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德纳尔 | 天堂，请为我们降临大地（海螺独家）

译者按

尼加拉瓜是中美洲地峡上的一个小国。1979年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取得反对索摩查独裁统治斗争的胜利，开始执政。1990年大选失利，2006年再次执政至今。搁置纷扰的政治风云，尼加拉瓜曾经是“解放神学”参与执政的国度。仅此一点，它的经验便值得全世界注意。

埃内斯托·卡德纳尔是尼加拉瓜优秀诗人，修士。1965年出任首都马拿瓜神父期间，在尼加拉瓜湖区的索兰蒂纳梅群岛上创建了贫苦基督徒的宗教团体，组织贫苦农民改良农业技术，建立合作社，绘画、写诗、进行手工艺创作，讨论神学问题，坚持12年之久，并在桑解阵执政后把经验推广到全国。

自1968年开始参与桑地诺阵线地下斗争的卡德纳尔曾出访多国，为尼加拉瓜人民的正义斗争争取国际同情和支持。1976年他勇敢地在罗素法庭[1]上不顾生命危险向世界揭露索摩查独裁政权侵犯人权的罪行。革命胜利后，桑地诺解放阵线的领导人三次邀请卡德纳尔出任政府文化部长，他“像基督让使徒们给人们分送面包和鱼一样，感到上帝安排自己在这个位置上给人们分送文化”。为此，在教会右翼势力的压力下，他被迫放弃了主持圣事的权利。1983年因他参加革命斗争，被教宗约翰·保罗二世革除教职，直到2019年才被方济各教宗恢复其教职。

《天堂，请为我们降临大地》[2]一文写于1990年桑解阵大选失利退出政权之后，那时也正是“苏东”解体，革命大退潮的开始。此文译于20多年前，由于篇幅之故一直未刊。今天，埃内斯托·卡德纳尔这位我尊敬的老人离世了。一如曾经为陆续去世的查韦斯总统、歌手梅塞德斯·索萨、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撰文悼念，谨以这篇迟发的译文纪念这位为伟大的爱献身的革命者和天主教修士。

——索飒

翻译：谭静怡、李庆瑜      制作：李瑞妍

天堂，请为我们降临大地

文 | 埃内斯托·卡德纳尔

译 | 索飒

圣约翰说，上帝的意思就是“爱”，圣奥古斯丁因此自问，上帝的爱是哪一种爱呢？他又自答说，上帝的爱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爱。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把上帝的爱想象成我们在地球上的团结。我们并不认为上帝的作用仅仅限于本体论的范围，从不卷入任何革命。既然是“爱”，上帝就不是静止的，也不是完全的，也不自认为是完全的。

这个非静止、非完全的上帝就是通过进化创造了并继续创造着宇宙的上帝。进化是“爱”的造物，借引力得以实现。小于原子的微粒、原子、分子、细胞、多细胞组织以及社会相互吸引。在我们之上，行星，星球，星系与星云相互吸引。宇宙的规律就是星球与星球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爱”的规律。在宇宙中，一切都是相互联系的，从不存在违反引力的现象。

这就是“上帝之国”，马太称之为“天国”。马太这样说，是根据犹太人不直呼上帝之名的习惯，而不是说地球在天国之外。基督所有的布道只说了一件事，天国的降临。基督没有宣传自己，也没有宣传上帝，他只宣传了天国的降临。天国（或曰“天上的共和国”）就是将在地球上出现的正义、团结和爱的社会。

图为西班牙神学家何塞·伊格纳西奥·冈萨莱斯·法乌斯（José Ignacio González Faus，1933年-）

宇宙间的一切进化都向着这个目标。有一些人认为，下一个阶段是人向机器人——不懂犯罪的机器人——的过渡。这是上帝的意愿吗？上帝希望出现一个机器人的天国吗？西班牙神学家冈萨莱斯·法乌斯认为未来不会是这样的，未来的天国也不会是法西斯式的。我想上帝在今天也不会这样讲：“我们输了。再也没有社会主义阵营了。在尼加拉瓜，桑地诺解放阵线也输了大选。让我们改变制度，重新开始吧。首先让我们撇了这个混蛋的太阳系。”不，上帝不会撇了太阳系；耶稣说过，上帝让太阳每天为好人和坏人升起。

关于社会主义，我们将重新探索。一次次地探索，这才是进化的规律。

首先，社会主义没有失败。失败的只是一种既定的社会主义，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所谓的现实社会主义是一种非现实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它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偏离。基督教也产生过偏离。历史上曾有过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任何歪曲可怕得多的对于福音的歪曲。有过更严重的罪行（如十字军、宗教裁判所）、更骇人听闻的腐败（如文艺复兴时期的教宗）；然而我仍然是基督徒，我也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仍然相信社会主义。

