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勒兹和瓜塔里的社会机器理论

Deleuze and Guattari

德勒兹和瓜塔里如马克思一样,提出从现在的角度书写普遍史,这为了解过去提供了一个特别观点。在这个意义上,他们说“资本主义存在于一切社会形式中”。资本主义是唯一一个依靠对各种流进行普遍解码运转的社会机器,揭穿了先前社会形式痛恨解码这个秘密,致力于“对各种流进行编码或超编码,不让任何东西逃脱编码”。因此,文明的资本主义机器存在于先前的社会编码形式中。该机器不是单一发展过程的终点,而是先前社会编码形式他者,是其绝对界限。社会生活的绝对解域存在于资本主义中,其形式是不断被接近但永远无法到达的界限。这一外在界限是解码和解域过程的终点。若其实现,会是一种社会精神分裂症形式,欲望流会在这一点上“在去社会化的无器官身体上自由流动”。

社会机器理论

文 | 保罗·帕顿

译 | 尹晶 张璟慧

德勒兹和瓜塔里提出的“普遍史”纲,就某些方面而言,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主义理论相似。对马克思而言,是必需品和服务的生产方式说明处于每一时代的社会具有的性质。而对德勒兹和瓜塔里而言,是欲望与权力的抽象机器说明特定社会的本质:“我们通过机器过程而非生产方式(相反,生产方式依赖于过程)定义社会形态。”虽然德勒兹和瓜塔里区分了三种主要的抽象机器——辖域机器、专制机器及资本主义机器——但二人与马克思不同,并不认为这些抽象机器是一个演进过程中前后相继的阶段。相反,它们被理解为潜在的机器,可能在特定社会领域中发挥作用。他们根据不同的抽象机器通过各种方式组合现实化于具体社会形态中的程度,对这些形态进行了详细说明。就此而言,德勒兹和瓜塔里提出的是一种哲学历史形式,受惠于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二人的主要目的不是描述特定的社会,而是展示概念,还有历史例子和说明,反过来,它们可以被用于分析具体的社会形态。

我们在第四章提到,德勒兹和瓜塔里提出一种欲望观,将欲望看作一个生产过程,而这一过程中的先后阶段与马克思描述的物质生产阶段类似。在《反俄狄浦斯》(1977)的第三部分,这一“机器”生产概念是德勒兹和瓜塔里将社会视作机器理论的起点。社会生活是机器的,因其需要区分和分布物质流,通过建立意义链记录主要过程,因而要区分社会主体和对社会存在的消费。照此看来,可以认为社会生活是“一个整体的欲望和命运体系,组织生产的生产、记录的生产和消费的生产”。

德勒兹和瓜塔里根据如何协调与控制社会物质流,区分了不同种类的社会机器。他们所说的社会场域是个被想象出来的平面,这种控制和协调就在这个平面上发生。社会场域似乎是社会生产过程的媒介:二人认为社会场域的职责是对欲望进行编码:“社会场域有义不容辞的主要功能,即对欲望流进行编码,将其刻写、记录下来,以确保所有的流被彻底地截断、疏导和调节。”马克思描述的资本为这一场域概念提供了模式和典范。在马克思的描述中,资本主义是个调节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诸流的系统,其中资本本身似乎是这整个社会生产过程的目标:资本形成了一个表面,生产力和生产要素在上面得到分布,剩余价值在上面被占有。资本是“资本家或更准确地说,是资本主义本质的无器官身体”,就此而言,社会场域是社会整体，我们认为是物质流源头的完整身体的想象身体。

社会场域根据编码流的方式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女人和孩子流,牧群和种子流,精液流,粪便流,月经流:绝不让一物逃脱编码。”社会场域的第一种形式是原始的辖域机器:之所以是“辖域的”,不是因为该机器在辖域领地上发挥作用,而是因为在这些社会中,大地本身是一切社会过程的记录表面或完整身体:

大地是原始的、荒凉的欲望与生产统一体……大地是这样的平面,整个生产过程在其上被转录下来,劳动力和劳动资料在上面被记录下来,资料和产品在上面被分配。在这里,大地似乎是欲望生产的准因和欲望对象(欲望正是在大地上受缚于自己的表达)。因而,辖域机器是社会场域的第一种形式,是原始的铭刻机器,是覆盖某个社会领域的“巨大机器”。

