我们追问的是它的物质性。 

这就说到理解考媒介考古学需要强调的第二个关键词，物质性(materiality)。比如早期乔治·梅里爱（Georges Méliès）的电影，我们看的不是故事情节，比如汤姆·甘宁他们分析《胡迪尼剧院的消失贵妇》时，关注了胶片剪辑、摄像技术的意义，也就是在物质性的层面来看。

第三点其实就是今天最大的一个转向，后人类(Post-human)。这是接着第二点来的，我们为什么不能追问意义了？因为意义是人阐释出来的，归根结底背后是人类中心主义，不管意义来自于作者还是读者，本来画是个物，对于你来说你是主观的，把你的主体的意义投射在上面。媒介考古学追问物质而不追问意义，因为它试图去除人这个概念，就看技术和物质本身，尽量不介入人的主体性。 

包括大家可能更熟悉的其他可以跟媒介考古学放在一起来谈的，都可以纳入所谓后人类主义或后人类转向之中。比如新物质主义、“3O理论”——以物为导向的本体论（Object Oriented Ontology），还有思辨实在论(Speculative Realism)，这些都是后人类，世界转向物的立场。媒介考古学是其中首当其冲的一种方法，它们互相影响，互相促进。

基特勒的话语网络

最后一部分讲一位具体的理论家，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edirch Kittler）。他的思想主要来源于结构主义，结构主义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即“结构不上街”，所以基特勒的基本信条也是坚决的，讨厌那些上街的理论，尤其讨厌法兰克福学派。他是最早为德国学界引入法国理论的，二战后翻译了拉康，被人戏称为“莱茵河畔的结构主义”。

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edirch Kittler）（1943-2011）

他思想的几个主要来源：

第一，是麦克卢汉，最主要的一句话是“媒介即讯息”（Media is Message），意思是媒介不是传递讯息的，媒介本身就是讯息，研究媒介技术物质性本身就行了。他还有的一句名言，“一种媒介的内容总是另外一种媒介”。这句话非常重要，也是基特勒专门指出的麦克卢汉思想的其中一个精华。意思是媒介其实没有内容，电视的内容是电影，电影的内容是声音和图像，图像的内容是像素，内容是虚假的意识形态性的概念。还有一点是基特勒反对的，就是“媒介是人的延伸”。在基特勒看来，这还是传统以人作为中心定义、衡量媒介技术的思维方式，基特勒看来应该是反过来的。

第二，是香农，信息论的创始人。其对基特勒产生影响的是“一般通信系统”的模型，信号源经过发送器，消息（Message）变成了信号（Signal）。你可以想象它是个网线，传到家家户户的调制解调器，把代码先编码（Coding）再解码（Decoding）翻译，最后到每个人的耳朵里，叫信宿。这个模型其实很重要，是它影响了法国结构主义。 

一般通信系统示意图（Schematic diagram of a general communication system）

第三，是从弗洛伊德到拉康，主要是拉康，但是他对精神分析相对没有福柯那么看重。有人把基特勒思想总结为对拉康的福柯化。这里比较重要是“三界拓扑学”，拉康的划分，实在界、象征界和想象界。

最后基特勒的一个最重要的影响来源是福柯。有一个重要的文献叫《尼采、谱系学与历史》，其中福柯讲到自己的历史方法源于尼采，尼采最典型的著作是《道德的谱系》，它用谱系学的方法研究了道德这个概念，发现道德这个概念不是天经地义的，而是偶然性断裂的，在每个历史时代由一些特定的权力因素造出来。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概念就是福柯的知识型（Episteme），来自他的《词与物》，划分了三种知识型，古典知识型、文艺复兴知识型和现代知识型，他举了委拉斯凯兹的《宫娥》来讲。我觉得它与“话语网络”这个概念是最像的。 