新闻界得意洋洋地在全世界宣布社会主义的失败，但是他们不提更大的资本主义的失败。资本主义只在百分之二十或者百分之十的人类中取得了成功。对于第三世界，对于占人口大多数的穷国和富国中的穷人来说，资本主义是灾难性的。而资本主义的失败先于社会主义的失败。我们可以做以下区分：失败的是虚假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真实的社会主义；相反，失败了的资本主义是真正的资本主义而不是虚假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失败是因为没有实现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失败是因为实现了资本主义。

在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3]去世500年之后，我们仍应该宣传他的布道辞。他曾在布道中多次引用《圣经》经外典第3章第22条：“使别人流血和不付给别人合理工资的人是兄弟。”这两种杀人罪行今天依然存在，此外，还有一个使形势更加严重的因素，那就是我们所欠的外债。

垮了的这个社会主义也并不是一无是处。它在社会公正、社会保险和基本福利方面取得了很多成就。许多否定它的人正在后悔。正巧，上星期的《时代》周刊这样提到前苏联的新资本主义：“我们看到了一种悲惨的事实，在今后的许多年里，莫斯科可能将像西方那些繁荣的都市一样，不得不收容相当大比例的无产者、无房者和失业者，仿佛这是他们为自由经济的成果所必须付出的惨痛代价。”

我们也不应该忘记，这个社会主义并不是死于自然，这些政权的倒台是里根和教宗之间的“神圣同盟”的产物。前不久的《时代》周刊也披露了这一点。梵蒂冈去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睡觉，为的是告诉后者刊登在《全国天主教报道》上的一些话。这是一份美国乃至全世界最重要的天主教报纸。这是一个从波兰开始的长期阴谋，目的在于搞垮欧洲所有的共产党政权。为此，美国贡献了它的政治实力和经济实力，而梵蒂冈贡献了它的精神实力。底特律的助理主教托马斯·冈布莱頓主要批评了这样一个事实：正当美国在尼加拉瓜的港口布雷、对尼开始发动“低强度”之战时，教宗开始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勾结。据《时代》周刊透露，教宗使节皮奥·拉吉与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合作是为了感谢里根对波兰的制裁。索摩查当政时期，这位主教就是亲索的教宗使节。这是巧合吗？我不知道。

图为1983年埃内斯托·卡德纳尔（Ernesto Cardenal）在马那瓜机场下跪欢迎教宗约翰·保罗二世（Pope John Paul II ），教宗在访问尼加拉瓜时挥动手指，当众责骂卡德纳尔。在访问尼加拉瓜一年后，约翰·保罗二世暂停了卡德纳尔的神职人员职务。

可以肯定的是，有一个现象绝不是巧合：在教宗访问的拉美国家里，只要有游击队组织反对政府的，教宗都要号召放下武器，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尼加拉瓜，那里的反政府游击队是由里根武装起来的。

《时代》周刊揭露的这个“神圣同盟”也是针对尼加拉瓜的。我国作家何塞·科罗内尔以前就说过：“尼加拉瓜革命的两个主要对手是里根和教宗，这是使尼加拉瓜革命产生世界性影响的最主要的因素。”

由于我们在大选中的失败，我们的两个对手自觉是胜利者。但是东欧的灾难与我们大选的失败毫无关系。我们从来没有以他们为模式。对于那些从东德学习回来的桑解阵学生，我们总要给他们再上一点课，帮助他们去掉脑子里的一些框框，比如革命与宗教是不相容的等等。一位波兰大使透露，在“团结工会”危机爆发之际，他曾接受了政府的指示研究桑地诺革命在政治上如何对待基督徒的经验。据一位苏联领事讲，他专程去过我国的大西洋海岸，学习桑地诺主义者解决与米斯基多人及讲英语的黑人等少数民族冲突的经验（这的确是很难解决的冲突，因为一切种族冲突都是很棘手的）。

事实上，在戈尔巴乔夫第一次公开说出“新思想”这个词好几年之前，尼加拉瓜就已经有了这种思想。尼加拉瓜有不少人半开玩笑半严肃地说，“新思想”是从尼加拉瓜学去的。

事实上，桑地诺革命从一开始就主张多党制、混合经济（社会的与私人的）、不与任何权力集团联盟、民主、坚决尊重人权、新闻自由及自由选举。

桑地诺阵线的创始人丰塞卡曾说过：“如果我们只打算与同我们意见一致的人干革命，那么我们干的就不是一场真正的革命。”

同时，桑解阵从一开始就与尼加拉瓜共产党保持距离，觉得尼共有一种媚俗和官僚的气息。古巴革命与尼共的情况不同。古巴革命确实启发了尼加拉瓜革命。如果可以把理想、希望、英雄主义看成出口商品的话，我们也可以说古巴向我们输出了革命。

然而，在漫长的斗争年月里，以至在革命成功后，甚至直到现在，尼加拉瓜共产党一直是桑地诺革命的对立面。尼共是与中、右、极右结盟的14个获胜政党联盟成员之一，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东欧、苏联被打败之后，尼加拉瓜变成了一个共产党当政的国家。