这一机器对身体器官(嘴、肛门、阴茎、阴道等)进行集体投注,而这些器官“将欲望接入社会场域,将社会生产和欲望生产在大地上组装成一个整体”。这种集体社会投注要通过成年标记对身体进行真正的转录,这些标记将个人的生物身体变成社会身体,根据社会生存的需要对器官进行编码。德勒兹和瓜塔里追随尼采,说这一教化过程是一种残酷的方法,但也是人类首次为自己创造记忆的主要方法,因此对应着人类文化的最早阶段。辖域机器使用的编码方法是原始的,不仅因其是所谓的“原始社会”特有的方法,而且因其仍是人类文化的基础:所有社会的前提都是对身体进行集体社会投注的形式,就此而言,前资本主义社会机器“内在于欲望”。

原始的辖域社会场域首先是个组织人民的体系,其主要机制是亲属体系。亲属体系指明个体所属的社会等级或群体以及个体之间的关系。德勒兹和瓜塔里力主将亲属体系看作结盟做法或策略,而非结构。他们认为,血统关系和联盟关系是对社会机器的运转同样重要的决定因素:“重要的是思考在特定辖域表面联盟关系如何与血统关系具体地结合起来。”亲属体系通过在群体间建立的关系群体间的交换形式,决定了原始社会中的物质生产流。他们确定了扣除数额——这些构成了商品的最少储备或对商品的继承积累——积累以及分离规则,如发生在婚姻中的那些情况:“只要从链条上分离、从流上扣除相应地实现,一般流就被编了码。”

德勒兹和瓜塔里赞同尼采和巴塔耶的观点,认为原始辖域机器的经济不是受平等交换调控,而是受对应于借贷关系的根本平衡调控。在《道德谱系学》(1994)中,尼采分析了惩罚的心理经济学,为德勒兹和瓜塔里解释“符码过剩”提供了模式,因为“符码过剩”说明了施加的痛苦与受到的伤害一致。他们提出,符码的剩余价值现象解释了在某些社会中,人们如何不再积累易消亡的财富,而是积累不朽的声望。

德勒兹与瓜塔里

社会场域的第二种形式是专制君主的完整身体,它伴随着“野蛮专制机器”。德勒兹和瓜塔里认为,与辖域机器相比,这一社会机器的特点是建立一种新的联盟体系和新的世系形式。专制机器用社会等级制度或阶级取代了辖域机器的横向联盟,采用了一种新的世系形式,即将人民通过专制君主直接与神联系起来;“新的联盟和直系血统是表明新的社会场域的特定范畴,不可简化为被原始机器拒绝的横向联盟和扩大的世系”。这一社会机器和原始机器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断裂性,但因其保留了古老世袭和联盟的辖域,将之作为附属于新机器的零件纳入自身,因此又有一定程度的连续性。正如在尼采的谱系历史观中那样,社会制度的性质改变,是因为这些制度被新的力量取代,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专制机器并不压制横向联盟和扩大的世系这一旧体制,而是让其从属于自己的联盟与世系体系,以此取代其作为社会组织之特定关系的本质。例如,地方联盟债务形式从属于欠专制统治者的“无限债务”,废除了现有的债务,或以提供保护和基础设施的形式提供了债务,而这只产生了欠他自己的无尽债务。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的分析为分析社会组织形式提供了一个模式:“地方上的农村公社留存下来,继续生产、转录和消费;事实上,这些是国家唯一关注的事情。辖域世系机器留存下来,但不过是国家机器的零件而已。”

虽然大地是原始辖域机器的社会场域或完整身体,但现在这一空间由专制君主或神的身体填充,而专制君主或神后来成为一切生产的准因,一切消费的最终目的。

重要的不是君主这个人,甚至不是其职能,这可能是有限的。是社会机器发生了深刻的改变:代替辖域机器的是国家的“巨大机器”,一座功能金字塔,顶端是专制君主。他是固定的发动机,官僚机构为其侧面及传动装置,底部是充当其工作零件的村民。