基特勒的代表作《话语网络1800/1900（Discourse Networks 1800/1900）》

基特勒的代表作是《话语网络1800/1900（Discourse Networks 1800/1900）》，研究了19世纪初和19世纪末的社会结构。话语网络的德文原文意思是“书写系统”，显得更像是强调技术、比较硬核的媒介研究。这本书既谈了技术的部分，也谈了话语。关键在于怎么理解网络，他写得非常细密，涉及方方面面，包括文学、艺术、技术、社会、教育制度……

1800在基特勒看来，其实研究的是浪漫主义，他从媒介技术角度对浪漫主义进行了重构，主要的分析文本是《浮士德》。他受结构主义影响，结构主义核心的思想是二元对立，所以1800和1900是二元对立，很多东西都是相反的。“话语网络1800”是文学上的浪漫主义，“话语网络1900”是文学上的现代主义。1800代表性的元文本，是歌德的《浮士德》，出版年代正好跨过1800，这个文本本身已经预示了话语网络的一切，只要你分析得够透彻。话语网络1900代表性的元文本或者叫元话语是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出版年代正好是1900年。

1800和1900核心的断裂是语言观的断裂，1800的语言观或者浪漫主义语言观是所指的逻辑，而1900年的语言观是能指的逻辑。1800年的浪漫主义作品，比如诗歌，形式不重要，但最后一定要传达出情感或最后的意义，用结构主义的话说就是“所指”；1900就到我们熟悉的现代主义作品，不传达什么意义，就是那个形式、语词、能指本身。

这两个节点的网络结构图示是不一样的。1800的图示是连续的、线性的，1900是离散的，这是它最核心的区别，包括书的结构也是按这个安排的。1800有三章，像比较传统的写作，分析了三个核心的问题或话语：母亲、诗歌和哲学。母亲那一节是育儿、教育学，跟性别研究有关系，诗歌就是浪漫主义诗歌，哲学就是黑格尔，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都是那个时代的。那这三者之间是什么关系？是线性的关系，信息流从母亲发出，经历一个传递过程，叫“Language Channel”，信息渠道就是浪漫主义诗歌，最后由黑格尔、哲学来接收。对历史的这种研究方法跟以前完全没有可类比性，这里的母亲即是具体的母亲，也是话语的母亲，建构的大写的母亲，包括我们说大地母亲等等，是一个抽象观念。

1900年就与此相反，它没有什么图示，称之为离散（Discrete）。什么叫离散？0、1、2、3这些数字都不连着，就叫离散性，所以到1900年就没有从什么到什么的图示了，都是孤立的点。除了《梦的解析》，基特勒在话语网络1900这部分讨论的文本还包括里尔克的现代主义文学作品，斯托克的吸血鬼小说《德古拉》等等。

基特勒的代表作《留声机、电影、打字机（Gramophone, Film, Typewriter）》

从1800到1900年之间断裂发生的原因也很重要。这就要说到媒介技术，他的第二本书《留声机、电影、打字机（Gramophone, Film, Typewriter）》，它是1900年话语网络的媒介物质基础。在1800年，信息流只有一种，一元的、统一的文字，技术只有一种就是书写。到了19世纪末，由于技术发明出现了留声机和电影之后，人类才第一次有方法存储声音和图像，按基特勒自己的说法就是，人类的信息数据流在这里就出现了历史性的三分，由最早的只有书写分成了声音、图像和文字。文字是由打字机来实现的，由用鹅毛笔的书写升级成一种被机器中介的书写。

很多研究者说后面应该有一个“话语网络2000”，其实这才是我们今天关心的数字时代。数字时代或者说话语网络2000的起点是二战中图灵发明了图灵机。到图灵机的时候世界又不一样了，从一到三再到一，数据流三分之后，又数字化回到一，所以在今天这个意义上才谈媒介融合，所有一切都是数字化，“一三一的信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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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作为方法的“媒介考古学”》讲座嘉宾车致新的发言概要，转自公众号“泰康空间”，感谢公号及作者授权海螺转载。未经许可，请勿转载。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本公号立场。

本期编辑丨李瑞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