今天，革命在尼加拉瓜成了反对派。21个政党参加了最近的选举，其中14个组成联盟并取得了选举胜利，也包括我前面所说的共产党。谁提出实行自由、公正、廉洁的选举，谁就要正视自己在选举中失败的可能性。尼加拉瓜最近的这场选举彻底实现了这些原则，以至于桑解阵在选举中失败。如果有一个政党在选举中永不败北，那么这种选举不是真正的选举，而是虚伪的民主，因而也就是虚伪的革命。尼加拉瓜以自己的实例为人们上了一堂民主课。尼加拉瓜革命以大选败北的方式获胜。一支革命力量在失去了统治地位之后没有停止革命，而是成为一个在野党，一支处于在野地位的民主革命力量。美国的压力、军事、经济的压力导致了桑解阵在大选中的失败；压力之大使一部分支持桑解阵的群众投了别人的票以便摆脱这种压力。大选实际上是革命力量与美国之间的角逐。从这个意义上说，那并不是一场自由的选举。神学家基尤利奥•基拉尔迪这样说道：“这场选举从本质上来说与一场武装入侵没有根本区别，桑解阵遭受失败的原因与一场军事失败的原因也没有什么不同。”

《波士顿环球报》就这场选举这样说：

“毫无疑问这是一次美国前总统里根的胜利，是布什、埃利奥特•亚伯拉罕斯和奥利维尔•诺思的胜利，是‘有钱能使鬼推磨’这一说法的胜利，是犬儒主义的胜利，是最后沦落为赤裸裸的残暴行为的恐怖主义的胜利，是反对派自由党内部的怯懦造成的胜利，他们绝不敢揭露、说出制造这场胜利的阴谋。”

《华尔街日报》说：“在尼加拉瓜取胜的不是民主势力，而是美国支持下的恐怖主义。”上述话是一篇文章的标题。

但是我们应该肯定，从另一方面来说民主胜利了，因为革命力量敢于承受大选失利并继续革命。从这个意义上讲，尼加拉瓜仍然是世界的榜样，它证明民主的革命是有可能存在的。21世纪的革命就应该是这样的革命。表面上看尼加拉瓜革命是20世纪最后一场革命，但因为它的民主性质，它将是21世纪的第一场革命。我们所建立的民主不只是口头上的形式民主，我们的民主是在事实上实现了的民主。这些事实是否认不了的。

图为埃内斯托·卡德纳尔（左）和塞尔希奥·拉米雷斯（右），摄于哥斯达黎加圣何塞，1971年

我想引用一句我们的作家塞尔希奥•拉米雷斯的话，他曾是桑解阵政府的副主席。他说：“一场革命运动通过武装斗争取得了政权，又出于尊重公正、廉洁的选举结果而交出政权，这在当代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我这样说，并没有任何炫耀的意思。”他的话使我想到，桑地诺革命也许有两项最主要的成果，其一是把人民从索摩查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其二就是创造了一种真正的民主，这种民主之彻底以至于使革命在大选中失利。

桑解阵还取得了其他很多成果。其一是它拥有广大人民的支持，其二是它拥有许多青年的支持。当然，任何革命都离不了人民，其主体也都是年轻人。但是，尼加拉瓜革命所拥有的人民和青年之多是很特别的。这场革命的支持者中有许多非常非常年轻的人，甚至是孩子。曾有一个外国记者在起义的日子里问一个新教牧师是否害怕桑地诺分子的到来，这位牧师回答说："桑地诺分子不会来的，因为他们就在这儿，我们的孩子和这一地区的年轻人都是桑地诺分子。”

然而，桑地诺革命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成就，这一点是桑地诺革命最鲜明的独特性之一，未来的人们也许将视之为尼加拉瓜革命最具深远意义的贡献：这就是它拥有广大基督徒的支持。这是历史上第一场拥有基督徒支持的革命。我认为原因在于这场革命非常具有群众性，而尼加拉瓜人民又都是非常虔诚的基督教徒。尼加拉瓜革命政府里有许多神父任职，有一些神父担任了很重要的职务，如外交部长、教育部长、文化部长，这一点在世界上深为人知。但是还有另一种情况人们并不是很了解：在革命政府里，天主教徒多于非天主教徒，革命得到了一大批神父、修女和俗界人士的支持，得到了一大批天主教徒、新教教徒的支持。这一点将影响未来的新革命。它已经影响了以往的革命，如古巴革命。

尼加拉瓜人民相信一个非常群众化的口号：“基督徒和革命之间没有矛盾。”而我更喜欢有人用石墨在墙上写的另一个口号：“基督徒与革命是同一件事情。”

奥古斯托·塞萨尔·桑地诺(Augusto César Sandino, 1893-1934)，尼加拉瓜反美游击队领导人。1927年开始率领尼加拉瓜人民起义，反抗美国占领军。最终，他率领的游击战迫使美国从尼加拉瓜撤军，他本人亦成为拉丁美洲诸国反抗美国控制的标志性英雄人物之一。

在开创桑地诺革命事业之前，桑地诺是一个非常接近上帝的人。称他基督徒并不正确，因为在他那个时代，各种色彩的基督教没有不是反革命的。他的宗教观是通神论，朱利奥•基拉尔迪正确地称之为解放通神论。我本人把他看作一个游击队神秘主义者。