我们在上文中提到,对德勒兹和瓜塔里而言,社会场域的基本任务是对构成社会的欲望和物质流进行编码。专制国家机器的根本机制和新颖之处,是其采用了一种超编码体系。通过这样做,一种新的转录形式覆盖在原始转录形式之上,并迫使它们与专制君主和人民之间的新联盟和专制君主为神之子这一观念一致。

德勒兹和瓜塔里的“野蛮专制机器”概念暗示着一种有关国家社会起源和性质的理论。他们将自己的国家概念与那些将国家看作契约结果的观点进行比较,认为“超编码是构成国家本质的操作”。德勒兹和瓜塔里认为国家不但不依赖建立领域,反而是“解域 ”运动的结果。解域用抽象符号取代大地符号,使土地成为财产对象。但是,专制国家机器仍然是个符码体系:和辖域机器一样害怕被解码的流。虽然解域辖域机器的过程导致专制机器出现,但后者立即将新的财产形式再辖域化于新的社会场域中。与此同时,专制国家机器带来了自己的解域形式。比如,货币的发明最初满足了征税的需求,而非商业的需求。就此而言,专制机器条件下的货币就是对产品流进行的有限解域,以及相应地对这些流进行再辖域化。

“文明的资本主义机器”在几个方面不同于以前的社会机器。第一,尽管“辖域机器”和“专制机器”都引起解域过程,产生各种被解码的流,但资本主义是唯一被“对流的普遍解码”界定的社会机器。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私有财产和商品生产的发展、市场的扩大和货币的积累都是社会产品和活动的解域流。早期现代国家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创造新的社会制度和符码遏制这样的流。一旦将这些被解域的流汇聚在一种新的经济和社会体系中,而这种社会体系实现的是德勒兹和瓜塔里所说的合取被解域的流,资本主义才会诞生。正是合取这些被解码的流让资本主义得以发展,让资本成为“新的完整的社会身体”。德勒兹和瓜塔里在描述被解域的货币和劳动流——这些流产生了工业资本——的偶然遭遇时,效仿的是马克思关于“原始积累”过程的描述。正是这一遭遇使得作为自我生产和社会生产动态系统的资本主义成为可能。资本主义机器是在货币以资本的形式直接控制生产过程本身时被组装起来。但只有当一系列意外的历史事件将必要的要素汇聚在同一地点和时间之时,这才会发生:“一边是被解域的工人,变得自由且一无所有,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另一边是被解码的货币,已经变成了资本,能够购买这种劳动力。”一旦真正的资本主义生产得到确立,并接管社会中的主要工业部门,资本就变成完整的身体或准因,趋向于占有所有的生产力。因此,资本是社会场域的第三种形式,是伴随文明资本主义机器的形式。

区分资本主义机器与辖域和专制机器的第二个特性与协调和控制模式有关:虽然其他两种机器榨取剩余符号,资本主义机器却榨取“剩余流”。德勒兹和瓜塔里修改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剩余价值产生的说明。虽然马克思发现了钱能生更多钱这一过程的秘密,即资本购买的劳动力在特定时间内能够创造出比自身价值更大的价值,而德勒兹和瓜塔里却主要分析交换领域,以论证剩余是由合取被解码的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流产生。资本主义通过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流之间的微分关系产生剩余。他们说资本的实质是数学意义上的微分关系Dy/Dx,Dy表示可变资本的变化,Dx表示不变资本的变化,它们赋予资本一种原动力,令人想到德勒兹在《差异与重复》中的微积分形而上学。正是这种微分关系界定了“资本主义特有的内在性社会领域”。这样来理解的话,剩余价值的生产,除了受制于资本再生产条件外,原则上不受限制。

吉尔·德勒兹

随着资本主义出现,社会由符码过剩体系变为流过剩体系。德勒兹和瓜塔里说这一分析提供了一种方法,可以理解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分析难以理解的某些资本主义特征:比如我们无法比较将货币作为资本或信贷和用货币购买消费品和服务这两种做法,它们体现于银行业务中处理这两种货币的不同形式中。他们提出企业价值和工人劳动力价值之间没有公测度,这是利润率持续降低却从未达到其理想界限的原因。关于利润降低率这一问题,德勒兹和瓜塔里说自己对过剩流的描述能考虑到的另一个方面是技术创新对剩余价值的贡献:

有一种由不变资本产生的机器剩余价值,随着自动化和生产力提高。我们不能根据阻碍下降趋势的因素——提高劳动剥削强度、降低不变资本要素的价格等——对机器剩余价值加以解释,因为相反,这些因素取决于它。

德勒兹和瓜塔里对技术变革有利于资本扩大再生产进行了解释,这实际上是对流过剩观念进行的归纳,以包括由知识、科学和技术编码流产生的剩余。这样的符码流是创造和采用新技术机器的基础。德勒兹和瓜塔里认为采用新技术机器的条件是社会机器,它“为了资本主义制度,为了服务于其目的,组织一切被解域的流,包括科学和技术符码流”。最终,这一机器现实化的重要形式是世界市场。然而,正如我们将要在接下来的部分中看到的,除了其他要素外,该机器还包括各种各样的民族国家。在调节资本运动和实现剩余价值时,民族国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虽然前两种社会机器依靠进行编码的社会过程运作,资本主义却是独特的,因为它通过形式上连接被解码的流运作,德勒兹和瓜塔里称之为“公理化”。他们描述了资本主义社会机器与以前机器的不同,这是该不同的第三个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资本主义是公理体系这一概念是二人与众不同的贡献,为进入其政治思想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我们在第一章看到,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哲学概念并无隐喻的一席之地。因此,一定要认为他们使用“公理”这个词,是通过改变数学逻辑中的公理体系概念中的要素,将之用于社会经济领域,发明了一个新概念。德勒兹和瓜塔里认为,是“公理的真正特点让我们说资本主义和当今政治是真正意义上的公理”。这些特点中最重要的是公理体系与符码不同。符码直接在不同意指体系的要素中建立系统对应,而公理体系由纯粹的语法规则界定,产生的是非意指性或无解释的符号串。若对某个模式进行详细说明,将意义分配给形式语言的要素,那我们可能会对由此产生的符号串进行某种解释。

照此看来,我们可以认为资本充当的是“抽象数量的公理”。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是纯粹的定量测度,丝毫不关心不同种类商品流的性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生产普及一切社会商品和关系具有的这种形式。生产要素在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中仅仅表现为货币价值单位。还可以将非资本主义符码体系下生产出的物品纳入全球市场,跟资本主义生产的商品一起作为价值货品交换。那些物品都被包含在交换关系中,因此在多种多样的符码体系下生产的物品,如当地方手工艺品和全自动化生产体系生产出来的产品,可以“从形式上被合并”在资本主义公理之中。

虽然资本是调节社会商品生产、流通和消费的直接经济方法,但前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通过符码运转,而符码是调节社会场域中经济物资和力量流的外在方法。社会符码决定特定流的性质,比如——声望与消耗品相对——从而在不同种类的流之间建立了间接联系。社会符码还决定在某些限度内,如何从初级流中获得剩余:在受符码支配的社会中,剩余价值总是表现为符码过剩。最后,因为编码体系外在于商品的生产和流通过程,因此意味着这些过程中的行动者具有各种集体信仰、判断和评价。相比之下,资本主义无需标记身体或为其行动者形成记忆,因为它借助内在于社会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中的公理起作用,因此是个极其愤世嫉俗的机器:“资本家悲叹现在无人再相信任何事时,只不过是在装腔作势。”

德勒兹和瓜塔里既是在受限的、主要是经济的意义上,也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这是指包括司法机构、政治机构和技术统治机构在内的社会机器——谈到资本主义公理。资本主义似乎有两个方面,或要区分被理解为“被解码流的一般公理”的资本,和被理解为一个或一系列机制的资本主义,这些机制是要维持榨取剩余价值所必需的社会要素相对稳定。作为经济体系的资本形成了一个公理,而资本主义社会也是如此:

真正的公理是社会机器本身的公理,它取代了旧编码,将所有被解码的流组织起来,包括科学和技术符码流,这有利于资本主义体系,为其目的服务。

这表明公理体系的第二个不同特点,正是这个特点表明采用这个概念是有道理的。适用于某个特定模式的公理服从某些重要的限制,比如容贯性或产生剩余价值,有很大的改变空间。资本主义历史包括对公理进行的试验和公理的演进。每次危机都会引起某种反应,可能表现为增加新公理(组成贸易联盟、中央制定工资、社会福利等),或取消现存公理(取缔贸易联盟和货币管制,导致银行、金融和劳动市场自由化)。其中没有任何一个公理是资本本身持续运作所必需的,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公理也是如此。当一家人各自在麦当劳用餐时,经济活动增加了。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资本主义扬言要消灭文明社会生活中的所有价值,用“现金交易”代替它们。资本通过金融流和个人收入流之间的微分关系流通,信息通过大众传媒的电子回路流通,推动整个世界向这样的社会发展:其中,过去的所有符号都脱离了自己的源头,被新的符号覆盖,而代表现在的形形色色之物表现为“一切信仰之图画”。资本主义不断地接近这一界限,却只是为了通过重新设立自己内在的相对界限进一步往前推进它。资本主义公理产生精神分裂流,这些流是其多变的世界性能量的基础,同时又在社会场域中设立新的界限。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公理是压制自己生产的社会力量和物质与能量流的机器:“以一种极严密的公理取代了符码,这种公理将流的能量束缚在作为社会场域的资本的身体上,而这个社会场域既是解辖域化的,甚至比任何其他社会场域更无情。”

德勒兹和瓜塔里如马克思一样,提出从现在的角度书写普遍史,这为了解过去提供了一个特别观点。在这个意义上,他们说“资本主义存在于一切社会形式中”。资本主义是唯一一个依靠对各种流进行普遍解码运转的社会机器,揭穿了先前社会形式痛恨解码这个秘密,致力于“对各种流进行编码或超编码,不让任何东西逃脱编码”。因此,文明的资本主义机器存在于先前的社会编码形式中。该机器不是单一发展过程的终点,而是先前社会编码形式他者,是其绝对界限。社会生活的绝对解域存在于资本主义中,其形式是不断被接近但永远无法到达的界限。这一外在界限是解码和解域过程的终点。若其实现,会是一种社会精神分裂症形式,欲望流会在这一点上“在去社会化的无器官身体上自由流动”。然而,正如精神分裂症是一种无法持续、无法忍受的个人和社会生存方式那样,绝对解域仍是一种理想的但无法实现的社会存在状态。资本主义社会解域了什么,同时会将其再辖域化,因此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新辖域”,这些“新的辖域”可能是“人为的、剩余的或过时的”,但能恢复或重新引入先前社会中的零星符码,或创造出新的社会符码:从更恶毒的宗教或民族主义原教旨主义形式到相对有益的君主立宪政体或公民民族主义,例子比比皆是。资本主义是独特的社会组织形式,有自身的界限,即对各种流进行绝对解码,“但只是通过将该界限推后或消除该界限运作……资本主义的力量确实存在于下述事实中:其公理绝不会饱和,总是能把新公理添加到以前的公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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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保罗•帕顿 著

尹晶 张璟慧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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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尔•德勒兹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和挑战性的思想家之一，是后结构主义思想中的一个关键人物。在人文学科和日益广泛的社会学科中，德勒兹的作品产生了巨大影响，而其作品与政治理论的关系及其对传统政治观念的挑战却很少受到关注。保罗•帕顿清晰、准确、简洁地综合了德勒兹的所有著作，从早期的著作如《尼采与哲学》到较晚近的《什么是哲学?》，还包括其核心著作如《差异与重复》和《反俄狄浦斯》等。帕顿揭示了德勒兹对后结构主义政治思想的重要性，并极为清楚地讨论了德勒兹作品中的基本概念，如差异、权力、欲望、多元体、游牧、捕获和解域等。《德勒兹与政治》展现了德勒兹与现代社会、政治理论以及一系列实际政治关切中的主要问题具有相关性，并首次全面概述了德勒兹与政治思想的关系。本书的概述易于理解，且极富吸引力，介绍了德勒兹这位大思想家著作中的基本主题。对于任何德勒兹研究者以及学习政治、哲学、社会学、历史、人类学、精神分析、文学、电影、文化和后殖民研究的学生而言，本书都是必读之书。

本文转自公众号上河卓远文化，感谢公号授权海螺转载。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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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 王乙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