曾在桑地诺的高山营地访问过他的美国记者卡尔顿•比尔斯这样描述桑地诺：

“这个人的意识形态里有一种宗教色彩。他的话里经常出现上帝。比方说，‘上帝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有上帝保佑，我们将取得胜利’，‘上帝和山地是我们的同盟军’。他手下的战士们也总是把这些口头禅挂在嘴边。”

1931年桑地诺盖章、签字发布了一份题为《光明与真理》的文件，他在文件里这样说道：

“神圣的动力鼓舞和保护着我们的军队，自始至终……这个无形的力量有许多名字，但是我们一直把它叫做上帝……万物之始是爱：即上帝。我们也可以称之为造物主。爱的独生女是神圣的正义。你们也许对末日审判的说法已经耳熟……我们应该把末日审判理解为消灭地球上的非正义，让光明和真理的精神即爱主宰大地……不要害怕，我亲爱的兄弟们……我们很快就会在尼加拉瓜取得彻底的胜利，那时，我们将点燃投向全世界帝国主义者的‘无产阶级炸药’的导火线。”

我们这位一号游击队员还留下了一些文字，这些话与那个美国人卡尔顿•比尔斯听说的非常相近 “这个最高的意志把我们团结在一起去争取尼加拉瓜的自由……上帝将为塞戈维亚的印第安人说话……上帝将为我们的奋斗加冕……我们将会取胜，上帝走在我们的前面。”

桑地诺的神秘体验在桑地诺革命中变成了人民群众的体验。在我们取胜后不久，一天，我和古巴的天主教诗人钦蒂奥•比铁尔沿着格拉纳达大街散步，他叫我看一条标语：桑地诺活着。他提醒我注意，这则标语不像一般的标语那样说“桑地诺万岁”，而是肯定了复活。

随着桑地诺革命在人民当中传播，尼加拉瓜逐渐出现了解放神学。这样，一场马克思主义的桑地诺革命同时也成为一场基督教革命。

我想借此机会做一个个人声明：解放神学这个名称没有选好，应该称之为革命神学。当解放神学最初出现在拉丁美洲之时（即麦德林会议的年代），拉丁美洲的主教们觉得“革命”这个词色彩太强烈，宁愿婉转地使用“解放”这个词。解放神学是被压迫者的神学，但是在已经获得了解放的古巴，或者说在桑地诺时代的尼加拉瓜，举起解放的旗帜还有什么意义呢？但革命神学则永远是需要的。此外，不管怎么解释，群众总是问什么是解放神学；如果使用革命神学这个词的话，他们就再不会提问了。无论是参加者还是敌人，谁都知道什么是革命。如果我们称之为革命神学，梵蒂冈或教宗都会反对这一神学，而那时，谁也不会对此感到奇怪。

我们再回到刚才的话题。桑地诺革命是一场马克思主义者和基督教徒的革命，对于我本人和其他许多人，这是一场马克思主义者-基督徒的革命；在这场革命中，还有些人他们既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基督徒，他们就是革命者。

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就这样互为补益。马克思相信共产主义能够使人类摆脱一切宗教神话。然而在尼加拉瓜，基督教也净化了马克思主义，使之摆脱了宗教神话。

在革命进程中，新尼加拉瓜的爱他人风气吸引了许多虔诚的基督徒。

佩德罗•卡萨达利加，我们拉丁美洲伟大的解放主教，或称革命主教，他在尼加拉瓜看到了一个标牌，上面写道：“像爱你自己一样爱他人。教别人识字吧。”他称赞道：“这真是美丽的尼加拉瓜版新律。”或许我们也可以像哥伦比亚游击队员神父卡米洛•托雷斯那样界定革命为：“有效的仁慈”。

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1904—1991），英国作家、编剧、文学评论家。

泰亚尔• 德 •夏尔丹神父曾预言基督徒和马克思主义者有一天会在顶峰相遇。我想，那将是在基督教的顶峰和马克思主义的顶峰吧。而在尼加拉瓜出现的就是这种相遇。格雷厄姆•格林[4]1988年在莫斯科世界作家大会上就这样说过。他直视米哈依•戈尔巴乔夫说道：“在中美洲，人们正在埋葬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的矛盾。”

在尼加拉瓜，奥利维亚•希尔瓦，索兰蒂纳梅地区的一位农民也这样说过：“对于我来说，革命和宗教是一块儿走的。实际上，人有时侯感到必须在旷野上而不是在教堂里向耶稣祈祷。人会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里与基督相遇。也就是说，哪儿有贫穷，哪儿就有弟兄需要主的帮助。”

我一直保存着诗人何塞•科罗内尔•乌尔特乔用铅笔给我写的一个便条，我想他从来没有发表过上面的内容。他深化了格雷厄姆•格林对戈尔巴乔夫说的话：

“如果不放弃单纯的共产主义并变成基督教，共产主义就无法包容基督教，而基督教则可能包容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并继续坚持基督教甚至使基督教更加完美。换句话说，单纯的共产主义者如果不成为基督徒就无法信仰基督教，而基督徒则可以成为共产主义者（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并继续当一个更虔诚的基督徒。”

这位诗人说，在尼加拉瓜所发生的不是大批的共产主义者变成了基督徒，而是大批的基督徒变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就是说，我们在教堂里宣讲社会主义。为什么呢？因为基督教讲的是爱，是消灭仇恨。这意味着消灭资本主义和阶级差别。我们之所以宣传社会主义是因为我们要宣传爱，因为社会主义制度能够杜绝人剥削人的现象或使之更加困难。

里卡多•莫拉莱斯，一位尼加拉瓜共产主义者，桑解阵的领导人，生前没有看到革命成功，他曾经这样写道：“应该以共产主义者的身分研究我们的历史和现实，也应该以尼加拉瓜人的身分研究马克思主义。”

这就是尼加拉瓜的持色，这一点吸引了全世界的同情，也使我们为世界所知。

于是，鲁文•达里奥[5]那句奇怪的诗里的预言实现了：

“我们的土地是为人类而存在的。”

我们在世界上的形象因此而得到了根本的改变。过去我们只代表一个贫穷的落后国家，因受制于一个为美国服务的腐败独裁政权而浸泡在屈辱之中。在国际组织里，我们的作用只是为帝国主义多投一票。过去我们是美国佬的一个基地，他们从这里进攻我们的兄弟国家。革命力量争取到了自由，又英勇地抵抗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入侵。我们因此获得了世界的尊敬和支持。从来没有这么多的客人来我国访问，我们从来没有得到各国人民这样多的合作。虽然我们仍然是一个贫穷的小国，但人们怀着敬意聆听我们在国际会议上的发言。我们代表了许多人争取自由与正义的渴望。对于许多国家的人民来说，尼加拉瓜首先是福音。

尼加拉瓜曾是解放神学当政的唯一国家。解放神学产生于被压迫人民，但它在执政以后就改变了颠覆性质和地下性质，即使为了反对和揭露非正义，也不再具有这种性质，然而它永远是革命神学。

南美的主教们对教宗抱怨说，桑解阵领导的尼加拉瓜成了所有解放神学家的麦加。一点不错。解放神学家胡利奥• 德 •圣安娜说尼加拉瓜是天国的中介。阿图罗•保利说：“我第一次看见人民对穿军装的人不害怕不反感。”巴西解放神学家莱奥纳多•博夫说尼加拉瓜是他唯一见过欢乐的国家。

德国路徳派牧师汉斯•尤尔根•普伦就乌列尔•莫利纳神父在尼加拉瓜举行的一次弥撒说：“这也许是我一生中最受感动的礼拜仪式。”

托马斯·博尔赫·马丁内斯（Tomás Borge Martínez；1930——2012年）尼加拉瓜左翼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作家、国务活动家、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共同创始人之一。

这种礼拜仪式有其历史根源。托马斯• 博尔赫司令，桑解阵政府内政部长，桑解阵唯一在世的创始人这样写道：

“这个国家有幸孕育了一批容易受民众感情感动的知识分子和一批容易受革命感动的宗教人士。在那些艰苦的地下活动岁月里，当我们和乌列尔•莫利纳及埃内斯托•卡德纳尔聚在一起时，我们总是谈论革命胜利后的事情，当然，当我们感到在用这种语气说话的时候，我们也都惊奇地对视：我们对胜利这样坚信不移！然而，究竟是什么使我们担忧呢？我们担心的是，在尼加拉瓜这样一个罪恶连年的国家里，革命的成功会造成与革命精神不成比例的无政府主义与暴力。当我们接近这些宗教人士时，常常想，他们应该能做一些工作，防止这种预见到的暴力发生。”

这是使他们担忧的事情。但是，凭良心说，不是神父和宗教人士而是桑解阵的最高领导人做出了决定，让尼如拉瓜革命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取消了死刑的革命。卡洛斯• 丰塞卡这样说道：“如果国民警卫队的一个士兵落到了我们的手里，我们不仅应该尊重他的性命和人格，而且要像兄弟一样地对待他。我们宁肯犯过于宽厚的错误也不要犯过于严正的错误。”

托马斯·博尔赫本人在革命成功后担任相当于镇压部长的内政部长时说：“英雄的儿子和杀害英雄的凶手的儿子同样应该受到爱心的关照。”

那曾是一场包含着宽恕和对敌人的爱的革命。所以阿图罗•保利看不见人民对穿军装的人感到害怕。所以莱奥纳多·博夫说尼加拉瓜是他唯一见过欢乐的国家。

巴拿马的托里霍斯将军对一个记者说：“他们正在进行一场具有人身保护权的革命，你能想象吗？

我们的革命具有普遍意义，我们不仅团结了不同的基督教会，而且团结了基督徒和无神论者。圣约翰说：“爱他人的人认识上帝，不爱他人的人不认识上帝。”区分不在于是无神论者还是有神论者，而在于是不是爱他人。爱他人的人，即使是无神论者，也认识上帝。有时，那些无神论者更认识上帝。

上帝曾借耶利米之口说：“他捍卫了穷人和赤贫者。这难道不是认识我吗？耶和华如是说。”

基督教最初不是宗教。直到3世纪，教宗费利克斯还骄傲地对异教徒说：“我们基督徒没有神父也没有圣坛。”

在《圣经》里，信仰的对立面不是无神论而是偶像崇拜；我们别把偶像崇拜看成过时的东西，在我们的时代里，偶像崇拜就是资本主义。我们也应该说，与基督教势不两立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同样的道理：爱的反面不是仇恨而是自私自利。那么唯物主义呢？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不在于不相信有精神，而在于相信鼓舞修铁路的精神就是启发了工业时代哲学的精神。

我们知道现在很多人都不敢谈马克思主义，更不敢谈共产主义甚至社会主义。然而我发现，在苏联和东欧遭受灾难之后，左派中没有垂头丧气的一般是基督徒。最后到达马克思主义的对马克思主义保持了最坚定的信念。在我抵达西班牙不久之前，一个西班牙人在马那瓜访问了我。他告诉我他不久前刚参加了共产党，现在感到迷茫和绝望，并想知道他该相信什么，期待什么：他需要某种引导。我到处碰到这种惶惑，但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或革命的基督徒、解放神学家或革命神学家不在其中。

我认为我们基督教徒不仅应该把社会主义看成是可能的，而且应该看成是必须的。我认为社会主义是基督徒的唯一选择。我认为21世纪将是一个新的马克思主义和更新了的基督教的世纪。也许将出现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基督教……

基督教向来讲皈依即改变。但是仅仅有人心的改变是不够的，因为非正义不仅存在于人的心里，也存在于社会上。因此，也要改变社会，当然，是在改变心灵的同时，就像毛泽东说过的，阶级敌人也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心里。

资本主义就是个人主义。因此，西班牙神学家冈萨雷斯·鲁伊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无法想象一个真正的基督的教会如何能存在，除非是在传教士当中。

消灭自私自利和人剥削人的现象，让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成为人的关系，这是乌托邦吗？（以“无法实现的”来理解乌托邦）。如果认为这是乌托邦，那么就好比认为福音是乌托邦。一个西班牙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者一些日子前说，他不明白为什么基督徒能相信肉体复活这样的困难得多的事，却不相信人的自私性有一天会消失。

埃内斯托·卡德纳尔（左）和菲德尔·卡斯特罗（右），摄于1978年

现在，欧洲的社会主义倒台了，轮到拉丁美洲乌托邦上台了。前不久，保罗·弗莱雷[6]老师在巴西对我的兄弟费尔南多这样说。弗莱雷认为，拉丁美洲能够创造一种没有欧洲弊病的社会主义。这就是切[7]很久以前所要求的：“基督徒应该坚定地选择革命。”他又说：“特别是在我们这块大陆上，基督教对于人民群众来说是如此重要。”

前不久，乌拉圭杂志《裂口》报导了关于“现实社会主义”倒台的讨论会。某个党的领导人这样说：

“我们应该重视另一个问题，这是一个与起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左派有点无关的问题。这就是关于爱的基督教感情。我们为无神论和对宗教的反感缴了一份19世纪的贡赋。当我们走着另一条路的时候，拉丁美洲却一直存在一种宗教传统，这种传统汇入了社会主义的、亲社会主义的、同情社会主义的洪流，我们不应该继续无视它的存在。”

就像夏尔丹说过的那样，基督教徒与马克思主义者在顶峰汇合的时刻已经到了。他所说的“明天的神秘主义”指的就是这个汇合。我们很晚才到达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到达就是为了留下来。更准确的说法是，我们回到了自己的根源。难道恩格斯没有提示我们，原始基督教精神中对尘世欢乐的蔑视和对肉体的折磨就是对富人的一种抗议吗？

P·卡多纳尔访向中国回来后宣布：“基督教如果真正严肃地按基督的教诲做会成为什么样子，我觉得我看到了这一点。”他发现了我们基督教的根源。

我们来自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者是我们神圣的源头，我们的圣父圣格雷戈里奥·德·尼萨说：“一开始，你的，我的，都是一些很陌生的词……而发财致富的坏念头根本不为人知。”圣巴西利奥说：“一个完美的社会是一个没有私有财产的社会。”克莱门特·罗马诺说：“世界上的一切东西都应该由众人共同使用。” 圣约翰·克里索斯托莫说，上帝给了我们大家太阳、星星、天空、元素、河流，这是为了用实例教育我们，所有的东西都应该共同使用。他还说公有制是比私有制更适合于人性的生存方式。

并不局限于言词，早期基督教团体就是这样实践的。据恩格斯说，他们的行为启发了现代革命运动。实际上，一切社会变革都来自《圣经》。异教哲学家认为社会不公正是不可避免的。亚里士多徳认为奴隶制是必要的。只有《圣经》上的先知预言了社会的彻底变革。《圣经》反复强调阶级斗争。“在鬣狗和狗之间有什么和平可言呢？在富人和穷人之间有什么和平可言呢？”（经外典，13，22）

这就是尼加拉瓜人民教会曾思考过的神学。桑解阵文化部长曾创立了一些遍及全国的群众诗歌小组。模仿这些小组，其他人试办了群众神学小组。

对于这些小组来说，桑地诺人民革命也是一个神学现象。这是非常新鲜的。奥科塔尔的小组这样说：

“我们认为我们就在这块土地上实践着神学，我们在革命进程中，在我们为了共同利益所投入的毎一点努力中实践着神学。比如，当我们教文盲识字的时候，种地的时候，参加保卫战的时候，参加爱护儿童的卫生运动的时候，我们都在实践神学。”

桑解阵被打败了，这是一个事实，尽管主要是被外国的干预打败的。我并不想否认我们在执政时所犯的错误和罪过，但这不是导致选举失败的根本原因。同时这次失败（败于一个很小的票数之差）与所谓的现实社会主义的消失也毫无关系。在桑解阵大选失利后，许多基督教徒、天主教徒和其他教会的人士发表了声明，再次表达他们的希望：“我们肯定立足穷人的伦理和政治性质。我们根据上帝的话再一次肯定，像尼加拉瓜所出现的带有人道、民主色彩的革命是通向天堂的中介。”还有许多类似的话。

当然，我们像耶稣一样随时准备失败。我们应该像耶稣那样斗争，尽管对眼前的胜利没有把握，但对最终的胜利充满信念。

我们并不感到孤单。当前，进化在各个角落史无前例地催发男女革命者的萌芽，他们是超前的进化，日益觉悟的进化。我们是一个自“大爆炸”开始的进程的产物。起初是原子小微粒，这些微粒结合成原子，原子又结合成分子。分子越变越大，组成了细胞。细胞开始是单个的，后来变成了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的机体，直至成为带有复杂的人类意识的机体，而人类又不断演化为越来越复杂的社会。把我们想成进化的终结是不科学的。新的事物会从目前的人类中诞生，将会诞生一个旨在实现更高的目标的超级人类。人类只有1、2百万年的历史。Homo Sapiens（现代人）只有不到10万年的历史，有人认为只有6万年的历史。而马已经有了6千万年的历史。人类的文明史也许开始于农业和家畜饲养业，这一历史才刚刚1万到1万2千年。试问：我们能够想象1万年后人类会变成什么样子吗？1百万年、2百万年之后呢？我们怎么能说我们已经进入乌托邦的终结了呢？

埃内斯托·卡德纳尔在尼加拉瓜索伦蒂纳梅教区的礼拜堂，摄于2005年

还是在索摩査统治的黑暗年代里，当我和我们索兰蒂纳梅村的农民们谈论《圣经》时，一个叫劳雷亚诺的农民说：“我现在20岁，我希望天国和末日审判不要到我老的时候才来到，我希望它们现在就实现。”劳雷亚诺在革命胜利后死于接近洪都拉斯边境上一场抵抗反革命武装的战斗中。确实，我们每个人都希望亲眼看见《圣经》里讲的这些。然而所有死去的人都没有看见它们。正是从这里产生了复活的必要。复活正是为了避免死亡最终剥夺我们享受革命成果的权利。因此，宇宙的创立中必然包含复活。当然，这不是一种静止的复活。

进化和革命是一回事。进化是通过飞跃实现的，革命是人类社会进化中的飞跃。进化过程中有倒退和死胡同，革命也一样。但是不管怎样发展，向前的方向是不变的。

天国就在地球上；或者勿宁说，地球在天上。地球与其他的星球、星系同在天上，与其他有生灵居住的行星同在天上。在这些行星上也有进化和社会革命的进程， 有倒退和新的进展，有他们的十字架受难者和复活者，在这些行星上也将像在地球上一样建立爱的国度……不是那种不懂得犯罪的机器人的国度，而是懂得爱的自由人的国度。在爱的旗帜下团结起来的人如同一个人，《旧约》语言称其为“人子”，前面引证过的神学家冈萨莱斯•法乌斯认为，“人子”相当于任何马克思主义革命中的“新人”，他坐在上帝的右手（借用路德的说明：上帝的右手无处不在）。

这些就是桑地诺向他的部队宣讲过的福音，也就是我们说过的：末日审判就是爱在地球上的胜利。这就是索兰蒂纳梅的青年农民希望在他20岁的时侯而不是在他老的时侯能看到的审判，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希望看到的审判。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审判已经开始：审判就是耶稣变成了被压迫的穷人中的一员，变成了为穷人和被压迫者而斗争的那些人中的一员；一句话，当耶稣和人结合在一起之时，他就变成了所有的人——人子和新人——中的一员。

上帝是人，上帝人：这就是在梵蒂冈教务会议内外讨论、争吵过多次的理论。但是，从基督教诞生之日起，上帝就捣毁了上帝的宗教形象：上帝和我们一起吃饭、喝水，上帝也大便和小便。现在的任务是，让我们都成为耶稣基督的一部分。这样，我们的复活才是可以想象的。让我们一起超越。这就是天国。这是耶稣唯一的话。天国就在这个行星上。地球应该加入其他已成立的爱治的星球的协和体，与之形成一个统一的社会。

地球在星球和星系之间，在类星体之间；据说这些类星体像太阳系的体积那么大，但是比100万亿个太阳还明亮，有时比10万个星系还明亮。光明是一本书，这本书与“爱”创造的宇宙史同时诞生。人的眼睛长出来是为了看光明的，是为了读这本追溯太初的书的，是为了向远处看，直至看到永恒的。

在始与终之间，在两个永恒之间，便是我们。人正好处在原子和银河之间。或许也可以说，人处在夸克粒子和类星体之间，建设着天上的共和国。

我愿以桑地诺的一句话结束我的文章：“有上帝保佑，我们将取得胜利。”

 注  释

[1] 罗素法庭，亦称国际战争罪法庭或罗素-萨特法庭，是一个由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组建，并由法国哲学家、剧作家让保罗萨特主持的公众机构。此法庭旨在调查并评估美国对越政策和军事干预、1954年奠边府战役中法国的失利以及南北越的建立。这是西方历史上公共知识分子的一次著名运动，并由一系列后续法庭所继承。

[2] 本文引自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主办的社会科学杂志《美洲纪要》1993年总第40期。作者为尼加拉瓜诗人、耶稣教会教士埃内斯托·卡德纳尔，1979年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革命胜利后曾任政府文化部长；1990年桑解阵大选失利后，从事宗教和文学创作。

[3] 西班牙殖民时期的多明我会教士，坚决维护印第安人的利益。

[4] 英国小说家，曾一度加入英国共产党。

[5] 20世纪初尼加拉瓜著名诗人，他创立的“现代主义诗歌”曾影响了欧洲大陆。

[6] 巴西当代著名教育家，倡导“解放教育学”。

[7] 指切·格瓦拉。

END

1925年1月20日，埃内斯托·卡德纳尔（Ernesto Cardenal）出生于尼加拉瓜格拉纳达。

1942至1946年间，在墨西哥学习文学。

1947-1949，在纽约继续学业。

1949-1950，在西班牙、瑞士和意大利旅行。

1950年7月，卡德纳尔返回尼加拉瓜。

1954年4月，参加反对阿纳斯塔西奥·索摩查·加西亚的革命，政变失败，其许多同伴和朋友牺牲。

1957年，进入美国肯塔基州的特拉普修道院——客西马尼圣母修道院（Abadía de Nuestra Señora de Getsemaní），在这里遇到了美国修士作家托马斯·默顿（Thomas Merton）。

1965年，在尼加拉瓜格拉纳达，晋铎为天主教神父。

1966年，在索兰蒂纳梅湖区岛建立了一个基督教农民社区。这个社区的很多成员后来都成为桑地诺解放阵线的中坚力量。

1977年，索摩查的武装突袭了索兰蒂纳梅社区，卡德纳尔被迫逃往哥斯达黎加。

1979年，革命胜利后，卡德纳尔被任命为新政府文化部长，他的弟弟，也是一名神父，被任命为教育部长。尝试将索兰蒂纳梅湖区岛所做的事情，诸如“人民诗歌工作坊”（Talleres populares de poesía）推广到全国。

1983年，教宗约翰·保罗二世（John Paul II）禁止尼加拉瓜的神父担任政府职务。但他没有遵从教宗命令，继续担任文化部长直到1987年。

1984年2月，教宗约翰·保罗二世因卡德纳尔拒绝离开其政治职位而中止其神职（divinis）。

1994年，公开表示离开桑地诺阵线，成为丹尼尔·奥尔特加的严厉批评者，但道义上支持桑地诺革新运动。

2005年，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

2012年，获得索菲亚女王伊比利亚美洲诗歌奖。

2018年，卡德纳尔获得马里奥·贝内德蒂奖（Premio Internacional Mario Benedetti），并将其献给阿尔瓦罗·康拉多（Álvaro Conrado），一个在抗议活动中丧生的15岁男孩。

2019年2月17日，正在住院的卡德纳尔收到方济各教宗来信，得知自己的神职已获恢复。马那瓜总教区辅理主教西尔维奥·何塞·巴埃斯随后为病榻上的卡德纳尔举行弥撒。

2020年3月1日，尼加拉瓜诗人、神父、革命家、解放神学的代表人物埃内斯托·卡德纳尔在马那瓜去世。

埃内斯托·卡德纳尔生平年表

本文原载于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主办的社会科学杂志《美洲纪要》1993年总第40期，中译版本为首次公开发表。感谢译者索飒老师授权海螺发表，未经许可，请勿转载！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侵权删。文章仅表达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公号立场。

本期编辑 | 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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